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学发展简史

第一章方剂学发展简史一先秦时期《五十二病方》成书于战国晚期，内容多，而且保存较好，最古老的方书；二、两汉时期《黄帝内经》基本理论，奠定基础；《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方书之祖；三、魏晋南北朝时期《肘后备急方》东晋著名葛洪所写《小品方》陈延之，对伤寒杂病论以来的经验方进行了系统整理；《刘涓子鬼遗方》晋仁刘涓子，主要收录和论述金创、痈疽等外科防己，反应了魏晋南北朝朝时期的外科的成就，为现存最早的外科方书；四、隋唐时期《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外台秘要》则基本上代表了唐代方剂学的真实水平；《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唐代医药孙思邈的力作，为综合类医学巨作，首列妇人方。

《外台秘要》唐代又一部大规模的方书和临床医学著作。

整理并保存了一大批唐代及唐以前的医学。

五、宋元时期嘉佑二年，集贤院设立校正医书局，成为我国最早的国家医书编撰出版机构。

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宋代成为本草和方书校刊汇纂的时期；《证类本草》北宋唐慎微收录单方3000余个，首开本草附列医方的先例；北宋政府官办太平惠民和剂局的简历，使大量成方制剂的生产规范化，标志着我国制剂和成药的销售、管理进入新的阶段。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堪称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编制的成药典；《伤寒明理论》金人成无己系统阐述了张仲景《伤寒论》常用方20首的组方原理及方药间的配伍关系，开方论之先河，拓展了方剂学的学术领域；六、明清时期《普济方》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方剂大全，又有集约的袖珍良方；《医方考》吴昆，第一部方论专著；清代的实用性方书主要是《医方集解》和《成方切用》；《医方集解》首开综合分类方剂的先例。

七、近现代时期第二章方剂与治法治法：是在辨清证候，审明病因，病机之后，有针对性地采取的治疗法则。

方剂：中医临床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是在辩证，立法的基础上选药配伍而成的；常用治法：1、汗法：是通过开泄腠理、调畅营卫、宣发肺气等作用，使在表的外感六淫之邪随汗而解的一类治法。

第一章方剂学发展简史方剂学的发展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现存的方书，根据《全国中基图书联合目录》记载，仅从晋、唐至今已多达1950种，至于与方剂有关的医籍就更多。

方剂学正是通过这些书籍的相继问世，反映着这门学科不断发发展的轨迹，了解方剂学发展的概要过程，熟悉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方书的特点及期价值，对于学好方剂学这门主要课程并对今后的继续深入学习和研究、运用，是十分重要的。

兹以历史发展的前后为序，略述方剂学发展的简史。

一、先秦时期先民们在长期人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经过世世代代、日积月累的口尝身受，逐步积累了药物知识。

随着意识利用药物的不断发展，自然涉及到药物的选择、配合和调剂，逐渐产生了方剂。

可见，方剂是中药应用的基本形式。

早期的方剂，多数是单方，或仅由二三味药组成，十分简单。

将两种或两种以的药物组成复方加以利用，可以增强作用、提高疗效，并减轻不良反应和毒性，无疑是古代医药学发展过程中的巨大进步。

《周礼》中已有关于“和药”、“和齐”的记载，还有“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食医掌和王之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等内容。

《史记》中还提到：“战国时扁鹊治虢太子之暴厥，曾用八减之齐”。

上述所称的“齐”，即后世之“剂”，显然是指和合、调配不同的药物组成方剂可以应用。

西汉初年，淳于意的《诊籍》中，提到“火之汤”等四个方剂，惜于年代久远，其具体组成药物已无从考证。

1977年，在安徽阜阳出土汉初残简130余片，名曰《万物》，其中有用商陆、羊头治鼓胀，理石、茱萸治劳损，这是迄今通过考古获得的最早的复方文献资料。

由此不难看出，方剂产生的上限年代已无法确定，而复方的出现，最迟应在春秋战国时期。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和竹、木简，其中有《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杂禁方》等方书尤其《五十二病方》卷帙大，内容多，而且保存较好。

