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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全球资本化与制度性致贫本文根据2011年10月26日下午温铁军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通识教育大讲堂上课记录整理而成。
一、理论创新：成本转嫁论--全球金融化是如何加剧制度性贫困的首先，我们提出了不同于主流的问题意识：随着战后西方产业资本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发生的全球化及其派生的制度性贫困问题，已经在世纪之交出现了重要的、但却被学术界视而不见的结构变化。
一是从政治上看，越是政治现代化国家其制度成本越高，越难以化解债务危机。
因为，虽然世界上的国家负债已从发展中国家负债为主转变为发达国家政府负债占比高达70%以上。
但是，那些因长期占据发达国家地位而构建了制度权和话语权的"新债务国"们却根本就不会认同他们自己确立的债务国必须接受债权国制度要求的原则。
结果是：新债务国显然都趾高气扬地赖账，理直气壮地索要债权国"救助"，一度最亮丽的世界主流秩序势必被其构建者"始乱终弃"......二是从经济上看，越是结构高度化的超现代经济体，基尼系数越高。
其中，最发达的现代化美国GDP的85%以上来源于金融为主的服务业，其贫富差别超过0.5，大约1/5的人口不得温饱，属于高度现代化条件下拉大贫富差别的典型。
在中国最现代化的香港特区GDP 的80%以上来源于金融为主的服务业，并且也是基尼系数高于大陆大部分省市的地区。
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占比最高的是印度，其贫困率也高达1/3以上（民间组织认为1/2），属于贫富差别拉大、贫困问题严重到难以缓解的典型国家。
同理，如果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或现代化大城市愿意把外来打工者纳入本地贫富差别统计，也会出现基尼系数显著提高的现象。
归纳已发生的经验过程可知，体现"西方特色"的政治和经济越是高度现代化，反而产生的贫富差距越大。
高度现代化与贫富差别拉大这二者之间，客观上存在因果关系，只不过构成这种因果逻辑的变量及其结构尚待验证。
为什么贫富差距分化很严重温铁军发言稿1、贫富差距的拉升幅度过大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相当于农村收入的2.57倍。
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缩小。
然而从1986年开始，城乡差距又开始扩大。
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1。
二是垄断性行业和非垄断性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由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2000年，按大行业分类，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是最低收入行业的2.63倍。
如果考虑到行业的制度外收入，差距还会更大一些。
三是区域间收入差距过大。
1980年，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76.5%和69.1%;1998年下降到65.1％和42.5%。
2、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非规范性收入甚至非法收入问题突出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不规范收入甚至非法收入的存在是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权利参与财产和收入的分配，缺乏必要的规则和监督而出现的政府不规范分配行为以及违法腐败行为，导致总体收入差距拉大17％左右。
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偷漏税、企业内部分配混乱、腐败官员的非法收入和过度行政审批及垄断性收入对总体收入差距拉大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0％、20％、15％和10％左右。
3、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权利缺乏保障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进入社会生活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平等起点，亦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具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包括平等的生存权利、平等的工作权利、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等等。
而我国的现状是：如果用国家贫困线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目前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为4.6%，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贫困人口比例很小的国家；但是，如果用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标准即每日生活水准低于1美元的标准来看，中国目前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则高达16.6%，在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贫困人口比例偏高的国家。
第一次危机：挑战权威在温铁军的第一次危机系列讲座中，他提到了挑战权威这一主题。
温铁军认为，在面对权威时，我们应该保持怀疑和质疑的态度，而不是盲目地接受。
