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伦理作业

伤童案相关报道的媒介伦理审读2007710007----------夏炜杰一、事件回顾2010年3月23日清晨，在福建南平实验小学门口，郑民生操刀挥向早起上学的孩子们，8人死亡，最小死者才6岁；4月28日13时左右，广东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再发血案，陈康炳持刀砍伤该校15名学生和1名老师；4月29日9时40分左右，徐玉元持刀闯进江苏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砍伤31人,其中学生28人,老师2人、保安1人;4月30日7时40分，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王永来强行闯入尚庄小学，用铁锤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后点燃汽油自焚；5月12日陕西南郑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圣水镇林场村一私人幼儿园发生恶性凶杀案，犯罪嫌疑人吴焕明凶杀案致7名幼儿当场死亡,20多人受伤。

因为无论在何种文化范围中，孩童都被认为是应当受到保护的群体，所以纵观国内外，这样大规模频繁发生的伤童事件都十分罕见。

新闻界第一时间对这种严重暴力事件给予关注。

而这种出发点未必是坏的大规模关注行为则导致了伤童案频发后期，民众对于新闻传媒的强烈质疑。

而这种质疑也由游散于论坛当中普通网民的议论，最终转成学者的公开叫停。

2010年04月30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者呼吁媒体应冷处理江苏泰兴幼儿园行凶事件》一文。

文章的主要观点如下：一、媒体的报道从客观上帮助作案人扩大他希望达到的恐怖效应；二、事已至此，分析犯罪心态已经于事无补，当下最关键也是最具现实意义的事，是反思校园为什么如此易被攻击，怎样才能增强校园安全；三、媒体对待此类案件应该冷处理。

“不说原因，只谴责这种行为的不道德、非人性，让大家认识到他们是反社会的、是可耻的，而且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这样才能对那些有心效仿的人起到震慑作用。

但就在这篇文章刊发的同时，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王永来强行闯入尚庄小学，用铁锤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后点燃汽油自焚。

此后的5月12日，恶性伤童事件再次发生，这一次是在陕西汉中。

但可以感到的是，媒体对于后两个事件的报道力度已经明显减弱。

面对民众的议论和学者的呼吁，新闻业界快速的作出了调整，对于这件事情的议论和争端也在一年之后的今天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话语范围。

可是学界对于极端恶性事件的报道，确乎应当提出较为明确的准则。

我们究竟是应当将事件公诸于众，还是应当盖上锅盖，让现世安好的表象升入人心？真相究竟有多重要？新闻专业主义的持有者会告诉你，真相高于一切，但事实上，所有事物紧密联系之下，没有哪个局部的重要性高于生活本身。

新闻的传播不能伤害它本欲保护的社会本身。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怎样的标准判断和取舍新闻报道中将要涉及的细节和观点，使之效果向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

简言之，是媒介伦理。

二、我们需要“冷处理”相关报道么？呼吁“冷处理”伤童案相关报道的人所持的基本判断如下：对伤童案自由的报道使事件得以在短时间内大范围传播，而这种恶性事件及残暴手段为人所知之后，激发了潜在的施暴者，使暴行的接连发生成为可能。

熔铸美国乃至世界新闻业核心理念之一“社会责任论”的《哈钦斯报告》。

在开篇中，其作者“新闻自由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声明：新闻自由始终处于危险之中，其中一个原因是“首先，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新闻界的发展对于人民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了。

同时，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新闻界的发展大大降低了能通过新闻界表达意见和观点的人的比例。

”这里所要强调的判别指针是：新闻媒体的声音是权利机构或者精英阶层的意旨（无论是否自以为站在大众的立场），还是基于最广大人群的基本需求。

在0~14岁人口总数为26478 万人（按2005 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的中国，以三口之家而计，至少会有7亿人群会认为戮童惨案是和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

