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地方自治对比探析

祖国2018.10.

下|政法研究|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美国1787年宪法》其中均规定了地方自治的内容。中国的地方自治历史可以从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进行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是新中国进行地方自治的典型表现。美国的地方自治历史也可以从建国、大发展、后城市化三个时期进行分析。中美地方自治对比可以从单一制与联邦制、大一统与行政至上、民族历史与殖民历史三个方面来进行。美国地方自治对中国地方自治的借鉴意义可以从联邦制对于台湾问题最终的解决、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强化以及依法治国的深入发展三方面进行。关键词：中国美国地方自治宪法中美地方自治对比探析文/邱立新一、中美宪法中的地方自治规定（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节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自治地方代表名额适当照顾非少数民族群众。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自治机关依规行使自治权并根据自身特点适用政策法律。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自治地方人大有权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自治机关可在指导下自主安排经济建设事业，国家应适当照顾。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自治机关可自主管理相关事业并发展本族文化。第一百二十条规定自治机关甚至经批准后可组织公安部队。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可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国家从各个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并进行干部支援。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少数民族的地方自治权，其从立法、财政、文化、语言等多方面进行了规定，并明确了中央政府对其进行的多方面支持。（二）《美国1787年宪法》根据《美国1787年宪法》的规定，联邦的权力来源于地方各州的权力，但联邦权力高于各州权力。联邦政府对美国拥有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大权，而各州可以在不违反宪法的情况下进行立法，具有自治权。联邦立法权由众参两院掌握，众参两院的议员均由各州选举和从州议会中推选产生。各州不得缔结条约、结盟或组织邦联，不得铸造货币、发行纸币，不能损害联邦法律，除非在特殊情况下，不能从事战争。二、中美的地方自治历史（一）中国1.清末时期清末时期，西方列强入侵，国家内忧外患，社会越发不稳定，导致地方势力的逐渐扩大，从而使得中央政府需要依靠地方势力来行使权力，久而久之，地方势力就掌握住了实权。2.民国时期民国初期，各地军阀割据，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各省为自保纷纷割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各地的自治实权并未被中央收回，反而由于中央政府的内斗而增强，各省不尊重南京政府下达指令，仅仅在名义上是拥护南京政府。3.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民族区域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一开始就实行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性，在1954年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设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尊重少数民族。（2）一国两制港澳自治，是指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台则保留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这样推动地方自治，用适合国情的制度来确保中国统一的实现。（二）美国1.建国初期美国在建国初期以邦联体制为基础，而后形成了联邦体制，各州让渡出权力给联邦政府，而新成立的各州也以这种方式加入美国。2.大发展时期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大发展时期，美国西进速度明显加快，为了进一步鼓励相关人员开拓西部，政府鼓励个人及企业前往西部，并通过战争吞并墨西哥的领土，买下阿拉斯加，以给予地方自治权来扩充领土。3.后城市化时期二战后，美国为了推行主导世界的战略，转而对地方自治进行限制，严格控制各州对联邦政府的威胁，并以司法手段加强中央集权，以应对部分分离势力。三、中美地方自治对比（一）单一制与联邦制中国自古就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一直对地方享有完全的管辖权，地方自治仅存在于朝贡体系下的其他“外邦”；而美国自建国以来就是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的权力源于各州政府的让渡。（二）大一统与行政至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大一统的国家，每一次国家的分裂与统一背后均蕴含着整个民族对于整个“中国”的认同，这种大一统理念深入每一个王朝，地方自治的色彩在这种中央集权的大背景下被很大程度上缩小；美国一直实行行政至上的理念，其联邦体制的建立是由于初创美国的各州对于存在于各州之间的行政壁垒感到效力低下，从而选择以建立共同市场的方式加强行政效率。（三）民族历史与殖民历史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由不同族群组成，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均曾经成为统治阶级，但其均没有大规模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各民族之间可以相对和谐地相处，阶级流动也不以民族、地域进行划分；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本身就是自治地方，地方自治观念深入其精神层面。四、美国地方自治对中国地方自治的借鉴意义（一）联邦制对于台湾问题最终的解决联邦制作为国家结构的组织形式从未在中国实行过，但中国和平统一，施行一国两制，完全可以在台（下转第152页）162祖国2018.10.

