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记的题名,在这里也要费一点笔墨。
在整理过程中,对寻找出版单位我们也在同步进行。
正好此时,我也正在为整理的《陈乃乾文集》欲寻找出版社。
杭州罗以民先生为我联系到山西人民出版社。
不久出版社的张继红先生来到杭州时,将我提供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的宋云彬日记,带回社里(当时全稿尚未整理出来)。
没多时张先生打来电话,同意该日记在他们社出版,并询问书名,可报批立项。
当时我就提出是否直接用《宋云彬日记》为书名。
张先生认为这样太直白,要考虑一下再给回音。
不久,电告是否用《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并解释道,红尘冷眼之意,即一个文化人用冷静的眼光,去看待中国走过的三十年。
我将此标题向领导同志汇报,并得到认同。
日记出版后,也有读者对此题目持有不同意见。
2001年8月23日,我与许树刚局长将整理完毕的日记,送至北京。
并到宋剑行先新中国第一代《国家大地图集·普通地图卷》的编纂刘寅年杨柏如 1958年,国家科委将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大地图集》列为“国家科研规划”。
这部大地图集共分四卷,即:《普通地图集》《自然地图集》《经济地图集》和《历史地图集》。
分别由国家测绘总局、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负责编制。
国家测绘总局在接到任务后,指定由副局长白敏同志主管,具体编制任务则由地图出版社承担。
我俩当时是地图出版社编辑,遂有幸自始至终参加了这项工作。
记得白敏同志在第一次动员会上就明确提出:“大图集编纂一定要以三性(政治性、科学性和艺术性)为标准,以出成果、出人才为目标。
”这给了与会者极大的鼓舞,也成了编辑部全体同仁工作中的准绳。
《普通地图集》作为首卷,是因为必须由它完成能反映真实地貌的各省(区)图,作为其他三卷图集的地理基础底图。
因此,它也是《国家大地图集》必须先行的奠基工程。
编辑部主任陈述彭(后授予院士称号)、苏联专家卡娅以及编辑室主任、编辑们很自然地首先想到:“资料是编纂地图的生命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