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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法考必备考点：【共同犯罪】共犯关系的脱离一、共同犯罪与犯罪形态（一）成立中止的条件：共犯关系的脱离如果有人想中止，只有脱离共犯关系，才有可能成立犯罪中止。
脱离条件：总体来讲就是不但自己自动停止，还要消除自己的行为对共同犯罪所产生的物理上、心理上的因果性(原因力)。
1.预备阶段：着手前的脱离教唆犯：教唆者引起了他人犯意后，只有消除了教唆行为的心理因果性，即教唆者使被教唆者放弃犯意，才能承认教唆犯的脱离。
如果被教唆者放弃犯意后，之后被教唆者自己再起犯意实行犯罪的，教唆者不对正犯的行为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如果积极努力采取有效阻止措施(如报警、告知被害人)，但很意外的原因未能有效阻止，也可以成立中止。
帮助犯：帮助行为只有消除了物理的因果性与心理的因果性，才能承认帮助犯的脱离。
即消除自己的帮助作用，如明确告知对方自己退出的意思，让对方意识到他自己在单打独斗，离开现场或索回自己的帮助工具，在此不要求有效阻止。
共同正犯：如果有人欲成立中止，需要消除自己的预备行为对其他实行者所产生的物理上、心理上的作用。
消除心理上的作用：就是明确告知其他人，让其意识到自己已退出;如果是主谋欲中止，需要打消其他人的犯意，也即有效阻止其他人犯罪。
消除物理上的作用：如果自己的预备行为为共同犯罪提供了物理性作用(如准备了工具、制造了条件)，则应当消除这些物理性作用。
2.实行阶段：着手后的脱离如果行为人在正犯着手后、结果发生前脱离，则仅在未遂的限度内承担共犯的责任。
如果是自动脱离，则成立中止犯。
对于教唆犯、帮助犯，欲成立中止，条件与预备阶段的中止条件相同。
对于共同正犯，由于已经进入实行阶段，共同正犯欲成立中止，须有效阻止其他正犯犯罪。
如果有一人既遂，大家都既遂。
3.只有当所有共犯人自动消除了自己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性，才能成立中止。
部分中止：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动停止犯罪，并阻止其他共同犯罪人实行犯罪得逞或防止结果发生时，这部分共同犯罪人就是中止犯。
本文案例启示：共同犯罪中部分犯罪人自动放弃犯罪，应按共犯脱离理论对其以犯罪中止论处。
在共同犯罪既遂前的任何阶段都应允许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动放弃犯罪，只要其表示并从心理、物理上隔断、撤回共同犯罪关联的加功行为，即使未能有效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也不必承担共同犯罪既遂的刑事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本案审查起诉中，对刘某犯抢劫罪并无争议，但属于何种犯罪形态却存在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刘某明知张某等人预谋实施抢劫，但仍为其提供抢劫所用作案工具，虽然刘某因惧怕而退出犯罪并规劝张某不要参与，但张某等人仍最终实施了抢劫。
根据我国刑法“一人着手，全体着手；一人既遂，全体既遂”的共同犯罪罚则，刘某的行为应构成抢劫既遂，但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系从犯，可从轻、减轻处罚。
另一种意见认为，张某、李某、付某共谋实施抢劫犯罪，刘某为犯罪提供作案工具，由于此阶段未着手实施犯罪，应属于犯罪预备。
此时刘某主动放弃犯罪，应单独认定其为犯罪预备阶段的中止，故刘某的行为应构成抢劫中止。
二、共同犯罪的法理释义分析以上两种观点，实际上反映了是否恪守通说追求刑罚形式正义，还是遵循罪刑相适应的共犯脱离理论强调刑罚实质正义的价值合理性之争。
按照前一种观点，对刘某以抢劫共犯既遂论处，符合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主流观点，但从情理而言，刘某仅在犯罪预备阶段提供了头套，其本人未参与任何其它犯罪活动，且在着手实施前自动放弃犯罪，并试图规劝他人放弃犯罪，因受胁迫未能阻止犯罪的发生。