他强调了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指出只有通过不断地怀疑和审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事物的本质。
这不仅是对权威的挑战，更是对自己思维能力的挑战。
在现实生活中，也许我们需要更多地借鉴温铁军的这种批判性思维，不轻易相信表面的权威，而是要通过思考和探索，找到事物的本质。
第二次危机：伦理道德在第二次危机系列讲座中，温铁军探讨了伦理道德这一主题。
他认为，伦理道德是现代社会和职场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他指出，一个人的伦理道德水平直接反映了其素质和品格。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应该更加关注自己的伦理道德，尊重他人，恪守承诺，做一个有责任感和道德观念的人。
温铁军的这一观点给了我很多启发，也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伦理道德水平，希望能够在这方面有所提升。
第三次危机：日常修养温铁军的第三次危机系列讲座着重强调了日常修养的重要性。
他认为，一个人的修养决定了他的思想境界和人格魅力。
温铁军教导我们要注重日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积极向上的心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等。
这一观点让我深感启发，我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日常修养，希望能够在这方面有所提高。
第四次危机：社会责任在温铁军的第四次危机系列讲座中，他着重谈到了社会责任这一主题。
他认为，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们应该肩负起社会责任，关心社会、关心他人，为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
这一观点深深地触动了我，让我开始思考自己在社会责任方面是否做得足够。
我相信，只有每个人都能够担当起自己的社会责任，社会才能更加和谐、美好。
第五次危机：变革思维温铁军在第五次危机系列讲座中提到了变革思维这一主题。
他认为，人们应该拥有变革思维，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认知，勇于接受新事物，不断地变革自己，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这一观点让我深感启发，我也开始反思自己的变革思维，希望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的变化。
读温铁军教授中国政府解救危机原因的感想文中首先提出的就是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陆国家”这样一个特殊国情。
巴西原住民人口只占5%，30%多是混血人口，60%多是外来的殖民者人口和他们的后裔，美国的原住民人口只剩2%，而中国始终保留着几乎百分之百的原住民分布，乃至亚洲也是没有被殖民化过的原住民大陆。
并将世界一分三部分：欧洲；美洲、澳洲、半个非洲；亚洲分别为殖民地宗主国、殖民化大陆、原住民大陆。
温家宝一上台就认同三农，重视农民利益，政府开始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农村医疗服务等社会保障水平。
往农村通水、电话、宽带，实现农村五通，30年承包到户，经营所有权归农户。
在当前很多学者倾向于我国将会大规模推进农地的集中化经营，通过土地规模化经营条件下形成自由市场交易，形成规模农场，更利于参与国际竞争的现状下，温教授提出这样的观点确实足够震撼。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是大农场、巴西也是，这都是我国目前学习的主要对象。
恰逢第二次工业革命，20C70S前后产业大转移，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制造业向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转移，出现“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
1978我国农村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大规模向外迁移剩余劳动力的的阶段，为我国近30年的城市化建设提供了充裕且廉价的劳动力，以及20世纪末、21世纪初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产业得到大发展，我国得以连续近30年的快速发展。
在2008年政府大规模投4万亿进入基建和信贷领域之后，多辗转流向房地产领域，房地产延续“黄金”行情。
而实体领域则并非主要流向。
2011年前后，民间融资盛行的郑州担保行业危机四伏，民营中小企业多数面临资金紧张，民间借贷风波不断。
自2008年之后也出现类似讨薪难、包工头卷钱跑路、产品积压过剩等社会难题，国家总理直接成为讨薪代表，这些都集中反映了当时阶段的社会疑难问题。
至于制度方面，我国的近代史也是一部西学东渐的学习应用史，经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之后等等大规社会文化变革，最终推动了社会、政治的演变。
全球危机与中国的乡村振兴——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温铁军教授作者：本刊记者陈偲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2019年第9期本刊记者陈偲编者按: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0 周年，近日，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举办了“新时代学习大家谈”活动。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温铁军教授围绕“全球危机与中国的乡村振兴”发表演讲并接受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期刊《行政管理改革》专访，重点就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与路径等话题作了介绍交流。
