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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制度的分析与研究1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内涵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剧，工商业发展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早已逐步显现，其中受影响最深刻的就是环境。
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使得人们不得不对环境救济问题进行重新认识与深入思考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应运而生。
环境侵权救济早已是业内耳熟能详的法律概念，而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则在20世纪20年代引起讨论，直至20世纪60, 70年代相应的理论观念才初步形成。
对于这一新生概念，学界目前仍有许多不同看法和争议。
如蔡守秋教授认为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是为了弥补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法律不能仅依赖民法的侵权责任机制去解决环境侵权问题，针对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应将加害人的责任全部或部分地分散给社会。
王明远教授、黄锡生教授认为环境侵权救济社会化是因为环境侵权问题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损害，社会分担加害人的责任理所应当，该制度的设计重点在于及时有效地解决受害人或社会、国家所受到的侵害问题。
对此笔者赞成后一种观点，环境问题的特殊性质决定其产生后所影响的不只是受害人本身，也可能是相邻人、一个省市、国家，甚至是国际间的交互问题。
因此，国家作为公民权利依托下的公共组织，是唯一有责任、有必要也有能力去引导问题解决的主体。
环境侵权救济不仅是对环境侵权加害人的惩罚，更是要对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等不良后果进行及时的处理与补救，环境问题同时具有可控性与高风险性，将这种风险押注在加害人个人身上明显违背了环境侵权救济的宗旨。
因此，通过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来分散风险，提高环境侵权事件的解决效率是十分有必要的。
2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的法理依据2. 1权利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转变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它渊源于哈耶克的经济自由放任主义，其思想提倡经济社会的市场机制，以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反对国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与管制，强调个体权利的保障。
在生产资料私有化的背景下，这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家们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持，因此得到广泛的采纳。
环境纠纷解决机制问题研究摘要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带来了一系列环境矛盾冲突与纠纷，实际上，我国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很不完备，程序也不尽合理，未能形成一个协调、高效的多元化机制。
因此有必要对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进行探析，以便建立完善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并运用其及时有效的解决环境纠纷，更好地维护公民的合法环境权益，建立和谐稳定的生态社会秩序。
第一部分论述了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内涵界定；第二部分介绍了环纠纷解决机制的国际比较与启示；第三部分是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分析；第四部分提出了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环境纠纷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法律规制目录一、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内涵界定 (1)（一）环境纠纷的概念和特征 (2)（二）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 (3)二、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3)（一）我国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 (3)（二）美国、英国和德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 (4)（三）外国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5)三、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分析 (6)四、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6)（一）对环境诉讼主体的起诉资格限制过多 (6)（二）诉讼时效不合理 (7)（三）环境纠纷解决法律滞后 (7)五、对策建议 (8)（一）逐步放宽环境纠纷主体起诉资格 (8)（二）合理设定诉讼时效 (8)（三）逐步完善环境纠纷解决法律制度 (9)参考文献 (10)一、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内涵界定（一）环境纠纷的概念和特征环境纠纷是指环境主体之间由于污染或破坏环境以及环境权利和义务而引起的矛盾和争议。
