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三十年的经济学思考

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发展趋势展望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也拉开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存在着两种改革思路的争论：一种是从宏观体制改革入手，即所谓先按照一定的目标建立和完善宏观经济体制,然后再“开闸放水”；另一种则是从改革微观机制的企业改革入手，即“企业本位论”的思想。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决定》肯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开启了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航程。

毫无疑问，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的国有企业改革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这都清晰地体现在党的方针、政策和历次党中央的决议，以及一系列法律法规中.国有企业改革也因此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30年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仅使国有小企业转换机制,焕发了勃勃生机与活力，也使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了脱困目标，初步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客观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使一些大型骨干企业真正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开始担负起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任，并逐步在国际竞争中崭露头角。

国有企业改革成效的取得与最初的改革思路设计密不可分。

因此，在国有企业改革30周年之际,抚今追昔,回顾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之路,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展望未来，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回顾（一）扩权让利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一直采取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成为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没有任何经营自主权；而统收统支的分配关系又限制了对企业和职工的激励，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发展，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经济活力不足、甚至停滞不前.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最初的改革思路是要通过“放权让利"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国有企业的30 年:市场洗礼下产生的企业革命同有企业30 年来的转型和改制是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一个转折性事件，经过这短短的30 年，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中国从过去封闭的集权经济，开始进入现代市场经济的自由开放的发展阶段。

因此，研究这30 年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现象及隐藏于其后的动因，从理论的高度来总结发展的逻辑和推动发展的力量，从中汲取可能的经验教训，对于未来的进步会具有重要的价值。

同企改革的第一阶段是从1978 年开始，大约至1993 年为止。

由于在改革开放的这个阶段，国有企业的利润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例如1980 年国企利润和税收约占当年财政收入的85%。

因此，围绕着这块收益的争夺，充满了国企与政府的反复博弈，双方各以对方行为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对策，以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1978-1982 年期间，最初政府采取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利润留成制，以增加企业激励，很快取得了积极反馈效果，企业积极性大增，因而利润大增。

然而，由于政府此时仍然承担大量国企的新投资，这些投资大都是一次性支出，而收入则是分期逐步回收，因此政府财政收入相当吃紧，从1982 年开始出现赤字17.65 亿元，1983 年赤字则增长到42. 57 亿元。

1983-1987 年期间，为得到稳定增长的财政收益，政府觉得有必要消除向企业利益倾斜过多的情形，因而利改税在全罔推行。

和j改税是政府对前一阶段扩大自主权政策的部分否定，试图收回一部分企业利润留成的自主权，把利润作为税收来上缴，从而确保财政消除赤字。

同期的1985 年，政府还实行了"拨改贷"的新政策，将原先无偿拨款投资的财政投资体制，改为有偿贷款的银行投资体制，以此来缓减政府财政负担，减少赤字。

结果，实行利改税的1984 年，财政赤字仍旧高达58 亿元;但实行拨改贷的1985年，则导致财政赤字消失，转为正值，当年财政收入为0.57 亿元。

不过好景不辰，到1986 年财政赤字一下上升到82. 9 亿元。

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年的回顾与思考发表时间：2009-02-27T09:54:54.857Z 来源：《中外企业家》2009年第1期下作者：周叔莲[导读] 摘要：今年是国有企业改革30周年。

3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现在国有企业的任务尚未完全完成，回顾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认真研究和总结经验教训，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摘要：今年是国有企业改革30周年。

3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现在国有企业的任务尚未完全完成，回顾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认真研究和总结经验教训，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国企改革；回顾；思考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早在改革以前，人们就逐步认识到国家对国有企业管得过多过细的弊端。

1956年毛泽东同志写的《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到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恐怕不妥。

”孙冶方在60年代提出要以资金价值量为标准来划分“大权”和“小权”，认为“属于扩大再生产范围的事是国家的‘大权’，国家必须严格管理”，“属于简单再生产范围的事是企业应该自己管的‘小权’，国家多加干涉就会管死”(孙冶方，《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政体制问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基于当时这种认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以后又经历了实行两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阶段。

第一阶段：扩大企业自主权(1978—1984年)1978年10月，四川选择宁江机床厂等六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这是这一次国有企业改革的开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5月，国家计委等六个单位，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首都钢铁公司等八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樊纲：改革三十年——转轨经济学的思考主持人：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院长王方华教授时间：6月12日（周四）上午9:00演讲人简介：樊纲教授是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兼任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

