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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银行业资料民国时期银行业资料引言民国时期，指的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时期，最早从1912年开始，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关键时期，也是银行业发展迅猛的时期。
本文主要介绍民国时期银行业的资料概况。
背景在民国时期，银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银行业的资料记录了当时的银行机构、政策、业务等内容，对于了解当时的经济形势和金融政策具有重要价值。
资料分类民国时期的银行业资料可以根据内容和形式进行分类：1. 银行机构档案：主要包括各银行机构的成立文件、章程、组织机构等资料。
这些资料反映了当时的银行业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
2. 银行业发展报告：各银行机构在不同时间段所发布的业绩报告、年度报告等。
这些报告记录了当时银行业发展的情况，包括资产负债状况、投资方向、盈利情况等。
3. 银行业政策文件：政府制定的关于银行业的法规、政策和指导文件。
这些文件规范了银行业的经营行为和管理要求，对于分析当时的金融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4. 银行业统计数据：包括银行资产规模、贷款额度、存款额度、利率等数据。
这些数据反映了当时的金融市场状况，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经济形势。
5. 银行业研究报告：学者、研究机构对于银行业发展的研究成果，包括历史回顾、案例分析、政策建议等。
这些报告可以为了解当时银行业发展提供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角度。
资料获取途径获取民国时期银行业资料的途径如下：1. 图书馆：许多大型图书馆收藏了关于民国时期的历史文献，包括银行业资料。
可以通过图书馆的目录系统，查询相关文献，并前往图书馆阅览室自行查阅。
2. 档案馆：一些档案馆收藏了民国时期的银行业档案资料，尤其是国家档案馆和省级档案馆。
可以向相关档案馆了解馆藏资料，并提出申请，获得复制或查阅的机会。
3. 专业研究机构：一些专业研究机构和学术机构致力于对于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其中一部分也会涉及银行业相关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近代中国银行业发展简史一、起步阶段中国出现近代化的银行始于鸦片战争之后。
一般认为1847年在上海开设分行的英国丽如银行是中国近代最早的银行。
而19世纪后期在中国活跃的外国银行或中外合资银行有英国的汇丰银行、惠通银行、中华汇理银行，法国的法兰西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等。
中国人自己开办的第一家银行是中国通商银行，由清末实业家盛宣怀于1897年在上海创办，利用他任督办的招商局和电报局投资，同时拉其他官僚包括李鸿章等人入股，其组织管理和营业规则均参照外商银行（主要是英国汇丰银行），设立董事会，在全国各地开设分行。
该行成立之初，就被清廷许可发行银两、银两两种货币，还获得代收库银、整理币制之权。
在官方的中央银行设立之后，该行才转为纯粹的商业银行。
1912-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跟中国银行一起承担中央银行职责的还有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的历史同样可以上翻到清朝末年。
1908年，由清政府邮传部牵头组建，为官商合股，初期目的是借款赎回被列强控制的铁路，故名交通银行。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其地位进一步上升，与中国银行一起承担共同承担发行货币、调节币制、兑换外币和代理国库收支的中央银行职责。
二、第一个繁荣时代1927年至1928年，北伐军革了北洋军阀的命，历史进入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受江浙财团资助的蒋介石政府，也十分重视银行体系的建设。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另组建中央银行，授予其发行纸币、代理国库、经理公债、管理外汇等特权。
同时，将中国银行改组为国际外汇兑换专业银行，交通银行改组为辅助工农商矿的专职银行。
1935年，国民党政府又组建中国农民银行，作为供给农业信用、发展农村经济的专职银行。
至此，形成了以四大国有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为基本骨架的银行体系。
国民党统治后期，形成了宋子文家族控制中国银行，孔祥熙家族控制交通银行，陈果夫家族控制农民银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控制国有金融业的局面。
探索民国时代金融革新历史民国时期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尽管这一时期伴随着战争、贫困、通货膨胀等多种不利因素，但仍出现了一些重要的金融革新。