在本案造成一人死亡和价值20万元金饰被抢的情况下，根据《刑法》第263条之规定，刘某被认定为从犯仍可能被判十年左右的有期徒刑，这一刑罚结果明显与其行为不存在合理比例性，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也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悖。
而后一种观点，更多体现了刑罚的谦抑性，在促使刑罚节俭的同时突出了刑罚功利的价值取向，符合刑法的实质正义观。
有学者指出“在具体案件适用时，认定是否应该成立共犯，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应当根据实质的解释，进行出罪，其根据则是实质的危害性之大小”。
![2019法考必背考点[共同犯罪]共犯关系的脱离](https://img.taocdn.com/s1/m/796baa10580216fc710afd10.png)
2019法考必背考点:[共同犯罪]共犯关系的脱离一、共同犯罪与犯罪形态(一)成立中止的条件：共犯关系的脱离如果有人想中止，只有脱离共犯关系，才有可能成立犯罪中止。
脱离条件：总体来讲就是不但自己自动停止，还要消除自己的行为对共同犯罪所产生的物理上、心理上的因果性(原因力)。
1.预备阶段：着手前的脱离教唆犯：教唆者引起了他人犯意后，只有消除了教唆行为的心理因果性，即教唆者使被教唆者放弃犯意，才能承认教唆犯的脱离。
如果被教唆者放弃犯意后，之后被教唆者自己再起犯意实行犯罪的，教唆者不对正犯的行为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如果积极努力采取有效阻止措施(如报警、告知被害人)，但很意外的原因未能有效阻止，也可以成立中止。
帮助犯：帮助行为只有消除了物理的因果性与心理的因果性，才能承认帮助犯的脱离。
即消除自己的帮助作用，如明确告知对方自己退出的意思，让对方意识到他自己在单打独斗，离开现场或索回自己的帮助工具，在此不要求有效阻止。
共同正犯：如果有人欲成立中止，需要消除自己的预备行为对其他实行者所产生的物理上、心理上的作用。
消除心理上的作用：就是明确告知其他人，让其意识到自己已退出;如果是主谋欲中止，需要打消其他人的犯意，也即有效阻止其他人犯罪。
消除物理上的作用：如果自己的预备行为为共同犯罪提供了物理性作用(如准备了工具、制造了条件)，则应当消除这些物理性作用。
2.实行阶段：着手后的脱离如果行为人在正犯着手后、结果发生前脱离，则仅在未遂的限度内承担共犯的责任。
如果是自动脱离，则成立中止犯。
对于教唆犯、帮助犯，欲成立中止，条件与预备阶段的中止条件相同。
对于共同正犯，由于已经进入实行阶段，共同正犯欲成立中止，须有效阻止其他正犯犯罪。
如果有一人既遂，大家都既遂。
3.只有当所有共犯人自动消除了自己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性，才能成立中止。
部分中止：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动停止犯罪，并阻止其他共同犯罪人实行犯罪得逞或防止结果发生时，这部分共同犯罪人就是中止犯。
论共犯关系脱离的认定与司法适用摘要：脱离共犯关系的行为人，本质上消除了既存的共犯关系，脱离者虽未达到中止之效果但毕竟有中止之行为。
出于最大限度地预防并减少犯罪之考虑，应在立法上将共犯关系脱离制度予以明确规定，将脱离者的刑事责任规定为在着手实行犯罪前脱离共犯关系的，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着手实行犯罪后脱离共犯关系的，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
关键词：共犯关系；共犯中止；共犯关系脱离中图分类号：d9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134-02一、共犯关系脱离的理论独立性（一）问题的提出甲乙丙共谋杀害丁，将丁抓住后，甲见丁苦苦哀求，便竭力劝说乙丙将丁放了，并将捆住丁的绳索解开让丁离开，随后甲离开，但甲离去后，乙丙将丁杀害。
原审法院判决甲乙丙均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理由是根据共犯整体性原理，乙丙的杀人行为应该认为是全部共犯人的行为。