该书成书于战国晚期，原书未见书名，整理者依据其内容分52题而定此名，堪称是现存最古老的方书。

方剂学发展史概况方剂学发展史概况1、先秦时期：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现存最古老的方书。

全书共有医方283个，涉及临床各科病证100余种。

诸方用药242种，有不少品种是《神农本草经》中所未收载的。

2、两汉时期（1）《黄帝内经》：①在治则和治法方面，较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谨察阴阳，以平为期”，“治病必求于本”，“治求其属”以及整体治疗、标本缓急、三因制宜等有关治则的理论。

②制方的基本结构方面，提出了“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并对君药、臣药、佐使药的含义作了概括性的界定，提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为使。

”（2）张仲景以《内经》理论为基础，完成了当代最高水平的临床巨著——《伤寒杂病论》。

此书经晋·王叔和及宋·林亿等先后整理编辑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使之得以广为流传。

传世的《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45首，不计两书并见的重复方，计有323个方剂。

《伤寒杂病论》历来被推崇为“方书之祖”。

3、魏晋南北朝时期（1）《肘后备急方》为东晋著名医家葛洪所撰。

《肘后救卒方》系从《金匮药方》100卷中摘录3卷而成。

该书共收单方510首、复方494首。

用青蒿一握取汁服，以治疟疾，为现代青蒿素的研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后世葱豉汤、黄连解毒汤等，实为此书首见。

所以，简、便、廉、效是《肘后备急方》的显著特点。

（2）《刘涓子鬼遗方》原为晋人刘涓子初辑，后经南齐龚庆宣整理而成，主要收录和论述金疮、痈疽、疥癣、汤火伤等外科方剂，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外科的用药成就，为现存最早的外科方书。

4、隋唐时期（1）《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唐代医药大家孙思邈的力作。

《千金要方》共30卷，132门，载方5300余首。

《千金翼方》亦为30卷，载方2200余首。

（2）《外台秘要》作者王焘，唐代又一部大规模的方书和临床医学著作。

全书计40卷，1104门，收方6800余首。

《中医方剂学》学习笔记：方剂学发展简史一、什么是方剂，什么是方剂学方剂是以药物按一定的规矩和方法组成的，药物按一定的规矩和方法组合才能成方剂。

方剂应该是在辨证论治确定治法之后，选择合适的药物，酌定用量，按照组成结构的要求，妥善配伍而成。

方剂不是一个简单的药物拼凑或者堆砌，也并非任何一张处方都可以被称为是符合要求的方剂。

方剂学是阐明和研究治法和方剂的理论及其临床运用的一门学科。

它强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方剂学是研究和阐明治法和方剂的理论，治法和方剂。

中医药学历来用理法方药四个环节来概括它。

理是理论，包括生理、病理，也就是以脏象学说为代表的生理学，病因病机学说为代表的病理学以及治法、方剂、中药，理法方药，这四个环节。

第二点，从这定义可以看出，方剂学不仅研究理论，还非常强调临床运用，所以它要在理论和临床运用方面探讨治法和方剂的本质，探讨它的运用规律。

从传统学习当中来看，中医学的方剂学是一个桥梁课，带有桥梁课的特点。

因为作为方剂学，它的构成，运用的知识基础，是以前面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作为它的基础，而它后面，紧接着是临床课程，即中医内、外、妇、儿各科。

我们学习方剂学的任务是通过一定数量的常用方剂的讲授和学习了，引导学生掌握组方原理和配伍规律，组方原理、配伍规律掌握过程中，能够培养学生分析、运用方剂和临床组方的能力，这样则为以后学习的中医临床课程奠定基础。

方剂基本上分为三类，根据方剂的不同性质分为三类。

这三类所指是基础方、代表方、常用方。

基础方是历代方剂学发展过程当中总结的一些针对基础病机、基础证型所确立的方剂，临床较少单独以那几味药使用，它反映了病机共性，病机方面的共性。

代表方是在中医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一些医学流派或者一些医学大家，他在理论上创新的同时，相应临床上产生的代表这种理论的典型的方剂。

