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货殖列传》中的商人形象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从货殖列传中看司马迁的求富之道《史记》是产生在西汉全盛时期的一部百科全书。

它系统研究和总结了夏商周三代以来，直到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道德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尤其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可以说,司马迁是第一个在历史著作中写入经济问题的人，他在《史记》的《货殖列传》中，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

所谓“货殖”意即财货的滋殖积累，在《货殖列传》一篇中，作者着重叙述了发展生产互通有无之事，说明货物的滋殖规律，其目的在于阐释富国利民的思想。

首先《货值列传》的开头，司马迁对老子之言加以驳斥，他认为老子“老死不相往来”的思想是落后的，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司马迁认为求富趋利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

他认为不仅“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而且在军壮士、闾巷少年、赵女郑姬、游闲公子,以及弋射渔猎之徒，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之辈，乃至医方诸食技术之人，舞文弄法之吏，皆不遗余力地争财逐利。

就连“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贤人，“守信死节，隐居岩穴”的义士，亦皆“归于富厚”。

司马迁认为社会各阶层的人活动目的都是为了追求物质财富。

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显然致富要靠个人能力, 司马迁根据历史上贤人致富的实践经验,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致富之术。

一．因地制宜发展生产。

在《货殖列传》中, 司马迁把全国分成几个大的经济地理区进行论述, 详细介绍了各地区的特产。

“山西饶材、竹、谷、卢、旄、玉石; 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 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 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 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 此其大较也”。

人们只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各尽所能、各尽其力, 因地制宜发展生产, 就能致富。

如太公望封在营丘, 地处海滨, 土质盐碱, 人口稀少, 于是姜太公便鼓励妇女致力于纺织刺绣，极力提倡工艺技巧，又让人们把鱼类、海盐返运到其他地区去，结果别国的人和财物纷纷流归于齐国，四方的人也纷纷投奔齐国，齐国的冠带衣履畅销天下，国力强盛，各国敬而畏之。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撰写了《史记》，这
本书不仅是当时帝国历史研究的里程碑，而且也是史学家研究司马迁经济思想的重要资料。

本文重点探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以期对对经济思想的研究有所裨益。

《史记货殖列传》是司马迁的著作，司马迁重点写作货殖的生活，和他在汉朝的经济思想。

在《史记》中，司马迁提出了三种经济思想，即“利己、适宜、宽厚”。

首先，司马迁认为“利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他认为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正当的，但是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必须看重社会利益。

因此，他反对利己主义，认为利己主义会导致社会不公平，从而破坏社会稳定。

其次，司马迁崇尚“适宜”的经济思想，即适度支出，量力而行，以免产生过度支出。

他认为，如果花费过度，可能会导致民众拮据，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运转。

而且他认为实行适宜的政策，可以保护小资本家，防止大资本家过度投资和抢占资源，以保障社会经济秩序。

最后，司马迁认同“宽厚”的政策，即运用宽容的政策使所有社会群体都能受益。

他认为，合理分配资源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宽厚的政策也有助于减少不公平的发生，促进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发展。

总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引导我们正确处理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进而发展具有社会情感的经济思维，以及实行宽容、适宜、宽厚的政策，以建设公平、和谐的社
会。

浅论读《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浅论读《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导读：更是兴国之本。

司马迁描述齐国通过财富的积累而成为东方霸主：“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缀至而辐凑。

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

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摘要：《史记·货殖列传》在我国古代经济史、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它是我国古代第一篇系统论述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专著，并以此为内容形成了司马迁的货殖学说。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同他的史学思想一样，自成一家之言，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气度。

关键词：司马迁；货殖列传；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史记·货殖列传》，是伟大的史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的重要经济著作，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理由不可多得的篇章。

它反映了自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社会经济的突出变化，体现了司马迁的进步经济思想，开创了中国史学研究社会经济活动的范例。

一、司马迁重商思想产生的现实背景《货殖列传》的产生当然首先应归功于司马迁的天才卓识，但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理由，那就是时代的造就。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持续的大一统时代。

“政治上的大一统为中国商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统一有利于全国性的巨大商业X络的形成，以及自足性国内市场的发育，从而给商人阶层的存活提供了更合适的温床，也给他们的大展身手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

”经过文景之治，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经济全面复兴，到汉武帝时，社会经济已经空前繁荣。