这些革新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今天的金融制度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一、民国时期金融繁荣的背景民国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较为动荡，然而，中国的工业和商业却开始崛起。
受西方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开始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和商业经济转型。
在这一坚实基础上，金融市场得以发展。
同时，也受制于全球大萧条的影响，中国的经济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成为了一条恶性循环，给金融业带来了严重冲击。
在这个环境下，金融创新开始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
二、商业银行的发展与改革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外合办银行纷纷落户中国，民国时期的金融业开始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
上海、广州、天津等地的金融市场蓬勃发展，金融活动迅速扩大。
与此同时，商业银行作为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者，逐渐被人们所重视。
民国时期的商业银行大多数是外资银行，对于国有资本的影响力有限。
1930年代以后，许多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始筹办民族银行，如广东银行、广西银行、湖南银行、河南银行等。
这些银行大多数资本来自于地方或者港商巨贾，因此其内部管理模式上较为独立，与内资银行存在差异，但对于当时发展中国民族资本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
银行大多数都可以发行债券、折旧券等金融工具，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实现金融和经济的共同发展。
三、货币革命的发展与背景经济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进，货币革命的发展已经成为必然选择。
银元和银两已经不适合作为货币流通的工具，时新的货币工具需要开发。
1928年，国民政府设立了国家银行，负责发行新的“法币”，即纸币银元。
在国家银行的推动下，新货币逐渐取代了银元，成为当时中国的主要货币流通工具。
货币革命并不只是简单的纸币代替银元，它还涉及到整个国家货币制度的变革。
在国家银行的推动下，国家开始实行中央化货币发行制度。
百年华尔街的主流是由摩根，高盛这些古老的名字主宰的。
这些历史悠久的权势集团见证了一个金融帝国的起伏跌宕，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操控价值上百亿美元的大宗并购，影响商业巨头、企业财团重大商业决策。
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全球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浪潮，这些金融巨擘的手更是时不时掀起资本市场的惊涛骇浪，从而成为无数聪明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顶礼膜拜，争相追逐的对象。
除了高定服装，拉菲，私人会所这些常被街头小报过度渲染的浮华外，常青藤名校，不知疲倦的高强度工作，冷静乃至冷酷的快速决策，操控巨额资金和企业生死的快感可能是这个行业更贴切的肖像。
这个群体有个共同的名字：“投资银行家”。
理解现代金融资本市场，从理解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开始。
History as mirror。
以史为镜，也许可以正未来之衣冠。
投资银行业务始于有价证券的承销独立战争结束的时候，联邦政府面对的是个债务缠身的烂摊子。
为战争欠下的各类负债达到2700万美元，支付货币五花八门，金融市场一片混乱。
为了改善混乱脆弱的财政状况，33岁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设计了一个大胆的方案：以美国政府的信用为担保，统一发行新的国债来偿还各种旧债。
这种现代最司空见惯的“以旧换新”的债券融资在300年多年前实属却是算得上超前妄为。
为了使得债券的发行筹资能够顺利进行，大量的“掮客”涌入，充当了发行人（政府）和投资者之间的桥梁：他们寻找投资者，并负责将债券以特定的价格卖给投资者。
这些人有传统的银行家，投机商，和形形色色的交易者。
这些掮客在债券发行的条件甚至定价方面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债券市场的发展为新生的美国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经济活动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在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资本市场的空前活跃。
在这个过程中，新大陆第一代“投资银行家”的雏形开始形成。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版图不断扩大，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交通运输的需求使得开凿运河和修建铁路成为最迫切的需要。
