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艺术史之工艺美术工艺美术（一）概况在春秋战国艺术门类中，工艺美术最丰富、也最富活力，成就也最高。
春秋晚期齐国人总结工艺技艺的专著《考工记》，对中国战国以前的科学技术给予了全面总结，内容涉及的方面很广，包括百工的社会地位、分工、工艺思想、城市、宫殿、器物制度、技艺经验等许多方面。
结合先秦诸子所记述的工艺技艺材料，可以综合构成一部完整的先秦科学技术文献。
《考工记》记述当时主要手工业部门分工情况为：（１）攻木之工①轮人、②舆人、③弓人、④庐人、⑤匠人、⑥车人、⑦梓人。
（２）攻金之工①筑氏、②冶氏、③凫氏、④栗氏、⑤段氏、⑥桃氏。
（３）攻皮之工①函人、②鲍人、③■人、④韦氏、⑤裘氏。
（４）设色之工①画、②缋、③钟氏、④筐人、⑤■。
（５）刮摩之工①玉人、②榔人、③雕人、④矢人、⑤磬氏。
（６）■埴之工①陶人、②旊人。
按当时的社会分工，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
六职指：１。
王公：坐而论道；２。
士大夫：作而行之；３。
百工：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４。
商旅：通四方珍异以资之；５。
农夫：饬力以长地财；６。
妇功：治丝麻以成之。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手工业分工是相当精细的，但二千多年来有许多木、皮、陶等易朽的工艺品没有流传下来。
从考古发掘出土的玉石器、漆器、青铜器、织绣品等工艺品来看，春秋战国的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玉石器主要用作装饰品，成为显示身份的重要标志，象征君子之德.作工讲究，制作精巧，立体雕饰绝少，趋于平面化；用于祭祀的玉琮几乎绝迹，即使有个别出土，从作工到形态都已失去早期的神圣性质。
春秋战国时的漆器工艺，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把漆器工艺推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使用范围扩大、技术大有长进、地方风格出现、分布广。
艺术风格富丽辉煌，以红黑为主调，漆画大量出现，为绘画的发展提供了实物和经验。
这些都为两汉漆器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的青铜工艺，就整个中国青铜工艺而言，其铸造工艺和艺术处理都达到了青铜史上的最高峰。
以时代风格论，春秋战国青铜崇尚华巧新奇，新器形、新手法层出不穷。
失蜡法、镶嵌法（错金银）、刻纹法等，丰富了铜器纹饰的制作手法。
复杂的青铜画面，直接描绘现实生活，艺术处理也达到一定的水平。
春秋战国的织绣工艺，仅以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实物来看，可谓绚烂多彩，技艺高超，织绣的龙、凤、虎、花卉等纹饰，在色彩搭配、纹饰疏密组合，形象神态刻画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惟针法比较简单，这是早期织绣工艺不可避免的缺点。
（二）玉石工艺中国古代有关玉的概念，与今日矿物学上的标准不完全相符。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玉，石之美具五德者代表了整个中国封建时代对玉的认识。
中国古人对于玉，并不仅仅看它的硬度，要看其质地、色泽、纹路等外观是否美，能否给人带来快感；还要看它能否体现伦理观念。
自然美与社会美融合，成为中国玉的主要品格。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三代一汉），中国人把玉看得比黄金还要贵重。
金银取代玉的位置是在唐代以后，唐代服饰仍以玉佩为最高品级。
宋代开始玉的身份虽然降格了，但作为佩饰品，在上层社会仍占重要地位。
中国人重玉、赏玉，在世界各民族中是一种特殊的审美习尚，而玉文化带给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玉文化为中国所独有。
人类的发展史，按工具的进步来划分，可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
在中国横亘在石器、铜器之间还有一个玉器时代，铁器出现之后，玉石文化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随着中国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越来越多，又鉴于中国古代重玉、赏玉的历史事实，不少学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有一个玉器时代。
