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者
——若干商业败者经济学分析
商如海，浪淘沙——现代商业史若干失败案例价值分析与研究
站在他们的肩上，不为回望的慨叹，只因要更清醒地看到前方
□张曦
是否研究这个课题，曾让编辑部和研究中心左右为难，因为对商业“败者”的任何参详（包括善意与理性的），都可能会触动当事企业、当事人甚至相关者业已尘封的伤疤和隐痛。
但来自职业使命深处的责任呼唤和价值指引，又敦促我们的目光投向过往３０年甚至更遥远的年代，去探究河南甚至全国近当代商业史中部分悲情企业和悲情人物编织的商业范例，从中剔腐留骨，去伪存真，以期为来人示警，给随者启迪。
本期聚焦之“败者”，皆可谓其时的“时势英雄”，或名动一域，或富甲一方，他们的折戟或陨落，无不令人扼腕唏嘘。细究他们的滑落轨迹不难发现，“不幸的家庭各有因由”：或因治理结构的先天基因缺陷，或因外在重大危机突然侵袭，或因当事者刚愎用事战略判断出现严重偏差，或因政商距离拿捏出现致命的失准……当然，更多的是各种原因的层叠交叉以及看似“小节”的隐性且致命催化。
无可否认，这些“败者”，都曾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勇者和先行者，从一定意义上，他们（除了少数严重触法者）本来也应该获得历史的掌声和敬意。只是迅疾奔腾的商业文明和日益精密的商业环境让他们有些猝不及防，注定成为这段历史的“沉船”和“病树”，所幸他们的前路业已“千帆竞过”，“万木生春”。
新一轮的市场商业史不过短短３０载，继续赶路的人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仍旧高度匮乏。所以，今天站到他们的肩头，阅读段段或激越或沉重的历史，不为回望的慨叹，只因要更清醒地看到前方。
是以为记。
商如海，浪淘沙——现代商业史若干失败案例价值分析与研究
□本报记者李传金
如果以改革开放之年，作为现代商业史的发端，那么，三十年商业史，可以说正是企业家创造并书写的历史。三十年商业演进的历史，不仅呈现了制度变迁的历程，更展示了企业家沉浮起落的生动表情。
伴随着中国经济３０年高速成长，在不同的商业时期，总会诞生一批成功的商业骄子，他们以炫目的商业成就和创富能力赢得了人们的尊敬，然而，还有一批企业家被无情的商业大潮所掩埋、抛弃。他们失败了，但是，他们仍然是商业史中值得注目的一个群体。
失败的企业家在商业潮涨潮落之中，由于或体制或战略或战术或管理等不同因素而失足，置于商业演进的历史长河来观察，这不过是正常的商业潮汐现象。
商业凋零之花
一部商业史，也是一部失败企业的探索史。失败是商业史的必然一面
３０年改革开放的商业历史，风云激荡。每一次商业思潮的变革，总会有这样一批企业家，在商业大潮中失去了航向，迷失了自我，最终被淹没在大潮之中。人们感念其商业开创之功，也惋惜其败于难以适应商业变革的“历史规律”或跌落于“历史细节”之中。
１９８９年，在城市商业改革的劲风吹拂下，亚细亚扛起了商业变革的大旗，拉开了中原商战的序幕，搅动了郑州沉闷的商业格局。至今人们谈起那段充满激情的商业历史，仍然心旌摇曳。
当人们忆起亚细亚开张时华彩铺张的声势与气场，为亚细亚声名鹊起营造了一个华丽的噱头之时，现在回头来看，那已是亚细亚呈现了“昨日之因，今日之果”佛家轮回文化特征，成为其走向没落的“历史必然”。当经营创新注重了形式营销，而缺失了内涵式创新之时，形式的花哨不过是商业体制变革的小小标签。
最终，亚细亚在经营辉煌之时没有走向管理的体制创新，而是选择了盲目扩张的战略抉择，正是承袭了亚细亚骨子里的排场基因。
亚细亚在扩张中轰然倒下，人们为一个商业开拓者的跌倒而惋惜。让人扼腕的还有，作为国内最早上市的商业流通企业郑百文同样倒在了扩张的路径旁。春都在推出了“会跳舞的火腿肠”产品之后，无法克制业绩辉煌的冲动，走上扩张之路，最终凋零。
郑百文、春都等国有企业倒下，不得不让人思考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但是，即便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引入，冰熊、春都、焦作鑫安等一批国有上市公司仍然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
