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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皖江文化研究的述评[摘要]：学术界对安徽“三大文化圈”的概念已成共识，即以淮河、长江为界，由北而南形成皖北地区的“淮河文化圈”、皖中地区的“皖江文化圈”和皖南地区的“徽文化圈”。
目前对徽州文化和淮河文化研究都比较深入，而皖江文化的研究学界则相对滞后，学界之间形成的共识也不多见。
文章总结了一些学者内对皖江文化的研究，并从几个研究方向做出归纳和笔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皖江文化文化概念现代价值研究现状皖江文化源远流长，与淮河文化、徽州文化并立为安徽三大区域文化，是中华文化、安徽文化和长江文化的一部分。
古人引出“皖江”这个概念，最早出自清人朱书所写《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开首云：“吾安庆，古皖国也。
其岳日皖山，其渎日大江，其川日寻潜，其浸日雷池，其镇日大龙。
灵秀所钟，扶舆郁积，神明之奥区，人物之渊薮也。
”王原、李蹲瑞、刘允升、薛玉堂等也将皖江指代安庆，由此总结出狭义上的皖江文化概念：长江安徽安庆段长江流域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
“开发皖江，呼应浦东”，是上世纪90年代安徽省委、省政府提出来的区域经济概念，由此衍生出广义上的皖江文化概念：安徽省长江流域(包括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
而今，国务院2010年1月12日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
作为首个获批复的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是国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又一重大举措，对于探索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新途径和新模式、深入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挂帅，文化先行”，在皖江崛起的大背景下，皖江文化这个概念现在再予以归纳总结，就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对皖江城市大开发，也有着文化方面上的重要意义。
皖江文化以安庆、桐城为中心，皖南其他区域如宁国府(今宣城市)、池州府(今池州市、铜陵市)、太平府(今芜湖市、马鞍山市)、广德州(今广德县、郎溪县)、和州(今和县、含山县)、无为州(今无为县)则受徽州文化和皖江文化交叉影响，他们在一起构成了徽皖文化圈。
安徽地域文化五个特点解析安徽地域文化五个特点解析省文史馆项目组安徽是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省域，安徽地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研究一个特定地域的文化，有必要找出它相异于其他地域文化的富有个性的特点。
为此，我们在编撰《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时，从发展趋势、发展路径、发展内因、学术取向、影响时空五个方面进行审察，反复推敲，认为安徽地域文化有如下五个特点：第一，三大亚文化区域之间差异和趋同共存安徽地域文化可分为处于淮河流域的涡淮文化、处于长江流域的皖江文化和处于新安江流域的徽州文化等三个亚文化区域。
三个亚文化区域在饮食、民居、民风民俗、方言、地方戏曲和信仰方面，都很不相同。
在学术文化领域，涡淮文化中，主导的是道家思想；徽州文化、皖江文化中，主导的则是儒家文化。
三大亚文化区域的差异性，使安徽文化显示出丰富性和多样性。
另一方面，三个区域的文化也有趋同性。
如老子和庄子的道家思想，不仅流传于淮河流域，也在徽州和皖江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新安理学先哲的程大昌，就是融合儒家思想和老子学说构建其思想体系的；皖江文化代表人物之一的戴名世，就是从道家思想得到启示，并吸收道家的“精”、“气”、“神”概念以论文的；姚鼐所著的《老子章义》和《庄子章义》不仅开了桐城派诸子学的研究之风，直到现在，仍然是研究老子、庄子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
而姚鼐与戴震虽然学术上有争论，甚至成为乾嘉时期汉宋学之争的主角，但姚鼐提出“义理”、“考证”、“辞章”三者交相为用的论文主张时，与戴震所说的“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
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
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就很接近。