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专著8部。

樊纲教授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专业。

1982年毕业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

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

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同时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1992年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4年至19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1995年至今任现职。

2004年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2005年9月，樊纲被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与《观点》杂志评选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市场经济发展离不开经济学，离不开管理学。

今天我们还是稍微讲一点理论，几年年我跟废纺与教授在院的支持下成立一个管理经济学中心，我也有一点责任讲一下转轨经济学的问题。

今年年底，正式是改革三十年。

大家都在做各种各样的研究来回顾、纪念、分析这三十年的历程。

个人最近也写了一点东西，也许有些东西体现在我一会讲的过程当中。

力图用转轨经济学的方法、观点来分析、理解我们三十年。

也许对今后三十年进一步发展改革有点益处。

对于诸位也许不是直接做这方面的理论工作，政策工作，但是理解市场发展的进程，理解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都是有好处吧。

诸位可能现在关心现实的问题跟这些问题不太一样，但实际你仔细想想后面我们所讲的问题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首先讲讲到底什么是转轨经济学？为什么我们分析这三十年，还要用这么一个方法来分析？有没有转轨经济学？存在不存在这样一个学科？有没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方法？研究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纯理论较真的问题，实际是对我们转轨过程的一个理解。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反思第一篇：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反思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反思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有企业的变化是国内市场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之后中国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毕竟，光靠外资的注入还是不行的，外资的注入也是为了发展本国国有企业而创造的良好条件。

回顾新中国成立的这些年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让人不禁为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之路之快一惊。

反思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之路，其实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阅读书籍，我了解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79年到83年。

第二阶段是83年到87年。

第三阶段是87年到92年阶段。

第四阶段是92年至今。

第一阶段的措施是简政放权，放权让利，而以放权让利为重点。

第二阶段的改革的核心是调整国有企业与政府间的权，责，利关系，重点实行“利改税”和“拨改贷”。

放权让利以中央政府利益让渡作为切入点，受益者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社会各利益主体。

在各利益主体均可获得收益的情况下进行改革，不仅阻力小而且还会对社会各经济主体产生较强的激励作用，有利于调动各个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在原国有经济体制内进行的改革，不改变远所有权框架。

但是由于经济总量增加中央政府收益的绝对量也在增加，同时社会经济总量的增加又带来其他社会成员收入的改善，因此这阶段进行的国有企业经营权方面的改革是一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受益的帕累托改进。

可见第一二阶段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具有一定成效的，但十分需要努力的。

第三阶段是国有企业从经营权向所有权层面的过度。

核心内容是实行国有企业承包制，承包制的宗旨是企业财产所有权和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承包的对象是企业上缴的利税，承包制度的性质是政府与国有企业围绕上缴利税这一核心目标形成的的一种行政契约关系。

在承包制中，国家和企业处于一种不完全的契约关系中，政府与企业一对一的谈判成本很高，对于承包合同的内容也很难以加以面面俱到的细节性规定。

所以企业经营者可凭借承包对剩余的充分控制权进行合法或者不合法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由此而出现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也就不足为怪了。

【收藏】ToBe or Not ToBe?权威经济学家谈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和退! 【导言】本文是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撰写的文章。

在租、税、利三个范畴中，利润和税收分开了，但由于要素市场的国家垄断和价格管制，租金与利润仍混在一起，国企利润大增，主要是因为垄断地位，不仅得到大量垄断利润，更获取了资源要素的大量垄断租金。

根据关于国有企业的研究报告，如果剥离资源要素租金，国有企业没有多少利润，甚至还是亏损的。

【正文】30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具体过程则是有进有退，反反复复，至今仍处于胶着状态。

不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说明国有企业改革包括有两个基本的方面或两大任务，其具体操作也有前例可循。

2008年，在回顾和总结30年国有企业改革经验时，笔者写了《资源要素租金与国有企业改革--兼论重建“全民所有制”》，对此做出了清楚的论述，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一是收入分配改革。

其主要成绩和作法是，实行了利改税和分税制，打破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利润全部上交，投资全部下拨的统收统支的体制，把税收和利润分开了，从而结束了国有企业不纳税的历史。

至于国有企业上交利润的问题，由于1993年分税制改革的方案规定，“1993年以前成立的国有企业暂不向国家上交利润”，而用利润再投资形成的资产是国有资产。

所以，直到2008年以前，国有企业没有向国家上交一分钱的利润。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拨改贷、包租卖、下岗分流、资产剥离、退二进三、资产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多项改革措施的实施，国有企业从严重亏损到利润大增，从2008年起，财政部和国资委联合发文，开始要国有央企上交利润，同时也给国有企业进行补贴。