甲虽中途放弃杀人，但因没有达到“有效性”要件，只能认定为杀人罪既遂。
该判决引起了不少学者和司法工作人员的质疑：行为人中途放弃犯罪，并为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付出了努力，虽然最终没有能效地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但这部分自动退出共同犯罪的行为人，不仅人身危险性相比于其他共犯降低，主观恶性较小，然而将这部分共犯和其他共犯处以同样的刑罚，是否过于严苛，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我国现行刑法对共犯中止的规定是否要求过高，不利于鼓励犯罪中放弃犯罪？为了完善理论研究的不足，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共犯关系脱离”理论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二）共犯关系脱离制度的理论价值为了鼓励行为人放弃犯罪、减少实害，共犯关系脱离制度应作为我国刑法理论中一个独立的制度。
首先，共犯关系脱离的有效性不及共犯中止对有效性的要求严格。
共犯中止要求行为人必须达到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效果，对鼓励犯罪人放弃犯罪非常不利，而在共同关系的脱离中，只要行为为消除自己先前行为对犯罪结果的影响力而付出认真的努力即可成立共犯关系脱离，而不要求有效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
论共犯关系脱离的认定作者：白艳青来源：《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20期摘要在共同犯罪中，对犯罪者刑罚依照“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共犯处罚原则。
但是如果部分共犯人切断了与其他共犯者互相利用、互相支持的共犯关系，仍然按照这个原则处罚的话，需对其他共犯者后续实施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犯罪结果承担刑事责任，那么这对该部分共犯者而言，显得有些过于苛严，由此日本刑法学界产生了“共犯关系脱离理论”，以解决共犯人脱离共犯关系后刑事责任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也开始关注到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但在共犯关系脱离的认定方面尚值得研究，本文从结果归责的角度出发，对共犯关系脱离的认定进行探讨。
关键词共同犯罪脱离结果归责刑法学作者简介：白艳青，辽宁大学2013级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7-265-02一、共犯关系脱离认定的几个前提性问题共犯关系脱离理论，对于解决共同犯罪人脱离共犯关系后刑事责任的问题意义重大，要认定何种情形属于共犯关系脱离，必须先厘清这几个前提性问题。
（一）共犯关系脱离的法律性质及与中止犯的关系在日本，共犯关系脱离理论一开始是以共犯中止理论的“救济措施”提出来的，被当做共同犯罪的中止犯进行研究。
我国刑法学界受此影响，也多在共犯中止的范畴中对共犯关系脱离问题进行研究甚至混同。
共犯关系脱离理论属于共同犯罪独有的问题，本质上说是一个归责的问题，是为了合理评价脱离了共犯关系的共犯人的罪责；而共犯中止理论在本质上应属于犯罪停止形态的问题，主要是为了区别共同犯罪的中止未遂与障碍未遂、既遂的界限。
共犯脱离理论弥补了共犯中止理论不能解决的共犯退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共犯终止理论的“救济措施”，但共犯脱离理论在适用阶段、成立条件、处罚根据、适用对象、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等方面，均与共犯中止理论有所区别，具有独立的理论价值。