而伤童事件无论是事件之初的关注还是事件频发后对媒体的讨伐，一切都来得声势浩大，原因也就在于它牵动了太多公民的神经。

掩盖它是绝对不负责任的行为。

于此同时，由于互联网的存在以及公民新闻的发达，想要完全掩盖一条与如此庞大数目的人群息息相关的新闻已不可能，只有新闻真实与虚假、多与少、完整与不完整之别。

戮童惨案发生后，新闻界可以给公众两种选择：得到不完全的信息，也就是所谓的冷处理；得到完全的信息，如同此次报道所基本做到的。

《哈钦斯报告》同样指出能把新闻机构作为大众传播工具使用的少数人，未能提供满足社会需要的服务。

”这里所要强调的判别指针是：新闻媒体的报道，无论是其内容还是形式，应该符合社会的核心利益。

不予以报道或者冷处理的轻描淡写是自欺欺人，也是不现实的，并且极有可能引发公众的猜疑，不利于社会心理的稳定。

相对于这一点，事实上整个社会的教训并不缺乏。

比如2003年的非典时，试图维持稳定的新闻报道最终引起的那场混乱想必所有人都记忆犹新。

4月29日，亦即制造福建南平实验小学学生8死5重伤的戮童凶手郑民生被执行枪决的次日，以及潍坊伤童自焚事件的前一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说，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是“信息自由：知情权”，人们权利知道和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政府有义务提供这样的信息，这种透明度对善政至关重要。

因此，对于校园伤童事件的相关报道，既不能瞒报，也不能轻描淡写的“冷处理”。

试想一下，一篇承载者如此血淋淋伤痛的报道见诸报端，对当地政府来说是怎样力度的震动和拷问。

它可以在地方官员“维稳”的夹缝中获得版面，这事实上是一种进步，而“冷处理”则是对这种进步的打压。

三、面对民众和诸位犯罪心理学家的“指控”，如果仅仅以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简单坚守一定要报道的信念，而不对质疑作出回应，是远远不够的。

虽然公众和学者质疑媒体的最重要因素：新闻报道引起了大规模的模仿行为，即媒介暴力和现实暴力的关系，久已成为一桩纷扰多年的公案，也从来没有明确的证明说，后来四起伤童事件的嫌疑人在犯案之前看到过前面几起的报道，或从人际传播等渠道收到过影响。

但新闻对社会造成恶劣示范效应的可能性只要有，都是我们应当深刻反思，并且努力杜绝的。

因为新闻业者对于社会的热爱，对于斧正社会的意愿，是维系这个行业所有荣誉感的根本。

我们需要反省的是在这五个接连发生的伤童事件中，媒体究竟做了什么。

（一）电视消息可以肯定的是，相关事件的报道大多非常及时，并没有恶性事件发生时经常会有的拖延，现场画面丰富，记者在第一时间介入新闻现场。

福建南平伤童事件发生之后，当地省台第一时间报道了案件的进展，纵观整个新闻的画面编排到采访，这甚至是一个在省级卫视水品非常不错的现场直击，画面稳定，惨案现场还原完整，家属反映真实，除了镜头中的血迹稍微暴力，但对于一个快速反应之下的现场报道，我们不能太过求全责备。

新闻从事件本身的基本事实出发，跟踪到医院，将注意点引导到正在接受救治的孩子身上，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既没有过度强调血腥刺激，有没有冠冕堂皇无关痛痒。

但是在主持人的结尾评论中，最后的设问是这样的：他是谁？他为什么会对这些年幼的孩子痛下杀手？新闻的五要素：who（谁）、where（地点）、when（时间）、why（原因）、how（怎么样）。

当我们面对突发的事件性新闻，很自然的想解释事件发生的原意是什么，尤其是这样一个超出正常人理解的极其恶劣的伤害事件，我们本能的问：是什么造成了他举起屠刀面向可爱天真的孩子们？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好奇。

