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史研究

唐帝国的富强之路

[摘要] 唐代是中国财经演进的高峰，持续领先于同时代人类社会，达到了农业财经文明所能达到的巅峰。从财经历史角度上刨开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看清唐帝国无与伦比富强的财经方面原因。

[关键词]唐帝国 财经史 富强

[正文]

中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三个朝代分别是商、汉、唐。商最初是一个部落，善游牧和经商，在被周推翻之后，部落中相当多的族民重操旧业，开始经商，以至此以后在中国，凡是从事贸易买卖工作的人士都被称作“商人”；秦汉时期，中国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故当代多数中国人被称为“汉族”；唐是世界性影响最为广泛的帝国，所以海外华人聚居区被称为“唐人街”。唐宋时期是中国财经演进的高峰，持续领先于同时代人类社会，达到了农业财经文明所能达到的巅峰。

唐宋时期大约为公元600年至公元1300年，之前有隋，之后有元。有唐之时，亚欧大陆上形成东西方三国鼎立的局势，欧洲的法兰的王国、中亚的阿拉伯帝国和东亚的唐帝国三分天下，是当时最强盛的三大文明。唐代的历史成就是财经实力的进步和社会管理手段成熟的结果。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最具备世界性影响的时期，“大唐盛世”实至名归，迄今仍引起中国人的自豪情怀。

然而唐朝为什么这么富强？财经历史最大的特征，是可以帮助人们看清历史的所以然，看清纷繁复杂的各种历史表象之下蕴含的驱动力和发展脉络。正如财经的优势使秦始皇统一六国成为历史的必然，是并且必然是财经的发达，才能成就唐帝国无与伦比的富强。

唐初年间，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朝廷开始全面实行均田制度。制度的核心在于，编户齐民的青壮年劳动力，每人可从政府“受田百亩”，其中20亩为“永业田”，可以作为遗产由子孙继承，另外80亩为“口分田”，受田者终生耕种，死后由官府收回，另行划拨。均田制以这种规定为常态，再根据劳动能力的不同在授田数额上予以区别对待，工商业者授田为“良丁之半”，老人或残疾者授田数额为40亩，寡妻妾以及道士、和尚授田为30亩，等等。

我国古代的政府财政历史研究论⽂

2019-09-24

第⼀阶段是20年代⾄40年代末即1949年10⽉中华⼈民共和国成⽴之前。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近代史学转变，这种学术演变的时代特征在财政史领域同样有鲜明反映，即不少学

者在继承发扬传统史学⽅法，注重传世⽂献的考据，辨析制度条⽂内容的同时，有意识地借助近代西⽅的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

论，对中国财政史（包括古代财政史）做出⼀些不同于《汉书·⾷货志》、《通典》、《⽂献通考》等传统典志的编纂、阐释

和评论，撰写了⼀些通史体裁或断代体裁的财政史论著，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年）、徐式庄《中

国财政史略》（商务印书馆，1926年）、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刘秉麟《中国财政⼩史》

（商务印书馆，1933年）、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册（⽆锡⼤公图书馆，1936年）、鞠清远《唐代财政史》（商务印

书馆，1940年）、刘不同《中国财政史》（⼤东书局，1948年）等。同时，专题研究和理财⼈物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特别

是⽥赋史。抗⽇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出于财政体制改⾰以及战时经济的需要，进⾏⽥赋整理、⽥赋征实和其他财政制度的

变⾰，因此有些学者本着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的意图，对长期成为古代财政收⼊⽀柱的⽥赋制度予以较多关注，如万国⿍《中

国⽥赋史》（正中书局，1933年）、刘道元《两宋⽥赋制度》（上海⼤学⽂学院，1933年）、徐⼠圭《中国⽥赋史略》（商

务印书馆，1935年）、陈登原《中国⽥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

等，尽管内容有详略，识见有深浅，均属有⼀定影响的专著。程滨遗等编纂的《⽥赋会要》第⼆篇《⽥赋史》上册和马⼤英等

编纂的《⽥赋会要》第三篇《⽥赋史》下册（正中书局，1934年），是⼀套按编纂者的观点“铺叙史实，推究因果”的资料性著

作，上⾃夏商周，下及清末民国初，“就历代⽥赋沿⾰，为系统叙述，并作史料整理为主。其诸赋役设施，凡与⽥赋有关者亦

20世纪的清代财政史研究

前言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其强大的国力使得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视之为威胁。财政作为一个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也显得特别重要。20世纪之后，很多学者针对清代财政史做了深入地研究，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参考。本文将围绕20世纪的清代财政史展开介绍。