而在道家思想发源地的淮河流域，到宋代，儒学也开始兴起，由颍州知州蔡齐奏请始建、经晏殊续修和欧阳修扩建的西湖书院，俨然成了淮北地区的儒学中心。
第二，在发展中呈现文化重心由北向南的迁移安徽的文化重心首先出现在涡淮流域。
春秋时代，在涡淮流域就出现了高度发达的学术文化，产生了管子的学术思想，开创了先秦诸子学时代。
堪舆文化：基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层生态学吴宗友（安徽大学社会学系，安徽合肥230039）*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堕距研究》（2009sk032zd ）作者简介：吴宗友（1969-），男，安徽肥西人，安徽大学社会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民俗学。
摘要：堪舆文化是中国先民在长期生产与生活实践中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居环境学，经由两千余年的传承，直至今日它依然在汉文化圈的“民间”有着重要影响。
其核心是，在人居环境的营造过程中，对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作出基于民间信仰的生态分析、地形分析、区位与方向分析，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之间的积极互动。
文章引述了西方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评价中国堪舆文化的代表性观点，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堪舆文化所蕴含的深层生态学思想，最后从学理层面回答了如何对待这份特殊的文化现象。
关键词：堪舆；民间信仰；深层生态学；天人合一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 （2011）01-0114-05堪舆即所谓风水。
据现有文献，“堪舆”一词最早出自西汉前期淮南王刘安主持门客所著《淮南子·天文训》：“堪舆徐行，雄以音知雌”。
东汉古文字学家许慎释“堪舆”之义为：“堪，天道；舆，地道”。
（1）可见，堪舆是指研究“天地之道”———自然规律暨人与自然关系的学问。
堪舆文化在二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尽管有不计其数的达官贵族和文人雅士对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引以为日常生活及世事处理之圭臬，但其信仰及传承的主体却是普通民众，并且流风所及，几与汉文化圈相重叠，成为一些百姓真正的“日用之学”。
它虽无严格的的制度化形式，却在事实上成为中国传统社会里拥有信众最多、阶层最广的民间信仰。
同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民间生命力的一部分，堪舆文化始终又伴随着争议而存续至今，并在当代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一人类自蒙昧的物我未分状态进化至自我和我群意识觉醒阶段开始，其文明便迈入了人对自然进行有目的、意向性活动的历史时期。
安徽地域文化作业答案《安徽地域文化》作业1一、填空（每小题1分，共20分。
）1、康熙六年七月十二日（1667年8月30日），康熙批准了由吏部汇奏并经御前会议讨论通过的全国性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制政革意见，其中，江南省正式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改左布政使为安徽布政使，使安徽省三司健全，因此，康熙六年（1667）一般认为是安徽建省标志。
2、安徽建省大致经历了元末明初的行政区域统一；顺治十八年(1661年)左、右布政使划片分治；康熙四年(1665年)调整左、右布政使辖区，使苏、皖两省分省分治奠定基础，确定疆界；康熙六年七月甲寅，正式批准建省；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己亥，正式将省会定于安庆。
因此，一般把公元1667年8月30日作为安徽省诞生纪念日。
3、解放战争后期，安徽境内的淮河南北、江淮地区先后解放，初建皖西、江淮、豫皖苏边区3个行政公署，下设专区，再下为县、市。
1949年4月，撤销上述3个行政公署，成立皖北人民行政公署。
5月，随着江南地区全部解放并普遍建政，成立皖南人民行政公署。
两个行署行使省的权力，但比省的规格要小。
行署下辖直辖市、专区，再下为县及专辖市。
1952年4月，撤销皖南、皖北2个人民行政公署，合并成立安徽省。
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成立安徽省。
8月25日，安徽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省会驻合肥。
4、地域文化就是一定地域内历史形成并被人们所感知和认同的各种文化现象。