常用方是经过很多年临床运用中被公认的、确定有效的方剂。

方剂学的学习方法：第一，(是)紧密联系已学各科知识。

方剂学发展简史方剂学发展简史先秦、两汉时期《五十二病方》现存最早的方书书中记载的比较完整的189首方中，单味药方达110首，显示了方剂的组成由单味药到数味药配合的历史过程。

西汉中期《黄帝内经》载方13首，剂型有汤、丸、散、丹、膏、酒，其对治则与治法的总结，对方剂分类方法及组方结构等理论的阐述，为方剂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东汉《伤寒杂病论》张仲景载方314首，被尊为“方书之祖”，该书创造性的融合理、法、方、药于一体，且剂型丰富，煎服有法，为方剂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临床基础。

晋唐时期东晋《肘后备急方》葛洪单方510首，复方494首，其中的要方法“皆已试而后录之”，用药力求“单行径易，约而有验；篱陌之间，顾眄皆药”，“简、便、廉、效”是该书的显著特点。

唐代《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载方7900余首，涉及内、外、妇、儿科，专辑“食治”。

《外台秘要》载方6800余首，整理并保存了大批唐代及以前的医方，如《小品方》、《刘涓子鬼遗方》、《深师方》、《崔氏方》、《集验方》，清人徐大椿称“纂集自汉以来诸方，荟萃成书，而历代之方于焉大备……唐以前方赖此以存，其功亦不可泯。

”宋元时期《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政府组织编撰，前者载方16834首，后者近2万，许叔微《普济本事方》、陈言《三因极一病症方论》、严用和《济生方》、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钱乙《小儿药证直诀》。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载方788首，由北宋政府官办药局将所藏医方经校订编纂而成，是成方制剂的生产规范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编制的成药典。