（二）共犯关系脱离存在的犯罪阶段日本学者在对于共犯关系脱离可能存在的犯罪阶段的认识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不同的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共犯关系的脱离郑泽善【摘要】共犯关系的脱离,是指在共同犯罪过程中,部分共犯人从共犯关系中退出,其他共犯人继续实施犯罪并达到未遂或既遂的犯罪形态.共犯关系脱离是有关犯罪结果的归属问题,而共犯中止是事关已成立的未遂犯的可罚性问题.前者属于共犯论特有的问题,后者与其说是共犯论问题,不如说是未遂犯论问题.尽管两者存在部分重合,共犯关系的脱离有可能适用共犯中止规定,但两者的本质却不同.【期刊名称】《法治研究》【年(卷),期】2014(094)010【总页数】15页(P89-103)【关键词】共犯关系脱离;共犯中止;认可;解消【作者】郑泽善【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法学院【正文语种】中文林某和梁某合谋绑架某镇一个体户之子唐某（10岁），向其家人勒索赎金30万元。
2001年3月1日，两人将唐某骗出，然后强行带往邻县一事先租好的民房内。
在路上，唐某吵闹不止，林某心生怜悯，同时也担心案发受惩，提出放唐回家，但梁不同意，两人发生争吵。
林某遂离梁而去，到外地一朋友处居住。
而梁某则单独将唐某带到邻县，为防止其逃跑，将其捆绑于住处，自己则向唐某家人勒索赎金。
唐某家人报案，梁某在接受赎金时被抓获，唐某获救。
林某和梁某合谋绑架唐某，勒索赎金，共同构成绑架罪。
梁某构成绑架罪的既遂，但对李某行为的如何定性则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林某构成绑架罪，但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了犯罪，是犯罪中止。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林某自己虽然停止了犯罪行为，但他是与梁某共同实施犯罪，由于他没有有效地阻止梁某的犯罪行为，未能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因而仍与梁某构成绑架罪的既遂。
①陈兴良主编：《刑法案例教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页。
共犯成立犯罪中止，必须阻止犯罪完成或防止既遂结果的发生，这是中外刑法理论中的通说。
但是，在认定共犯中止时，又不能单纯以最终是否发生犯罪结果作为唯一的判断基准，还应考察共犯在犯罪过程中实施中止行为的具体情况，因为不同共犯在共同犯罪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不同，犯罪结果是否发生对不同共犯的意义会有所不同。
论共犯关系的脱离蒋成连【摘要】共犯关系的脱离是共同犯罪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犯罪形态.这一概念是日本学者大塚仁教授首先提出的,此后理论界对其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这一概念的提出对坚持罪刑均衡、实现刑罚的目的、维护刑法体系的统一性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研究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该犯罪形态的发生阶段、成立条件以及其处罚等方面.根据因果共犯论,对共犯关系脱离的判断也应当以因果关系的切断与否为标准."真挚的努力"、"任意性"、"意思表示"等条件只是判断具体共犯关系中因果关系是否切断的判断资料.【期刊名称】《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24)005【总页数】7页(P75-81)【关键词】共同犯罪;共犯脱离;因果关系;犯罪中止;处罚【作者】蒋成连【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000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F611在共同犯罪由预备向既遂逐步发展的过程中，既可能发生行为人中途加入的情况（即理论上所说的承继的共犯）也当然可能存在部分行为人中途退出的情况。