商业环境的变迁，让草莽创业人物葬身商海。河南福布斯富豪孙树华，艰辛创业成为当地创富明星之后，在当地政府政绩观的诱导下，走上了依靠贷款扩张之路，一路狂奔，最终跌倒。不仅孙树华，在全国层面，知名的还有牟其中等。事实上，在那个粗糙的商业时代，有一批草莽创业人物，未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而滑向了失败。
２００８年，在国内商业史，或许有两个人物要写入失败案例教程。一位是国内商业连锁巨头国美老总黄光裕，一位是河南思达系老总汪远思，虽然两者共同有着实业加资本的经营模式，但是，他们的跌倒却有着不同的方式。
黄光裕倒下成因，是一个伴随着中国近代商业史的老课题。政商关系如何定位，黄过于精密地编织的政商关系网，最终未能保全其失足于政商关系之中。汪远思的失败，则是在玩弄资本之时，把自己陷进了越织越密的资本网内，不得自拔。
不同的商业时代，都有着不同的悲情商业故事。一个故事的主角倒下，会有另一主角登场，从这个角度观察，一部商业史，也是一部失败的企业家史。
商业代谢现象
历史选择了黄光裕，也抛弃了黄光裕。这是商业变革期“淘汰机制”的历史再现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商业历史洪流滚滚向前不复回。那么，不同时期的商海败者也就汇成了商业历史的一条支流，他们与成功者相伴，他们同样开创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只是在“历史的细节”上失足，导致了全盘皆输，饮恨商海江湖。
考察商业历史，或许有着惊人的相似，或许有着迂回，但是，商业历史的进化遵循着市场规律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从这个意义判断，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结局必然是，商海败者也成为商业进化中正常的新陈代谢现象。
我们观察亚细亚、郑百文还有春都的落败，离不开当时商业时代政策环境的制约因素影响，也无法与这些企业自身的微观成因脱离干系。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发端期，虽然亚细亚成为当时国有商业体制的变革者，获得了较为灵活的经营机制，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但是，在整个计划商业系统之中，亚细亚的“反叛”遭遇着众多计划体制下商业实体的围攻，就注定了其难以在体制与业态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从这层意义上分析，选择扩张，不能不说与亚细亚希望突围计划体制有着关系。而在亚细亚寻求全国扩张之时，国内商业市场的发育正处于竞争渐次激烈之时，除了老国有商业企业坚守的百货业态，众多商超、专卖业态快速成长，也为亚细亚的扩张带来了市场竞争压力。
从微观来考察，亚细亚本身对扩张战略准备不足，成为亚细亚必然跌落的内因。在全国范围内复制亚细亚成功模式，亚细亚缺失了太多的体系支撑，比如资本实力、比如人才储备、比如管理团队、比如企业文化，还比如对异地政商环境的把握等。
亚细亚的失败，只是众多不同商业时代败者的一个微观缩影。与亚细亚相似，不同时代的商业败者生存于不同的商业与政策环境，这些宏观因素不仅成为商业败者无法抹去的失败成因，也给败者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而不同时代的败者除了宏观成因的制约之外，微观因素的致命性，也常让失意英雄长叹难抑。
比如，在不同的商业时代都会有因政商关系拿捏失准而跌倒的企业家，但是，在宏观经济法制环境变得越来越精密的时代背景之下，企业家仍然浑然不觉，抱着“白银铺路”的信条打天下，其失败也在所难免。
从当下的商业背景来观察，黄光裕的跌倒有其必然性。从所犯罪行看，黄犯有行贿罪、操纵股票以及内部交易等罪。显见，黄游走在市场规则边缘，甚至以身试法，其“合法的包装”必然被日益精密的市场法则所揭穿。
历史选择了黄光裕，也抛弃了黄光裕。这其中，包含了市场规律的必然历史演进，也是商业变革期“淘汰机制”的历史再现，也正是商业新陈代谢的具体表现。
之所以败者
