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关键科学问题”项目群简介

ccer的项目类型摘要：er 项目的背景与概述er 项目的主要类型3.各种类型的特点与应用场景4.总结正文：一、Ccer 项目的背景与概述Ccer 项目，全称为中国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计划（China"s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Programme），是我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推动环境可持续发展而设立的一项重要科研计划。

该项目旨在通过资助高水平的研究项目，提升我国在气候变化与环境领域的科研水平，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二、Ccer 项目的主要类型Ccer 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1.基础研究项目：这类项目针对气候变化与环境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原创性、前沿性的研究，以提高对相关领域的认识和理解。

2.应用研究项目：这类项目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研究气候变化与环境领域的技术、方法、政策等，为国家和地方政策制定提供支持。

3.国际合作项目：这类项目通过与国际知名研究机构和专家的合作，推动我国在气候变化与环境领域的科研水平，提升国际影响力。

4.人才培养项目：这类项目致力于培养气候变化与环境领域的高层次人才，为我国在该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三、各种类型的特点与应用场景1.基础研究项目：这类项目以深入探讨气候变化与环境领域的科学问题为主要目标，如研究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探索新型环境友好型技术等。

应用场景包括为国家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为相关产业技术创新提供支持等。

2.应用研究项目：这类项目着重于解决实际问题，如研究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方案、提出节能减排政策建议等。

应用场景包括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依据、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等。

3.国际合作项目：这类项目通过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开展研究，推动我国在气候变化与环境领域的科研水平提升。

应用场景包括加强我国在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领域的影响力、促进国际学术交流等。

4.人才培养项目：这类项目通过选拔、培养优秀的气候变化与环境领域人才，为我国在该领域的发展储备力量。

COP29气候谈判策略分析《COP29 气候谈判策略分析》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显著，每一届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都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COP29 也不例外，在这场关乎人类未来的谈判中，各国的策略和立场至关重要。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 COP29 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和背景。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仍在持续增长，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发生，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威胁。

同时，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能源结构、技术能力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使得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共识变得异常困难。

在 COP29 中，发达国家的策略通常是强调自身在减排方面的努力和成就，并试图推动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

他们凭借相对先进的技术和资金优势，提出各种高标准的减排目标，同时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相同的标准进行减排。

这种策略的背后，一方面是为了展示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为了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避免因减排而导致产业竞争力下降。

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关注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工业化进程中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应该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和减排义务。

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减排过程中面临着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诸多限制，需要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往往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争取更公平的减排方案和更多的发展空间。

在具体的谈判策略上，各方都采取了多种手段。

例如，通过组建联盟来增强自身的谈判力量。

一些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由于受到气候变化的直接威胁最大，他们组成了紧密的联盟，共同发声，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而一些新兴经济体则在坚持自身立场的同时，也积极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以推动谈判取得进展。

另外，科学研究和数据在谈判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各方都通过引用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例如，关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减排的成本和效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潜力等方面的研究，都成为了谈判中的重要依据。

COP29气候谈判策略分析《COP29 气候谈判策略分析》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COP29（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 次缔约方大会）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舞台。

各国代表齐聚一堂，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商讨策略、寻求共识。

而在这一过程中，谈判策略的选择和运用对于达成有效的气候协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我们要明确 COP29 面临的主要挑战和目标。

当前，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显著，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给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因此，COP29 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推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并确保各国在气候行动上的公平和公正。

然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并非易事。

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能源结构、气候责任和能力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导致了在谈判中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和复杂化。

在谈判策略方面，科学依据的支撑是至关重要的。

各国需要以权威的科学研究和数据为基础，明确气候变化的紧迫形势和减排的必要性。

只有当各国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识达成一致，才能为谈判提供坚实的基础。

例如，通过展示最新的气候模型和预测，强调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减排措施，未来可能面临的灾难性后果。

这有助于增强各国采取行动的紧迫感，减少在谈判中的分歧。

利益平衡是谈判中的核心策略之一。

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对气候变化负有更多的责任。

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发展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重挑战。