这就是国有企业现行的分配制度和分配状况。

利税分渠分流的确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大进步，但却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在租、税、利三个范畴中，我们把利润和税收分开了，但是由于要素市场的国家垄断和价格管制，租金与利润仍然混在一起，这样一来，税收与租金也没有完全分开，企业所得税中就包括了一部分租金。

三十年企业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企业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和伟大成就。

国有企业普遍进行了公司制改革,初步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成绩显著,国有资产的配置逐步优化,形成了一批在国际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企业集团,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得到了更好的发挥;民营企业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正在成长中进行转型升级。

我国企业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回顾企业改革30年的历程,总结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经验,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值得重视:把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非国有企业紧密结合起来,使之齐头并进我国的企业改革是在两条战线上展开的:一条是国有企业改革,即将单纯作为国家计划的执行者和生产单位的国有国营企业,逐步改革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其中包括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调整;另一条是鼓励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即鼓励集体、私营、股份制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

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的。

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不仅缩短了国有经济战线,优化了国有经济布局,提高了国有经济的素质,而且为非国有企业的发展让出了空间,创造了条件,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不仅繁荣了经济,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也对国有企业形成了强大压力,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为在我国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经过30年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取得了很大成效。

一方面,国有经济布局和国有资产的配置更加优化,国有企业的数量大大减少,但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国有经济的活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以工业领域的国有企业为例,2006年同1978年相比,虽然企业数量仅为1978年的29.8%,但是总产值增长了29.1倍,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8.3倍;另一方面,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得到显著增强,以中央企业为例,目前,中央企业承担着中国几乎全部的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生产,提供了全部的基础电信服务和大部分增值服务,发电量约占全国的55%,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占全国的82%,水运货物周转量占全国的89%,汽车产量占全国的48%,生产的高附加值钢材约占全国的60%,生产的水电设备占全国的70%,火电设备占全国的75%。

如果对照一下华盛顿共识的始作俑者约翰·威廉姆森给出的内容，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改革历程就是向着华盛顿共识靠拢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制造中国奇迹的原因不是奇迹。

但是，我们要接着问：既然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如此之好，为什么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少数国家坚持采纳了这些建议？在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中国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9.8%。

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七个国家（地区）曾经以7%以上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超过三十年，中国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大的经济体。

不仅如此，中国还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平稳转型，没有出现其他转型国家那样的剧烈经济和政治波动。

可以说，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成就了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的双奇迹。

然而，回首过去的三十年，我们会发现，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泥泞曲折，充满了艰辛，中国奇迹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几种流行解释对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最简单的解释是，中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吃苦耐劳，因此更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起来。

且不说这种解释有文化沙文主义之嫌，仅就其本身而言，也是大而化之的偷懒之作。

中国人从来就是勤劳的，历史上如此，现在如此，计划经济时代也如此，但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奇迹，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却都是在那时发生的。

对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流传广泛的解释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表现太差了，用秦晖的话来说，就是发生了有人受损、无人得益的负帕累托改进，因此改革开放之后的增长就显得快了。

和这个解释相关联的一个看法是，文革对中国造成的破坏太大了，以至于任何改进都是好的。

但是，上述两个说法都经不起数据的检验。

按照哈佛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德怀特·帕金斯的最保守计算，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GDP年均增长率也超过了4%，而2007年全球的增长率也不过如此；如果对比非洲多数国家在同时期的负增长，中国的增长成绩就更突出了。

当然，计划经济时代的增长多数发生在重工业领域，人民生活水平的确没有什么提高。

【经济学与经济管理类刊】【打印】【保存】对我国经济调控30年的回顾与思考方福前【专题名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专题号】F13【复印期号】2009年04期【原文出处】《甘肃理论学刊》(兰州)2008年6期第91～95页【英文标题】Review and Reflection of China's 30-year Economic Regulation【作者简介】方福前，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2）【内容提要】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调控思想和调控方式的变革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个变革过程是和我国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的。

经济调控方式的变化带来经济绩效的变化，同时也带给我们许多思考。

【关键词】调控方式/体制改革/计划控制/市场调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与这种体制相适应的经济管理方式是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对经济进行直接控制，依靠计划手段实现经济的综合平衡，协调重大的比例关系。