农业生产的增长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提供了丰足的物质基础。

《货殖列传》中对此有详细的描绘，如“贩谷粜千钟，薪槁干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鬃者千枚，铜器干钧，素木铁器若扈茜千石，马蹄蹴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蘖麴盐豉千答，鲐蕉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于具，佗果菜千钟。

浅析司马迁《货殖列传》中的经济思想司马迁所著的《货殖列传》历来被看作是中国正史中的第一篇经济学专论，全文贯串着司马迁独特而朴实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了司马迁敏锐的社会经济洞察力以及超前的经济思想。

本文总结概括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体现的四个经济思想，即商业的重要性，市场经济规律的阐述，地域经济思想和致富的方式方法。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货殖列传司马迁所著的《货殖列传》历来被看作是中国正史中的第一篇经济学专论。

钱钟书先生说：“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僻鸿朦矣”全文贯串着司马迁独特而朴实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了司马迁敏锐的社会经济洞察力以及超前的经济思想。

其中许多经济思想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太史公自序》中说道：“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

作《货殖列传》”。

这十分明确地说明了写作《货殖列传》的目的。

即像布衣匹夫这样的平平常常的人，不妨害政令，不妨害百姓，据时买卖增值财富，智者在他们那里可以取得借鉴。

这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并不算什么创新的经济思维，但是这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在“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打破了传统与流行。

他赞扬了从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

并说“智者有采焉”，认为应当向他们学习。

本文仅就《货殖列传》浅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商业的重要地位司马迁认为，利己之心人皆有之，求富求利，追求和满足更多的物质需要是人的本性。

他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衿势能之荣”等欲望，就一直存在着，它是生来就有的。

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去追逐利益，是一条永恒的规律，即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现代经济信息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他倾毕生精力写成了一部巨著——《史记》，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尽了史家之职责，了却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理想。

《史记》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纪传通史，奠定了史学有独立地位的基础，同时还做出了许多创举。

其中，《史记•货殖列传》、《史记•平准书》开创了经济列传，证明司马迁已经意识到经济发展状况对社会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这在当时“重农抑商”的政治环境中，不能不说他不但具有史家实录的精神，而且还有大无畏的精神，言别人不敢言之言，做别人不敢做之事。

研究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对今天经济社会的发展仍不失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基础——对人的趋利本性的认识和肯定司马迁主张经济社会的发展既要尽物之性，还要尽人之性。

他的自由经济思想，包含了尊重自然规律，充分地利用或者顺应人和物本性的内容。

司马迁所谓的对人性的理解主要是以人们的趋利本性为基础的，他能为致富者立传就已经表明了他的基本立场。

他认为，人们对利益财富的追求是一种天性,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本性，是不用学而与生俱来的。

正所谓“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1]因此，他列举了多方面的事实证明人具有趋利的自然本性。

“贤人深谋于廊庙，……归于富厚也。

……壮士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

其在闾巷少年，……不避法禁，……其实皆为财用耳。

今夫赵女郑姬，……出不远千里，……奔富厚也。

悠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

戈射渔猎，……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

博戏弛逐，斗鸡走狗，……必争胜者，重失负也。

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

吏士舞文弄法，……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

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

”[2]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

”[3]它不但肯定了人的趋利本性，还肯定了人民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

“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4]他说这些人“皆非有爵邑俸禄弄法犯奸”，而是“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北京工商大学夏京春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的不朽巨著《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巨大的历史著作和卓越的文学作品,而且在经济学方面,也具有精辟的见解和开创性的贡献。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说:“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记’体者,专载朝政军事,而忽诸民生日用。

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纪’、‘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手辟鸿蒙矣。

”钱先生看到了司马迁在史书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开创性的贡献。

以后我国正史中多数都有《食货志》,政书中的《通典》、《通考》都以食货部分列为全书的首部,记载了大量的经济史料。

这是与司马迁在史书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开创性的贡献分不开的。

司马迁生活在封建经济繁荣的汉武帝时期,他的经济思想,突破了先秦以来“重本抑末”的传统观点,主张发展工商业,推崇个人致富。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记载了历史上和西汉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各种经济措施的评价,记述了春秋以来的著名商人的活动,分析并论证了商业活动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充分肯定了商业活动在发展经济、富国利民上的重大意义,表现了唯物思想的光辉。