单独的企业个人显然没有能力承担这些大型项目所需要的巨额资本。
投资银行在我国发展的历程张月婷11402990215 金融一班投资银行( investment banking,corporate finance）是主要从事证券发行、承销、交易、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投资分析、风险投资、项目融资等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是资本市场上的主要金融中介。
是最典型的投资性金融机构，一般认为，投资银行是在资本市场上为企业发行债券、股票，筹集长期资金提供中介服务的金融机构，主要从事证券承销、公司购并与资产重组、公司理财、基金管理等业务。
其基本特征是综合经营资本市场业务。
投资银行的组织形态主要有四种:一是独立型的专业性投资银行，这种类型的机构比较多，遍布世界各地，他们有各自擅长的业务方向，比如美国的高盛、摩根斯坦利;二是商业银行拥有的投资银行，主要是商业银行通过兼并收购其他投资银行，参股或建立附属公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这种形式在英德等国非常典型，比如汇丰集团、瑞银集团;三是全能型银行直接经营投资银行业务，这种形式主要出现在欧洲，银行在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同时也从事商业银行业务，比如德意志银行;四是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兴办的财务公司。
在中国，投资银行的主要代表有: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信证券等。
我国投资银行是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而产生的。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产生和证券流通市场的开放,产生了一批以证券公司为主要形式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以及保险公司也可经营证券业务1997年以后,随着商业银行法的实施,我国金融业的分业经营及管理的体制逐步形成,银行、保险、信托业务与证券业务脱钩,因此诞生一批金融集团附属的证券公司,如中信证券、光大证券等。
尽管受到分业经营体制的约束,国内各商业银行并没有放弃参与投资银行业务的努力中国建设银行1994年与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等机构合资创办了中国境内首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机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国银行于1998年在香港成立了全资附属区域性投资银行—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如招商银行也在积极推进投资银行业务目前,金融监管当局也制定了一些相关政策,如2001年央行颁布了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鼓励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
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中国银行业发展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但是真正开端应该算是民国时期，随着国家形势和社会经济的变化，银行业务逐渐形成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文将从不同的阶段来阐述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史。
第一阶段：民国时期民国时期银行业主要由外资银行和民族资本银行构成，外资银行占据绝对优势。
当时，中国银行作为最早的国家银行，扮演着推动国内银行业发展的关键角色。
民国初期，中国银行在不断深化内部改革、完善银行制度基础上，不断拓展其业务范围，逐渐成为国内规模最大、业务最广的银行之一。
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金融体制，国有银行逐步成为金融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
此期间，对外经济贸易逐年发展，银行业在国计民生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1951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成为我国货币金融领域的最高行政机关，负责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等工作。
改革开放前，中国银行业在国家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始终处于不断壮大和完善的过程中。
国家不断通过政策、规范行业秩序、推动银行改革，提高金融业的质量和效益。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后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中国银行业进入了新发展时期。