因此，在谈判中，需要平衡各方的利益。

发达国家应在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帮助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减排目标。

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应在自身能力范围内采取积极的气候行动。

通过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平衡机制，可以增强谈判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灵活的谈判方式也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在 COP29 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复杂和棘手的问题。

采用多边协商、双边会谈和小组讨论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方式，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分歧。

对于一些关键问题，可以先在小范围内进行深入讨论，寻求共识，然后再在大会上进行推广和协商。

中国科学院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项目“气候系统模式研发及应用研究”第三课题任务书课题名称：预测理论、方法和可预报性研究负责人：林朝晖骨干成员：王会军、穆穆、朱江、周广庆2004年10月26日一、 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和分工：1、主要研究内容本课题的总体研究内容，就是结合气候系统模式，并在现有的短期气候预测系统的基础上，探讨气候可预报性及气候预测理论和方法，并在实际的预测试验予以检验和完善。

具体说来，主要研究内容有：1)针对影响东亚乃至全球气候的ENSO、温盐环流等现象，研究其可预报性问题。

主要探讨以下问题：a、利用ENSO模式，研究ENSO事件的最大可预报时间、最大预报误差、和最大允许初始误差，并将其转化为非线性优化问题，定量考察ENSO模式的可预报性.研究ENSO事件“春季可预报性障碍”现象的机制，为提高ENSO预报技巧提供新思路；b、考虑到海洋热盐环流模式中的非线性效应，用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研究热盐环流对淡水通量和盐度扰动的敏感性，探讨热盐环流气候平衡态的转移问题，揭示非线性在热盐环流敏感性和稳定性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2)以气候系统变动理论为基础，系统地开展南、北两个半球之间气候相互作用的研究;并开展我国沙尘暴季节的气候和大气环流异常的动力数值预测研究。

具体研究内容为：a、利用观测资料和再分析资料集成研究南半球主要环流系统的季节变化规律及其与东亚区域气候相关联的可能物理机制、南极海冰的变化及其与南半球主要环流系统特别是南半球副热带高压、越赤道气流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气候模式通过数值模拟的手段，从机理上入手，进一步研究上述集成分析结果的内在因果关系。

最终，研究如何在现行的IAP短期气候数值预测系统中引进南半球环流变化的信号，并进行系统性的模式回报试验，考察其对东亚区域夏季降水预测的影响；b、以沙尘暴季节气候和大气环流的长期变化的分析研究为基础，以气候模式为手段，借鉴夏季气候异常的跨季节预测方法，利用数值模拟的手段来研究预测我国北方沙尘暴季节气候异常的方法和具体方案。

国际关系中的气候变化谈判与合作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各国之间的合作与谈判来解决。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际社会已经多次尝试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

本文将探讨气候变化谈判与合作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并讨论在气候变化谈判中所涉及的各方角色、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合作方式和发展趋势。

一、气候变化谈判的重要性气候变化谈判是解决这一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手段，因为它需要各国之间的协调和合作。

随着气候变化的不断加剧，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对全球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因此各国之间需要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以应对这一挑战。

通过谈判，各国可以就气候变化的挑战和解决方案达成共识，制定共同的行动计划，并确保这些行动得到有效执行。

二、气候变化谈判的各方角色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各国的角色和作用不同。

首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是谈判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具有更多的经验和资源。

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需要在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之间做出选择。

此外，各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也是谈判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三、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各国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

首先，如何制定一个公平、合理的协议是最大的难题之一。

由于各国的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和环境状况存在差异，因此在制定协议时需要考虑各国的利益和关切。

其次，如何确保协议的有效执行也是一大挑战。

由于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在执行协议时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障碍。

此外，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增加了谈判的难度。

气候变化是一个涉及多个领域的复杂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能源、经济、环境、社会和政治等方面。

因此，在谈判中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制定出全面、综合的解决方案。

四、合作方式和发展趋势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各国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中国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立场与对策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及当今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谈判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积极的政策和行动为减排做出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但在国际谈判中却又拒绝承担强制性的减排目标和义务，并牢牢抓住但有区别共同的责任原则”人均排放、历史帐等观点稳住自己的立场。

