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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识别《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效。
但如何理解和适⽤其中的“强制性规定”，在司法实务中就成为⼀个争论的问题。
⼀般认为，强制性规范通常以“应当”“必须”“不得”等⽤语提醒当事⼈必须严格遵守⽽不得随意以协议交易改变，但由于⽂字表义的局限性，⽴法者在制定法律法规条⽂时，其所使⽤的⽂字常常背离其⽴法愿意，因此，在合同的有效和⽆效取决⼀个法律条⽂是否属于强制性规范时，如果仅仅以条⽂的措辞或者⽤语作为区分或判断标准，是远远不够的，甚⾄在许多情况下是相当危险的。
最⾼⼈民法院《合同法解释（⼆）》第14条规定：“《合同法》第五⼗⼆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性强制性规定。
”这意味着司法解释将法律、⾏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作出效⼒性和管理性的区分。
⼀、效⼒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所谓强制性规定，与任意性规定相对，是指直接规范⾏为⼈的意思表⽰或者事实⾏为，不允许⾏为⼈依其⾃由意思⽽加以改变或排除其适⽤，否则，将受到法律*裁的法律规定。
强制性规定⼀般包括如下形态：1、规制意思⾃治以意思⾃治⾏使要件的规定，⽐如⾏为能⼒、意思表⽰⽣效要件以及合法的⾏为类型。
2、保障交易稳定、保护第三⼈信赖的规定。
3、为避免产⽣严重的有失公平的后果或者为满⾜社会要求⽽对意思⾃治予以限制的规定。
司法实务中要妥当理解“强制性规定”，应先理解强制性规定中“强制”⼀词并⾮指必须遵守这些⾏为规范，强制性规定也包括哪些仅仅确定某些法律⾏为的⽣效要件的规定，⾄于是否从事这些法律⾏为，仍属当事⼈契约⾃由。
因此，强制性规定之“强制”，是指⽆论当事⼈的意思如何，这些规范总是适⽤。
在强制性规定中存在着不同的情形：有些强制性规定仅仅起到为当事⼈设定⼀般性义务的作⽤；有些是为了保护特殊场合下⼀⽅当事⼈的利益；有些是为了法律制度上要求的需要（⽐如物权法定主义）；有些则可能是纯粹出于民法以外的法律规范⽬的（⽐如⾏政管理上的需要）等。
第1篇在市场经济中，合同是交易双方达成一致、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要法律文件。
然而，并非所有合同都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
根据我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以下列举了五种法律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并对其进行详细解析。
一、合同无效的情形1. 涉及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禁止性规定（1）强制性规定：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必须遵守的规定。
合同内容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2）禁止性规定：指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行为。
合同内容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2. 欺诈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
欺诈的合同无效。
3. 重大误解重大误解是指当事人因对合同标的物、标的物的质量、数量、性质等产生重大错误认识，导致合同内容与真实意愿不符，使对方当事人获得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重大误解的合同无效。
4. 约定不明确合同内容不明确，无法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合同无效。
5. 乘人之危乘人之危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对方处于困境、急需援助等特殊情况，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损害对方利益的行为。
乘人之危的合同无效。
二、具体情形解析1. 涉及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禁止性规定（1）案例：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公司将一套房屋出租给乙公司。
合同签订后，甲公司发现该房屋属于违章建筑，违反了我国《城乡规划法》的规定。
因此，该合同无效。
解析：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本案中，甲公司出租的房屋属于违章建筑，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因此合同无效。
（2）案例：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公司将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乙公司。
合同签订后，甲公司发现乙公司涉嫌非法集资，违反了我国《刑法》的规定。
因此，该合同无效。
解析：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本案中，乙公司涉嫌非法集资，违反了《刑法》的规定，因此合同无效。
无效合同之情形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具体而言：（一）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根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之规定，所谓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
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是在受欺诈人因欺诈行为发生错误认识而作意思表示的基础上产生的。
因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是行为人在他方有意的欺诈下陷于某种错误认识而为的民事行为。
构成欺诈应具备如下条件：一是必须有欺诈人的欺诈行为。
欺诈行为是能使受欺诈人陷于某种错误，加深错误或保持错误的行为。
主要表现情形有三种，即捏造虚伪的事实、隐匿真实的事实、变更真实的事实。
二是必须有欺诈人的欺诈故意。
欺诈故意是由于欺诈人的欺诈行为而使他人陷于错误，并基于此错误而为意思表示的故意。
三是必须有受欺诈人因欺诈人的欺诈行为而陷入的错误。
这里所说的“错误”，是指对合同内容及其他重要情况的认识缺陷。
传统民法认为，构成欺诈必须由受欺诈人陷入错误这一事实，受欺诈人未陷入错误，虽欺诈人有欺诈故意及行为，在民法上不发生欺诈的法律后果。
四是必须有受欺诈人因错误而为的意思表示。
所谓受欺诈人因错误而为的意思表示，即错误与意思表示之间有因果关系。
错误的认识必须是进行意思表示的直接动因，才能构成欺诈。