本文拟从《货殖列传》入手,分析并探讨一下司马迁卓越的经济思想及其价值。

一、“五之”说从历史上看,汉代商业在市场商品流通广泛发展的基础上,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商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尽管汉武帝大力发展官营商业,但仍然不能遏止民间自由商业的发展。

司马迁描述当时的状况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

农工商虞无需谁去号令和组织,他们都能自发自愿地“各任其能,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事”,这都是为的去“求富益货”;那千千万万的人,“不择老少”,“出不远千里”,不辞劳苦地到处奔波,也都是为的去“奔富厚”。

这种求富奔富、趋利逐利的活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他认为这既符合“道”,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作者：李爱民来源：《现代经济信息》2009年第19期摘要:《史记》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开创了为经济立传的先河。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阐明了他的经济观点,在承认人的趋利本性的基础上,主张国家应顺应经济规律,农、工、商、虞四业并重,市场自由贸易,这样才能民富国强,促进社会的发展。

他支持人民经商致富,认为仁义道德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并提出了著名的“善因论”。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经济思想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他倾毕生精力写成了一部巨著——《史记》,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尽了史家之职责,了却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理想。

《史记》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纪传通史,奠定了史学有独立地位的基础,同时还做出了许多创举。

其中,《史记•货殖列传》、《史记•平准书》开创了经济列传,证明司马迁已经意识到经济发展状况对社会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这在当时“重农抑商”的政治环境中,不能不说他不但具有史家实录的精神,而且还有大无畏的精神,言别人不敢言之言,做别人不敢做之事。

研究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对今天经济社会的发展仍不失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基础——对人的趋利本性的认识和肯定司马迁主张经济社会的发展既要尽物之性,还要尽人之性。

他的自由经济思想,包含了尊重自然规律,充分地利用或者顺应人和物本性的内容。

司马迁所谓的对人性的理解主要是以人们的趋利本性为基础的,他能为致富者立传就已经表明了他的基本立场。

他认为,人们对利益财富的追求是一种天性,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本性,是不用学而与生俱来的。

正所谓“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1]因此,他列举了多方面的事实证明人具有趋利的自然本性。

“贤人深谋于廊庙,……归于富厚也。

……壮士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

其在闾巷少年,……不避法禁,……其实皆为财用耳。

今夫赵女郑姬,……出不远千里,……奔富厚也。

商业历话重商　货殖　治生—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任玉梅 《货殖列传》(《史记》卷一百二十九)是司马迁的著名经济散文。

通过记载春秋战国到汉武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及著名的“兴利之臣”和大货殖家(商人)的活动,赞扬了商人的卓越才能,分析并论证了商业(货殖)活动发生发展的必然性,揭示了商业活动在发展经济、强国富民上的重大意义,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经济史观和卓灼的经济思想。

故梁启超说,其(指《货殖列传》)全篇宗旨,盖认经济事项,在人类生活中含有绝大意义,一切政教,皆以此为基础。

钱钟书也称赞《货殖列传》写了“民生日用”,“于新史学不啻于手辟鸿蒙矣”。

(《管锥篇》)所谓“货殖”原出于《论语先进篇》。

孔子对其安贫乐道的弟子颜回和赚钱的子贡作比较说:“回(颜回)其庶乎。

屡空。

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颜回和我差不多,安贫乐道,常常家贫如洗也没有求富求贵的念头。

而子贡则不同,他不能接受贫穷的命运(命),而去做生意赚钱。

他有准确地预测市场价格的本领。

孔子没有特别表扬或批评哪一个的意思,而却赞扬了子贡。

货殖是指通过贸易而使货币和货物增殖。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一文中围绕货殖活动阐明了多方面的经济主张,表现了其富于独创性的经济思想。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提出了欲望动力说,肯定追求物质利益,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批判老子的“至治之极”的使民“无知无欲”(《道德经》),也就是愚民的安贫乐道的思想,阐明了货殖生利的合理性。

《货殖列传》一开篇,司马迁就富有针对性和批判性地指出,用老子的“至治之极”的小国寡民的”无为”思想来治理国家,“涂民耳目”是行不通的。

老子的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各种农具、用品)而不用,使民重死(爱惜)而不远徙(离开家乡),虽有舟舆(车),无所乘之(无人乘坐);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打仗)。