金人成无己《伤寒明理论》，首次依据君、臣、佐、使分析了《伤寒论》，开后世方论之先河。

金元时期刘完素“寒凉派”《黄帝素问宣明方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张从正“攻下派”《儒门事亲》汗、吐、下病由邪生，邪去而正安李杲“补土派”《脾胃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朱震亨“滋阴派”《丹溪心法》阳有余阴不足论，相火论明清时期方书卷帙浩繁，方剂数目巨大，在医方义理、方剂分类、治法等方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总论第一章方剂学发展简史方剂学是先民们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经过2000多年的辛勤努力,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完善到完善,逐渐发展起来的.它大致经历了萌芽、酝酿、形成、发展等四个历史时期.寻察方剂学发展变化的轨迹,熟悉历代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方书的特点及其历史贡献,对于学好方剂学是十分重要的.兹以历史发展的前后为序,略述方剂学发展的简史.一、萌芽时期原始社会～周代方剂的历史源远流长.远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各种条件限制,我们的祖先靠采集草木果实,捕猎禽兽充作饮食,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某种药效反应或中毒现象.相反,有时也正因为这些缘故,原有的病痛却得到好转或痊愈.因而人们懂得在觅食时有所辩别和选择.为了同疾病作斗争,经无数次的反复体验,集累了一定的经验教训,口耳相传,进而发展到有意识地进行食用,才初步懂得了简单的药物知识.“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饶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使民知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的记述,生动而形象地概括了药物知识萌芽的实践过程.至夏代,农业、手工业已有显着发展,从出土文物中发现夏代的陶釜、陶罐等烹调器具已较精致,商代铜制的饮食器皿更为精巧,这就为修治和煎煮药物提供了条件.据文献记载,商代的伊尹创制了汤药.正如晋初皇甫谧甲乙经·序载曰：“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汤药的创制是民间用药知识长期积累的结果,是商代完成的用药经验的一项重大总结.汤药的发明,大大提高了药物的疗效,它标志了方剂的诞生.方剂产生的上限年代已无法确定,但据周礼中“和药”“和齐”的记载,周代已经通行将药物配合成方剂,煎成汤液用于治病.但当时也只是初步的,没有理法指导,只是对症治疗,作为方剂学这门学科来讲,也只不过是萌芽状态而已.二、蕴酿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明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医与巫初步分业,加之春秋未叶文化学术发达,推动了医学的发展,使医学具备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知识,方剂亦随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创制了方剂理论和一定数量的方剂与剂型.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一部医方书籍,即五十二病方.此书据考证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方剂着作.五十二病方全面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方剂学成就,总数有280首,以内服及外用方剂为主.从应用形式看,属对病或对症治疗,无理法指导,属方剂的低级阶段.随后出现的黄帝内经,成书年代略晚于五十二病方,是一部祖国医学的理论性经典着作.该书载方13方,剂型有汤、丸、膏、丹、饮、酒醴六种,并较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有关治则、治法、组方模式和因病而异灵活组方等,为方剂学的形成和发展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汉代,由于医药文化进一步发展,医药方书便逐渐增多.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计有经方十一家,274卷.这里的“经方”并非后世所谓仲景方的“经方”,而是广义的方剂类书箱.这些“经方”虽均已佚失,但说明方剂在汉代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并按病归类,编为专书.东汉末年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着伤寒杂病论,创造性地融理,法、方、药于一体,被后世尊为“方书之祖”.