五是欺诈是违反了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人们在民事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
根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的规定，所谓胁迫，是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相对方作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
People's Livelihood Guarantee‖民生保障合同无效的认定与强制性规定的识别(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3) [摘 要]在我国现行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合同行为为主的市场主体间交易活动占据了我国市场的半壁江山，在我国《合同法》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和鼓励交易的背景下，市场主体间的交易行为日益频繁，这对我国市场经济的繁荣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随着合同行为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合同纠纷中的疑难问题也随之显现。
在合同效力的认定方面，如何准确适用违反强制性规定而致使合同无效，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过程中，颇具争议。
为此《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三十条对此问题作出回应，本文以合同无效认定规则的发展作为切入点，对有关强制性规定的判别加以探讨。
[关键词]合同效力问题；强制性规定；禁止性规范 [中国分类号] D92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168X(2021)05-0037-02邢思宇一、以合同法的作用与基本原则切入市场经济是动态的过程，始终处于运行的状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多以市场主体间的交易活动为基本内容，庞杂的交易活动又构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市场，合同成为调整市场资源配置和规制市场主体行为的主要手段。
在合同自由与鼓励交易原则的背景下，当事人意思自治成为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市场主体之间的行为多数基于当事人双方所达成的合意，并排斥国家权力的不当干涉。
但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不能跳脱法律体系而独立存在，上述行为仍然要受法律与道德的约束，故合同效力的问题也应在法律规制的框架之内。
我国《合同法》对合同效力的规定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完善，对于当事人合意但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是否无效的问题，应当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断更新其应有的内涵。
二、关于合同无效认定规则的演变对于无效合同效力之认定，我国自社会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之后，便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并完善了相关规定。
《合同法》与以往的立法有所不同，将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规定为无效合同，其目的是为了严格区分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的适用。
所谓任意性规范，是指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排除其适用的规范，即任意性规范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意思自治，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作出约定，对任意性规范由当事人通过约定加以排除是合法的，所以只有在违反强行性法规的情况下，才能导致合同无效。
强行法规又可以分为强制规定与禁止规定两种，强制规定指命令当事人应为一定行为之法律规定;禁止规定指命令当事人不得为一定行为之法律规定。
禁止规定可以再分为取缔规定及效力规定，前者仅系取缔违反之行为，对违反者加以制裁，以禁遏其行为，并不否认其行为私法上的效力，而后者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不成立的规范。
而我国现有的强行法律规定中，并没有严格区分强制性规定与禁止性规定，这是在司法实践中值得引起注意的。
《民法典》无效合同处理规则适用要点解析一、背景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民法典，于2020年5月28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三次会议上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民法典》的出台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对于规范和保护市场经济秩序起着重要作用。
在《民法典》中，无效合同的处理规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方面。
本文将对无效合同处理规则的适用要点进行解析，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运用相关法律规定。
二、无效合同的定义和性质根据《民法典》第203条的规定，无效合同是指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违背了交易双方真实意思的合同。
无效合同是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因此需要依法进行处理。
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是保护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的稳定。
《民法典》对无效合同的处理规则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为解决无效合同带来的纠纷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三、无效合同的效力及其影响根据《民法典》第96条的规定，无效合同自始无效。
也就是说，一旦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其效力从合同成立之时起就不存在，双方不能依据无效合同主张权利或者承担义务。
与此同时，无效合同所产生的效果应当予以消除。
《民法典》第99条规定了消除无效合同的方式，包括返还财产、恢复原状、支付损失的赔偿等。