使人结绳而用(废除文字),甚其食,美其服(什么食物都感到美味,只要有衣蔽体就自觉美丽)。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学术界似乎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其实不全面。

春秋战国时代到汉朝，中国的商业已经非常繁荣，而且商人成为了一个横跨政治商业的非常有权力的阶层，其代表多是道家人物，如范蠡等人。

司马迁对道家经商治国的经验进行了理论提炼，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命题。

从这个命题出发，可以归纳出国家治理经济的四个原则：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教而育之，整而齐之。

这与当前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供给学派是不谋而合，而且更为系统。

对于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研究，主要在于对《史记·货殖列传》相关内容的研究。

李埏认为：“春秋战国是商人阶级的成长阶段，汉兴之后是商人阶级的长成阶段；中国古代商人阶级的产生决定于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并最终决定于铁器的发明与应用引起的生产工具的大革命；中国古代的商人阶级依《货殖列传》主要应包括专事商品交换、兼营商品生产与交换、从事服务性行业及经营借贷等四类与商品有关的群体。

”《史记·货殖列传》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时代。

这个时代始于公元前5世纪春秋时期，止于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元鼎年间，历时四百载。

这个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而西汉文景时期则是高峰之巅。

至汉武帝时，由于政府实施了打击商贾的政策，致使盐铁等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逐渐走向衰落。

任玉梅认为司马迁独创性的经济思想主要有：一是提出了欲望动力说，阐明了货殖生利的合理性；二是提倡农、虞、工、商并重，阐明了货殖的重要性；是主张放任开拓，竞争经营，繁荣百业，阐明了货殖活动的多样性；四是阐述了货殖的规范性;五是肯定商人的活动对富国富家的意义，阐述了货殖的规律性。

《史记·货殖列传》开篇便引了《老子》的一段话：“《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必用此为务，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道德观我在课余时间看了货殖列传，在该列传中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

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

史记中影响最深刻的是，两大著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明确提出贵极则痴，痴极则便宜，便宜成如粪土，痴取如珠玉（价格便宜到极点，就可以雅兴于痴；价格痴到极点，就要雅兴于贵。

当货物便宜到极点时，必须及时买进，视同粪土；当货物痴到极点时，必须及时供货，视同珠宝）。

至于就是什么引发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高度关注。

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发价格变化的原因中无法看清楚全局，忽略了价格上涨本身就是下跌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

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

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

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更多了更了不起的思想，计然表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这才就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现代经济思想司马迁不但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

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司马迁在对当时的经济作了仔细而认真的考察分析后，对当时的经济规律进行了总结与提升，得出了很多有见地的结论。

一、重视商业和商人的作用司马迁认为，利己之心人皆有之，求富求利，追求和满足更多的物质需要是人的本性。

他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衿势能之荣”等欲望，就一直存在着，它是生来就有的。

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去追逐利益，是一条永恒的规律，即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西方经济学认为，欲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而司马迁也认为人一切活动的动因，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求富求利。

总之，“欲利”是商业产生、发展的根本动因。

商业形成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农、虞、工、商各业分别满足社会经济生活的各种需求，并获得各自利益，这是社会经济的客观现象和规律。

有社会分工就有交换、商品交换和商业，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

商业和商人的作用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肯定经商求富的正当性。

司马迁指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

商人的存在及其经营活动不妨碍国计民生，有益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二是高度赞美富商大贾。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给那些“无秩禄之俸、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的富商大贾起了“素封之家”的雅号，把社会地位低下、正统思想中属五蠹之一的商人与皇家的贵族“封君”相媲美，赞赏有加。

在司马迁所处的历史时代，如此赞美商人的求利活动，实在是不同凡俗；三是指出商业的重要地位。

司马迁认为，商业如同农业、工业一样，是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经济部门。

他认为农、工、商、虞四业皆为百姓“衣食之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四者按比例协调发展，“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要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就不能停留在“原小则鲜”的简单再生产和小规模商品交换上，必须扩大再生产和发展商品流通，通过自由竞争决定贫富，让“巧者有馀，拙者不足”，“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四是反对官营商业。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