但国际社会主要是发达国家对中国上述立场表示不满，并频频向中国施压。

气候变化问题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

由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能源技术落后，能源使用效率低下，这使得中国的减缓成本相对较大。

如若承担过多减排义务而又得不到发达国家充分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势必会减缓本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但同时，中国也是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遭受了许多气候灾害的打击。

尽管中国拒绝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义务，但国内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并采取积极的政策与行动。

在国际上，中国也是一直坚持发达国家提高减排目标，落实减排承诺。

出于国家利益、当前形势、舆论压力及本国形象与影响力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中国目前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基本立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基本框架，严格遵循巴厘路线图”授权。

《公约》和《议定书》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框架和法律基础，凝聚了国际社会的共识，是落实巴厘路线图”的依据和行动指南。

巴厘路线图”要求为加强《公约》和《议定书》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应确定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减排承诺期的进一步量化减排指标，并就减缓、适应、技术转让、资金支持等做出安排。

二是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中方认为发达国家在两百多年的工业化过程中无约束地排放大量温室气体，是造成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理应承担率先大幅减排的历史责任。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简本及全文) 2007年06月14日12:32 中国新闻网中新网6月14日电在国务院新闻办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为有效落实《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确定的重点任务，同时也为《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实施提供科技支撑，统筹协调我国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全面提高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能力，科技部组织编制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

以下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简本。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简本)为有效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确定的重点任务，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以下简称《国家方案》)的实施提供科技支撑，全面提高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能力，特制订《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

一、气候变化形势及其对科技工作的迫切需求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突出，正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科学研究表明，近50年来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中国的气候近年来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并给农业、林业、水资源、生态环境和海岸带等造成不利影响和损失。

气候变化国际制度安排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构成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基本政治和法律框架。

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进入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的优先议事日程，成为最重要的多边国际问题之一。

妥善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尽管中国单位GDP的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呈总体下降趋势，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持续增加的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

气候变化及其国际制度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外部环境和需要妥善应对的重大战略课题。

应对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归根到底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国家科技计划支持了一批气候变化相关科技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中国科学院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项目气候系统模式研发及应用研究观 测理论模式项目办公室二OO四年十月十八日中国科学院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项目气候系统模式研发及应用研究（简讯）2004－01中国科学院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项目气候系统模式研发及应用研究会议纪要2004年9月27日上午9:00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合建楼二楼会议室召开了中科院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项目“气候系统模式研发及应用研究”（以下简称团队项目）第一次国内全体成员交流会。

参加人员有中科院资环局有关领导任小波、张鸿翔，大气所相关部门的领导程新金、蒲一芬，项目成员宇如聪、吴国雄、穆穆、王斌、王会军、朱江、谢正辉、王自发、李建平、林朝晖、俞永强、周天军以及项目办公室所有成员（李薇、王暄、王军、林征、耿雪）。

会议由项目负责人宇如聪主持。

张鸿翔讲话指出，这个项目是资环局首批部署的三个团队之一，中科院各级领导很重视。

这是一个团队的项目，而不是某个科学家的个人行为，不能只靠某一个人，而是要协同作战，特别是涉及到国际合作伙伴，只有项目全体成员凝聚在一起，才能到达预期的目标。

另外，这是一个新生事物，中科院第一次搞类似的项目，许多事情要从头作起，特别是管理工作，需要边探索边工作，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不断完善。

建立创新团队就是搭建一个平台，既要维护国内成员的利益，也要维护海外科学家的权利。

需要强调的是，团队项目必须向海外科学家提出具体的工作要求，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所有工作都要围绕团队项目的共同目标进行。