消除无效合同的目的是使双方恢复到合同成立以前的状态，以最大程度地保护双方的权益。
四、无效合同处理规则的适用要点解析1. 公共利益与无效合同根据《民法典》第52条的规定，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是无效的。
在处理无效合同时，应当充分考虑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确保法律的实施不会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2. 强制性规定与无效合同无效合同是指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
在处理无效合同时，应当查明合同是否违反了强制性规定，并依法做出相应的处理。
3. 恶意串通与无效合同根据《民法典》第54条的规定，双方恶意串通的合同是无效的。
论适用中的强行性规范摘要：本文围绕《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论述，认为强行性规范可分为强制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并对效力性禁止性规定和管理性禁止性规定的认定和区分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强行性规范；效力性禁止性规定；管理性禁止性规定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中规定，该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对“强制性规定”、“效力性强制性”如何界定和识别，不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还是一个司法技术问题①，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存有不同看法，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表面上看是法律适用或学术问题，但其实质是国家强制与私法自治之间的界限如何确定的问题，即国家权力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容忍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和行为自由。
同时，对合同效力的认定也间接关系到国家司法调整的一致性和社会整体的公平性。
一、前行问题：合同无效的种类合同无效可以分为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两种。
绝对无效是指合同“当然、自始、绝对、确定、永久”不能生效的合同，任何人都可以主张无效，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审查，主动宣告无效。
但这只是合同无效的一般类型，在一些情况下，某些合同尽管具有违法性，但只涉及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如果这种合同都认定为绝对无效，允许任何人主张无效并不妥当。
因为这种合同是否损害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只有第三人自己知道，如果允许其他人越俎代庖，未必符合第三人的利益。
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的区别在于：一是对绝对无效的合同，任何人都可以主张其无效：而相对无效的合同，只有特定第三人可以主张其无效。
二是绝对无效的合同属于自始、当然无效的合同：相对无效的合同，在特定第三人主张其无效时，该合同方相对于该特定第三人自始无效，而相对于除该特定第三人之外的其他任何民事主体，该合同仍然有效。
三是绝对无效的合同属于确定、永久不能生效的合同：相对无效的合同，其效力取决于特定第三人的意志，如果该第三人放弃主张该合同无效的权利，该合同即成为确定有效的合同。
合同法第52条中强制性规定的理解(案例)(总4页)-CAL-FENGHAI.-(YICAI)-Company One1-CAL-本页仅作为文档封面，使用请直接删除通过本案，对《合同法》第52条的“强制性规定”会有进一步的理解。
相关的案例还有《陕西法官讨要煤矿分红案》，也许这个案例不是很适合，主要就是为了增进了解。
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并不必然致合同无效——江西赣州中院判决饶世芳与何烈辉租赁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合同在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时，并不必然无效。
判断合同有效或无效，主要看合同本身是否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的利益。
【案情】2006年7月15日，原告饶世芳与被告何烈辉签订了一份《场地租用合同》，由原告将其位于莲花村的荒地一亩租赁给被告，租期为10年，从2006年7月15日至2016年7月15日止；在每年7月15日前一次性支付当年租金。
合同签订后，双方依据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被告也在该土地上兴办了家具厂，并将2010年7月14日前的租金交清。
2009年，原告以该合同未遵循农村土地使用用途，用于工业用地为由，诉至江西省南康市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合同无效。
【裁判】南康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场地租用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该合同标的物系荒山，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情况下，可以将其承包的土地出租给第三人进行农业开发，但改变土地用途的，应当报请土地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被告未经报请审批，改变土地使用用途，违反了相关行政管理规定。
但根据合同法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才应认定合同无效。
原、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对在标的物上办家具厂已形成合意，被告的行为也不构成掠夺性破坏，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故不属无效合同，对原告的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南康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饶世芳的诉讼请求。
《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理解与适用作者：尹国栋来源：《职工法律天地·下半月》2017年第03期摘要：《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本项对因违反法律法规而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做了严格限制，只有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规定（禁令）才是无效的，违反了其他法规规章或者所有法律法规任意性规范的合同并不必然无效。