书中共载方314首,其论理明畅,辨证精确,立法严谨,组方全面,用药精当,并对煎服法及服药后反应、注意事项等,作了详细说明,继承发扬了汉以前的中医药理论,其中凝聚着丰富的实践知识,是现存所见到的辨证论治的经典着作,垂范后世,对方剂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魏晋南北朝至明代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农业、工商业、交通运输业的发达,加之文化学术兴盛,医药事业发展,相继出现了葛洪、孙思邈、王涛、成无已、金元四大家、张景岳等对方剂有着卓越贡献的名家,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方剂学的形成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方剂学术资料的积累1.方剂数量激增：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载方不过375首,至唐代孙思邈编撰的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就载方7500首,宋代太平圣惠方载方16834首,明代朱潇的普济方载方已达61739首,约相当于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所载方剂的170余倍.2.方剂书籍大量涌现：东晋葛洪着肘后备急方,其方药多价贱易得,简便有效；南北朝时,齐永元元年公元483年龚庆宣撰刘涓子鬼遗方五卷,是现存最早的中医外科专着,有内服、外用方药140首；徐之才南北朝北齐人撰有〈〈药对〉〉,创药物分类法“十种”,为后来方剂归类开创了途径；孙思邈于永徵三年公元652年集唐以前医方撰成〈〈备急千金要方〉〉30卷,列论诸病,并及脉法、针灸,分232门,方5300首,对唐以前的医学成就作了一定总结,许多医学资料赖以传世；唐代又一方书巨着〈〈外台秘要〉〉,是王焘撰于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书中载方6000余首,为后世研究方剂提供了宝贵资料；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由政府主持,医官王怀隐、陈昭遇等编写的〈〈太平圣惠方〉〉,全书分一百卷,凡1670门,方16834首,是我国历史上由国家编写的第一部方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和剂局设于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制售成药时的处方和制剂规范的总结,后由当时名医陈承、斐宗元、陈师文等进行了校正,即颁行全国诸药局,依方制售药剂,可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药典；圣剂总录是继太平圣惠方之后的又一巨着,载方近20000首,是方剂文献的又一次总结；金人成无己着伤寒药方明理论,是方论专着之首创者,对推动后世论理方剂的发展,有一定贡献；明代方剂首推朱箫的普济方,载方61739首,是历史上最大的一部方书.方剂数量的激增和方书的大量涌现,为方剂学的形成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典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方剂学内容大大丰富1.方剂种类及剂型增多：汉以前仅有经方,剂型也不过汤、丸、散、膏、丹、饮、酒醴等数种.而这一时期由于孙思邈等前辈的努力,及张洁古、朱丹溪等大力提倡新方,使新的方剂不断涌现,此时不但有经方,而且有时方、单方、验方及急救方.同时剂型地增加了锭剂、条剂、灸剂、熏剂、药露等.2.治法理论得到充实：随着医方数量的增多和用方经验的积累,治法理论进一步得到充实和发展,金、元时期因学术争鸣而形成的不同流派,就是很好的证明.刘完素的伤寒直格、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及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等,有主火论、亢害承制论,阐述寒凉清热之法,后世称为“寒凉派”；张从正着儒门是亲,主张治病重在祛邪,不可畏攻而养病,详论攻下祛邪之法,后世称为“攻下派”；李杲着有内外伤辩惑论、脾胃论等,辨析补益脾胃之法,成为“补土派”的一代宗师；朱震亨着局方发挥、丹溪心法等,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阐发滋阴降火之法,后世称为“滋阴派”.金元四大家依据各自的实践经验,创立了新的治法和代表方剂,丰富了治法内容.三方剂分类的进步方剂的分类是在方剂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进行的.方剂分类的进步也见证了方剂学的发展.方剂的分类首推1973年底在湖南省长沙市马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该书将所载方剂按52种病证分类,这一分类方法是最古老、最常用的方剂分类方法,该分类法有一定适用价值,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但系统性不强,尚不十分理想.继而内经提出“七方”说,将方剂按病情的缓急、病位的上下、方剂的大小奇偶分为七类,此分类方法对临床实际的指导意义尚存不足,后世鲜有采用者.继唐代陈藏器将药物按功用归纳为十种之后,宋代赵佶圣济经于每种之后增一“剂”字,初步便有了“十剂”,其后金·成无已在伤寒明理药方论.序中说：“制方之体,宣、通、补、泻、轻、重、涩、滑、燥、湿十剂是也”,用作方剂的分类,至此“十剂”之说才正式确立.此分类的方法所体现出按治法功效分类方剂的思想,较前切合实用,对于后世方剂分类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明代张景岳的古方八阵、新方八阵即沿用了这一分类方法,从而为后来更好地方剂分类法创造了良限条件.