但这样“正常”的逻辑却不能成为有社会责任，遵循媒介伦理的新闻媒体的理所当然。

我们追究原因，是为了试图理解，但这种理解一定是基于人类共同的伦理标准。

而伤害无辜的陌生人的生命，剥脱对方的生命权本身已经是反人类的行为，何况嫌疑人造成的是群死群伤，死伤者更是天真稚弱的孩童，花苞一样的年纪。

这样的行为的原因已经远不是值得媒介这一社会公器带领受众理解的了。

电视媒体给出了这一设问，但却并没有给予太多解释。

因为追溯一个人的性格和他犯案的原因，并将其呈现在电视画面上，在事情发生后，相关人趋避不及时是相当困难的（二）纸质媒体相对于电视媒体，纸质媒体本身用抽象描述具象的特质给予报道嫌疑人犯案原因上，有更大的优势。

《财经》是当今纸质媒介中影响力不容忽视的力量，他通常强调自己的专业性和思辨性。

关注热点，也自然没有忽视伤童案。

《泰兴伤童事件档案》是发表于《财经》2010年5月上半月刊的一篇文章。

就在这本杂志中，有着关于伤童案的深度专题。

而《泰兴伤童事件档案》是这个专题中转载率最高的一篇。

这篇文章很类似《华尔街日报》曾经有过的一篇关于连环枪击案的报道，跟随嫌疑人犯案的路径，按照时间顺序，以客观的形式进行描述，就像描述任何一件没有伤害的事件。

这类新闻报道创造出了一种幻象——犯罪嫌疑人的生活就在受众的眼前，读者可以借由报道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格当中善恶兼存，甚至往往值得怜悯的普通人的形象。

几乎每一个新闻院校都会告诉学生，有一种新闻报道的风格叫做“华尔街日报体”，它是将学生从生硬的官样文章和新华体中解救出来的一种利器，也是教未来的记者们关注新闻事件中细部的人和事的重要方法，也的确在很多时候效果明显。

但在我看来，这种凸显人格和人性，强调叙事性的新闻写作，并不适用于所有新闻题材。

比如我们所讨论的伤童事件——它本身已经没有人性可言。

但我所看到的诸多报道，虽然未必都如《财经》的这篇一样典型，但或多或少希望展现嫌疑人多面且立体的人性，以维持新闻报道的平衡原则。

综上所述，在伤童事件的报道当中，快速的反应和大面积的报道固然没有错误，但就报道的方法和舆论重心的引导上，偏失仍存。

首先，报道没有明确的立场。

对于这种甚至可以定性为反人类的行为，媒体的立场应当极为鲜明的批判。

新闻的公平和公正都应是就事实本身而言，当事实本身已经在基本到底层面上无法得到任何正常人的共识时，所谓报道的公平公正，就是明确的表示这一点。

其次，媒介报道错误的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导到犯罪嫌疑人所谓的“冤屈”之上，做出了“弱者被现实逼疯，做出令人发指行为的假象”。

而没有将舆论成功引导到更有建设性且更能缓解社会紧张情绪的校园安全的话题上。

四、基于对现有的伤童事件的报道，同时鉴于系列戮童案对公众所造成的巨大身心伤害和对社会既有秩序的高度破坏，一个可行的报道操作方案，是参照西方媒体对对于自杀性袭击、人质集体劫持等事件的传媒规范，严谨操作，既公开必要的信息，避免因信息闭塞导致流言四起，同时，又要谨慎考量每一点可能造成危险扩大化的因素，避免因报道失误导致儿童的人身危险。

这些可以帮助传媒妥善处理报道的原则，一是去除威胁受害人人身安全的报道内容，二是避免造成公众的恐慌情绪。

具体的操作规范则包括：恶性犯罪事件因为其本身的伤害性，需要传媒持有鲜明的观点，对犯罪行为本身不得进行可能造成值得怜悯假象的解读。

媒体报道中没有受到公众广泛批评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部分关于受害人所在幼儿园、小学属于当地最好学校，家长多非富即贵的报道内容中，鲜有记者意识到，这样刻意强调“身份标签”式的报道内容本身就是不公正而且极其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