在司法实践适用该项时仍存在改进的空间，后续应该通过修改法律规定或者增加司法解释的方式进一步明确内涵，确定具体明确的标准，增加规范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强制性规定；禁止规定；行为准则；权能标准一、《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理解《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本项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标准可以细化成两个部分进行理解：（1）合同违反的必须法律和行政法规，具体来说只有违反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才能作为合同无效的依据，将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排除在外。
《合同法解释》第4条明确指出：“法院确认合同无效时要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为裁判依据，不得以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作为裁判依据”。
（2）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才能作为无效的依据。
法律规范可以区分为任意性规定和强制性规定，任意性规定是指允许人们选择是否适用，适用到什么程度的规定，更多强调的是意思自治。
强制性规定一般是要求人们必须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规定，并没有赋予当事人在该等范围内的意思自治，可以分为强行规定（指令）与禁止规定（禁令）[1]。
本项规定的逻辑大致如下：强制性规范法律和行政法规可以通过宣布合同无效的方式对私法主体的行为进行规范。
对此，笔者认为需要做进一步细化。
强制性规定可以分为强行规定（指令）与禁止规定（禁令），禁止规定（禁令）比较容易理解，其应有之义就是私法主体不得从事某些行为，否则就违反了法律法规规定，则由此签订的合同自然无效。
违反强制性规定订立合同的效力【摘要】意思自治、私法自治被看为合同自由最主要的表达方式，法律在最大限度的保障合同之主体意思自由。
但没有绝对的自由，过度的自由会干涉到别人，并且引发一系列的现实问题。
本文通过对强制性规定的概念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法律上对强制性规定订立的合同效力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关键词】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意思自治；一、强制性规定的基本概念（一）强制性规定的界定根据权利与义务的强度为标准，把法律规定分为强制性规定和任意性规定。
强制性规定通常被设定在关系国家利益、社会秩序以及第三人利益的事项中，即不能以个人意志变更或排除适用的规范，排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反之，多为任意性规定。
有时，我们也能够从用语上来对两者进行区分。
任意性规定通常使用“可以”，而“必须”、“应当”、“禁止”等适用在强制性规定中。
（二）强制性规定认定的实质标准强制性规定的形式标准多体现在语义标准的认定，并不能清晰准确的来判定对强制性的认定。
所以需要从实质方面来进行判定，保障和限制公民的自由是法律的核心问题，法律上则体现为公序良俗，即公序代表的是国家利益，良俗则是社会利益。
可见，强制性规定代表的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体包含：国家整体利益、社会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以及一些与基本价值相关联的个人利益（生命、自由等）。
所以，可以从是否违反公序良俗而导致合同无效来判断其是否是强制性规定。
1.我国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的历史沿革（一）立法方面1993年修订了《经济合同法》规定：只要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合同是都是无效的，但没有对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进行规定。
1999年《合同法》中规定：只限于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不是违反所有的法律法规，这是有关于强制性概念最早出现。
《合同法》第52条第5款，规定了无效的合同一般都是违反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或一些强制性规定，这些极大的完善了强制性规定与合同效力的关系。
合同无效的12种情形一、违反法律或强制性规定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双方应当遵守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如果签订的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那么该合同是无效的。
比如，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租金违反了当地物价部门的强制性规定，那么该合同就是无效的。
二、违背公序良俗公序良俗指的是社会道德规范和正常的行为准则。
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如果合同的内容违背了公序良俗，那么该合同是无效的。
比如，在签订一份合同时，合同中出现了反社会、违法、不道德的内容，那么该合同就是无效的。
三、无协议能力在签订合同时，双方必须都具备协议能力，也就是必须是成年人并完全具有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
如果一方当事人无法完全具备协议能力，比如是未成年人、精神疾病患者等，那么该合同就是无效的。
四、违反合同约定在签订合同时，双方应该遵守合同中的约定。
如果某一方在合同中违反了协议约定，那么该合同就是无效的。
比如，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合同中约定租赁期限为一年，但实际上租赁期限只有六个月，那么该合同就是无效的。
五、误解或欺诈在签订合同时，如果一方当事人因为误解或欺诈而签署了合同，那么该合同就是无效的。
比如，在签订一份商业合同时，一方当事人明知道合同中的内容有误或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故意欺诈对方当事人签订该合同，那么该合同就是无效的。
六、违反公序良俗在签订合同时，如果合同中存在违反公序良俗的内容，那么该合同就是无效的。
比如，在签订一份合同时，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一些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内容，那么该合同就是无效的。