《行政管理改革》：温教授，您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三农”问题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等职务，长期从事经济理论、“三农”问题研究。
请您在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谈谈您对乡村振兴的理解。
温铁军：过去谈到乡村振兴，其重点是国家的生态文明转型。
因为城市一般来说是反生态的，容易使用标准化的建筑设计体系，变成了“水泥的森林、柏油的沙漠”。
城市建设尽管代表着工业文明的成果，也意味着资本在城市的高度集中，离多样化的生态也渐行渐远。
而对于乡村振兴，如果多样化是生态文明最重要的内涵，那多样化是自然存在于乡村的。
因为乡村的生产、生活与自然环境本身就是多样化的生态。
中国的地形条件复杂，大部分国土面积是山区高原等，不同的村社存留在了多样的自然界。
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想转型为生态文明，需加强乡土社会的建设，以乡土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作为基础，生态文明的多样性内涵才能存在。
《行政管理改革》：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在经济发展方面，您如何理解中国道路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温铁军：谈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需要从历史维度、国际背景比较等方面出发。
二战期间和二战后迅速崛起的国家，基本上采取发展主义的路径实现现代化，即宗主国通过殖民扩张形成原始积累。
地方竞争与中央风险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课程前言田桐：今年6月国家审计署在其官网上发表了一个报告，重点阐述了36个地方政府在2012年的债务审计，而审计结果也表示36个地方政府在2012年的年底的债务情况是3.85万亿元，较2010年的年底增长了12.9%，而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于中国债务的数据水平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是2012年中国广义政府债务超过了GDP的45%，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数据我们有没有理由去担心中国面临到的地方债务危机，而中国在改革之后带来的利益同时会有哪些的麻烦带来？就这些问题我们今天有幸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教授，来为我们阐述《地方竞争与中央风险》，欢迎温教授。
解说：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中国农村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温铁军教授是我国农村经济基础方面的三农问题和乡土中国治理结构的三治问题等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试验研究专家，温铁军教授主张深入实地调查，形成问题意识，坚持从历史视角考察事物发展的脉络，倡导理论逻辑的起点必须与经验过程的起点一致，才能真正做到联系实际，由此才能对制度变迁的国别比较研究超越一般意识形态化研究的羁绊，实事求是地探寻复杂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
田桐：非常感谢温教授您再次来到我们大讲堂，那么其实咱们今天谈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具有现实实际意义的，就是我们上半年可以看到世界金融组织主流对于中国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评价，但是到了下半年就会有预测说下一个有可能是中国爆发金融危机，那么您怎么样看待在短短一年之内这样态度非常大的转变？温铁军：其实世界范围内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危机的发生是风险不断累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它的表现为危机形式，这是个规律，特别是当从20世纪80年代金融扩张开始以来，危机一个接一个地爆发，而且主要爆发在金融资本跟地产资本的结合上，第一个爆掉的是1990年的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崩溃，从此日本进入叫做“失去的二十年”，大家看在这个爆发之前呢东京的房价高于世界上任何城市，接下来第二个崩掉的泡沫是东亚四小龙，四小虎的这个东亚金融危机，它也和物业价格的过分高涨有相关性，2001年在拉美爆发的危机，接着呢拉美危机最终呢会演化到美国，也是因为房地产的次贷泡沫演化成的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海啸，都是房地产危机和金融危机几乎是同步发生的，现在人们开始关注认为这个该转到。
本文摘自《乌有之乡电子杂志》第148期董筱丹薛翠温铁军：发达国家的双重危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转嫁一、发达国家全球金融资本与现代化政体的双重危机2008年西方金融资本核心区“华尔街金融海啸”次第引发了全球危机和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引发了海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
这场全球危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相关性，本质上是由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扩张信用造成的。