地域文化具有历史性、地域性和独特性的特点。
5、安徽文化在其长期的发展中，由于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在安徽大地上形成了三个各具特点的区域文化，即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徽州文化，它们共同构成了安徽文化。
6、安徽文化具有延续性、兼容性、多样性、不平衡性、开拓创新性的基本特点。
7、道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学派之一，春秋末年的老子初步创立了道家思想体系，战国中期的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术的集大成者。
老子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所著的《老子》一书中。
《老子》共五千多字，故也称五千言，被后来的道教奉为经典，老子本人亦被尊为教祖。
安徽历史文化名人分布的特点2020-05-22 14:38通过对《辞海》、《安徽历史名人词典》两部书所收安徽历史文化名人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安徽历史文化名人分布展现出如下面貌和特点：统一行政区划即安徽建省对人才兴盛有着深刻的影响。
就历史时期分布，对在《辞海》中收录的186名安徽历史文化名人，和《安徽历史名人词典》收录了1251名历史文化名人，进行归纳、分析，详见下表。
《辞海》中收录安徽历史文化名人一览：历史分布时期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现当代人数 3 14 5 13 4 76 71 《安徽历史名人辞典》中收录安徽历史文化名人一览：历史分布时期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现当代人数 3 55 3 19 12 186 536 437由上述两组数据可知，安徽历史文化人物分布呈现出如下阶段性特征：随着中国历史的演进，安徽地区涌现的文化人才越来越多，因而可知安徽人对中国历史和人类贡献越来越多；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从中还可发现安徽文化人才兴衰的某些有趣的现象，比如“乱世出英雄”。
在明以前的几个盛世，如汉、唐时期，安徽文化人才相对要少些，而在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乱世，安徽文化人才反较盛世相对多些；统一的行政区划对安徽文化及安徽人才发展影响重大。
无论是《辞海》，还是《安徽历史名人词典》所收录，都显示进入明代以后，安徽文化名人呈爆炸性增长。
究其原因，这既是人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可能与词典编者“厚今薄古”观念有关，但除此之外，与其他省区相比较，安徽另有其独特的因素，即今天的安徽地区是从明代才开始在同一个行政区划之内的，明代隶属南直隶，清代先与江苏同属江南省，后分别独立建省。
同一行政区划尤其是建省，对安徽这一横跨江淮而治的行政区的文化整合、人才发展等等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安徽之所以称为安徽，文化因素至关重要。
安徽建省时，即取当时本区域文化最为昌盛的安庆和徽州两地之名而定省名。
人们在宏观描述安徽人文面貌时，早已得出共识，即历史人物具有北少南多的特点。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 1998年 第4期长江文化体系中的吴越文化丁家钟Ξ3 贺云翱摘 要:长江文化是指长江流域地区文化特性和文化集结的总和与集聚,是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
作为内涵广博的文化体系,它由巴蜀文化、荆楚—湖湘文化、吴越文化三个亚系组成,其中吴越文化生存于长江下游地区。
广义的吴越文化指有人类产生以来存在于先秦时代吴、越立国地区的一切文化现象,它具有“饭稻羹鱼”的经济结构和饮食习惯,以及善驾舟、鸟崇拜、干栏式建筑、“文身断发”习俗、尚绿、灵动、情感细腻等文化特征。
吴越文化在勇于开拓和善于开放的文化心态作用下,不断顺应时代发展要求,调整和更新文化内涵与机制,同时始终保持特色与传统,其发达的玉文化、瓷文化、丝绸文化体现了“丽质秀色”的品性,对中华文明特质的形成有着殊多贡献。
关键词:长江文化 吴越文化在“多元一体”(费孝通先生语)的中华文明体系中,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无疑是两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化。
它们互相存在,互相撞击,互相融会,互相补充,从而造成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刚柔互济、绚丽多姿、绵延不绝的特性。
直到今天,“长江经济带”的建设仍在呼唤着“长江文化”的进一步创新与发展,以不断增进我们民族的活力和激情。