相对于其他法律纠纷而言，它具不同于其他纠纷的独特的特征：一是环境纠纷是环境法主体之间因为环境权利义务而产生的纠纷。
环境法律主体关系具有一定的环境权利，也具有一定的义务，这是环境纠纷区别于其他类型法律纠纷的最主要特征。
二是环境纠纷的产生、解决和处理具有复杂多样性，其对专业性要求也很高，造成寻找侵权原因的程序复杂多变。
我国环境侵权救济模式探索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愈显突出。
而现实的尴尬却是，侵权行为已然发生，污染结果实际产生，但相关的救济手段却无法弥补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
这是我们创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中的不和谐音符。
本文以国内外几起污染案为切入点，剖析我国现行环境侵权救济模式的不足，探索重构我国环境侵权救济模式。
关键词：环境侵权救济模式公益诉讼引言环境权，是指人人都能享受特定环境利益的法律之力。
①环境侵权行为则是指由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破坏，从而造成他人的财产或者身体健康方面的损害的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
②环境侵权这一概念现在基本为各国所接受。
我国现行立法从《民法通则》到《环境保护法》再到《侵权责任法》均对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有所规定，已形成较为完备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制度体系，但何以在环境侵权法网之下，环境污染事故依然频发，环境侵权问题日益严重？这不得不发人深思我国环境侵权救济模式是否完备?一、案件回放：国内外环境侵权救济之别（一）厦门集美”毒土”案上世纪七十年代，原告王清秋等四人分别对灌口镇上塘村林尾社村道边一荒地进行开荒，并在该土地上分别种植了一片龙眼树。
2007年9月，被告林仕聪未经许可擅自将污泥运到原告开荒的该土地上进行倾倒，从而导致该土地被严重污染，并造成原告种植的龙眼树枯死及该区域的地下水严重污染。
经厦门市集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灌口中队等相关调查，该污泥来源于被告中环公司。
该污泥由中环公司通过签订合同书承包给被告顺贤公司处理。
顺贤公司通过被告林仕聪的引进，将该污泥运输到原告种植的龙眼林里进行倾倒，并由被告王三民实际实施倾倒行为。
四位村民将污水处理公司、运输公司及林某、王某等两责任人告上法庭，要求四被告连带赔偿龙眼树损失及废土的清理费、土地污染治理费等共计16万余元。
2010年8月16日，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判处污水处理公司等四个被告连带赔偿龙眼树损失43920元，同时支付污泥清理费5376元。
环境司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范文《环境司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在当今社会，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环境司法保护作为维护环境权益、保障生态平衡的重要手段，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环境司法保护面临着诸多困境，这些困境不仅制约了其作用的充分发挥，也给环境保护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一、环境司法保护面临的困境（一）环境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当前，我国的环境法律法规体系虽然在不断完善，但仍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之处。
例如，某些环境法律条款的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具体的操作细则和标准，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准确适用。
此外，一些新兴的环境问题，如电子垃圾污染、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在法律层面上还缺乏明确的规定，使得相关的司法保护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
（二）环境司法专门机构和专业人才的缺乏环境案件往往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需要具备环境科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知识的专业人才来进行审理。
然而，目前我国的司法体系中，专门的环境司法机构还相对较少，大多数环境案件分散在不同的审判庭，难以形成专业化的审判力量。
同时，缺乏既懂法律又懂环境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也影响了环境司法的质量和效率。
（三）环境诉讼的难度较大环境诉讼面临着诸多困难，首先是证据收集的困难。
环境污染和破坏往往具有隐蔽性和复杂性，原告在收集证据时面临着技术、资金和信息等方面的障碍。
其次，环境损害的鉴定评估机制不完善，缺乏统一、权威的鉴定标准和机构，使得环境损害的程度和赔偿数额难以准确确定。
此外，环境诉讼的成本较高，包括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等，这对于一些受害者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导致他们往往望而却步。
（四）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在一些地方，由于经济发展的压力和对企业的过度保护，环境司法可能会受到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
