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争议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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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卷第4期
2006年8月 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
Journal of Guangdong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V01.5 No.4
Aug.2006
论国际商事纠纷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
刘 薛
(重庆大学法学院,重庆400044)
摘要:在国际商事领域由于诉讼方式在解决商事纠纷时候带来诸多困难,许多纠纷当事方转而寻求其他替代 方式,.这些方式被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现今比较实用的ADR包 括仲裁、协商、调解、小型审理、早期中立评估、简易陪审团审判和调解与仲裁等。
关键词:国际商事纠纷;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 中图分类号:DF9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08(2006)04—0078—04
一、前言 国际商事纠纷由于纠纷各方之间的法律体
制、地域、文化、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此这类纠纷往往很难解决并且需要消费大量的时
间和金钱,传统的诉讼方式在解决国际商事纠纷
面临一大堆难题,因此许多纠纷当事方转而寻求
其他方式,这些方式被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
(Ahem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替代性纠纷
解决方式由于种类繁多,因此选择正确的方式,对
于纠纷的解决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通过
对各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分析,以期为各种
国际商事纠纷的解决提供正确的解决方式。
二、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简介
对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研究自上世纪后半
叶以来发展迅速,这一问题涉及法社会学、民事诉
讼法学、比较法学和法律文化等多种研究领域,已
成为世界各国法学界、特别是法社会学和司法实
践领域的重要课题。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是一个
总括性、综合性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难以准确界
78 收稿日期:2o06—03—16 ①又称“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非司法方法”简称“ADR”。 定,一般是指传统的诉讼以外的那些解决纠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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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之建构
作者:袁发强
来源:《求是学刊》2018年第05期
摘要:“一带一路”建设所覆盖的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宗教信仰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解决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民商事争议不能仅靠我国自身提高涉外司法水平、提高涉外仲裁质量的方式实现。现有国际争议解决机制对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而言,存在一定缺陷和不足。我国应当有针对性地积极发起和倡议建设新的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采取双边和多边协定并行的方式,推动沿线国家之间就民商事司法协助达成普遍性的协议;推动联合仲裁和建设沿线国家间的国际仲裁机构;推动采用多元化争议解决方式,实现联合调解和国际调解中心调解的法律执行力。通过多层次的系统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也以此作为我國贡献给世界的公共产品,为跨国民商事争议解决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际民商事争议;多边争议解决机制
近年来,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学界已发出不少建设性声音和建议。例如,建立专门国际商事法庭、建立国际仲裁中心、建立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等。这些建议已经正在落实或者进入落实阶段。这些建议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以我国为中心,以地理上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视阈范围,希望将沿途的国际民商事争议纳入我国建立的争议解决机构处理。仿佛我国建立了高水平的国际商事法庭和仲裁机构,国际社会就会选择我国作为争议解决中心,案件纷至沓来。受此思维局限,这些建议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以我国为争议解决中心的物理形象目标却并不可取。
“一带一路”建设是在国际社会处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旨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为此,我国应积极参与、并力求引导改善现有国际争议解决机制、尝试建立国际争端解决的新模式,而不是试图将所有争端都纳入我国主导的机构或者我国的国内机构处理。在思考和研究“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时,应充分检视现有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准确把握“一带一路”建设的内涵精髓,全面、系统地提出制度性措施,才能有效地服务于建设目标。为此,需要划分理念、机制和途径等不同层次展开。