类似的思想，东汉袁康在《越绝书？宝剑篇》中已经提出来了。
中国的玉器时代滥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三代至战国全面繁荣，两汉之后才开始衰落。
中国古代的玉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值得认真研究、总结，发扬光大。
１。
春秋以前的玉器工艺根据考古发掘的材料，中国最早的玉器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文化遗址中，距今约七千年。
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是三个主要产玉区。
目前在中国发现原始玉的地点已有七十多处。
原始玉按用途分为生产工具、武器、礼仪等四类。
从已经发掘的实物观察，年代最早的是装饰玉，可见玉最初就是以它的审美价值被人类看中的。
河姆渡出土的玉器是玦、珠、璜、管；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距今约六千年）是耳坠，都是装饰品。
晚些时候的大汶口文化（始于公元前４３００年，约在公元前２４００年过渡为龙山文化）出土了玉铲，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了兽面纹玉锛，五莲丹土村出土了玉刀、玉斧、玉铲，均非实用器，徒具生产工具的外形而已。
江南太湖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非常丰富精美的玉器。
从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到四千年前的良渚文化，先后沿续了三千年之久。
其中河姆渡文化第三层（约公元前五千年）出土了玦、璜、管、珠；马家浜文化（公元前４５００- 前３５００年）出土了玦、璜、环、珠、镯、管、坠、唅、斧；良渚文化（约公元前３５００- 前２０００年）出土了玦、环、镯、珠、管、坠、瑗、笄、■、锥、针、唅、玉蝉、佩、璋形器、纺轮、铲、斧、琮、璧等玉器。
太湖地区的玉器，按时间顺序可清楚地看出它们的发展规律：种类由少到多，造型由简单到复杂，个体由小到大，制作由粗到精。
从玉器出土的位置，结合先秦文献分析，可以看出有些玉器被赋予了复杂的社会观念。
江苏常州武进寺墩良渚文化墓葬中，发掘出玉璧２４件，制作最精最大者，置于死者腹部之上，另一副置于胸之上，其余分置头前脚后。
出土玉琮３３件，一副镯式玉琮置于头部右上方，余３２件方柱体玉琮除置于头部正前方的一件和置于脚后的四件外，都围绕人骨架四周，且大多有火烧的痕迹。
看来当时丧葬是要举行宗教仪式的。
火烧玉璧、玉琮或许已有礼无礼地的用意，至少可以肯定玉璧、玉琮是作为父系氏族部落酋长的随葬品的。
《周礼春官？宗伯》有云：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
原始部落酋长生前掌握礼天礼地的特权，玉璧、玉琮作为他们身份的象征，后人用以礼天、礼地也是合乎情理的，虽然内涵不一定完全相同。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玉被赋予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观念，其内涵美被突现出来了。
１９７１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塔拉村出土了一件玉龙，１９８２年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遗址中出土了双龙首璜形玉饰，都是更值得重视的重大发现。
龙作为图腾是以华夏族为主体的民族群体的象征，以后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
龙的形象在中国原始社会亦有出现，如青海彩陶器上的鲵鱼纹，实际为龙纹。
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葬中出土了彩陶蟠龙盘。
三星塔拉村出土的玉龙呈墨绿色，高２６厘米，卷曲成Ｃ形，长头，口闭吻长，鼻端前突，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两个并排鼻孔，颈脊耸起长鬣，当是猪首的变体。
以猪首为基本特征的玉龙的出现，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启示，龙的起源当与原始农业有关，因为猪是原始农业中最重要的家畜。
这件大玉龙是用一整块玉料雕刻成的，细部运用浮雕、浅浮雕手法表现，通体琢磨，光洁圆润。