在传统学术研究中,“黄河文化”一直占有主要位置,但从80年代后期以来,“长江文化”逐渐受到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的普遍关注,它以新的资料和新的视角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视野,使人们了解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过程要比过去的认识复杂得多。
应该说,长江文化课题的提出和起初的研究,与考古学发现有直接关联,从170多万年前的云南“元谋猿人”到8000多年前的湖南澧县彭头山文化水稻栽培技术,从7000多年前的浙江河姆渡的漆器、干栏式建筑工艺及牙雕、制陶、发达的原始农业到5000年前左右的良渚文化制玉体系的形成,从3000多年前浙、赣一带原始瓷器烧制工艺的广泛使用到江西新干大洋洲、四川三星堆、皖南沿江地带青铜铸造业的兴起,从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出现的5000多年前的古城群落到2000多年前富有特征的楚国礼仪重器的相继出土,这一系列的文物大发现刷新了以往的历史文献记录,修改着过去一个个已成的学术结论,迫使人们面对大量新的科研材料,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文明的渊源、初发地域、发生过程、结构与体系、后来演变的动力机制、发展规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由此,“长江文化”作为一项涉及多学科的学术课题吸引了各方面学者的参与。
先秦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时间是中央王朝的间接控制区，直至周代以后，土著居民及部分迁居而来的国族被周王朝就地册封、承认[1]。
农业是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基础，但同时，在水网密布的南方，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具备渔猎活动的天然有利条件，因此渔猎亦是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活动。
渔猎指的是捕捉鱼类，射猎禽兽，以此来获得生存所需要的肉类食物。
应当说，在先秦时期的皖江流域，古人所食的绝大部分肉类都来自渔猎活动。
这些肉类除了在少数情况下用于祭祀等公众活动，其余均为满足日常生活所需①。
皖江是长江安徽段之别称，自西向东全长共300多公里，皖江流域涵盖了淮河分水岭以南、皖南山区以北的大部分区域，占安徽省面积的将近一半。
皖江流域地形地貌多样，既有长江沿岸典型的河谷平原，也有黄山、九华山北麓的丘陵等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徽考古事业蓬勃发展，皖江流域的先秦聚落遗址不断被发现、发掘，包括潜山薛家岗、安庆张四墩、含山大城墩等，出土了大量的遗物，为了解皖江流域先秦时期的生业模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也使该流域先秦社会经济研究受到了更多关注[2]。
透过皖江流域先秦时期遗址发掘的相关资料，对其渔猎经济进行考古学观察，探究其渔猎经济形态，有助于丰富区域经济史内容，使我们更准确、更客观地认识先秦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轨迹。
一、皖江流域先秦渔业工具渔业活动自古以来一直是人类的一项重要的生存模式，从我国东北红山文化中丰富的渔业文化遗存[3]、辽东半岛先民捕捞海洋生物[4]，到三峡地区史前遗址出土的渔猎工具[5]，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史前时期就有人类频繁地进行渔业活动。
在皖江流域，史前时期基本未见捕鱼工具，似乎可以认为渔业在这一□汪启航先秦时期皖江流域渔猎经济的考古学观察①在周代，君主和贵族有时会根据礼制将捕猎的最贵重的肉制品用于祭祀、招待宾客等,史料中有记载，《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
安徽地域文化之一：浅谈“皖江文化”皖江文化,即“皖江地区历史文化”，是江淮文化的发祥地，是涵盖安徽全省文化的标志性文化。
皖江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灿烂辉煌。
科学地划分皖江文化的基本内涵,在这个方面形成共识：皖江文化，包含以张英、张廷玉、陈独秀为代表的政治文化；以京剧、黄梅戏为代表的戏剧文化；以李公麟、邓石如为代表的书画文化；以敬敷书院、省立安徽大学、发达的基础教育为代表的教育文化；以禅宗二祖、三祖为代表的宗教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桐城派文化、新文化、民俗文化、美食文化等等。
皖江文化历史悠久：前推至新石器时代的薛家岗文化,后经西周古皖国,秦代衡山郡,东汉庐江郡,南宋安庆城,直到1667年安徽建省,绵延不断。