从迄今为止的演变进程来看，主导国家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灭不仅引发了金融危机，也暴露了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愈演愈烈的财政（政府债务）危机。
正是由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都是政府独有之政治强权创造的信用体系危机，我们才说这场全球危机不仅是经济的，其实质也是源于西方的现代上层建筑的政体危机，或称现代政治危机；其所以引发西亚、北非的政治动荡，则可归因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普世价值，在危机爆发时直接地、显著地作用于高成本上层建筑的逻辑结果。
（一）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特征渐次暴露出来的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方面，这是一场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与以往人们较多讨论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差异显著，却内在具有同源性；另一方面，从新世纪第一个10年西方政府不断增加债务的演化情况看，西方债务危机并未结束，进入第二个10年仍然在不断地蔓延、发酵，有些情况下还可能激化、恶化。
1. 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规模。
根据2009年9月《经济学人》杂志设立的“全球政府债务钟”，到2009年底，全球各国负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0年8月底全球债务已达到39.6万亿，直逼40万亿大关。
与发展中国家过去的债务压力相比，发达国家今天的负债局面更为严峻。
2009年全球债务中，前10个债务最高的国家负债总额占全世界全部债务79.09%，除中国和印度外，其他8个均为发达国家；这8个国家的政府债务总额达到28万亿美元，占全球全部债务的74.4%。
也就是说，当前的全世界政府债务中，绝大部分债务是发达国家的。
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温铁军2012年2月16日战略思想库座谈会发言记录，已经本人审阅）近来，听到有些关于全球化和中国内部问题的相关说法。
感到思想领域很多人其实在把不同客观事物拼接起来形成逻辑解释，以支撑某种主流话语权。
我多年来不参与类似争论，这里所提供的只算是一种经验层次的逻辑解释，供不同利益背景的群体自主选择。
一、新币缘战略的三角结构是消纳西方QE造成全球通胀的内因我先对刚才王湘穗关于美国是否打伊朗问题给出的说法提点不同意见。
王湘穗曾经比较全面地讨论过币缘战略，明确提出当代金融资本以币权为核心的新战略不再是传统的地缘战略。
我们最近要刊发的文章，很大程度上是借鉴这个观点，主要讲当代金融资本阶段币权为核心的币缘战略与中国的因应和调整。
其中，重点分析了一个我们称之为三角结构的美元霸权——当人们把美元霸权地位放在币缘战略之核心的时候，就会看到之所以能够使美国不断通过N个量化宽松QE政策创造增量货币来缓解美国自身债务危机，在于同时得有像垃圾消纳场那样的吸收过量增发美元的经济领域，才能够随时消化QE美元，那就是能源和食品（或者是食物），简单说就是石油和粮食。
客观上看，石油战略和粮食战略是密切配合美元霸权的币缘战略形成的三角结构——这三者紧密结合，才构成当代金融资本阶段的美国单极霸权延续条件——凭借一定的军事优势构造一个政治强权，而以政治强权来形成对美元货币体系的赋权，才有可能使金融全球化或者金融深化被粮食和能源这两个战略物资市场不断地把过度增发的美元增量部分消纳掉。
美元霸权的币缘战略通过这个三角结构，消纳了过量增发美元，所造成的巨大代价当然必须转嫁出去，那就是全球通货膨胀的本源。
但是，向世界转嫁通货膨胀对美国经济没有直接作用，而是世界上那些大量购进粮食、大量购进能源和原材料国家在“进口通胀”。
因此，一旦美国把能源、原材料和粮食价格打上去了，那就由于通胀不发生在美国，这些实体经济国家也就等于替美国承担了美元大量增发的制度成本，也就是说，包括中国这样的制造业为主的这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自己国内的高通胀对冲了大量增发美元货币带来的全球通胀！只要人们愿意去意识形态化地看全球化，就会发现内涵性地体现着金融资本阶段“币权”主导的制度演变。
1、发达国家的双重危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转嫁董筱丹薛翠温铁军一、发达国家全球金融资本与现代化政体的双重危机2008年西方金融资本核心区“华尔街金融海啸”次第引发了全球危机和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引发了海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
这场全球危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相关性，本质上是由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扩张信用造成的。
从迄今为止的演变进程来看，主导国家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灭不仅引发了金融危机，也暴露了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愈演愈烈的财政（政府债务）危机。
正是由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都是政府独有之政治强权创造的信用体系危机，我们才说这场全球危机不仅是经济的，其实质也是源于西方的现代上层建筑的政体危机，或称现代政治危机；其所以引发西亚、北非的政治动荡，则可归因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普世价值，在危机爆发时直接地、显著地作用于高成本上层建筑的逻辑结果。