“史记货殖列传”是汉刻家司马迁最受欢迎的历史作品之一，其中也涉及了他的经济思想。

本文将从《史记货殖列传》中探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以及其影响。

首先，《史记货殖列传》描述了司马迁如何改革宋朝经济体制。

他提出了一种统一的经济体制，包括各种贸易规则、货币制度和财产税收制度，用以规范市场交易，并根据当时需要调整税收收入，从而控制和稳定国家的财务状况。

司马迁同时还改革了宋代的金融制度，利用出借贷款的方式为百姓提供经济补助，促进宋朝经济的发展。

其次，司马迁也提出了一种具有强烈社会意义的经济援助政策，即“暖粮政策”，其目的是在农民失业时为他们提供经济援助。

此外，司马迁还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即“田家令”，用以防止农
民因灾害而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最后，司马迁也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福利政策，即“司林规范”，其目的是规范家庭的住房、商业等活动，使人们能够获得更好的社会福利。

总之，司马迁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旨在通过统一的经济体制、金融制度、暖粮政策、田家令等政策改革，为百姓提供经济补助，促进宋朝经济的发展，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改善社会状况，从而实现宋朝经济的发展。

因此，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在当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仍然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进步的经济思想【内容提要】《史记·货殖列传》重视社会生产活动，认为政治上的治乱兴衰与社会经济情况密切相联；社会经济活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主张发展工商业，倾向于经济放任改革，反对人为干涉。

【关键词】司马迁/《货殖列传》/经济思想【正文】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巨着，《货殖列传》则是其中很具特色的篇章。

这篇列传从历史上和西汉当代大量的经济活动中总结了许多经济知识以至经济规律，贯串着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集中地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经济思想，是他整个历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些思想即使对于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无启发。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无论从经济思想还是史学角度看来，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司马迁以前的先秦史书都不重视社会经济方面的记载，司马迁创立专记经济史的篇章，就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必须记载的经济生活的范例，为后代史书注意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开了先河。

同时，这本身也说明司马迁已经注意到社会经济生活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反映的全部经济思想的进步性，在于他以朴素的唯物历史观点去观察社会经济活动。

司马迁继承了先秦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传统，并受到了当时最流行的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的影响，这就使他的思想体系具有较强烈的发展观点，使他观察事物有素朴的辩证法的方法，同时反对神学天道观。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加上他丰富的生活实践以及对客观事实的尊重，这又使他的经济思想具有较高的人民性，使他在社会观方面走向从人类社会生活中寻求历史发展线索的道路。

对于满足人民物资生活需要这个问题，先秦思想家中，老子宣扬无欲、寡欢；孔子鼓吹“安贫”；墨子尽管关心和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但对于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方面的主张也是比较保守的，特别强调“节用”。

司马迁则不然，认为人类对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是客观存在、自然形成、长久起作用的。

《史记·货殖列传》中体现的经济思想探析《史记·货殖列传》是司马迁记录经营农、牧、工、商诸业生殖货利及相关的人物传记。

在对他们的叙述和评论中,体现了司马迁的许多经济主张,简要摘录《货殖列传》中有代表性的一些片断,一一阐述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现实意义。

标签：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分工论;义利论;善因论;价格规律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不朽著作《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史书和卓越的文学作品,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背后,它对经济学方面也有着相当精辟的描述和开创性的见解,其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二篇中,尤其是《货殖列传》,记载了诸多有价值经商案例,充分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经济史观和卓越的市场经济思想。

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载经济问题的专门著作,开史书记载经濟活动的先河。

故梁启超说,“其全篇宗旨,盖认经济事项,在人类生活中含绝大意义,一切政教,皆以此为基础”。

钱钟书也称赞其写了“民生日用”,“与新史学不啻手辟鸿蒙矣。

”由此可见一斑。

司马迁生活在封建经济繁荣的汉武帝时期,当时正处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时代,统治者极力推崇中央集权,大力倡导儒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世俗主流观念是“农本工商末”的重农轻商思想以及对道义的崇尚和对功利的鄙视。

而司马迁的主张正好与此相反,他突破了先秦以来的“重本抑末”的传统思维,主张发展工商业,推崇个人致富以满足求利的天性。

不但在当时独树一帜,极具前瞻性,并且对当今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将从分工论、义利论、善因论和价格规律四个部分分别阐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着重分析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知灼见,并对它们的现实意义做简短的评述。

1 分工论在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他针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情况,描述了两种不同分工形式,即区域分工和社会分工。

司马迁是这样描述了西汉王朝的区域经济,他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是夫山西饶材、竹、毂、泸、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锌、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