七、违反法律在签订合同时，如果合同中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那么该合同就是无效的。
比如，在签订一份贷款合同时，合同中明确约定了骗取贷款的手段和方式，那么该合同就是无效的。
八、重大误解在签订合同时，如果一方当事人因为重大误解而签署了合同，那么该合同就是无效的。
比如，在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合同时，房屋所有权被另一方当事人先前出售给了其他买家，但未告知本次买家，导致买家购买的是一份非法的产权，那么该合同就是无效的。
论违反强制性规定行为之效力--兼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理解与适用孙鹏阅读次数： 993 内容提要: 强制性规定是指其适用不以当事人意志为转移、不能通过约定予以排除或变更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中的"强制性规定"应界定为公法上的强制性规定,可以说是沟通公法强制与私法自治的"管道",在性质上为授权法官进行价值补充的概括条款。
法院应遵从均衡性原则、适合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将违反强制性规定与违反公序良俗作"一元化"的把握,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判定违反强制性规定行为的效力。
关键词: 法律行为强制性规定公序良俗效力判断法律行为违反强制性规定时效力的确定,是一个源远流长的问题。
罗马法学者以制裁方式之不同,将强制性规定区分为: （1）完全法律（Lex perfecta） ,违反时行为无效；（2）次完全法律（Lex minus quam perfecta） ,违反时仅行为人受刑事制裁,行为效力不受影响；（3）不完全法律（Lex imperfecta） ,违反时不受任何制裁；（4）最完全法律（Lex pnus quam perfecta） ,违反时行为无效且受刑事制裁。
但强制性规定的性质,在罗马法上被认为须依"解释"而定。
[1]后世欧陆诸国民法,在实务操作上多秉承罗马法传统,在判定违反强制性规定行为之效力时几乎皆视法律目的而定,而并非一律因违法而否定之。
在立法上,《德国民法典》第134条规定:"法律行为违反法律上的禁止者,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围绕着该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在德国已经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解释论。
《日本民法典》的规定与德国有较大出入,其第91条规定:"法律行为之当事人所作的意思表示与法令中与公共秩序无关的规定不同时,遵从其意思。
"但针对违反强制性规定行为之效力问题,日本民法学界却历经了100 余年的认识、争论、反思,形成了民法学上极其著名的"法令违反行为效力论"。
关于合同违反强制性规定的理解作者：韩丽丽来源：《法制与经济·下旬刊》2013年第03期[摘要]法律体现着国家的基本政策和所保护的重要目标，一经颁布就必须遵行。
我国《合同法》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违反效力性的强制规范，合同无效。
违反管理性的强制规范，合同不一定无效。
违反取缔性的强制性规范，合同一般不受影响。
[关键词]合同效力；强制性规范；效力性强制规范一、强制性规定的涵义及分类强制性规定，又称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相对，是指直接规范人们的意思表示或者事实行为，不允许依其意思加以变更或者排除其适应，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的法律规范。
包括（1）规定意思自治以及意思自治行使要件的规范，如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生效的要件以及合法的行为类型（限于对行为类型有强制性规定的情形）；（2）保障交易稳定、保护第三人之信赖的规范；（3）为避免产生严重的不公平后果或为满足社会要求而对意思自治予以限制的规范。
“强制”一词并不是指必须遵守这些行为规则，否则就会带来不利的法律后果或强制措施。
强制性规范也包括仅仅确定法律行为生效要件的规范，至于是否遵守仍由当事人决定。
强制性规范不管当事人的意思如何总是适应的。
在强制性规定中，有些只是起到为当事人设定一般性义务的作用，有些是为了保护特殊场合下的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有些是为了法律制度上要求的需要（比如物权法定主义），有些则可能是纯粹出于民法以外的法律规范目的，比如行政管理上的需要。
所以，强制性规范的违反不一定导致合同效力的绝对否定。
这涉及效力性的强制规范和管理性的强制规范的分类及其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效力性的强制规范，是指对违反强制性规范的法上的行为，在效力后果上以私法上的方式予以一定制裁的强制性规范。
当事人所预期的私法上的法律效果会受到一定的消极影响，或者无效，或者效力待定。
管理性的强制性规范，则是指它被违反后，当事人所预期的私法上的效果不一定会受到私法上的制裁的强制性规范。
谈《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中强制性规定的称谓与适用[摘要]学界对《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强制性规定”的称谓存在颇多争论。
对于“强制性规定”与“强行性规定”这两个概念不作区分或许会减少很多麻烦，但前者与“禁止性规定”还是有必要区分应用。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认定标准是合理适用第5项的关键，有必要结合案情与社会公共利益来综合评判所涉法律法规的性质，进而确定合同效力。
[关键词]强制性规定；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合同法》第52条明确规定了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
第5项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合同法解释（一）》第4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合同法解释（二）》出台后，第5项再度被限缩：“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从这些变化不难看出，无效合同的认定被严格限制，数量将大大减少。
其价值与意义已得到普遍认可——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对统一交易规则的渴求，也体现了立法者鼓励交易的价值取向。
[1]尽管几度对条文进行解释，对该第5项的理解与适用在学界及司法实践中仍争议颇多。
2012年4月21日，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召开了“合同法第52条解释适用”学术研讨会（下称研讨会）。