以往对于共同犯罪中行为人实施中止行为却没能有效地阻止结果发生的情况，一般是按照既遂处理，其中止的行为只能作为酌定的量刑情节，这显然不能很好地做到罪行均衡、实现刑罚的目的，更不利于鼓励行为人从犯罪中脱离出来。
至日本学者提出的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下文简称共犯脱离）这一概念本引入我国以后，上述矛盾才逐渐被我国理论界重视起来，但由于刑法立场的不同，和日本一样，我国关于共犯脱离的相关问题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本文中，笔者将对其中的分歧给出自己的观点并试图阐释其中的理由。
（一）共犯脱离的概念关于共犯脱离的概念，理论中有很多种定义。
如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犯罪关系的脱离是指犯罪过程中一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动放弃犯意，并终止与其他犯罪人的共犯关系，从而对其他犯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
法学评论(双月刊)2003年第5期(总第121期)论共犯关系的脱离赵 慧内容提要:共犯关系脱离,是指具有共犯关系的共犯人停止自己的行为,断绝自身行为与其他共犯所造成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为阻止犯罪的实现作出了真挚努力的犯罪形态。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共犯脱离的考察,对脱离的内涵、机能、标准以及要件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并认为,不同的共犯人由于其在共犯中作用的不同,其脱离共犯关系的要件具有不一致性。
主题词:共同犯罪 共犯脱离 内涵与机能 标准与要件一、共犯关系脱离的内涵分析和机能(一)共犯关系脱离的内涵分析共犯关系是多人基于共同犯罪人的联系而对特定犯罪事实形成的犯罪体。
在共犯中,共犯人相互配合、相互依赖,共同作用犯罪事实,促进犯罪意思的实现。
各共犯人的行为只有具备共犯意思的支配并在与共犯结果具有因果联系的范围内才能肯定共犯关系的成立。
广义的共犯关系脱离是指共犯人切断共犯因果系列的一切现象,包括共犯的过限行为、共犯的中止以及狭义的共犯脱离。
狭义的共犯脱离仅指在共犯关系中,共犯人停止自身的行为,并为阻止共犯构成事实的实现作出真挚努力者。
共犯的过限行为,①又称实行过限,是指“实行犯实施了超过共同犯罪故意的行为”。
②由于共犯关系只能在共犯意思范围内才能存在,个别共犯人超出共犯意思而实施的行为,因为没有共同犯罪的意思支持而不能视为共犯体的行为。
因此,对于过限行为,只能由实施过限行为的共犯人承担。
有些国家刑法对此行为作了规定,如俄罗斯刑法第36条规定:“实行犯实施不属于其他共同犯罪人故意之内的犯罪,是实行犯的过度行为。
对实行犯的过度行为,其他共同犯罪人不负刑事责任”。
俄罗斯刑法理论界认为,所有的过度行为,依据实行犯偏离共同犯罪人意图的方向,分为量的过度行为和质的过度行为,前者通常指实行犯实施的犯罪与他按照共同犯罪人的意图应该实施的犯罪属于同类,而质的过度行为是指实行犯实施的是与怂恿他或帮助他实施的犯罪不同类的犯罪。
③意大利刑法第116条第1款规定:“如果已实施的犯罪是某一共同犯罪人不希望实施的犯罪,当结果是因其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的,该人也对该犯罪负责”,有学者称其为“共同犯罪的偏离”。
④对于这种共犯过限行为,由于该行为不具备共犯意思的支持,因而不属于共犯行为。
实施该犯罪的行为人因该行为没有共犯意思的支持而脱离共犯关系,故仅行为人对该犯罪事实承担刑事责任。
①②③参见:《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上册),黄道秀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8、89页。
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亦有学者称为共犯者的过度行为,见林文肯、茅彭年:《共犯犯罪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共犯中的中止行为⑤各国刑法都没有单独加以规定,因而在理论上准用刑法关于单独犯的中止构成要件来加以解释。