清代财政史概述

清代的财政主要由税收和赋役两部分组成。税收是指对于商品和服务征收的一种税金，如户税、关税等；赋役则是指对劳动者采取的征收形式，如劳役等。清代在财政管理方面还有一些独特的特点，如九卿八司制度、国库管理等。但总体来看，清代财政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官方主导的体系。

清代财政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密不可分。清代中期以后，国家面临着财政危机，由于财源短缺，国家不得不通过加强税收征收来补足财政赤字。这种加强税收征收的措施，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触发了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20世纪初，清朝政府已经陷入了深重的财政困境，财政秩序开始大乱，贪污腐败令人瞠目结舌。 20世纪研究

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清代财政史进行研究，并且在学术上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

税收

在税收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清代税收历程中的变化及其影响。这些变化主要涉及到税收的种类、税率、特定的财产征税、征税方式等。研究发现，清朝时期税制主要有三个阶段：早期采用的明制，中期改为了鸦片战争时期指挥使制度所采用的新式，晚期则为洋务运动后采用的进口关税以及获奖税制。这些制度的变化对清朝社会经济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赋役

清代赋役制度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劳役的发展、漕运赋役、义务交费以及轮换制度等方面。特别是劳役制度的研究备受关注，学者们指出，劳役制度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曾有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

财政管理

在财政管理方面，主要研究了国库、八旗人怎样致富、钱荒等等问题。20世纪末的学者从民间角度出发，对中国财政的改革进行研究，然后提出了关于财政管理与建设的一些政治建议。 研究成果

近代财政思想史研究

(一)晚清

国内外关于晚清财政思想史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尤其是对财政专题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多数学者对财政史的研究较多。尤其是日本，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掀起了对近代财政史的研究热潮，不论其研究初衷如何，就其研究成果而言，对晚清财政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的借鉴意义。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也只是在研究中国财政思想史的过程中涉及到晚清代财政思想史的研究。例如胡寄窗、谈敏合著的《中国财政思想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以夏朝至清末民(1919)的中国财政思想为研究对象,该书第四部分第16一18章以三章的篇幅集中探讨晚清财政思想,以人物为主线着重研究了魏源、太平天国、郑观应、马建忠、严复、洋务派、戊戌维新派、梁启超和孙中山等人的财政思想,其研究颇见功力。谈敏编著的《中国财政思想史教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是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其第四编第17一19章研究了晚清财政思想,言简意赅,得其精义。孙文学主编的《中国财政思想史》(上、下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该书下册部分第三编的第11章以九节的篇幅重点探讨了自林则徐、魏源至康有为、梁启超等14位代表性人物的财政思想,该书代表了中国财政思想史研究的最新高度，但是上述成果均着眼于对中国财政思想史进行通史性研究,无暇专门对近代财政思想史进行细致深入地探讨，而且上述成果均以人物为主线展开研究,有利于准确反映各代表性人物的财政思想,但不利于把握晚清财政思想的整体结构和内在逻辑。除此之外，就近代某一位或某一类代表人物经济思想展开的研究,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近代财政思想史的研究。例如《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新货币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6一1,1939)论及王茂荫的货币与财政思想。吴天颖的《关于包世臣经济思想的评价问题》(《学术月刊》,1961.11)对包世臣的财政思想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李宇平《张之洞的货币政策》(《台湾师范大学学报》,1983.11)。陈钧、任放《张之洞经济思想散论》(《历史研究》,1991.5)和傅美林等人的《论张之洞的外债思想和特色》(湖北社会科学,2000.7)从不同角度涉及了张之洞的财政思想。杨宏雨《论张謇利用外资的思想和特色》(历史教学问题,2000.1)研究了张謇的外债思想。范继忠《郭篙熹与厘金制略议》(清史研究,2000.2)论及郭篙煮的厘金思想。陈勇勤《清流党在光绪初十年间国家财政重点问题上的经济主张》(北京档案史料,1994.3)对清流党的财政思想进行了较深入地探讨。另有少数博士学位论文亦涉及该领域,例如:复旦大学高月仓的《梁启超经济思想研究》(2001)。湖南师范大学周建雄的《孙中山经济发展思想研究》(2003)分别对梁启超、孙中山的财政思想有所涉及。这些成果有利于准确把握晚清代表人物的财政思想，但缺乏总体性和系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