就第5项带来的困惑，与会的知名专家学者与法官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对多个问题进行了剖析，本文中笔者只从“强制性规定”的称谓以及如何将该概念运用于司法实践两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粗浅见解。
一、称谓之争研讨会上，王秩教授率先指出了强行性规范、强制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强制性规定这几个概念的使用问题。
[2]在笔者阅读的相关文献中亦发现不同作者对词汇的使用各异。
有的学者对这些概念不作区分，交互使用。
如王利明教授在《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一书中对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进行解读时，有这样的一级标题：“二、必须是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
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引言在商业领域中，签订合同是各方进行交易和合作的基础。
合同的签署往往代表着双方共同达成的意向和责任。
然而，并非所有合同都具备法律效力。
当合同中的条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时，这些条款将被认为是无效的。
本文将介绍几种常见的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
1. 不公平合同条款在合同中，一方以其相对优势地位利用合同的不对等关系，将不公平的条款强加于对方的情况被视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一种情形。
不公平的合同条款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强制性不合理的违约赔偿条款 - 推卸过错方责任的免责条款 - 补偿不正当损失的不合理条款当合同中包含不公平的条款时，这些条款将被视为无效。
受害方可以请求法院对合同进行部分或完全无效，以保护其合法权益。
2. 违反公序良俗合同体现了当事人的利益意愿，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公共秩序和道德标准的限制。
当合同中的条款违反公序良俗时，这些条款将被视为无效。
违反公序良俗的合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合同 - 违背道德伦理的合同 - 损害公共利益的合同当这些情形出现时，有关法院将会宣布合同中的相关条款无效，并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是否对整个合同进行无效宣告。
3. 隐瞒事实或欺诈行为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进行交易和合作。
当一方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或采取欺诈行为以达成不公平利益时，合同将被视为无效。
这种情景可以涉及以下内容： - 假冒他人身份或伪造证据 - 故意隐瞒有关产品或服务的重要信息 - 利用虚假陈述或误导他人以获取不当利益当这些行为被揭露时，受害方可以请求法院宣告合同无效，并可能要求赔偿相关损失。
4. 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的有效性也受到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影响。
法律明确规定的内容（如劳动法、环保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在合同中必须得到遵守。
当合同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时，合同条款将被视为无效。
当事人无法据此主张自己的权益，也不能因合同的违反而获得什么利益。
合同无效的情形第52条引言合同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当事人之间约定权利义务的依据。
然而，有些情况下合同可能会出现无效的情形，即不具备法律效力。
本文主要探讨合同无效的情形中的第52条。
第52条合同的无效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合同在以下情形下将被认定为无效：1.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的内容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例如，违反了国家相关行业的规章制度、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等。
2.违反公序良俗：合同的内容、目的或方式违反了公序良俗，对社会秩序、公共利益或第三方的合法权益造成了重大损害。
3.重大利害关系人的同意不明确：涉及重大利害关系的合同，如果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同意不明确或未能达成一致，那么该合同将被认定为无效。
4.恶意串通、欺诈：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欺骗第三方或违背公平原则达成合同，导致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合同将被认定为无效。
5.无代表人或代表人超越代理权限：当事人在代理合同中没有明确的代表人，或代表人超越代理权限达成的合同，将被认定为无效。
6.合同内容不明确：合同的内容不明确，无法确定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或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相关事项未作明确约定。
7.重大不合理性：合同的内容，特别是价格、数量、期限等，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超出了合理范围。
合同无效的后果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后，具体的后果有以下几点：1.无效即无效：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就是说该合同自始无效，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
2.不得设立抗辩：当事人不得以合同无效为由进行抗辩，即不能以合同无效为理由要求对方履行合同。
3.返还财产或补偿损失：合同无效的一方可以要求对方返还财产或者给予相应的损失补偿。
4.保护合法权益：当事人可以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合同无效的举证责任对于合同的无效，涉及到举证责任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
对于约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应当提供违反的法律规定；对于违背公序良俗的合同，应当提供相关的公序良俗证据；对于重大利害关系人的同意不明确的合同，应当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等。