龙体屈伸刚劲有力，长鬣高扬，极有生气，表现出龙图腾民族旺盛的生命力。
龙成了某种社会观念的中介物。
玉器的生产要经过复杂的工艺过程，拣选好玉料之后还要经过刻、碾、琢、磨、钻等多道工序，有的成器之后还要在上面琢刻纹饰，如玉斧、玉铲、玉琮上面多有兽面纹。
江苏武进寺墩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兽面纹玉琮制作得极为精致，其纹饰刻线宽度仅为零点一至零点二毫米，而且线条劲挺平直，圆内而方外的器形严格对称，这说明四千多年前太湖地区的原始人类琢玉技术已经相当高超，他们创造了一种技艺美。
技艺美的创造，就是自然美的破坏，技艺美发挥是越充分，则自然美越会被掩盖。
这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特别是在商周时代，表现得尤为充分。
对中国夏代的情况，以前知之甚少。
近几年由于河南二里头文化遗物的大量出土，使我们对先商即夏文化有了具体认识。
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不少玉石陶器及骨器蚌器等。
出土的石器主要是生产工具、如石斧、石铲、石刀、石凿、石锛、石镞等。
出土的玉器有玉钺、王铲、玉戈、玉圭、七孔玉刀、玉柄形器、玉琮、玉板等，有的属于装饰品，有的则是礼器。
夏代的玉器制造已达到较高水平，其中玉柄形器制造技术很突出，这是一件四方形的长形玉器，通长１７。
１厘米，器物的末端雕成一个鱼头，器身分六节，形似六截鞭。
上面雕刻着兽面纹、花瓣纹，造型美观，雕工精细。
夏代玉器很著名，尤其是夏后氏之璜，被后世视为稀世之宝，与著名的和氏璧相提并论。
《淮南子？说山训》载：■（和）氏之璧，夏后氏之璜，揖让而进之以合欢也。
《淮南子？精神训》云：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匮而藏之，宝之至也。
商代玉器主要是供上层贵族使用的礼器和装饰品，雕刻工艺技术达到很高水平。
商代玉器种类很多，有璜、玦、环、璧、戈、刀、铲、斧、豆、簋、盘等，还有玉象、玉虎、玉兔、玉龟、玉鱼、玉蝉等玉雕的各种动物形象，造型生动，琢制精巧。
其中最值得提出的是１９７６年发掘的殷墟妇好墓出土了大批玉器，共７５５件（另有一些穿孔玉髓小圆片及玉器残片未计入），约占随葬品总数的３９。
２％。
这批玉器的色泽以绿色为主，有墨绿、茶绿、黄绿、淡绿等。
黄褐色与棕褐色的次之，白色、黄色和灰色的很少，黑色的只四件。
玉器形象有玉人、各种动物形象，用于装饰，还有琮、璧、玦、笄、镯形器、串饰、坠饰、箍形器、戈、矛、戚、钺、刀等。
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
就其式样之多、技艺之精、造形之生动准确等等，都有巨大进步。
周承殷制而更有所发展，周礼制严密，玉器为礼制服务，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
玉被神化和人格化，君子比德于玉，甚或被视为长生不老之药和防止尸体腐烂的防腐剂。
周代玉器是中国玉器史上的高峰，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是空前的。
１９７５年陕西考古工作者发掘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出土１３００多件玉石器，器物形象有蚕、虎、兔、鱼、蝉、凤鸟、璜、戈、管、玦、柄形饰品、项链、贝与玉圭合体串饰等，继承商文化的痕迹明显。
该墓主身份相当于大夫，墓葬时间大约在周穆王时代。
从出土玉器数量和种类来看，西周上层统治者重玉赏玉之习，比起商代统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联系到历史上武王灭商时，商纣王取天智玉琰■身厚以自焚——焚玉四千——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汲冢周书？世俘解），便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但整个来看，西周早中期的玉器似乎不如商代发达，制作亦不如商认真。
如在陕西扶风北吕发掘西周墓２８３座，只在三座墓中出土了玉鱼两件、玉笄帽（管状）三件、玉璜一件，均无纹饰。
这批墓葬的时间相当于西周初到成王、康王时代即西周中期以前。
当然，这批墓中出土玉器少，也可能与墓主身份不太高有关。
春秋开始（公元前７７１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各诸侯国势力抬头，周天子势力逐渐衰落，各诸侯间互相攻伐兼并，由最初的几千小国到春秋后期形成五大国——齐、楚、秦、晋、宋。
此后晋再一分为三（韩、赵、魏），形成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