王会军所长既代表大气所又代表其他成员首先感谢院领导的大力支持。

他表示，创新团队是一种新的机制。

气候系统模式从70年代末开始理论研究，80年开始启动，已有20年。

有国家重点实验室、973和基金委支持，现在最欠缺的不是经费，而是机制，例如CSM、WOLF和EC机制，都值得我们借鉴。

大气所很久以前就搞模式，有前期的工作积累，但是要建立“气候系统模式”依然是很大的工程，要研究其机制，结合共同点，不断探索。

中国科学院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项目气候系统模式研发及应用研究 The Climate System Model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Studies (CSMDA)研究动态简报（四）2006年8月28日全球大气环流谱模式SAMIL-R42L26研究进展――陆气耦合包庆1,2 ，刘屹岷1，周天军1，王在志1，吴国雄1，王鹏飞1(1.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LASG，北京 100029)(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39)1 引言自20世纪90年初开始,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LASG/IAP)致力于研制一个全球海洋－大气－陆地－海冰耦合的气候系统模式(GOALS)[1]。

随着计算机速度不断的提高，以及计算机并行技术的应用，气候系统模式的水平分辨率和垂直分辨率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其中，GOALS 系统的大气模式水平分辨率由较低分辨率的全球大气环流谱模式R15L9（球谱函数采用菱形15波截断,水平分辨率相当于7.5°经度×4.5°纬度,垂直方向共分9层）[2]提高为R42L9（水平分辨率相当于2.81°经度×1.66°纬度）, 模式的模拟性能也有了很大的改进[3]。

最近通过采用消息传递技术（MPI）进行并行，极大地提高了模式的运算速度，从而实现了大气模式的垂直分辨率由L9增至L26。

该大气环流谱模式最近被LASG正式命名为SAMIL (Spectral Atmosphere Model of IAP LASG)[4]。

为方便讨论，以下将该模式简称SAMIL-R42L26。

陆面过程是影响气候变化的基本物理过程之一，其通过水、能量、动量和碳的交换，影响整个气候系统[5]。

陆面和大气之间水、能量和动量交换，在短时间尺度（约1天）上即反馈给大气模式，从而使陆气耦合系统能够合理地描写陆面过程与边界层过程和湿对流的相互作用。

填补多项科研空白中国科学家在行动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提供强有力科技支撑记者/杨晨王国勇祖国编者按：中国探索北极、开发利用北极、参与北极的国际治理，都离不开对北极地区的科学研究。

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原局长秦大河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团队，克服种种困难，不断完成北极科研领域的突破，为中国开展北极事务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近日，本刊在秦大河院士的帮助支持下，对我国多年来开展北极科技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绩、开展的多项科研活动展开报道。

开展北极科研工作的背景与意义北极地区面积2000多万平方公里，主要包括极区北冰洋、边缘陆地海岸带及岛屿、北极苔原和最外侧的泰加林带，气候严寒。

随着全球变化加剧，北极地区的增暖幅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冰冻圈显著退缩，这不但深刻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也对全球气候、军事及经济环境带来巨大影响。

北极地区的气候变化对中低纬度（包括中国）地区的天气、气候具有重要影响。

北极地区蕴藏巨大的矿产、油气和生物等资源，是21世纪世界能源战略高度关注的重点区域。

北极石油、天然气能源的可采性受控于未来冰冻圈的变化，特别是需要在海冰与多年冻土的监测与预估方面提供科技支撑。

同样，北极气候变化将影响渔业等区域的经济结构，需要从气候和海洋变化等科学研究入手预估未来的影响。

特别重要的是，北极气候系统变化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最突出后果之一是北极海冰消退后航道的开通，必将成为影响21世纪世界经济和军事格局的重大事件。

我国是近北极国家，北极气候系统变化不仅对我国的天气和气候具有重要影响，而且涉及北极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国际事务也与我国有密切关系。

2017年1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明确中国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与国际各方合作的新疆域。

2017年3月2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市出席第四届国际北极论坛开幕式并致辞，表示我国要加强北极生态环境保护，不断深化对北极的科学探索，依法合理开发利用北极资源，完善北极治理体制机制，共同维护北极和平与稳定。