但由于共犯人之间存在相互利用和补充的关系,各共犯人的行为基于共犯意思的沟通而成为一体,故共犯人要想成立中止,中止行为者必须阻止其他共犯的行为或有效防止结果发生。
否则,无共犯中止成立之余地。
具体而言,在共同正犯的场合,共同者基于自己的意思,阻止其他共同者的实行,防止结果发生的情况下,成立中止犯。
在教唆犯和帮助犯的场合,由于教唆犯、帮助犯的中止以对正犯的从属性为前提,只有在正犯着手实施犯罪后,教唆犯、帮助犯基于中止的意思,阻止正犯着手实行犯罪完成时,中止犯才成立。
⑥在共同犯罪中,实施中止的共犯人由于自己的行为,阻止了共犯结果的发生,因而应就其中止行为脱离共犯关系,仅对共犯脱离前的共犯行为承担责任,对于没有实施犯罪中止的其他共犯人,应按未遂进行处理。
由于中止犯作为一身刑罚专属减免事由,必须具备自动性和有效性才能构成。
自动性在共犯关系中不难理解,即共犯关系中的共犯人成立中止,必须出于自己的意思,但对于有效性的执行则显然困难。
如果共犯关系的部分行为人,曾任意实施了中止自身的犯罪行为,并且真挚地阻止其他共犯行为人的行为或防止结果的实现,但共同犯罪仍然既遂的,按照共犯中止的条件,由于不符合中止的有效性要件而不成立中止犯,仍然要对共犯既遂后果负责。
对于该中止行为人而言,适用共犯既遂刑罚,显然过于严酷。
因此,日本学者大冢仁教授提出了脱离共犯关系或共犯关系的脱离的理论。
他认为,所谓共犯关系之脱离,乃共犯开始后,尚未既遂前,共犯中一部分之人,心生悔意,而自共犯关系离去之谓。
⑦对于共犯脱离之共犯人,与其脱离共犯关系后其他共犯人的行为无关,仅就其脱离前之共犯行为负其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大冢仁所主张的共犯关系脱离仅指实行后的共犯脱离,实际上,共犯脱离不仅存在与共犯实行后,在共犯着手前也能肯定共犯关系的脱离。
狭义的共犯关系脱离仅指上述情形,由于共犯实行过限和共犯中止在刑法学界研究较多,出于篇幅考虑,故我们在本文中也仅讨论此狭义的共犯关系脱离。
德国刑法第24条第2款以及31条第2款对实行后的共犯脱离作了规定,“犯罪不是因为中止犯的行为而不发生的,或犯罪虽已发生而与中止犯以前参与的行为无关,如其主动努力阻止犯罪完成的,免除其刑罚”。
(二)共犯关系脱离的机能共犯关系脱离理论的提出,具有一系列的机能。
首先,共犯关系脱离理论的提出,解决了“虽为中止作出了努力但没能防止结果发生的共犯者的刑事责任问题”。
⑧同时,根据德、日刑法的规定,中止犯只有在着手实行后才能成立。
故对于共犯中的中止而言,必须正犯或共同正犯的一人着手实行犯罪后始有共犯中止成立的问题。
但共犯关系脱离,既可以在着手实行后进行,也可以在着手实行前发生,在犯罪完成前之各阶段,均有发生共犯关系脱离之现象。
故脱离者之罪责、脱离之要件等,并非纯属于中止犯之一个适用事例,宜自共犯论本身予以检讨,始为妥当。
⑨也就是说,在德、日刑法中,共犯脱离除有弥补共犯中止之不足的功能外,也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
即德、日刑法中把共犯着手前的中止行为作为共犯脱离进行研究,这与其刑法理论仅承认中止仅在着手后才成立有关。
其所说的共犯脱离包括共犯着手前的共犯中止行为和实行后的共犯脱离。
我国刑法第24条规定的“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实际上肯定了共犯中的中止可以存在犯罪完成前的一切阶段,故共犯关系脱离在我国刑法中仅具有弥补着手后共犯中止之机能。
其次,根据中止的成立要件,成立共犯中止的共犯人不仅要任意停止自己的行为,而且要积极阻止其他共犯人的行为或防止共犯结果的发生。
共犯中止的有效性要件严格限制了共犯中止的范围,不仅不利法学评论 2003年第5期⑤⑥⑦⑧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页。
参见甘添贵:《刑法之重要理念》,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62页。
参见马克昌:《关于共犯的比较研究》,载《刑法论从》第3卷,第376、377页。
德、日刑法中中止属于未遂的范畴,故其中止仅指着手后的中止,即实行中止的情形,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的中止也是如此,见德国刑法第24条、日本刑法第43条以及台湾地区刑法第27条。