皖江地区是指长江流域安徽段两岸地区，覆盖地域涉及现行行政区划的沿江8市，即：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巢湖、宣城（除绩溪县）和滁州市东部。
皖江地区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
早在旧石器时代，皖江地区就有猿人活动的遗迹；如和县猿人遗址、银山遗址、水阳江旧石器遗址等。
在新石器时代，皖江地区的遗迹更多；如薛家岗遗址、汪洋庙遗址、黄鳝嘴遗址、天宁寨遗址等。
这些遗址遍及皖江各个地区，说明很早就有人类活动。
他们在长期的活动中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早期人类文明的内涵。
自先秦至现今，皖江文化就没有中断过，因此说皖江地区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
其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底蕴深厚，涉及历史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以及文学、戏曲、书画、政治、经济、科技、宗教、民俗风情、生态环境等众多领域。
如同山西有晋文化,山东有鲁文化,湖南有湘文化,湖北有楚文化。
（一）皖江文化的定义，在学界有三种（1）皖江文化是以安庆、桐城为中心，由安庆土著的古皖文化和来自江西徽州移民的朱子信仰碰撞和融合而形成。
（2）皖江文化应包括以安庆为中心的古楚文化（古皖文化）、桐城文化，以及受这两种文化与徽州文化交叉影响的沿江池州、铜陵、宣城、芜湖、马鞍山地区的“徽皖文化”。
作者简介：吴宗友（1969—），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安徽大学历史系2011级历史文献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人类学。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09—10D19：《徽州民间文化保护与开发的社会学研究》）、安徽省“六普”招标项目《安徽省姓氏分布与区域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学者专论·〔姓氏文化研究〕《学术界》（月刊）总第179期，2013．4ACADEMICSNo．4Apr．2013皖江流域文化特质的族群分析〔*〕○吴宗友1，2（1．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合肥230039；2．安徽大学农村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安徽合肥230039）〔摘要〕在特定的政治、历史背景及区域环境下，姓氏分布对区域文化之特质有着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通过杰出人物（包括地方社会精英）独特的历史作用而实现的。
皖江流域上、中、下游经由了历史上不同姓氏族群的文化创造，形成了彼此相异的文化特质，可见区域文化底蕴往往是历史上人口迁移及其基础上的姓氏族群分布使然。
而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惟有不同族群间多元文化的有机交融和有序互动，文化才能保持永久活力。
〔关键词〕皖江文化；族群；姓氏；文化特质皖江流域文化近年来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有渐成研究热点之趋势。
我们认为，依安徽境内的长江水系命名的皖江文化，应当包括西自安庆、东至马鞍山的所谓八百里皖江流域的整个区域文化，而非流域内的某一特殊区域文化。
〔1〕根据历史文献，东晋以前，皖江两岸的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迟缓，工商业活动远不如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区，人口稀少，许多地方尚未垦发。
晋、宋两次政治中心的大转移，为皖江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经由中原移民和沿江土著一次次的文化碰撞、交流、融合，至明代，皖江流域的发展领先于广大的皖北地区，尤其是晚清以来，皖江流域的文化始终处在安徽文化的核心地位，并常开中国文化的风气之先。
由此可见，东晋以前一直是地广人稀的皖江流域，其后的—441—皖江流域文化特质的族群分析文化发展是历史上长期的血缘性族群（宗族）迁徙互动的结果。
宋、明以来，皖江流域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三个次中心：以安庆为核心包括池州在内的皖江上游文化区，以合肥和环巢湖为核心的皖江中游文化区，以芜湖为中心包括今天马鞍山、宣城（绩溪除外）、滁州东部地区在内的皖江下游文化区。
本文以族群〔2〕分析为研究视角，试图揭示具有鲜明的“族群”性质的姓氏群体，特别是其杰出人物对区域文化特质之形成的重大影响。