商业失败者之所以失败，既有商业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有历史细节的因素
３０年商业史，是一部企业家与体制、市场，甚至包括自我博弈的历史。在博弈中败下阵来的企业家，总结他们留下的足迹，我们发现每一位失败者有共性因素，也有个性因素。
大河经济研究中心梳理了３０年商业史，我们归纳出了五大类型败者的主要因素。这五大类因素包括政商关系失准、资本运作虚实失当、政企无界、精密商业环境淘汰机制的遴选以及缺失体系支撑的盲目扩张等，具有较强的商业败者代表性。
当然，这一归纳并非说一种类型的失败者中不包含着另一种类型败者的成因，我们只是根据败者之所以失败的最显著成因划分了失败成因类型。而这一划分本身也难有科学的界定，我们只是遵循了市场规律以及企业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一原则加以研究。
总结商业发展史，总会伴随着政商关系的演进。从３０年商业历史中，我们看到，商业文明的快速开掘，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急速转轨，让诞生于这一商业土壤中的企业家争夺市场资源中，无法绕开政府公权力。事实上，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就是政府把资源让渡给市场的过程，政府掌控着行政与市场资源的分配权，企业家只有依附于政府，才能获取更大的市场资源蛋糕。
在这一商业环境之下，政商关系就成为考验企业家的一道深沉命题。过密地通过权钱交易，拿到市场资源的手段，已成为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跌倒的一大主因。我们分析国美老总黄光裕跌落于政商关系失准的案例，不过是为更近距离地观察这一商业现象给企业家带来的思考。
伴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成长，孕育了一批资本玩家，他们出入实业与虚拟资本之间，以实业为杠杆，腾挪资本运作之术，精心编织一张张资本之网，借机实现个人财富的乾坤大逆转，但是，他们精于资本玩法，却失于实业耕耘。汪远思就是最近的落败者。当然，还有唐万新、顾雏军、张海等。
在中国经济体制渐进性变革之中，恢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成为改革角力的一大难啃的骨头。政企不分让众多国有企业在市场搏击中，不仅难以取得市场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在资源配置与市场效率之间发生了冲突，企业在辉煌中消亡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冰熊只是一个个案。
随着商业文明的演化，经济制度的设计日益精密，不仅是市场机制如此，市场法治体系的建设也越加规范，在这一商业文明背景之下，一批草莽创业英雄在已然变化了的商业环境中无法适应商业游戏规则的新变化，被无情地抛弃了。福布斯富豪孙树华的急速滑落，只能成为粗糙商业环境中的“符号代表”。
而企业盲目扩张导致的失败，成因复杂，但是微观因素是主因。企业的战略选择缺失了精准的理念支撑，缺失了对自身实力的理性判断，缺失了专业体系能力的掌控。走向扩张的第一天，也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亚细亚只是典型代表而已。
败者价值分析
从败者身上吸取教训，发现并开启新的商业智慧，是败者对整体商业史的价值贡献所在
我们在研究每一个商业失败的个案时，总是难抑内心的伤感。他们曾经是商业巨子，在商业时代变革中，勇立改革潮头，赢得了人们的鲜花与掌声，但最终偏离了航向，被市场所淘汰；他们曾经创造了辉煌的业绩，赢得了市场机遇，却在变化了的商业思潮下被市场遗弃；他们曾经是新商业文明的领军人物，启蒙并引导了国内资本市场的发育，却在自己编织的资本游戏网中“束手被擒”……
商业败者，不仅演绎了商业悲情故事，更给来者以启迪。解读他们，研究他们，从他们身上吸取失败的教训，发现并开启新的商业智慧，既是败者对整体商业史的价值贡献所在，也是我们本期大河经济研究中心探讨他们的意义所在。