（一）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特征渐次暴露出来的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方面，这是一场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与以往人们较多讨论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差异显著，却内在具有同源性；另一方面，从新世纪第一个10年西方政府不断增加债务的演化情况看，西方债务危机并未结束，进入第二个10年仍然在不断地蔓延、发酵，有些情况下还可能激化、恶化。
1. 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规模。
根据2009年9月《经济学人》杂志设立的“全球政府债务钟”，到2009年底，全球各国负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0年8月底全球债务已达到39.6万亿，直逼40万亿大关。
与发展中国家过去的债务压力相比，发达国家今天的负债局面更为严峻。
2009年全球债务中，前10个债务最高的国家负债总额占全世界全部债务79.09%，除中国和印度外，其他8个均为发达国家；这8个国家的政府债务总额达到28万亿美元，占全球全部债务的74.4%。
也就是说，当前的全世界政府债务中，绝大部分债务是发达国家的。
从债务的相对规模来看，北美、日本及欧元区国家的负债状况最为严峻。
日本的政府债务无论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最大，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190%；债务规模居次的美国这一比重为51.9%，意大利为115.2%。
2008年底全球中、低收入国家的外债现值为3.4万亿美元，其中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外债总和约为2.1万亿美元，而日本一国2009年底的政府债务就已达到9.49万亿，美、德、意、法、英等国的债务规模也都达到了万亿美元的规模。
2. 发达国家政府债务的扩张趋势。
与一般债务不同，政府的债务并不是有借有还，而往往是在政府发行的新债中更高比例地用以支付旧债，从而也就内生性地助推了政府债务信用的扩张。
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救市”需求，西方国家自2009年以来所采取的转嫁危机代价的宏观政策中，短期有效但危害最为深远的措施，仍然是大规模增加政府债务。
在危机压力下，明显具有饮鸩止渴性质的、体现资本主义内生的“竞劣机制”的国家竞争中，仍是以美国为甚——政府债务规模迅即增至高达14万亿美元（2011年1月数据），与5年前相比翻了一番！其他发达国家也同样，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的政府债务都急剧增加，除美国以外，英、日、西班牙、冰岛等国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也大幅攀升，英国增加了近40个百分点。
而且，发达国家政府现在是在用两只“看得见的手”同时扩张信用，一方面扩张债务，一方面增发货币信用来购买债务。
3. 发达国家债台高筑的政治经济原因。
政治体制原因方面，发达国家之所以积累了这么高的债务并且难以化解，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政治现代化的内生性危机。
在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已经具有高度“政治正确”，但在发达国家现行政治体制下，这些被作为长期意识形态而广泛宣传的理念是一回事，其得以借助被称为“现代化”的政治形式来具体运作过程，则是另一回事。
从客观上看，这些政治现代化运作，都将增加政府赤字和国家债务——政治家为赢得选举而支付的全部成本、连同其政党给民众做出的福利承诺，在政府财政来源不足时都会直接形成高额的政府债务，再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一般占总人口的70%左右，他们的福利需求总是以泛政治化的方式提出、再通过民主政治的方式来表达，从而造成了极高的政治成本。
此外，欧洲的人口老龄化客观上导致社会成本提高，也增加了政府社会开支的压力。
经济原因方面，在上述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另一个、也是最具实质性的变化是西方世界普遍的债务化：居民账户和国民收入账户一样都是经常项目逆差而资本项目顺差，即居民实际上是在用符号经济的收益维持实体性的生活消费，而且也越来越多地依赖政府转移支付来维持基本保障。
倘若客观地看占全球人口20%的发达国家民众的现代生存之道，对于那些生活在已经实现了所谓“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民众来说，其福利和基本生活已经越来越多地、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这种只能对全球转嫁制度成本才能生存的体制。
他们已被全球“资本深化”所内化——西方式福利主义大锅饭的“温水煮蛙”。
产业转移导致的空心化和随之而来的金融资本全球化，都是对本国实体经济和物质财富的异化，势必促成资本与政府这两个异化物“进步”到金融垄断和政治垄断的结合，从而使国内形成了新的收入分配格局和社会结构。
这些内部变化客观上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要依靠福利制度来弱化社会分化的制度成本。
因此，在这种西方模式的政治现代化中，只能是继续深化社会制度寄生性，通过货币信用扩张和债务扩张来满足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福利主义需求。
但越是这样，越走向不归路。
（二）政府债务危机为什么先从欧洲国家爆发当前债务危机最严重的，是欧盟中那些已经没有实质产业支撑却加入了欧元区的国家。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欧元区国家因放弃了货币主权，不能再用政府不断增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的手段向社会转嫁危机，从而率先爆发债务危机。