一、皖江上游文化特质的族群基础皖江上游文化的杰出代表即“桐城派”。
明代中叶以后桐城文化的勃兴，是在元末至正（1341－1370）至明初永乐（1403－1424）前后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来自江西和徽州府的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融合的结果。
清代桐城派著名文人朱书（1654－1707）在其《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中说到：“然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
强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会者错焉，土著才十一二耳。
而皖人则亦惟元以后至今为盛。
”朱书所言皖人即当时的安庆府六邑之人，而据朱书所言，真正的古“皖人”只有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二左右，迁自江西的达十分之五，迁自其他地区的（主要是徽州）占十分之三到十分之四左右。
进入桐城的这些姓氏族群，到了明中叶以后均已安居乐业，逐渐形成了张、姚、马、左、方、钱、刘、吴等名门望族。
由于桐城地处大别山麓和长江北岸之间，属于一种半封闭半开放的自然地理环境，一方面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另一方面又“三山六水一分田”，仰仗土地所出之资源十分有限，但在南宋时它又离全国性政治中心不远，并且长期居于一省之核心区域，因此它的地缘优势又较为突出。
这为桐城人如何闯出自己生存道路预设了可能的模式：不依赖于土地所出，而是充分利用政治文化中心的地缘优势来走向成功，即重学兴文，走进科场，获取功名。
那些从他乡迁入的士族文人，本身就具有敢于创新、自强不息的文化个性。
他们迁入这块山水秀异、灵气所钟之地，很快就融入地域文化之中，成为地域文化发展的新的强大动力，促使桐城世风骤变，人文勃兴，积累既久，蔚为大观。
终于在明后期，桐城文派异军突起，不仅成为明清两代安徽境内长江流域文化的最主要代表，也是全国文化发展的旗帜。
桐城派“因文见道、别树一帜”，“海内人士，忻然宗之”，被誉为“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一批杰特之士出现于皖江大地，如方维仪、方以智、方苞、方东树、姚范、姚鼐、姚莹、张英、张廷玉、戴名世、刘大櫆、梅曾亮、马其昶、吴汝纶等等。
根据历史文献所提供的信息显示，皖江上游地区有影响的姓氏主要有：张、姚、马、左、方、钱、刘、吴、戴、朱、何、陈、邓、高、程、杨、王、夏、叶、梅等20姓。
历史性地审视以桐城派为核心的皖江上游文化，我们可以看出该区域文化的几个显著特征：其一，重视教育，讲学之风盛行。
以桐城为代表，在这块灵山秀水之间，诗书传家、讲学事文之风似乎在明清以降的安徽乃至全国都是遥遥领先的。
从明代——541学术界2013．4·学者专论开始，尊师重教的风气在桐城逐渐形成，出现了“城里街衢曲巷，夜半诵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的学风独茂之景象！桐城讲学之风肇始明代何唐，身为进士的他率先弃官归里，聚徒授学，继而“童静斋设辅仁馆，方学渐开桐川馆，聚徒讲学达数百人，影响颇大。
明末，桐城讲学之风更盛，钱澄之主持复社，方以智等人结泽园社。
”〔3〕桐城一地竞相成立的“会”、“社”之类的学术团体还有斗冈、孔川、枞川、金山等，讲学之风影响到九华、祁阊、芜湖等地。
方学渐声誉播于学林，成为皖江人文领袖，为饮誉海内的无锡东林书院所器重，高攀龙甚至将方学渐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并称，而顾宪成则在《千里同声卷》中，赞誉方学渐“德愈盛，心愈下，万顷汪洋”。
可见，东林士子对方学渐学术造诣和高尚人格充满了敬意之情。
正是盛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讲学活动，才促使皖江上流在明清时期人才辈出，硕学鸿儒不断涌现，达官显宦光耀朝廷，文人才子群星璀璨，成为中国文化最发达地区之一。
其流风所及，迄于今日。
其二，民风醇和，重气节，处世从容。
皖江上游地区的深层文化底蕴是佛教禅宗文化，三祖僧璨曾在此地讲经说法，播下了佛教文化的基因。
“在禅宗成熟阶段，皖山东南麓的余脉如太湖四面山、白云山，潜山太平山，桐城投子山，枞阳浮山，都是高僧汇集之地，寺院林立，海会寺、太平寺、投子寺、华严寺在禅宗史上都赫赫有名”。
〔4〕由此可见，在儒家文化于此地勃兴之前，佛教在此业已形成地方文脉的主干，因此佛教文化的明心见性，禅定净虑之修身智慧和道德自律，对这一区域醇和的民风就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随着明清以降儒家文化的郁勃，生于斯的桐城文人集团，以气节相激励，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道统，甚至不避文祸，抨议浊政。