如何重估这批商业败者的历史价值，在不太长的商业史中观察，也许会存在以偏赅全的差错。但是，败者历史价值的挖掘与重估也正是在不断评估中，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多维的判断，给予新的商业文明演进以思想启迪。
透过黄光裕案，我们看到了政商关系的拿捏与维系，已经越过了“白银铺路”时代。曾几何时，胡雪岩式的政商关系缔结，被商界企业家效仿，但是，历史不会重复，在经济体制改革渐向深水区推进之时，政府制度设计的透明度也在加大，政府分配资源的手段也越趋市场化，那么，在变化了商业机制之下，政商关系的把握必须适应新的环境。也许企业对政府、机制对机制、体系对体系的博弈时代到来仍然需要漫长的等待，但是，黄光裕案为企业家提出了政商关系维系的新视角。
研究孙树华的陨落，我们能够看到新的商业时代来临，对于那些草莽式创业英雄的无情绞杀。适应新的商业环境是每一位企业家的必答题。对游戏规则日趋完善的新商业环境的适应，需要的不仅是敏锐的嗅觉，更需要对时代来临的清醒判断，并采取适应性行动。如果仍然抱着以不变应万变的思维，企业家的跌落只是时间问题。
而思达系老总汪远思资本运作失败的警醒意义，更为新商业文明中的企业家提出了新课题——资本运
作与实业经营之间如何平衡。失去了实业支撑的资本运作如同聚沙成塔，不管编织得多么精巧，最终无法实现实业的正向循环支撑，失败并非经济危机的借口可以搪塞。
以上分析，虽然没有什么惊人之论，但是，随着这一批商业失败者被市场淘汰机制遴选抛弃出局，我们看到了商业文明的新发育，商业新机制的建立，是他们丰富着并改变着商业发展进程。他们轰然跌倒的姿态，让我们看到了商业时代大浪淘沙式的宏阔演进，也看到了他们给这个商业时代演进提供的强大推动力。
失足政商关系——探析黄氏案例背后政商生态的繁盛与杂芜
□本报记者李传金
２００８年的中国商业史上，一位“商业奇才”的陨落，至今都让人唏嘘不已。他就是国美老总黄光裕。随着黄被深入调查，其商业帝国绚烂至极的背后，一批潜伏的政府官员身影被曝光，并随之落马。显见，黄光裕跌倒在政商关系失准上。
然而，参透“白银铺路”政商经营学的黄光裕，只是最近跌倒在政商关系失准鸿沟之中的又一名企业家。在当下的经济转轨时期，已经有一大批精通政商关系学而败走麦城的企业家。比如，刘根山、张荣坤、周正毅等。当然，也有不谙政商关系而失意者，比如李经纬、孙大午等。这其中，同样包括河南郑州、洛阳、漯河等地的一批企业家。看看他们的失败的背景，我们能够判断的是政商关系失准的杀伤力足以让企业家葬身江湖。
如何拿捏政商关系，怎样保持政商合理恰当的距离，成为商业界慎思的话题。
“首富”浮沉
黄光裕身上，有的是这个商业时代企业家共有的政商经营法则
三度加冕“中国首富”的黄光裕，从被业界瞩目之后，人们便对这位“经营奇才”产生了褒贬不一的评价。褒奖者佩服黄光裕的胆识、眼光和控制能力，质疑者认为其只是一个霸道、巧取豪夺和游走市场游戏规则边缘的商业奸雄。
１１月２０日，记者写稿之时，距离去年１１月２０日，黄光裕被北京专案组带去接受调查，一年过去了，人们对黄光裕案件的进展也渐渐失去了注意，但是，黄光裕跌倒的符号意义，２００８年的商业史应该留下一笔。
现在评价黄光裕，我们缺少了历史的眼光与尺度，但是，其跌倒在经济转轨期政商关系失准之中的判断，应该接近事实的真相。经历半年的调查，５月２４日，黄光裕正式被抓捕。批捕的罪名为涉嫌操纵股市、内幕交易、行贿等。
虽然行贿被列为第三宗罪，但是，在罪名的排列逻辑关系上，仍然可以判断出行贿铺路为黄的操纵股市罪以及内幕交易罪，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心理暗示。近期，因涉黄光裕案再次有部级官员落马，显见，黄光裕在政商关系经营上“腾挪有术”。
现在，黄光裕案的脉络已清。其“涉及的官员数量之多、官员层次之高、金额数据之巨、牵涉的人际关系之广，已超出了公众的想像能力”。有媒体如此评价。
１６岁的黄光裕，从一名电器商贩开始闯天下，到２００８年成就国内连锁商业大鳄，年仅３９岁。其２３年的从商经历，较为完整地记录着中国城市商业经济从计划向市场改革的一段历程。在这一商业变迁之路中，政府掌控着大部分的行政与市场资源，一个企业要想有所作为，不与政府打交道，显然无法在市场中取得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黄光裕身上，有的是这个商业时代企业家共有的政商经营法则。通过人脉拿到经营资源，取得竞争优势，利用市场规则的不健全攫取市场超额利润等，并非黄光裕一个人的暴富秘诀。
