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第43 卷 第5 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Vo l. 43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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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10 月Journal of GuangxiNo rmal U niversity: Ph ilo

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 ion O ctober, 2007

[收稿日期] 2007204218

[作者简介] 刘小林(1959- ) , 女, 广西桂林人, 广西师范大学教授。

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刘 小 林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广西桂林541001)

[摘 要]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想的核心是“个性解放”, 但五四之后的妇女解放运动并未完全按照这一路径发展。毫无疑问, 妇女的真正解放只有依靠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近代中国, 女性通过投身社会政治变革追求解放, 既是历史的必然, 也是解决妇女问题的先决条件。然而, 政治革命并不能完全代替妇女解放,社会变革的政治功利性往往会异化女性解放的深刻内涵, 狂风暴雨式的解放手段也往往容易冲击、淡化甚或湮没妇女解放的特殊内容。

[关键词]妇女; 个性解放; 五四时期; 政治变革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6597 (2007) 0520126205

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 妇女解放思想的主旋律是“人本主义”、“个性解放”。然而,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 五四之后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并没有按照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所期盼的那样, 坚持“人本主义”主题,

沿着“个性解放”这一西方妇女解放的道路走下去, 而是走向了革命化的发展历程, 并由此赋予了现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以全新的文化含义。

一个性解放是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最重要的人文精神之一。作为对中世纪封建神权的反叛, 个性解放不仅催生了资产阶级意识并使之日臻成熟, 而且引导着新兴资产阶级走向阶级的独立与自由。个性

解放的核心是人本主义, 是人作为一个自然人与生物人的确立, 是人的独立意识的萌生与自我意识的苏醒, 是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追求与实现, 是人在整个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中个人地位的确认。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社会进程中, 个性解放的旗帜引导了整整一个历史时期。19 世纪末, 伴随着西方文明的传播和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人本主义”

等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开始传入中国, 并逐渐成为冲击封建专制政治思想的潮流。然而,“个性解放”真正成为一个时代主题, 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实事求是地说, 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 仍然处在专制统治之下,“_______执政的人物, 依然是专制时代的旧人物, 执政

的思想, 依然是专制的脑筋, 政治的制度, 依然是专制时代的旧样式, 一般的人民, 也依然不能脱除专制的余毒挺然独立, 显示自己的真生命、真价值来”。[1 ]在分析当时中国这一社会状况时, 陈独秀深刻地指出, 造成这一“恶果”的“恶因”, 不仅在于窃取了辛亥 革命果实的袁世凯手中握有军权, 更在于封建文化势力的顽固。他说:“政治界虽经历三次革命, 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 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 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 其大部分, 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 垢污深积⋯⋯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人社会不生若何变化,

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 乃在吾人疾视革命, 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2 ]认为只有政治革命尚不能解决社会问题, 必须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 从事伦理革命、道德革命。他说:“伦理的觉悟,

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3 ]基于上述认识,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 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 发起新文化

运动, 提出了“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等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理念, 并将其摆在思想启蒙的中心位置。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将关切的目光投向整个社会中最缺乏独立人格的中国女性,“个性解放”思126想成为这一时期妇女解放的精神主题。在中国封建社会, 普通民众是没有独立人格与自由的, 而广大妇女更处在社会底层, 倍受歧视与欺凌, 没有人格尊严和社会地位。陈独秀认为, 中国女子应当“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 勿自居被征服之地位”[4 ] , 应当“脱离夫奴隶之羁绊, 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 应当“各有自主之权, 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 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5 ]罗家伦说:“‘什么叫妇女解放?’就是因为世界上可怜的妇女, 受了历史上社会上种种的束缚, 变成了男人的附属品——奴隶——现在要打开这种束缚,

使她们从‘附属品’的地位, 变成‘人’的地位; 使她们做人, 做她们自己的人。”[6 ]李大钊深刻剖析了中国女性无社会地位无独

立人格的现状:“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 所谓纲常, 所谓名教, 所谓礼义, 哪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 哪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 哪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封建伦理道德“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 而“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就是要革除这种束缚个性发展、抑制自主人格的封建礼教,“社会上种种解放运动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 是打破父权(家长) 专制的运动, 是打破夫权

(家长) 专制的运动, 是打破男子专制社会的运动, 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夫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7 ] (p 295～ 300) 他还说:“一切解放的基础, 都在精神解放”,“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大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 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 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 去发展他们的个性, 享有他们的权利”, 认为文明人的标准就是“务使环境听命于我, 不使我听命于环境”。[7 ] (p108～

140) 并断言:“人类的二分之一, 女性的身心被摧残、才智受压抑、人格被剥夺的社会, 是畸形的、‘半身不遂’的社会。”[8 ]“没有妇女平权的社会, 就将是一个‘半身不遂’的社会。我很盼望不要因为世界上有我们中国, 就让这新世纪的世界文明仍然是‘半身不遂’的文明。”[7 ] (p145)正是在对人的生存价值与生命意义挖掘的基础上,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严肃地提出了女性的生命尊严与价值问题。那么, 用什么方法体现女性的生命尊严和人格独立, 使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女性摆脱社会奴隶这样的境遇呢? 面对人格与个性受压抑的中国女性, 在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批判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中,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指出, 封建家族制度是中国女性的压迫力量,