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可能对污染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对环境司法审判施加压力，影响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
（五）公众环境意识和参与度不足公众作为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其环境意识和参与度对于环境司法保护的有效实施至关重要。
环境侵权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环境侵权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我想⼤家都对它的相关内容不太了解，下⾯店铺⼩编就为您仔细介绍。
⼀.环境侵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前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存在两个⽅⾯的不⾜：⼀是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缺乏统筹协调性。
我国现有的环境纠纷解决制度虽然对于稳定社会秩序、解决环境权益冲突发挥了⼀定的作⽤，但⼀些问题仍很突出,在⽴法体制和理念上，缺乏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观念、⽅法和措施，部门⽴法、利益分割，重实体轻程序、重⾏政⼿段轻市场⼿段、重法律条⽂结构完整轻法律实施条件设定，没有形成系统体系，缺乏良好的统筹协调机制，化解纠纷的能⼒较弱。
环境侵权纠纷解决机制包括各种纠纷解决⽅式及其制度，因此，增强环境侵权纠纷解决⽅式之间的联系,实现各种调解⾏为效⼒的⼀致性,发挥各种⽅式的作⽤，增强相互之间的联系，才能使之成为⼀个整体。
⼆是我国环境侵权纠纷的诉讼解决机制尚不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法》将“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和其他组织”作为提起民事诉讼的⾸要条件，《⾏政诉讼法》也有相类似的规定。
这样，如果与案件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就不具备原告资格。
同时，“直接的利害关系”要求原告必须是被侵害的实体性权利的享有者。
然⽽，现实社会中许多环境要素属于“共⽤”或“公有”的财产，任何单位和个⼈均不享有专属权，环境诉讼的起诉资格过于狭窄。
法律规定与社会现实的⽭盾导致污染或破坏公共环境的侵权纠纷⽆法进⼊诉讼程序。
另外《环境保护法》的第6条和第41条以及《⼤⽓污染防治法》的第5条和第62条等法律法规中对环境公益诉讼有相关规定。
所谓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了社会公共利益，都可以以⾃⼰的名义，向国际司法机关提起诉讼。
⽽我国现⾏的环境诉讼法律规定中，只有直接受害⼈才能提起民事诉讼，最终被归于民事法律管辖范畴，这与美国环境法所规定的“其利益被影响或者被影响的可能者”相差甚远。
我国环境权的司法救济零采神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环保意识的增强及对自身生活和工作质量要求的提高,环境权作为第三类人权越来越受关注。
我国法制领域环境权一块亦由当初的空白慢慢日益完善起来。
然而从国际环境权立法角度去看，仍然是相对落后的，越多问题亦是捉襟见肘，因此国内对环境权立法改善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一种权利是否存在及是否能被公民所享有，应当找出它存在的确切依据，所以首先来看看环境权在国内各部门法是否有所体现。
在宪法领域，立法者对环境权作了概括性宣示，而把具体的立法交由下阶法律法规去完成。
在民法中，由于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有学者认为环境权其实是公民生命健康权等人身权的补充，在民法则体现在对人身权范围的定义上，依托现有的人身权基础扩大了解释生命健康权的内涵，与国际上“全体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在健康、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权利”的环境权定义是一致的。
在财产关系上，则将生态性的利益考虑进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比如公民个人对环境资源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不得以损害生态价值而追逐单纯的经济价值为限等。
再来看刑法，它专门列出一章，规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的犯罪，其立法基点在于肯定了公众对环境所享有的正当的权利。
犯罪主体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实际上是损害了其余主体对环境资源所享有的合法权益，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而具体到环境保护法，则规定公民可以检举控告污染者，污染者需要承担责任，其合法性基础就在于肯定了公民个人所享有的环境权和国家所享有的环境管理权。
在诉讼法中，赋予公民个人以起诉的权利而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则是一种程序意义上的环境权的体现。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环境权在实体和程序意义上都是存在的，因此对环境权益的司法救济有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然而可悲的是，公民要实现环境权司法教济在我国却是举步维艰，环权卫士常常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难造成这种困局的原因又何在呢？且看我国环境权司法制度的现状。