四出现了将方剂作为一门专业学科进行研究的动向：随着方剂数量的增加和运用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专门研究方剂配伍理论的书籍.这一成就首见于金代成无已的伤寒明理论,·药方论,该书首次运用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对伤寒论中20首方剂的配伍作用进行了分析,亦即有了方解,开创了专门研究方剂的先河,促使方剂学从临床各科中分化出来.继之,方论着作大量涌现,如元代赵以德的金匮方论衍义、明代许宏的金镜内台方议、吴昆的医方考等,不但对所列方剂逐一写了方论,并对一些方剂的错讹、缺漏进行了考证,这些对阐明和研究方剂的证治机理及配伍作用,乃至临床疗效很有意义,对方剂学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总之,这一历史时期,由于前贤的不断努力,尽管有关治法、制方理论等方剂学的基本理论还比较零散,未成系统,尚未使方剂完全脱离临床各科而自成体系,形成一门独立学科,但方剂学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诸如方剂数量的激增、内容的丰富充实、分类日趋合理、专门研究方剂的配伍理论的人员和书籍的大量涌现,使方剂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三、形成时期降至清代,方剂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而使方剂脱离临床各科而自成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是方剂学便逐步形成,其主要依据有：一治法与方剂丰富多彩,形成体系：自内经记载治法理论,奠定治法基础,经历代医家的不断补充与提炼,逐渐形成体系.至清代,温病学的发展,补充了清热滋阴诸法；程鹏程着理瀹骈文,丰富了中医外治法；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倡导活血化瘀之法,使治法丰富多彩.程国彰在前贤治法理论的基础上,将治法概括为八法,是对治法系统性总结,治法体系便逐渐形成了清代众多医家创制新方,如吴鞠通治温病诸方,王清任活血化病之诸方,使方剂种类臻于完善.二出现了方剂学专着：至清代已出现类似方剂学的专着,其代表作当推汪昂的医方集解和吴仪洛的成方切用两书.汪昂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将所选方剂按治法和病证分为补养、发表、涌吐、攻里等二十二类,每类首列概说,叙述本法大意,适应范围,注意事项.次列方名、组成、主治、煎服法与变化用法,并逐个写出方解论述组方意义,作用机理,使学者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是一部最具有代表性的方剂学专着.惜其未列总论,美中不足,故后来吴仪洛着成方切用,在医方集解的基础上,除增添了一些新的方剂外,又将内经中有关制方的条文编为一篇,列在卷首,命为“制方总义”,相当于总论,弥补了不足,使全书有法有方,有总论各论,内容更加完善,这些均是将方剂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的重要依据.三制方理论更加系统完善：制方理论一般包涵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制方原理的阐释；二是制方原则与方法.至清代,罗美的的古今名医方论,汪昂的医方集解,王子接的降雪园古方选注等专着,从不同角度对临床用方的证治机理、组方原理、加减宜忌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发,促进了方剂学制方理论的完善.在制方原则及方法方面,自内经提出君臣佐使之后,宋·许洪提出了具体的制方方法.至清代吴仪洛在成方切用中另列“制方总义”,明确提出了制方的原则及方法,并使之更加完善、系统.四方剂分类更加合理：清以前的分类多以功用治法、病证分类,至清代汪昂开创了新的分类方法,即以治法攻效分类为主,以病证分类为辅的综合分类法,这种分类方法体现了治法与方剂的内在本质联系,符合中医临床辨证方法遣药组方的一般规律,对于方剂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四、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广大中医工作者对方剂进行了收集、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人才培养：建立高等院校,并招收方剂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了一支专门从书方剂教育和研究的专业队伍,为中医药人才培养和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做出了贡献.2、编写教材：编写出版了各种面向不同层次的方剂学教材与专着,使方剂学的概念与理论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3、文献整理：点校或重印了大批古籍方书,编撰出版了载方近10万首的中医方剂大辞典.4、创制新方：创制了许多确有效验的新方,如清胰汤、兰尾清解汤、利尿排石汤、宫外孕方等.5、改进剂型：方剂剂型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改进传统剂型,如汤剂改冲剂小柴胡冲剂、注射剂生脉注射液；丸剂改浸膏剂如银翘解毒片、注射剂如清开灵注射液等.其次是开发新剂型.如片剂、肌肉注射剂、静脉注射剂、粉针剂、大输液、滴丸、胶囊等.6、现代研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方剂的实验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发展.