中国科学院“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关键科学问题”项目群简介单位：中国科学院北京 100864 作者：丁仲礼傅伯杰韩兴国葛全胜目前，国际上十分流行的全球气候变暖理论由3个主要环节组成：（1）大气CO2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280ppmv升至450—550ppmv后，全球平均气温可能将上升2℃—3℃；（2）若全球平均气温上升2℃以上，将可能给人类带来重大影响，突出地表现为海平面上升、物种灭绝、极端天气事件频率增加、热带传染病北上、全球粮食短缺、水资源供应不足，地区冲突增加等；（3）世界各主要国家必须立即采取各种行动，减缓全球变暖，使2050年CO2排放量降低到1990年排放水平的50%，且越早采取行动损失越小 [1,2]。

显然，这个理论的核心基础是气温对大气CO2浓度的高度敏感性，以及地球表层系统在适应气温变化时的极度脆弱性，其最终目的是减少或控制化石能源的使用量。

积20余年之努力，这个理论已经走出学术界，被社会公众广泛接受和传播，同时也成为一部分政治家在国际政治、外交博弈中使用的工具。

但是，学术界对这个理论质疑的声音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大气CO2浓度增加1倍后，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2℃—3℃，这只是一个模拟值，它由不同的数值模式计算后平均得出，且不同模式输出的增温值可差5℃之多（从1℃左右到6℃以上）。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数值模式是否已成熟到能够准确评价全球平均气温与大气CO2浓度的关系？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温已增加约0.74℃，大气CO2当量浓度已增加60％左右，那么，从过去100多年的记录中，我们是否可以准确评价气温对CO2的敏感性？如果这个评价同数值模拟不一致，则哪种方法更可靠？气候系统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人类对它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变化过程与机制是否已有足够充分的了解？比如，在一些要素的“驱动”下，气候系统也会产生负反馈作用，目前的文献谈了很多正反馈过程，那么科学界对其负反馈过程了解充分吗？围绕南极冰芯所发表的大量文章表明CO2浓度滞后于气温的变化[3-5]，这说明，CO2“驱动”气温升高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科学院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项目7 中国科学院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项目气候系统模式研发及应用研究The Climate System Model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Studies (CSMDA)研究动态简报（十）2006年12月8日ENSO事件“春季预报障碍”问题研究的新进展穆穆，徐辉，段晚锁(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LASG，北京100029)1 引言1.1 ENSO现象及其预测热带太平洋区域的厄尔尼诺（El Niño）和南方涛动（Southern Oscillation）合称为ENSO现象。

ENSO现象是短期气候年际变化的最强信号之一，它的发生往往给全球众多地区造成严重的自然灾害，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干旱，南美地区的洪涝等。

El Niño的发生也给我国天气气候造成异常，它不仅影响我国东北的夏季温度，而且也与我国东部夏季降水以及冬季寒潮活动有紧密联系（陈烈庭，1977；李崇银，1985，1987，1988a，b，1989，1992，1995；王绍武，1985；符淙斌和滕星林，1988；黄荣辉，1990；叶笃正和黄荣辉，1996；龚道溢和王绍武，1999；张人禾和黄荣辉，1998；张人禾，1999；周广庆和李崇银，1999）。

因此，研究并弄清ENSO现象的物理机制、成功预测ENSO事件非常重要（李崇银和穆明权，1999；翟盘茂，2003）。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对ENSO事件的研究及预测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发展了一系列具有较高预报技巧的统计预报模式（Barnett et al., 1984, 1988; Graham et al., 1987; Xu and V on Storch, 1990; Penland and Magorian, 1993），中等复杂程度的海气耦合模式（Zebiak and Cane, 1987; Kleeman, 1993; Balmaseda et al., 1995），混合耦合模式（Latif and Flügel, 1991; Barnett et al., 1994; Balmaseda et al., 1994; Davey et al., 1994; Wu et al., 1994），甚至复杂的全球海气耦合模式（Leetmaa and Ji, 1989; Latif et al., 1993a, b; Rosati et al.,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