环境保护法的法律救济环境保护法作为我国重要的法律法规之一，旨在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维护人民群众的生态福祉。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仍然存在，这就需要环境保护法提供法律救济的机制来保障环境权益的实现。
本文将从环境损害认定、责任主体及法律救济程序等方面，探讨环境保护法的法律救济机制。
一、环境损害认定在环境保护法中，环境损害的认定是法律救济的前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境损害是指人为活动直接或者间接造成的生态系统变化、功能的破坏、资源的浪费以及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的状况。
对于环境损害的认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1. 监测评估：通过环境监测和评估，对环境质量进行科学评价，判断是否存在环境损害。
监测评估可以采用实地调查、取样分析等手段，确保环境问题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2. 专家评审：对于复杂的环境损害案件，可以引入专家进行评审，并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专家评审的方式有助于提高环境损害认定的精确度和公正性。
3. 举证责任：环境损害案件中，损害方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环境损害的事实和因果关系。
而被告方则可以进行反驳或提供相反的证据。
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有助于确保判决的准确性。
二、责任主体环境损害认定后，需要确定责任主体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救济义务。
根据环境保护法的规定，责任主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 自然人：对于自然人的环境违法行为，如乱倒垃圾、非法排放污水等，可以追究其个人责任，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2. 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于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环境违法行为，如企业污染排放、建设项目违法行为等，可以追究其法人责任，并要求其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3. 政府机关：政府机关在环境保护工作中承担监管和管理职责，对于未能履行职责或行使权力不当导致环境损害的，可以追究政府机关的行政责任，并要求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三、法律救济程序当环境损害认定和责任主体确定后，受损方可以通过法律救济程序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我国环境侵权救济制度的现状及完善探析摘要：环境侵权作为侵权行为的一种特殊类型，目前在国内尚未深入开展、系统研究的领域,有关立法也不完善，无法适应现实生活的迫切需要。
本文通过对我国的环境侵权救济制度的简述，试图从法律救济等方面找到完善我国的环境侵权救济制度的途径。
并试着探讨如何完善我国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以使我国的环境与发展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环境权；环境侵权；侵权救济；完善一、环境侵权救济理论的基本内容1、概述众所周知，环境权是一项主体广泛的，基本而迟来的法律对于环境侵权，权利，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性环境危机和环境保护运动的产物。
环境权包括公民环境权，法人及其他组织环境权，国家环境权和人类环境权。
\+①有关环境权的定义，国内法学界有代表性的观点分别来自蔡守秋先生，吕忠梅女士，陈泉生先生，综合各位学者的观点，大家比较认同的关于环境权的定义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享有的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以及合理利用资源的基本权利。
\+②根据这一概念，环境权的权利课题包括各种环境要素，防治对象和行为。
当它受到侵害时，法律为其提供了多种救济途径，既可以援引私法，又可以通过公法，甚至还可以通过国际法予以解决。
私法救济，主要是指民事救济。
\+③关于环境权的内容，可以从实体意义和程序意义两个角度对环境权进行全面分析，具体包括：（1）在良好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如安宁权、阳光权、通风权、清洁空气权和清洁水权等；（2）优美环境享受权；（3）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权利；（4）受害索赔权；（5）请求保护权。
2、环境侵权的概念对于环境侵权，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定义。
例如，有的学者指出环境侵权是“公民或法人因过失或无过失排放污染物或其他损害环境的行为，而造成被害人人身或财产的损失时，要承担的民事责任。
\+④有的学者则认为：“危害环境的侵权行为，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
其侵犯的客体包括他人的财产权、人身权和环境权。
”\+⑤还有学者提出：“环境侵权行为是在环境活动和生产、生活等其他活动中发生的，不法侵害他人环境权益或其他财产、人身权益。
第28卷第4期2012年8月忻州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XINZHOU TEACHERS UNIVERSITYVol．28No．4Aug．2012中国现存环境争端司法救济制度探析章斐然（上海市天一律师事务所，上海200080）摘要：我国近30年过快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与人民对环境质量越来越高的诉求产生了不可回避的矛盾，使得环境争端问题变得越来越普遍。