在这种体制下，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只有“控”(control)没有“调”(adjustment)，“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基本经济问题都是由计划部门来控制和解决，没有市场机制调节的基础和空间。

所以，严格说来，在改革开放前我国没有规范意义上的经济调控[1]。

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决策是“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正是这个决策启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市场调节才逐步进入我们的经济生活。

一、经济调控30年简要回顾就经济调控思想和调控方式来看，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变革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还没有完全否定和破除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已经认识到这种体制的缺陷，开始把市场调节引进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３０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作者：张卓元来源：《企业文明》2008年第01期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最困难和争议最多最大的改革。

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已取得实质性重大进展，尽管还有一些攻坚任务，但国企改革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今后国企改革总的来说是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新体制，基本完成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任务，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本实现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基本完善，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30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从1978年底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2年，主要是放权让利，探索两权分离。

第二阶段是1993年起到现在，明确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不断深化改革、完善新体制。

1978年10月，四川省宁江机床厂等6个企业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确定企业在增收基础上，可以提取一些利润留成，职工可以得到一定的奖金。

允许国有企业从事国家指令性计划之外的生产，允许出口企业保留部分外汇收入自主支配。

1983年开始，向政府上缴利润由利润所得税替代。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的商品经济。

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决定提出今后应全面推进以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为中心的，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

按照这一目标，国有企业改革转向实行“两权分离”，即国家的所有权与企业的经营权分离。

1986年12月，国务院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1987年，大中型企业普遍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

「内容提要」中国市场经济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瓶颈期，两权分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我国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国企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是廓清了政府与国企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理顺主管官员及经营者与政府及国企之间的关系。

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允许并鼓励优秀的国企经营者拥有企业股份，使他们也成为国企的股东。

根据科斯定理，一旦外部性实现了内部化，就能激励他们关心国企的经营状况，最终，他们获得了丰厚私利，国企也得到了良好发展，国有资产也实现了保值、增值。

「关键词」国企改革失灵，外部性，内部化，虚拟私有化困惑：20多年的国企改革失灵？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沿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向进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市县、从官方政策到学者研究，都津津乐道于“两权分离”。

但20多年的实践却表明：两权分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中国经济出人意料地“状态不佳”起来，-中国市场经济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瓶颈期！这次瓶颈从表面上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的“集体地震”，丑闻不断，败绩连连；二是国有企业的“批量滑坡”，相继陷入困境。

由于我国目前的上市公司绝大多数都是国企改制而成，因此，可以认为：以上两个方面的深层都是相同的，即20多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国企之病-终于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在我国即将进入市场经济的更高阶段的前夕，象积蓄已久的火山一样不可按捺地喷发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失灵？这个问题十分令人困惑。

当初论证“国企应该彻底两权分离”时，曾列举了无数条有力的论据。

但现实击破了些论据，国企改革面临“大转舵”的迫切任务。

反思：我国国企的真正症结何在？20多年的国企两权分离之改革，并没有象乐观的经济学家预计的那样带领中国驶入美好的经济新海域，却时常撞向冰山。

这令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国企的真正症结何在？科斯定理表明，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经济人”，人们在进行某一项行为之前，会计算自己的效益，计算自己的投入产出。

关于国企改革的思考摘要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重重风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重要部门——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处在停滞不前的困惑期。

本文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国企改革的历史，讨论了国企改革的模式以及其重要意义，结合历史教训分析了传统国家意志下的国有企业制度的弊端，提出了私有化是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下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关键词：国有企业改革所有人缺位私有化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多年里，我国GDP实现持续高速增长，逐步建设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于2012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改革进入所谓深水区，国民经济增长也呈现疲软态势，于此同时国民经济在量上实现突破式发展的同时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也逐步激化随之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慢慢突显。

过去三十多年里，经济增长逐渐被视为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当前社会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点何在，技术上又如何去实现成为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

改革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方式开启了过去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进程，作为至今仍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组成部分的国有企业在此过程中在引领经济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一直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国企改革也一直是社会热议的改革话题，尤其是2012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2030年的中国》更是将国企改革推向了风口浪尖。

近年来国有企业因为腐败、效率低下、挤压民企生存空间而广为诟病，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国有企业需要改革早已经是从官方到民间的普遍共识，然而国有企业改革具体方向和技术性路线却一直是众说纷纭，但从大的方面可以归结为管理制度和所有权的改革上。

过去三十多年里，国有企业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2）主要理顺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通过多种方式，推动国有企业走向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