目前,对方剂的研究正在进行新的探索,即从中医药学基本理论着手,采用生物学、生物化学、病理学、药理学、免疫学、化学等多学科密切配合和交叉渗透进行研究,以逐步做到用现代科学验证和阐明方剂的配伍规律和作用原理.在这方面已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相信在不太远的将来,中医方剂学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全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第二章方剂与治法第一节方剂与治法的关系方剂是中医临床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治法是在治疗原则指导下所确立的具体治疗措施,都是中医学理、法、方、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学习和研究方剂学对于方剂与治法的关系,应首先了解清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人们治病最初只知用简单的生药,而且纯系经验用药,谈不上方剂,更谈不上理法.及至殷商时代出现了汤剂,才有了方剂的雏形,但仍然没有理法.降至春秋战国,有了简单的方剂和诊治疾病的理论和方法,才开始有了治法.这些治法首先于内经,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等等.但这只是原则的记载,及至汉唐以后,由于医药文化进一步发展,治病经验日益丰富,方剂数量大大增加,医生为了从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大量的有效方剂中理出头绪,找出更好的治法来指导处方用药,将这些方剂和治病经验加以归纳、总结、提炼,上升成为理论,并用以指导处方用药,治法才逐渐得到深化、具体和丰富.如汉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提出了“脉浮者,病在表,当发汗”：“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唐代王冰结合临床实践提出：治“元阳之虚”要“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治“真阴之竭”应“壮水之主以制阴光.”宋代钱乙将冶法与脏腑联系起来,提出了五脏补泻法及其方剂等.由此可见,从方与法产生先后来看,是先有方,后有法,“方”是用药治病的产物,“法”是对医疗经验、方剂功效进一步归纳总结的结果,从有方无法到有方有法是一个重大的发展.从辨证的角度来看,理论来源于实践,治法渊源于方剂.但当治法上升为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处方用药,统帅方剂,即所谓：“方从法出,以法统方.”使处方用药避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方剂通过临床使用后又可检验治法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病情.而且治法只有通过方剂去付之实践,才能使治法得到验证、改进和提高.因此,二者之间又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辨证关系.否则,方离开法,就失去了依据、方向,就成了无源之水,陷入盲目的实践或拚凑.法离开方,就成了空洞的理论,就无从验证其是否正确.可见,二者之间存在着以法统方,以方证法的辨证关系.总之,方剂是治疗疾病的工具,治法是处方用药的指南,方剂体现治法,治法指导处方,二者不可分离.落实到临床医疗实际,应当是先立法后议方,而不能本末倒置.否则,若未立法,先拟方,凭主观想象去堆积药物,拚凑处方,必然是有药无方,疗效不佳.所以临床治病方可以不同,而法必须肯定.例如治疗一个脾虚挟湿,症见短气倦怠,食少便溏,脉虚无力,舌淡苔白而润的患者,可用四君子汤,亦可用参苓白术散,或可用异功散,但补气健脾祛湿这个治法总是固定不移的.然而,若不掌握一定数量的成方作为处方用药的借鉴,单凭治法拚凑处方,也难免陷于“有法无方”的境地.因此学习方剂学,不仅要掌握治法,也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成方.第二节常用治法治法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得的病情资料,加以分析、综合、判断,确定证候之后所拟定的具体治疗措施.内容十分丰富.大的方面就有病因疗法如祛风、祛寒、祛暑、泻火、润燥；对症疗法如止血、止痛、止咳、止泻；脏腑疗法如补肝、泻肝、疏肝、柔肝、暖肝、敛肝.但最常用的还是清代医家程钟铃从高层次治疗大法的角度,根据历代医家对治法的归类总结出来的“八法”,正如他在医学心悟中所说：“论病之源,以内伤、外感四字括之.论病之情,则以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统之.而论治病之方,则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现将其内容,简介如下：1.汗法汗法是通过开泄腠理、调畅营卫、宣发肺气、促进发汗等作用,使在表的外感六淫之邪随汗而解的一种治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本法具有发汗解表、透邪外出、发越水气、宣通血脉等作用.适应于外感六淫之邪所致的表证,以及麻疹、疮疡、疟疾、痢疾、水肿在身半以上而具有寒热表证者.由于病邪有寒热之别,体质有虚实之异,故汗法又有辛温、辛凉、扶正解表的区别.