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的三大公约支柱
为了加强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的多边合作,2019年国际社会出台了两项新的条约,即《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和《新加坡调解公约》,二者与1958年《纽约公约》一起,被称为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的三大公约支柱。基于上述背景,结合国际私法的相关内容,笔者作出以下总结和提示,供备战2020年法考的学员参考。
一、《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
2019年7月2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第22届外交大会闭幕式在荷兰海牙举行,标志着《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谈判的最终完成。公约为促进判决的全球流通打造了平台,进一步便利了民商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对于中国而言,随着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和人员往来更加地密切,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这种通过国际法律制度提供的司法保障,对于各种复杂的法律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建设性参与谈判,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凝聚各方共识,主动引领规则制定。代表团就反垄断、知识产权等提出的多项案文建议得到大会采纳,为公约的达成作出了积极贡献。
公约的通过,弥补了各国相互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领域国际法律制度的空白。但截至目前,公约还没有生效(公约规定只要有两个国家批准,公约就可以生效,目前乌拉圭已经签署了公约)。基于此,笔者给2020年备战法考的考生一个建议,在国际私法的学习过程中,特别是关于国际司法协助部分,一定要知晓在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问题上,已经出台了相关的国际条约,这是以往学习内容中所没有的。但由于公约尚未生效,考生不必急于掌握其相关细节问题。
二、《新加坡调解公约》
2019年8月7日,共有46个国家(包括中、美、印、韩)于新加坡签署了《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又称“《新加坡调解公约》”)。
《新加坡调解公约》适用于调解产生的、国际商事争议当事人为解决争议而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和解协议的执行。公约将允许执行和解协议的一方直接诉诸寻求强制执行的缔约国一方的法院,无需首先取得法院的违约判决,该法院届时必须根据该缔约国的程序规定以及公约中规定的条件执行和解协议。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公约第1条,《新加坡调解公约》排除了可作为判决或仲裁裁决执行的和解协议,根本原因在于,此类和解协议属于其他国际公约(比如《承认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和《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的专属管辖范畴。
1 国际商法案例
1986年7月27日我国某公司应荷兰A商号的请求,报出某初级产品100吨,每吨鹿特丹到岸价格(CIF)人民币3900元即期装运的实盘。对方接收到我方报盘后,没作承诺表示,而是再三请求我方增加数量,降低价格一并延长要约有效期。我方曾将数量增至300吨,价格每吨鹿特丹GIF减至人民币3800元,并两次延长了要约的有效期,最后延至8月30日。荷兰于8月26日来电接受该盘。我方公司在接到对方承诺电报时,发现巴西因受旱灾而影响到该产品的产量,国际市场价格暴涨,从而我方拒绝成交,并复电称:《由于世界市场价格变化,货物在接到承诺电报前已售出。“但荷方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承诺是在要约有效期内作出,因而是有效的,坚持要求我方按要约的条件履行合同,并提出,要么执行合同,要么赔偿对方差价损失40余万元人民币,否则将提起诉讼。”
[问题](1)如果A商号对我国的这家公司提起诉讼,有无正当理由?
(2)双方间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
[参考答案]
(1)A商号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我国的公司违约在先,A商号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进行救济。
(2)双方间的买卖合同已经成立。
[解析]
本案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合同订立的程序。一般说来,订立合同必须经过两个程序,即要约和承诺。要约是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 2 定的人提出的订立合同的建议,其内容必须十分确定,并且表明对方一旦接受,要约人就愿受其约束。因此,一项要约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应清楚表明愿意按要约所列条件与对方订立合同的目的,并表明一旦对方接受,要约人就愿受其约束。2.原则上应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凡不是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人提出的建议,仅视为要约邀请。3.内容必须十分确定。所谓十分确定,即所标明货物的名称、明示或默示地规定货物数量或价格,或者规定如何确定数量和价格。承诺即受要约人作出声明或以其他行为对要约表示同意。构成一项承诺也必须具备一定条件:4.承诺必须由受要约人以声明或其他行为作出。5.承诺的内容必须与要约的内容一致,而不能有所添加、限制或更改,但如果所作限制、添加或更改并未实质上变更要约的内容,要约人又末在过分迟延的期间内以口头或书面方式提出反对,则该项承诺仍然可以视为有效。6.承诺必须在要约规定的期限内送达要约人,如果要约人末规定时间,则必须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送达,对于口头发出的要约,必须立即作出承诺。承诺一旦送达要约人,就发生效力,合同即告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