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之路是正确的，指导我们走上路国强民富的道路，开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新纪元。参考文献：[1]曹典顺,张丽霞.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创新[J].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4,(00):3-19+371.[2]任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范式图谱[J].中国社会科学,2017,(01):63-82+205-206.[3]任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范式图谱[J].社会科学文摘,2017,(05):26-29.[4]任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J].哲学研究,2012,(03):18-23.[5]陈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创新研究[D].江苏师范大学,2013.（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湾试行联邦制。“一国两制”的提出者邓小平曾提出统一后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政府军队，中央政府负责外交等事务，这种想法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比联邦制更高级的自治模式。（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强化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一方面可以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还可以提供相关的公共服务。我国目前社区组织发展水平较低，居委会、村委会组织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社区公共服务方式。（三）依法治国的深入发展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我国应在宪法中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而目前宪法中只存在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规定。其他的法律文件中也不存在地方自治的内容。应该从地方自治角度深入发展依法治国理论，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参考文献：[1]王旭.《论美国的民主》与当代美国地方自治[J].社会科学战线,2011,(02).[2]张晓燕.行政分权抑或其他?———美国地方自治概念再探析[J].云南社会科学,2016,(31).[3]李国忠.中国地方自治百年发展论略[J].南开学报,2003,(05).（作者简介：邱立新，现就读于重庆第三十七中学校，高中在读，研究方向是法学。

）|政法研究|系；另一方面，政府的权力刚性太强，没有了中间的缓冲地带，本就微弱的地方民众对国家强力推行的各项政策毫无招架之力，只能被动接受。国家政权建设只能意味着对乡村社会任意妄为的掠夺，远远超过了乡村社会经济所能承受的限度。但压力与弹性是成正比的，长此以往，民众的生存空间被挤压的越来越小，国家在地方社会埋下了随时爆发的隐患，民众在重压之下一旦被组织起来，后果将不堪设想。没有了士绅自下而上的反馈通道，乡村利益共同体缺少代言人和保护者，基层自治组织又几乎没有发生任何缓冲作用，导致上层权力毫无顾忌地向下延伸，而下层因势单力薄无法反抗。毋庸置疑，这样的乡村权力配置是极不平衡的，乡村秩序自然也就处于一种低度稳定的状态。作为无组织的一个个分散、软弱的个体，民众在高度一体化的政治体制中很可能以生命为代价表达其诉求。所以近年来民众只能选择直接将利益诉求诉诸政府，导致上访和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社会稳态遭到致命性的打击。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士绅治理下的明清乡村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却拥有一个超稳定结构。一旦民众被组织起来，基层政权将被颠覆性不说，国家机器也会遭到一定程度的损耗。士绅治理的缺位，导致的是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零和博弈关系，在没有“安全阀”的情况下极易两败俱伤。士绅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国家权力相对于地方社会仍是全覆盖和强控制的状态，乡村社会的内部组织化在目前又难以达到，因而乡村社会还是一种离散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基层社会的重构呢？基层重构的关键在于推动社会组织的发育。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主要还是公共管理职能，其自治作用相对有限。我国社会现在存在的普遍现象就是人的利益性越来越强，而组织化程度越来越低。大量利益诉求的表达，是以个体而不是组织的名义出现的，政府面对的是一个个分散、软弱而又极其危险的个体。要重构政府与民众的组织关系，就必须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在社会组织建设中，要注重发挥组织精英的作用，他们生活于基层，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能够深刻了解基层社会的现状和基层民众想要表达的利益诉求，要使这些人有可能成为现代社会的“新型士绅”，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扮演起“中间人”的缓冲作用。同时民众通过社会组织这个“安全阀”，把不满情绪通过社会认同的、较平和的渠道和方式发泄出来，促使国家与社会关系向更亲和的方式转变。士绅作用的双向性对社会稳定性的重要意义在于其本质上反映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作共生关系，对于乡村共同体而言，士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确谋求并实现了乡村社会的自治。在当下国家政权不断向下延伸冲击乡村自治而又缺乏中介力量的背景下，如何将民众组织起来形成社会组织保护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完整性将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注释：①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中研院近代史所”专刊》，第165页。②王先明：《清代社会结构中绅士的地位与角色》，《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04期，第144-153页。③费孝通：《中国绅士》，惠海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5页。④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以明清时期中国乡村社会为背景》，《法学家》，2010年，第06期。⑤王敏：《辛亥革命前后绅权扩张与农村社会权力中心的转移》，《河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04期，第143-144页。⑥徐祖澜：《清末民初国家权力与绅权关系的历史嬗变———以乡村自治为背景的考察》，《中外法学》，2014年，第03期，第601-617页。（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上接第162页）（上接第159页）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