国家不断加强金融监管，银行业不断改革创新，各类银行不断涌现，银行业也从传统的储蓄信贷业务向股份制、风险投资等多元化方向发展。
随着国家金融开放进一步推进，外资银行、港澳台资银行也陆续进入中国市场，银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各家银行也纷纷推出新业务、新产品，以适应市场变化。
第四阶段：当前发展当前，中国银行业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业务最为广泛的银行之一，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中国银行业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深化金融信息化，加强服务质量，推进普惠金融，开展对外金融合作等，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总之，中国银行业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扮演着重要而不可替代的角色，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银行业也将不断进行改革，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私营金融业法律规制的考察分析二战后随着世界金融体制从自由市场向政府监管趋势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从执政伊始，即开始构建四行二局为中心的国家垄断金融体系。
经过八年抗战，一直到国共内战时期，不断强化对国营和私营金融业的控制力度。
除改组、改造四行二局、加大官股对私营银行钱庄的控制之外，也试图通过金融立法来规范和控制金融业。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基于金融风险广泛、财政危机加剧、立法滞后严重等问题，继续推行国家垄断金融政策，接收敌伪金融业，扩张四行二局一库在全国范围的统治，并推出一系列法律法规。
这从表面上看，对于规范金融行为、防范金融风险、维护稳定起到一定作用。
但由于社会经济衰退和金融体系崩溃，最终这些法律法规实质上剥夺了私营银行钱庄的传统生存空间，从而被挤出历史舞台。
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指出：研究民国经济史的重点，简言之，是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关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对金融业法律规制问题的研究可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具有深刻的学术意义，又具有鲜明的现实价值。
相关研究成果涉及金融监管法律、监管制度演进及特点、战时监管法律等。
而对于战后国民政府加强对私营金融机构法律规制的原因、法律法规的主要内容及影响等问题的研究亟待深入。
本文以上海的私营金融形态钱庄为中心，拟作详细考察。
一、国民政府加强对金融业法律规制的历史背景八年抗战严重消耗了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资源，战乱导致沦陷区金融秩序异常混乱，金融风险丛生。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专门成立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财政部下设各区财政金融特派员，积极接收沦陷区经济金融各业，以挽救战时造成的财政崩溃局面。
此时的金融市场逐步从战时状态向战后状态过渡。
战后沦陷区经济残破的影响和备战内战所需军费开支迅速攀升，致使财政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并引发了新一轮的金融危机。
这迫使国民政府从极其短暂的经济自由政策开始向加强经济统制政策过渡，表现在金融领域，则是继续加强管制。
从中国建设银公司看民国时期的投资银行经营中国农业银行昭通市分行罗明勇投资银行19世纪初产生于英国，是经营投资信托业务的金融机构，具有投资经营与融通资金的功能，很大程度上能够左右资金需求者的经营活动，因而成为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金融寡头操控实业资本的主要工具。
在中国最早出现的投资银行是1898年英资汇丰银行与怡和洋行设立的中英银公司，它先后取得京沈、沪宁、广九等铁路的监督管理权，同时大量投资矿业项目，成为所谓“洋行之王”。
此后陆续出现十余家外资性质的投资银行。
直到1934年第一家华资性质的投资银行才诞生，这就是宋子文创办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在它身上折射了旧中国投资银行的扭曲发展。
一、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成立中英银公司产生后，国内不断有人设想创办投资银行。
1920年，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计划联合盐业、金城、中南、大陆等银行合组“中华银公司”，拟效法中英银公司开办代募股票债款等业务，由于不熟悉运作和各方利益不均，商谈未果。