合同无效的规定及适用（含民法典的新规定）一、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及法律后果等内容。
1、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2、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3、合同无效对解决争议条款的影响：第五十七条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合同无效的司法政策精神1、对合同无效的认定问题采取谨慎的态度。
（1）只能依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认定合同无效。
（2）只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才能认定合同无效。
（3）《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该条确定了原因行为和物权变动的区分原则，即原因行为的效力不受物权变动要件的影响。
2、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理解在具体适用法定情形第（五）项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强制性规定”作以下区分：（1）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
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
（2）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
合同无效情形之违反强制性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摘要：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明确规定了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法律后果，然而由于“强制性规定”的判定标准模糊，司法实务对此条款的运用难以统一。
《合同法》相关司法解释及民法总则的相继出台，为该条司法适用提供了指引，但实践远比学理想象复杂。
诚然，法律无法周严详实地覆盖纷繁庞杂的社会现实，暴露于司法裁判中的法律漏洞需要作为居中裁判者的法官在模棱两可的边缘作出选择，个体和个案的差异又使得自由裁量难免有时偏颇。
面对此境况，本文结合理论界的不同观点和实务中的不同应用，从法律解释和类型化的识别两方面对强制性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合同无效；意思自治；强制性规定；效力性强制规定一、违反强制性规定之合同无效的法律演进强制性规定作为民法中的“转介条款”，是公权力介入私人领域的通道之一，实现了公法对私法领域的干涉与影响。
[1]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在原有对法律位阶限缩的基础上，将《合同法》第52条中的“强制性规定”进一步界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的区分，并指出“人民法院应当考虑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
”但是，诸如“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冲突”、“综合认定”等词语在司法实践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个人对法及其的理解以及对案件事实的判断，而对于“损害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衡量也需要根据具体的案件和强制性规范的立法旨意进行比对，在不同案件中难以确定统一裁判标准。
“合同行为发生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这一解释客观上又导致了该条与《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无效情形存在实质上的竞合。
[2]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第153条第１款大体沿袭了《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
在结构上，法律行为“无效但书有效”的表述清晰地表明了“原则无效，例外有效”的逻辑，包含了国家经济秩序和经济控制原则上优先于私法自治的基本决定。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明示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及合同无效的几种具体情形，如经营范围、交易时间、交易数量等行政管理性质一般应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违反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规章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从法律的演进中不难看出，在处理强制性规定与合同效力之间的关系上，我国的立法经历了一个由紧到松的过程，对导致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范范围的限缩体现出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和避免国家公权力对私法领域过多干预的趋势。
但对于如何区分效力性与管理性强制规定，立法与司法解释都没能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
二、学界对强制性规定的理解学界对于强制性规定的理解，呈现出“一元论”与“二元论”的分化。
“一元论”将“公序良俗”作为判断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标准，其主要适用国家有奥地利、法国、意大利等。
而德国、日本则是奉行“二元论”的代表。
从历史渊源来看，我国《民法总则》第153条第１款的表述与《德国民法典》第134条和我国台湾地区有关规定的规范结构极为相似。
而“管理性强制规定”的概念也来源于德国。
在我国，是由台湾地区学者史尚宽先生首先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的二分。
他认为，效力性规定着重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管理性规定则着重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发生为目的。
[3]王利明教授对其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以及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这些规定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是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直接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属于效力性规定；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而且违反此类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也并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的规范。