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意味着这些仍然具有政治主权的欧元区国家把最为重要的经济主权——对内的货币主权和外汇主权都交给了欧洲中央银行，不仅失去了靠制造通货膨胀向社会转嫁危机来缓解债务压力的手段，而且不再有条件采取即时的利率和汇率政策这两个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也就失去了政府即时宏观调控的两只手。
何况，这类国家大多数同时完成了制造业对外转移，那就好比完成了经济上的自断骨肱——失去了货币体系和产业体系这两条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腿。
因此，发达国家愈益严峻的债务危机，本质上可归类为上层建筑不能适应改变了的经济基础的内在矛盾——以产业资本作为经济基础崛起而构建的现代政治体制，在产业资本大规模移出之后不能被愈益虚拟化的金融经济有效支撑。
这并非通常所说的个别国家元首任期内所面临的国内信任危机。
在西方现代政治理念的支配下，选举实践必然会内在形成政治成本累积起来的公共债务因现金流断裂而爆发的“现代政治”危机。
进一步根据政治经济学作分析可以认识到，欧元区国家虽然有条件发行欧元扩充欧洲金融资本参与全球金融竞争的“数量”，却没有条件提升欧元的“质量”——由于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靠军事霸权来维护其作为全球主流储备货币的地位，遂决定了其不可能像美元资本那样直接向世界转嫁美国政府债券增发隐含的本国债务增量。
比如希腊，这个欧洲边缘国家中政府债务危机较早爆发的国家，原来的主导产业是造船业和航运业，两大产业先后移出、经济空心化后，其支柱产业变成了旅游业。
固然，伴随着产业资本的转移，该国19世纪传统政治中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矛盾也转移出去了，整个社会变成了非体力劳动群体——中产阶级作为主导；但这也意味着永久性地失去了产业资本这个支柱。
在这个基础上，希腊加入欧元区，意味着又失去了金融资本这个支柱。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没有了，那么，政府的利率调控、汇率调控等宏观政策也就没意义了；遭遇债务危机时，只能仰仗欧洲中央银行来救他们。
而美国尽管债务规模比欧盟各国加总还要庞大，但爆发债务危机之所以会晚于欧洲，主要原因是具有全球储备货币发行权的特殊地位，且其近年来的军事开支占全球军费总量的一半，足以形成与金融垄断资本密切结合的强势政府，必要时得以借军事手段维护其已经构成恶性循环的货币信用。
因此，只有美国仍然可以靠既增发货币（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又增发国债，以促推全球通货膨胀的方式，向世界上其他仍然主要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业化国家转嫁危机代价。
（三）危机代价向发展中国家的转嫁如同20世纪上半叶产业资本阶段生产过剩、恶性竞争的矛盾最终在核心区激烈爆发一样，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资本阶段寄生性的内在矛盾，也会不可逆地演变成从边缘向核心的经济危机……同样不可逆的，是危机发生中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转嫁制度成本，而导致边缘国家连带发生输入型危机。
不同的是，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顶多恶化成经济危机。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不仅每次就是经济危机，而且经常递进成社会动乱、政权颠覆、国家分裂。
二、发达国家成本转嫁西亚、北非“两高一单”发生“街头政治”西亚、北非历史上多次上演过的大痛苦，都是因离欧洲太近造成的；那里正在发生的，仍然是全球资本化危机延续着的悲剧。
西亚、北非的政权变化，是一场在核心国家资本主义危机向全球转嫁代价的背景下，由于“两高一单”而引发的政治动荡。
“两高”是指高通胀和高失业；“一单”是指后殖民主义时期发展中国家单一经济结构问题。
其本质，是高成本的西方政治体制造成债务危机转嫁，与发展中国家薄弱的经济基础承载危机代价之间的矛盾，这是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基本矛盾。
（一）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与发达国家上层建筑之间更具有本质的对抗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一对具有制约性因果关系的矛盾。
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这对矛盾演变为：发展中国家以其薄弱的经济基础，来支撑发达国家造成的、人类历史上伴随资本这个人类异化物而形成的高成本上层建筑。
这里所谓发达国家的高成本上层建筑有两重含义，一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主导/强加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而使发展中国家自身的上层建筑成本过高；二是发达国家为支撑其本国的高成本上层建筑而以全球通胀的手段向发展中国家转嫁代价。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承担的是双重的高成本上层建筑的压力。
虽然西方政治家以代表人类普遍利益提出的所谓人权、民主、自由等表达，已经伴随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科学教育及传媒等工具传播而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接受的理念，但这些价值观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客观上都不具有支撑条件，导致一般发展中国家追随西方的精英集团对本国独立自主发展的整体反作用。
以此看当今西亚、北非出现的问题，显见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具有支撑这种上层建筑的条件——悲剧之所以无可奈何地延续，乃在于无论换人换政，无论是独裁政治还是民主政治，都不可能化解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