在运用时应以外有表证者为宜,且不可汗之太过,以免造成变端.2.吐法吐法是通过药物引起呕吐,使停留于咽喉、胸膈、胃脘部位的痰涎、宿食或毒物从口中吐出的一类治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高者,引而越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本法具有涌吐痰涎、宿食、毒物的作用.适用于中风痰雍,宿食或毒物停留胃脘尚未离胃入肠,及痰涎雍盛之癫狂、喉痹等,属于病位居上、病势急暴、内蓄实邪、体质壮实之证.吐法易于伤耗正气,易致气血上逆,故体质虚弱、肝阳上亢、素患吐衄、妇人新产、孕妇等不宜使用.3.下法下法是通过泻下、攻逐等作用,使停留于肠胃的宿食、燥屎、冷积、瘀血、痰结、水饮等从下窍而出,以祛邪除病的一类治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中满者,泻之于内；其下者,引而竭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本法具有泻下积滞、攻逐水饮、破瘀通经和逐痰催生等作用.适用于邪在肠胃而致大便不通、燥屎内结,或热结旁流,以及蓄血蓄水等形证俱实之证.由于病情有寒热,体质有虚实,故下法又有寒下、温下、润下、逐水、攻补兼施之别.下法以攻逐为特点,易伤正气,故临床应以有形实邪停留肠胃的里实证为宜,对于孕妇、产后、月经期及年老体弱者,均宜慎用.4.和法和法是通过和解或调和的方法,使半表半里之邪,或脏腑、阴阳、表里失和之证得以解除的方法.和解是专治邪在半表半里的一种方法.至于调和之法,戴天章说：“寒热并用之谓和,补泻合剂之谓和,表里双解之谓和,平其亢厉之谓和”广温疫论.可见,和法具有祛除病邪、调整脏腑功能等作用.适用于邪犯少阳不和、肝脾不和、肠胃不和、气血不和等证.和法的分类较多,如和解少阳、调和肝脾、调和肠胃、疏肝和胃、分消上下等.若邪气不在半表半里,或病情单一,则不宜使用和法.5.温法温法是通过温里祛寒的作用,以治疗里寒证的一种治法.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寒者热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本法具有温中祛寒,回阳救逆,温通经脉等作用.适用于中焦虚寒,亡阳厥逆,经脉寒凝等证.里寒证有部位浅深、程度轻重的差别,故温法又有温中祛寒、回阳救逆和温经散寒的区别.医学心悟说：“温者,温其中也,脏受寒侵,必须温剂.”因此,运用本法必须以里寒证为准,若寒邪在表,则不宜使用.6.清法清法是通过清热、泻火、解毒、凉血等作用,以清除里热之邪的一种治法.素问至真要大论说：“热者寒之”,“温者清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本法具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清脏腑热,清虚热等作用.适用于热盛气分、热入营血、热盛成毒、虚热、脏腑热等多种热证.由于里热证有热在气分、营分、血分、热雍成毒以及热在某一脏腑之分,因而清法又有清气分热、清营凉血、清热解毒、清脏腑热等不同.医学心悟说：“清者,清其热也.脏腑有热,则清之.”因此,运用本法必须以里热证为准,忌用于里寒证,以免更伤阳气.7.消法消法是通过消食导滞、行气活血、化痰利水、驱虫等方法,使气、血、痰、食、水、虫等渐积形成的有形之邪渐消缓散的一类治法.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坚者削之”,“结者散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本法具有消食导滞、消症散结、化痰利水等作用.适用于饮食积滞内停、气滞血瘀、症瘕积聚、水湿内停、痰饮不化、疳积、虫积以及疮疡痈肿等病证.由于消法有克伐之性,故如正气不足者,当与补法结合运用,以使消不伤正.8.补法补法是通过补益人体气血阴阳,以主治各种虚弱证候的一类治法.素问三部九候论说：“虚则补之”,“损者益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本法具有补益人体气、血、阴、阳之不足和扶正祛邪的作用.适用于气血阴阳不足所致的各种虚证及正虚有邪者.补法的具体内容甚多,既有补益气、血、阴、阳之不同,又有分补五脏的侧重,还有直接与间接补益之异.补法主要是扶助虚弱治疗虚证,运用时应注意虚证的实质、部位、程度、真假、气血阴阳之间的联系和脾胃功能,力求补虚不恋邪、补而不滞.若身体不虚者不宜滥用.从上述可见,“八法”各有自身的特点和适用范围,但临床见证往往是复杂多变,主次相兼,伤寒论所谓“合病”、“并病”,温病中所谓“气血两燔”、“卫气相兼”等即是其例.这就非一法所能尽治.因此,在具体运用时,应融汇贯通,灵活对待,必要时可数法合用,如汗法与清法,或温法、下法、补法结合使用.如此,方能衍化出更多的治法,适应复杂病证的需要.正如程钟铃医学心悟所谓：“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再者,“八法”只是治法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不能囊括所有治法,满足所有病证的需要.因此,学者除应灵活运用“八法”外,尚应不断地搜集整理其他治法,以备临床选用.第三章方剂的分类任何学科的分类都是在本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内容十分丰富的情况下进行的.方剂的分类亦不例外,它是在方剂数量的增多、内容大大充实的情况下进行的.目的在于将众多的方剂按不同要求加以分门别类,便于业医者执简驭繁,有条不紊的学习、选用和研究方剂.方剂的分类最早见于内经,其后金代成无已,明代张景岳,清代汪昂等,亦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