[4]以苏永钦教授为代表的法益权衡说认为，应当用肯定合同效力所保护的法益与否认合同效力所保护的法益相比较，从而确认合同效力。
[5]也有一些学者在肯定法益权衡基础上，认为需要引入均衡性、必要性以及适合性等基本原则。
以许中缘为代表的法律行为论将法律分为行为规范和权能规范。
其中权能规范又可分为资格型权能、权限型权能、方式型权能。
资格型权能并不禁止行为，而禁止主体进入市场的资格；权限型权能是指主体进入市场后需具备一定权限才可实施行为；方式型权能禁止主体采用不为法律所允许的方式实施行为。
另外，违反行为规范的合同无效，违法权能规范的一般为有效。
[6]三、实务中对强制性规定的理解及适用我国关于违反强制性规定致合同无效之规定及相关解释的理论基础是“综合法益衡量说”和“规范说”。
“综合法益衡量说”通过对合同目的和法律规定的目的及其所保护的法益进行比较而得出结论，其本质是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出发进行判断。
而“规范说”在具体判断合同是否有效时，需要进行类型化区分，即对强制性规定中的法律要件和司法案例中的事实要件加以总结，抽象概括出违反强制性规定的一般情形。
（一）法律解释目的解释考验法官如何揣测立法者的真实意图，从而作出最佳效果的判决。
由于强制性规定在多数情况下起到“转介条款”的作用，因此目的解释的对象不局限于《合同法》该条规定，还应当包括由强制性规定引致的法律规定。
强制性规定的设置则将当事人的契约自由和私人合法权益置于公共利益和秩序的轨道之上，侧重于满足政府行政管理的需求。
[7]利益衡量是不同位阶和部门的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各种利益关系与合同所保护的利益相遇时呈现出合同自由和法的安定性的博弈。
[8]合同无效的根本目的在于平衡私法自治和社会利益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
多数情况下，二者之间是同向发展、相互促进的。
但放任当事人的意思有的时也会对社会利益产生破坏。
作为一种矫正，合同无效制度以维护宏观利益为其出发点，禁止或者制裁对私法自治原则的滥用。
通常，利益冲突时需要按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的顺序进行取舍，但由于财产法采取的是主观等值原则而非客观等值原则，合同无效的情形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例外，在私法领域，社会利益有时需要让步于个人利益。
比例原则的基本内涵是要求公权力必须在限制基本权利的目的和限制基本权利的手段之间进行衡量。
合同无效只是手段，维护强制性规定保护的利益才是目的。
在衡量和取舍强制性规定保护的利益和合同履行利益时应考虑该强制性规定之外是否存在其他责任形式足以保护公共利益，若存在，则合同不因违反该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由于社会利益与公权力居于相对强势地位，私法自治居于弱势地位，比例原则的引入为国家公权介入私法空间和私人领域的范围及限度提供了公法层面的规范机制。
（二）类型化识别为了探究违反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之情形的司法适用状况，笔者以“效力性强制规定”和“合同”为关键词在权威的司法数据库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进行检索，并且将案件层级限定在“最高人民法院”以保证检索结果的权威性和裁判标准的相对统一，检索到至2020年共457篇文书，其中纠纷的焦点问题为合同主体违法、合同标的违法、合同形式或缔结程序违法。
合同主体的强制性规定较为典型的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５条的规定。
此条属于针对合同主体资质的管理性规定。
针对商品房预售中的“预售许可证明”要求，《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２条明定起诉前仍未取得许可者签订的预售合同无效，该条属于虽然属于对合同主体资质的限制，但由于明示了“违反即无效”，应当认定其为效力性强制规定。
合同缔结程序违法的处理具体如民法典第502条的规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未办理批准等手续影响合同生效的，不影响合同中履行报批等义务条款以及相关条款的效力。
……”据此，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合同并不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当然无效，此时可以以当事人承担违反履行办理手续义务的责任的方式实现政府管理经济生活的目的，而不必使合同无效。
这种做法减少了市场主体实施法律行为效力的不确定性，保障了私法主体的意思自治与行为自由，符合合同法鼓励交易的立法精神。
合同标的违法的常见情形有当事人的房产没有合法权属证书、原则上禁止交易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营业执照的转让等。
实践中对于此类问题的处理众说纷纭，需要结合具体的法条和案例加以分析，笔者在此以《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为例进行分析，从法条规范的内容看，符合该条规定情形的不动产不得转让，即无法产生物权转移的法律效果，但不会引发债权的改变，并不影响不动产买卖合同效力。
综合立法旨意来看，该法是为了加强对城市房地产管理，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保障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是政府行政管理上的需要，因此该条规定应当认定为管理性强制规定。
综上，通过对强制性规定进行类型化识别可以看出，涉及合同主体、标的、缔结程序的强制性规定大多为管理性强制规定，少部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对“违反即无效”进行了明示，而实践中仍存在许多未明确的强制性规定。
[9]鉴于当前私法领域维护意思自治和交易稳定的发展趋势，合同无效的情形为少数，鼓励交易、促进合同有效是大势所趋，与其通过强制性规定的分类、在难以截然区分的效力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之间艰难划定边界来限缩合同无效的范围，应当设定可操作性更强的认定标准，在立法技术上将现存争议较大且导致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定加以明示，而对于其他可以通过利益位阶衡量作出判断的规定，无须逐一界分其是否属于“效力性”，可以将裁量权赋予法官在个案之中加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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