文章通过对现有环境争端司法救济制度的分析，发现我国在环境争端司法救济中的诸多问题，通过对境外环境争端司法救济制度的发展的借鉴，为环境争端的司法救济制度完善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环境争端；司法救济；制度完善中图分类号：D922．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491（2012）04－0122－041中国现有环境争端司法救济的初步发展我国近30年经济的迅猛发展，获得巨大经济成就，但随之而来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生活质量已经取代经济利益成为普通大众越来越关注的问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过快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与人民对环境质量越来越高的诉求产生了不可回避的矛盾，使得环境争端问题变得越来越普遍。
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接报处置的突发环境事件达到108起，平均每两个工作日一起。
根据历年《环境统计公报》的数据和相关资料，从1998年到2002年的5年间，全国共发生重大和特大环境污染事故387起；从2002年到2007年，共发生重大、特大环境事件91起。
据统计，我国每年的环保纠纷案件已有10多万件，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统计，2002年至2006年，有关环境污染问题的举报平均增长率约为87%。
面对如此大的案件数量，我国法院在处理环境争端中的作用却成为大多学者专家质疑的对象：1998年到2002年的5年间，全国共发生重大和特大环境污染事故387起，但因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被法院追究刑事责任的仅25起；从2002年到2007年，共发生重大、特大环境事件91起，但被法院追究刑事责任的只有20起。
据统计，我国每年的环保纠纷案件有10多万件，但真正告到法院的不足1%，各级法院受理的环境侵权案件更是屈指可数。
虽然2002到2006年环境污染问题举报率平均增长近一倍，但环境诉讼案件数量并未出现相应的增长，2004年审结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4453件，2005年只有1543件，2006年仅有2146件。
通过司法救济途径解决环境争端近乎被置于一个底层的低位。
2006年4月17日至1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关键在于加快实现“三个转变”，对环境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趋势。
温家宝总理强调强化法治是治理污染、保护生态最有效的手段，要把环境保护真正纳入法治化轨道。
要加强环境立法，健全和完善环境法律体系，建立完备的环境执法监督体系，深入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专项行动。
为司法全面介入环境保护领域打开了大门———国家已经确定实现环境保护工作法治化、“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的政策，已经将建立环境法院（庭）的任务提上了国家司法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
可见，法院在维护环境法治、环境法律权威和环境公平正义的基本的、有效的、最终的保障作用已经被认可。
与此同时，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已经开始广泛尝试建立专门的环境法庭解决环境争端，这些尝试基本可被分为两类：环境保护巡回法庭和专门环境审判庭。
前者如2004年4月，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曾成立环境保护巡回法庭（设在沙河口区环保分局内）；2006年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人民法院曾成立环境保护巡回法庭。
2008年3月，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成立了“环保巡回法庭”（设在建邺区环保局内）等。
后者有2004年，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成立了专门的环保法庭。
2007年11月20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了环保审判庭2008年5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环保审判庭，负责对基层法院环保合议庭的审判监督和业务指导工作。
2008年12月11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了环保法庭等。
我们可以看到在2006年之后各地方政府在通过司法救收稿日期：2012－06－12作者简介：章斐然（1988－），男，上海人，上海市天一律师事务所，硕士，从事经济法研究。
济解决环境争端问题上做了很大的尝试和努力，而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庭也因此形成了初步的构架，在一些基层建立环境巡回法庭而在中级地区多设立专门的环保法庭。
这种尝试和努力具有开创性和实践性，其意义是巨大的。
2现有环境争端司法救济体制的局限性2．1司法救济对行政权过分依赖我国长久以来把解决环境争端问题看做是行政权的一部分，主要通过行政部门的监管和行政处罚来处理环境争端问题。
长久以来的传统加上环境问题本身的行政特色较浓使得而且我国政府主导型的环境法治，重管理，轻公众参与；重行政包揽，轻司法监督。
从司法实践上看，环境问题产生之初，更多的是依靠民事手段。
但是通过司法途径追究污染者的民事责任是相当困难的。
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心法律援助部在2007年受理的22起环境案件中，仅有两起案件获得胜诉。
不予立案、无从鉴定、停滞不前的案件有13起。
2006年铁山小区居民诉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一案，山东省地方法院或许就是依据该意见，迟迟不予立案。