这一点是与我国刑法中的犯罪中止有区别的,我国刑法中的中止既包括着手前的犯罪中止,又包括实行中止。
于共犯人在能避免侵犯法益时停止自己的行为,反而易使共犯人因为没有其他救济措施而破罐破摔,积极实施更加严重的行为,不利于法益的保护。
相反,如果在共犯中止之外设立共犯脱离制度,并对脱离共犯关系之人予以宽大处理,则有利于分化、瓦解共犯体,同时使共犯人在能导致结果发生时,停止自身的共犯行为或积极、真挚地阻止结果的发生。
因此,共犯脱离的存在为避免法益的重大侵害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共犯人架设了一条后退的黄金桥。
最后,共犯关系脱离的存在具有使刑法体系化的功能。
共犯关系脱离本身来源于救济共犯中止10之不足,使不具备成立共犯中止但却真挚停止自己行为的共犯人,因为有共犯脱离的存在而适用宽大处理,从而使其承担的刑罚不至于过于严酷。
同时亦有利于对着手前的共犯人退出共犯关系的现象进行处理。
共犯关系脱离的存在一方面与共犯中止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共犯脱离本身与共犯中止有别,具有自身独立的品格,如构成要件和处罚依据等。
这样,在损害共犯中止概念的同时,通过引进共犯脱离的概念,在不损害中止原来意义的同时解决了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共犯人退出共犯的现象。
因而具有使原有的刑法理论保持稳定的体系化的功能,同时也有利于实现各共犯人的刑罚个别化。
二、共犯关系脱离标准述评(一)国外关于共犯关系脱离标准之述评英国刑法理论界对于共犯关系脱离标准依行为人参与不同的共犯形式而有别。
一个仅仅鼓励主罪实施的人,如果在犯罪实施以前明确表示撤回或废除其鼓励,他就有免负从犯责任的辩护理由。
在一个通过支持主罪实施的方式参加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就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尽管所要做的工作取决于案件的情节。
仅仅宣称从犯罪计划中撤回是不够的;如果中止发生在主罪实施以前的一段时间,只要向正犯明确表示这样的意思就够了,即如果正犯继续实施犯罪,就只能由正犯本人负责。
但是如果中止发生在犯罪即将实施的时候,就需要用体力去制止犯罪。
关于以上两种情况的处理原则,只有在合理的和实际的可能通知正犯的情况下才能适用。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例如正犯在接受支持或鼓励后下落不明,就不能适用上述原则,从犯应该及时地把所预期的犯罪告诉警察。
1史密斯和霍根在《英国刑法》中具体讨论了英国刑法中共犯退出的一些原则:英国刑法坚持共犯的退出必须是自愿的,但是否是真实的悔悟,英国法庭认为动机如何不影响共犯退出的成立。
有效的退出必须是这样的,“向其他共同犯罪人作出的退出意思表示必须明确地说明:如果对方坚持实施犯罪行为,那么该犯罪行为将不再与自己提供的帮助有任何关系。
”这种观点可能不适合提供犯罪方法的情形。
有人认为,退出方必须使其提供的帮助归于无效或者至少要采取了使其无效的合理的措施。
在一定情况下,需要“大为不同且大为有效”的表示,甚至可能需要阻止其他共犯人实施犯罪的身体上的干预。
并对被拒绝的撤回、企图撤回以及及时报警等问题是否构成共犯退出等进行了讨论。
12大冢仁教授认为,共犯脱离是为了补救共犯中止而提出的,他所认为的共犯脱离仅指共犯实行后、达到共犯既遂前,一部分共犯人实施了中止自己的行为,并为阻止共犯的完成作出了真挚努力但没有构成共犯中止的情形。
只要行为人为阻止共犯行为实现作出了真挚努力,就应肯定共犯关系的脱离。
由于其把共犯脱离限于补救着手后共犯中止,故他主张的共犯脱离仅在实行后成立。
西田典之教授从因果的共犯论出发,认为共犯处罚的根据在于共犯之行为与犯罪结果或共犯构成事实实现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因此主张,共犯关系脱离之问题,基本上亦视其脱离是否切断其他共犯之行为及结果的因果关系为认定的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