这些杰出士人激浊扬清的学品、道行，使得该地民风雅正，人们处世从容，不汲汲于物欲之求，甘贫乐道，惟诗文是好，因此皖江上游虽没有像徽州那样出现资可敌国的富商大贾群体，但却出现张英、张廷玉父子这样名垂青史的治世名臣。
当他们家人在与邻居发生院舍纠纷时，身为朝廷重臣的张氏家族能主动礼让宅基地，而不以权势逞强，于是有了民间广为流传的“六尺巷”故事，并衍生为社会道德教育的重要蓝本，这是父子先后位及人臣的张氏家族对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
这当然也是特殊的地域文化使然。
其三，善于变革，敢为天下先。
首先，桐城文派的勃兴，就是桐城文人学子们力矫明代中后期文风颓靡而另辟蹊径的文化创新之结果。
其次，最能显现皖江上游文化开风气之先的文化现象，莫过于一批杰出的“新青年”所开启的中华文化的新时代！当桐城文派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于清末民初渐趋衰落的时候，皖江文化的创新基因又裂变而生出更为光耀千古的文化新思潮之萌芽，并走出了一位引领近代中国文化革新运动的创始人和旗手，他于后来更是缔造了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最先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他就是安庆陈姓望族后裔陈独秀。
当时，安庆望族陈、邓、方的新一代才俊陈独秀、邓仲纯、邓以蜇、方孝旭、方孝岳等人，连同与他们志同道合的旅居安庆的青年精英———潘赞化、葛温仲、何春台、易白沙、刘文典、光明甫、高语罕、高一涵等，“既是安庆反清的中坚力量，也是新——641皖江流域文化特质的族群分析文化运动的原始动力。
尽管他们有的原籍不是安庆，但从1903年安庆藏书楼演说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这关键的十年，他们都在安庆。
”〔5〕他们中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首卷六号的主要作者群。
当时，安庆是安徽省新式学校教育、新报刊、出版业的中心，这都是承续皖江上游文化创新传统的新一代杰出青年积极作为的结果。
可以这么说，近现代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火种之一，就是在皖江上游孕育的。
此外，以安庆为中心的皖江上游地区，不仅精英文化在有清一代独领风骚，而且民间大众文化也是独树一帜。
安庆是所谓“徽班进京”的“徽班”诞生地。
徽班中的著名艺人，大都为皖江上游人，如高朗亭（安庆）、程长庚（潜山）、杨月楼（怀宁）、王九龄（桐城）、王鸿寿（怀宁）、夏奎章（怀宁）、叶中定（太湖）等。
据《安庆文史》记载，仅嘉道间，京中梨园知名的安庆地方籍伶工多达二百之众。
所谓“徽调”乃指“安庆二簧（黄）”、“安庆梆子”、“安庆（乱）弹腔”、“弦索枞阳腔”、“石牌吹腔”而言，皆是安庆地方之调。
就是这皖江地方之调，日后吸纳了北方元素，发展成为国粹———京剧。
二、皖江中游文化特质的族群基础皖江中游文化以合肥和环巢湖地区为其中心。
该区域在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而载入史册的望族大姓，自汉代以降可谓代有其人，尤其是近代以来，更是群星灿然。
从理论上说，合肥和环巢湖地区当属一个文化圈，这里为了行文的方便，姑且将合肥和巢湖地区分开论述。
对合肥区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望族及其代表性历史人物，择其要者而言之，主要有：〔6〕中国历史上清官之典型———包拯（公元999－1062），曾立《家训》：“子孙仕宦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
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
不从吾志，非吾子孙”；文重当世，士君子皆向往其风采的余阙（公元1303－1358）；慷慨好言事，直言极谏，经常弹劾不法大臣终因指斥宦官刘瑾等人、被诬陷下狱致死的明代周玺（包拯、余阙、周玺合称“庐阳三贤”，倍受后人敬仰）；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历史性贡献的洋务首领李鸿章（公元1823－1901）；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公元1836－1895）。
此外，晚清至民国以来，合肥一地还出现晚清诗人“三龙”龚心镕、周龙光、江云龙；辛亥三上将倪映典、吴旸谷、范鸿仙；民初四总理段祺瑞、李经羲、龚心湛、贾德耀；以及龚镇洲和他的三个女儿，即龚普生、龚澎、龚畹球，父女四人皆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重要贡献。
环巢湖地区包括庐江县、无为县、和县、含山县、巢湖市区（居巢区），该区域北邻江淮分水岭，南达长江北岸，西至大别山麓，东连滁浦丘陵，既是长江流域的组成部分，又相对独立成一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