1930年，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赴美国与芝加哥大陆银行洽谈合办信托公司，拟各投资二百五十万美元，从事投资控股业务；同期，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也与美国摩根银行商谈筹办投资银行，然而此时正值美国经济大危机，两家银行受到严重打击，对华前景不看好，合资设想最终未能成行。
宋子文受过系统西方教育，且有丰富金融运作经验。
1927年，他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益发感觉要借助金融方式纾决财政困境。
1933年4月，宋子文以出席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为名，开始了欧美之行，本意是争取欧美支持，以国际力量压制“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日本扩大侵华战争态势。
其间，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与美国复兴金融公司签订了价值五千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同时向英、法等国提议共同成立一个“类似国际银行团的国际合作机构”，以便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意见和资金，并明确表示成员国范围应排除日本。
由于日本极力拉拢欧美，宋子文此行效果不甚理想，但他大量接触了美国金融界人士，萌生了创办投资银行构想。
1933年8月，宋子文回国。
不久，由于外交政策与理财方针与蒋介石分歧严重，宋辞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职务。
他“决计弃官就商，且做中国摩根”。
由于具有财金界的深厚人脉关系与“国舅”特殊身份，加之得到让·蒙内等美国金融专家协助，中国建设银公司经过很短时间的筹备便成立了。
1934年5月31日，中国建设银公司在上海汉口路7号召开发起人会议，宣告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国币一千万元，股本主要来自中央、中国、交通等11家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个人投资不到9%。
《中国建设银公司章程》第十一条规定：“本公司以协助并联同政府机关、中外银行及其他组织，扶持公私各类企业，发展农工商业，办理关于各项事业之投资及管理事务，与信托公司之一切事务为业务之范围”。
后来公司修订章程，明确“业务要目”是“扶持公私企业，发展农工商业，代办投资管理，经营信托事业”，具体包括：创办大中型企业；代客户筹集中外资金，发行股票、债券；代购国外材料及各种设备；代客户设计生产计划，组织公司；代中外客户组织输出、输入贸易；代客户重新整理不健全但有前途的企业。
作为官僚资本向国民经济参透的特定时期产物，建设银公司从成立起即无处不体现这一特色。
宋子文认为，中国各种经济建设事业范围太广，但又处于各种势力割据状态，兴办投资银行必须联络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方可达到目的，因此中国建设银公司吸收多家金融机构参与是为了“以便我国各银行及其他公司之合作及相互担任投资事业，并代理发行公司债与研究、调查各项范围较大之新事业计划”，同时，他致力于把中国建设银公司发展为国内投资银行业务的垄断性机构，成为联接内外资的主要渠道，因此公司的经营目标是“可为各银行或其他公司管理较为呆滞之投资事业，盖此类投资一经整理，或可渐使活动而达到公众投资之目的……本公司成立后不独能引起中外投资之互助与联络，且可使外人趋向于中国实业之投资，盖无论外国各银行实业家及投资家，且于本公司为扶助本国各项实业之唯一机关，均采于委托本公司为代理或代表，而谋华人为共同之投资，本公司并可为中外金融界切实联络与合作之机关”，因此，宋子文特别重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能既让国人参与投资，又能鼓励大量外资输入和获取外国管理技术；二是如何引领国内资本市场发展。
当然，他也认识到这样做的积极意义在于“缺此二者，我国工业必不能有大建树之发展。
”二、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业务活动公司成立时，宋子文任中国建设银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其弟宋子良任协理，叶琢堂、张嘉璈等业界大亨为董事，公司内设秘书、设计和统计等三个处。
1927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是民国政府的所谓“黄金十年”，中国建设银业务经营取得飞速发展，开展了以下主要业务活动：1. 兴办证券业务，代理债券发行。
上海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发源地与集中地，建设银公司一开始就把经营证券作为主要业务。
由于与当局的特殊密切关系，公司多次承办政府债券和印花税垫缴债券。
1934年7月，国民政府发行4000万元特种国债用于增加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军费，建设银公司仅用了7天时间就完成发行1500万元任务，进度远远超过由蒋介石亲任理事长的农民银行，令国民政府刮目相看。
11月，财政部以九二折委托建设银公司独家发售卷烟印花税垫缴债券3000万元，公司又以九三折交各股东银行代募。
1937年2月，财政部按九二折委托建设银公司发行印花税债券6000万元。
1934年至1937年，建设银公司共为国民政府代理发行债券2.6亿元，其中发行垫缴税款债券1.6亿元，基本每个月都有政府订单业务。