原告四次提起诉讼均未获得受理后，中华环保联合会法律援助部多次上报原国家环保总局。
2008年3月，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赴铁鹰公司调查后，该公司全面停产。
铁鹰公司被迫投入环保治理资金，积极整改，并且主动提出对以前的环境污染行为进行赔偿。
这样，环境案件迫于政府或者社会舆论的压力，通过非诉讼途径而以政治化的思维和处理方式加以解决，司法途径完全被架空了。
此外，现有环保案件判决的执行也多数依靠行政权力，司法权无法直接介入使得在一些案件的执行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行政权在中国有着不可取代的社会管理地位，这种行政先行的地位一定程度上给行政权带来了运转的超负荷，使得环境保护这种需要快速反应处理的特殊争端被无奈拖延，使得环境污染虽有判决但无法得到实际上的阻止，很多情况下被拖延，环境污染得以持续。
所以如何使得司法救济的结果直接作用于环境污染是制度设计上要精心考量的。
2．2现有司法救济途径存在明显地域差别从现有的个地方尝试可以看出，我国司法救济体制还处在初步发展的尝试阶段，没有整体的布局和全国性的配套体制作为保证和依托。
而环境争端很多都具有范围广、跨省市的特点，且由于污染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特别需要各省联合快速的处理环境正端。
而现有的这些尝试都不能做到反应迅速、分责明确的环境争端处理要求。
如果仅仅以行政方式来解决跨地区环境争端则需要各地紧密配合，还要动用各地的行政资源，其救济处理成本被无意中扩大。
从司法公平的角度看，各地不同的审判体系和审判方式会带来不同的判决结果，使得同类型环境保护案例有不同的审判结果，在环保救济中，责任认定的标准和赔偿数额的确定都是十分关键的问题，但没有一个完整的、全国性的审判体系就无法做到责任认定标准的统一和赔偿数额的一致。
所以建立一套完善的、全国性的司法救济体系势在必行。
2．3从业法官专业性有待提高环境争端往往带有很强的专业性，我国现有法官选拔体制下，很多法官缺乏除法律之外的相关专业知识，所以在环境争端这种对专业性有着高度依赖的案子面前，很多法官都无所适从。
由于环境污染纠纷案件对法官和律师的专业知识要求非常高，但我国环境法专业设置较晚，大多数法官、律师对环境法的知识掌握得相对较少。
从目前我国的法院设置来看，能满足以上专业性要求的法官从数量上来看可能也是极少的，高校培养的环境法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在数量上也许可观，但这些缺乏司法执业经验的毕业生，是否能尽快适应并且达到环保审判庭所需要的专业性要求，也很难说。
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框架和基础，我们不可能期待在环保法庭出现一始，我们的高校就能源源不断输送优秀的人才进入法官队伍，所以如何在现有框架下找到最简洁和快速的方式弥补法官专业性的不足是我们需要考量的。
2．4法院判决受到地方政府经济考量的严重影响1960年环境权第一次被提出，同年美国公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和日本《东京都防止公害条例》都明确规定了环境权。
1970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了有13个国家参加的“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会后发表的《东京宣言》说：“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权利和当代人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提出：“人人有在尊严和幸福的优良环境里享受自由、平等和适当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
”所以环境权已经成为公认的公民权利。
但与此同时，社会拥有整体的经济发展权，这种权利也被看做为普遍的公共利益。
当发展权与环境权发生冲突，往往很难衡量两者对社会的利益孰多孰寡，表现在当下环境问题上就是污染企业多为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产业龙头，是各个政府的纳税大户，发展权和环境权的权衡使得法院很难再判决时做出取舍，判决也往往受到当地政府的意见左右，以至于出现偏向污染企业的现象。
环境争端的司法救济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会受到社会整体经济发展的阻隔，难以维持其原有的走向。
3境外环境法司法救济途径与境外环境法院发展现状3．1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各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实践证明，环境法的实施除了依靠政府之外，重要是要发动和依靠公众。
公众参与环境法实施的前提是享有知情权即拥有信息，只有了解和掌握有关环境信息，才能真正拥有参与权、监督权。
这就要求：一是政府向公众公布其掌握的有关环境信息；二是企业向公众公布有关其企业环境行为的信息；三、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获取信息的渠道畅通。
目前不少国家已经通过环境法，建立了政府和321第4期章斐然：中国现存环境争端司法救济制度探析企业向公众报告有关环境信息的制度，健全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
这些既是实现公众知情权的需要，也是实施环境法和加强环境法执法能力建设的需要。
1966年美国国会制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信息公开法》，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应当向公众公开哪些信息，如何公开这些应当公开的信息，公民应当如何索取政府信息。
1976年美国制定了《阳光下的政府法》规定一切行政会议（指联邦政府中由二人以上组成的采用委员制而不是首长制的行政机关会议），除法定的例外，一律公开举行，会议至少前一周向公众公开发出会议通知，会议召开时公民可以旁听，会议结束时公开会议纪录，不得在会议外决策（某些情况除外）。
该法的要点是将行政行为的过程公开。
上述法律基本形成了美国的信息公开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