封建纲常伦理文化是中国妇女的精神桎梏。这一时期, 在对中国封建文化进行清算的同时,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封建家族文化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正是在对封建家族文化和纲常名教批判的声浪中,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响亮地提出了妇女“个性解放”的口号。他们认为妇女不应消极被动地等待社会的拯救, 等待男性的解放, 而应自己解放自己; 主张妇女应当勇敢地冲破封建家族制度、纲常伦理的束缚,

从封建文化的藩篱中走出来, 争取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基本权利,

争取妇女的人格独立、精神解放。1918 年6 月,《新青年》杂志刊行的《易卜生专号》上发表了名剧《娜拉》, 将娜拉这一全新的现代性形象展示在中国女性面前, 全面阐释了“个性解放”的新思想、新理念, 从而掀起了一场宣扬妇女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的热潮。娜拉形象在中国文化界的树立实质上是个性解放思想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具体化、形象化, 是一代新女性要求个性解放、反抗封建家庭和封建道德的结果, 是“人的发现”推广、应用到“女性的发现”的重

要精神果实。正如胡适所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 不使他自由发展⋯⋯发展个人的个性, 须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

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 须使个人担干系, 负责任。”[9 ]他认为, 要去除家庭和社会对个人尤其是对女性的束缚, 就必须

发展人的个性。他借易卜生的话呼吁:“你要想有益于社会, 最好的法子就是把你自己的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时候我觉得全世界都像是海上撞沉了船, 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指出这种“为我主义”其实就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对于这种以个人自由为基础、将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统一起来的思想, 胡适称之为“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 声称“社会国家没有独立自由的人格, 如同酒里少了酒曲,

面包里少了酵, 人身上少了脑筋, 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9 ]廖仲凯也认为:“无论要造那一个解放, 总要靠自己自觉、自己要求、自己奋斗。从道德上、知识上、体育上准备自己解放的手段, 一面自己去解放, 一面自己去准备, 这解放才有点光明。”[10 ]叶绍钧的言辞稍显激烈:“女性应该对自己有一个主题性的认识,

即知道自己是个人, 而不是鬼, 不是男人的附属品, 那么只要人能做到的事, 能说的话, 女子都有权利去做, 去说。至于那荒谬的名

分, 伪道德, 便该唾弃它, 破坏它。”[11 ] (p124)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妇女问题, 其实就是妇女的人格独立、人身自主、人权平等的问题, 就是“人的发现”推广运用于妇女身上, 发现了“妇女也是人”,

妇女发现了“我也是人”, 由此而生的种种问题。“人的发现”、“个性解放”、人性本位的高扬, 成为时代的精神主题, 也成为这一时期妇女解放思想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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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综观五四新文化运动, 先哲们妇女解放思想的主旨是非常明确的,

这就是高扬资产阶级“个性主义”的旗帜, 通过思想启蒙使封建文化禁锢下的中国女性成为在人格尊严、个人意志、生命价值上真正独 立的新女性。换言之, 他们努力倡导的“个性解放”,包含着“女性解放”的内容, 而在女性解放的过程中,“个性解放”的主旋律一以贯之, 这是“人的发现”与“女性的发现”相互交融相互激荡的结果,

是女性解放的精神实质。然而, 五四及其之后相当一个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 并没有完全按照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所期望的路径发展, 而是走向了革命化的道路, 妇女解放的思想内涵也因此发生了演变。这里, 需要考察几个问题。首先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倡导的妇女解放的途径。关于如何争取妇女人格独立、精神解放, 陈独秀曾热切呼吁, 女要参加革命运动, 在身体精神上解放自己, 去除数千年来被人轻视被人侮辱被人束缚的一切锁链。在《新青年》发刊词中, 陈独秀将妇女解放与反封建联系起来, 指出“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 求政治之解放也; 否认教权, 求宗教之解放也; 均产说兴,

求经济之解放也; 女子参政运动, 求男权之解放也”。[5 ]他认为只有在反封建斗争中, 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李大钊把妇女解放

视为反封建、争民主的思想启蒙运动, 他把英语的“民主”一词翻译为“平民主义”, 认为“在妇女没有解放的国家, 绝没有真正的平民主义”。因为“妇人与男子虽然属性不同, 而在社会上也同男子一样,

有她们的地位, 在生活上有她们的要求, 在法律上有她们的权利”。[7 ] (p 140) 这实际上是将实现妇女个性解放与整个社会政治变革连在了一起。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很自然地将妇女解放置于当时中国的政治革命、经济变革、民主运动中, 并视其为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