除代理中央政府债券外，建设银公司也为地方政府招募公债。
1936年11月，为山东青岛市招募建设公债300万元，用于兴建自来水公司，也在极短时间内就募足款项。
1936年7月，蒋介石解决“两广事件”，统一华南政令后，建设银公司总经理宋子良调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公司势力随之南下，9月就分别在广州、汕头、南宁等地组建分支机构，并为广东黄埔港开埠募集到150万美金公债。
在代理公司债方面。
1936年，上海永安公司因资金短缺出现危机，采取抛售库存棉纱、向花旗银行贷款等办法都无法脱困后，商请建设银公司筹资。
宋子文仿照欧美通行办法，将零星短期债务合并重组，以永安公司大楼、第三纱织厂及杨树浦仓库等资产作抵押，发行公司债500万元，由建设银公司按票面金额的9.15折全部承购，再以9.45折向社会发行，年息七厘，十年归还，并且该债券在交易所登记，可以转让交易，因而很快即售罄，解了永安公司燃眉之急。
建设银公司不仅获得15万元收入（500×（0.945-0.915）＝15），而且趁机以低于市价40%的价格购入永安公司10%的股份。
宋子文还意图入主上海证券交易所。
建设银公司以股票可在交易所上市、对经纪人发放贷款等优惠条件，鼓动金融界、实业界支持其接管证交所。
经多方交涉，证交所同意将半数股票转让给建设银公司，却因1937年抗战爆发而停止交易。
2．引进外资投资铁路建设。
投资铁路是清未至民国年间中外金融机构获利丰厚的一项重要业务。
1935年3月，建设银公司和中英银公司合作，与铁道部签订修建沪杭甬铁路借款合约，共同承担110万英镑的铁路贷款，实际按八八折发放96.8万，到期按110万收回，并有8‰的月息。
在此项投资中，建设银公司不仅获得44万元国币的利息收入，还以主要债权人的身份，派稽查员入驻杭江铁路局控制财务，同时还在铁路沿线增设支行，经营浙江盐、米等农特产输送上海的信用业务。
1936年，建设银公司承销京赣铁路建设公债1400万元，获按年息8厘,再按6厘向交通、农民、金城、浙江兴业等银行转销，获年利差28万元。
另外，建设银公司还与法国资本合作，共同投资修建钱塘江大桥。
与法国银团共同投资兴建成渝铁路是战前建设银公司引进外资的最大成果。
它以“商办形式”联合铁道部及四川、贵州地方政府共同成立川黔铁路公司，由公司承贷，改变了以往由政府出面借款、以铁路收入担保的做法，有效解决了外国财团通过借款控制中国铁路的难题。
1936年11月17日，首批资金2500万法郎到位，宋子文获得国内政界、经界、学界一致赞誉，建设银公司声誉达到顶峰。
此外，公司在抗战前还参与奥托•华尔夫公司投资兴建浙赣铁路计划，并与汇丰银行、中英银公司谈判广梅、浦襄铁路借款，但都因为抗战爆发而未能实施。
3．控制实业。
建设银公司成立初期主要提供商业信贷，但1937年开始由普通信贷融资变为以参股控股，逐步掌握和控制企业。
其间以参股将原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下属的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和淮南煤矿及铁路改变为扬子电气公司和淮南矿路公司最为典型。
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及淮南煤矿是建设委员会经营多年的国有企业，规模实力与创利能力都处同业前茅，是建设委员会经营工业的成功典范。
1937年5月9日，建设委员会突然以发展实业需要巨额资金、而国家一时难以筹措为由，呈文国民政府行政院建议“为发展建设委员会主办之电矿事业，拟具招收商股办法，以提高社会投资”，“推荐”由建设银公司代为招收商股。
5月12日，行政院允准，通令：“遵奉国府令饬将首都及戚墅堰两电厂，改组为扬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淮南煤矿及铁路两局，改为淮南矿路股份有限公司，股本各一千万元，除建委会保留股本两公司各二百万元外，其他商股均由中国建设银公司募足”。
5月14日，建设银公司筹齐商股，召开三家企业改组为扬子电气公司与淮南矿路公司的发起人大会。
在两家新公司的股本中，建设委员会只拥有20％，其余均为商股，建设银公司持有48.75%的股份，是最大股东，实际控制了公司的经营权。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次三家国有企业的“改制”过程中，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张静江兼任建设银公司监察长，建设银公司高级职员（如常务董事李石曾、张嘉璈、事业处处长秦瑜、设计处处长潘铭新、专业委员程士范等）分别聘任为两家新公司的董事和总经理，建设委员会设计处处长霍亚民成为建设银公司的股东和董事，而建设委员会的常务执行委员李石曾、张嘉璈早就是建设银公司的常务董事。
类似情况还有建设银公司与建设委员会、陕西省政府共同投资开办西京电厂事例。
1935年2月，按各占一股的比例，三方共同投资100万元设立电厂，电厂董事会由三方共同派员出任。
1937年6月，三方协商同意以旧股折半、增招新股的方式，将电厂资本扩充为200万元，新股中四分之三为建设银公司持有，建设银公司因此成为控股股东。
建设银公司还用类似方法接管了汉口既济水电公司，从而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将资本集中到电力、铁路等高利润基础行业。
30年代起，国民政府为达到逐步控制经济的目的，采用官商合办、共同入股的方式，有计划地成立了一批专业公司，企图控制全国商品生产流通。
这一计划与建设银公司的设想不谋而合，因此它不遗余力地全力参与，成为在此期间成立的中国棉业公司、中国木业公司、中国矿业公司和川黔铁路公司等公司控股股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