正因如此，有人为黄光裕鸣不平，认为黄光裕是中国难得的“经营奇才”，其走上歧途固然与其自身有关，但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残缺，股市监管的不力，政府官员的监督不力等，这些因素也让黄光裕成为受害者。
一个细节，同样看出黄光裕的压力。据报道，在调查期间，黄光裕不堪压力，在北京看守所内自杀，幸被警员及时发现。那么，人们应该反问的是，是谁会给黄光裕压力呢？是调查人员吗？显然难以成立。来自自身吗？仍然难以让人相信。
从涉案一开始，黄就坠入了自己掘下的政商关系失准坟墓。来自相关媒体的报道，从黄犯案前因看，黄光裕被查因牵涉了商务部前官员郭京毅案，而黄正是因为向郭京毅行贿才被揭开了自身政商关系的黑幕。
政商失准现象
政商关系失准导致的“悲情故事”，不会只有一个主角黄光裕，而是一种商业失败现象
在经济转轨期，因政商关系失准而跌落的企业家大有人在，可以归为商业失败的现象之一。政商关系失准导致的“悲情故事”，不会只有一个主角黄光裕。事实上，在３０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同时期都有因政商关系或密或疏而倒下的企业家。
刚刚发生的悲情主角因改制而失去了性命，更让人扼腕叹息。７月２４日，吉林通化钢铁集团（以下简称通钢集团）总经理陈国君遭受工人围攻致死，导致北京建龙重工集团（以下简称建龙）参与通钢集团改制以悲剧告终。
在当地官员看来，建龙参与通钢集团重组，持有通钢集团３６．１９％的股权，建龙入股通钢是“非常正常的市场行为”。但是，这一正常市场改革背后，是民企建龙采取摆平地方政府、安排原管理层、输入市场机制的办法进行改制，但是，正是因为官商绕开了员工群体，使员工群体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发生了流血事件。
在经济发达的上海，两年前，因政商关系失准而倒下的“上海首富”周正毅可谓名噪一时。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正毅被判５宗罪，获刑１６年。其获罪主要成因正是因为政商勾结。据了解，因周正毅案，有多名上海高官落马，还有多位银行高管被拖下水。
而与周正毅同时获罪，更因行贿而引人注目的跌倒企业家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荣坤，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同样被判了５宗罪，其中最让人关注的是两项行贿罪，总金额高达３０８３万元。张案因涉及上海社保案而引发全国关注。其拉拢而下水的高官不仅层次高，而且人数众多。
如果说周正毅、张荣坤因过密结交官员而锒铛入狱，那么，李经纬、孙大午则因政商关系疏离而失败。
上世纪９０年代，健力宝作为中国碳酸饮料市场中排名第一的国产饮料，享誉全国。然而，随着国外品牌的冲击，以及健力宝本身经营问题，健力宝的市场销售从１９９８年开始急速下滑，当地三水市政府认为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有经济问题，开始对李进行钳制、审查。李提出为解决产权问题通过上市来改善经营，但遭到了当地政府的拒绝。李再提出购买健力宝，仍然遭到拒绝。最终健力宝被政府卖给了资本玩家张海，致使一个民族品牌倒下。最终李也因涉嫌贪污而被法办。
还有河北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没有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得罪了土地所、工商局、地税局。在地方政府那里，孙大午从来不是良民，与卫生局、技术监督等部门水火不相容，官司缠身。由于得罪了不少人，贷不到款，甚至几次官司就让企业陷入绝境。
显见，不管是国有企业管理者，还是民营企业家，在与政府博弈之中，过于密切，或过于疏远，都有可能因为拿捏不准而身陷囹圄，或遭遇打击。
失准辨析
政府拥有市场资源的分配权，或国有或民营的各色资本与政府打交道时，表现出了投机性与腐蚀性，这是失足的主要成因
经济体制变革的３０年，可以理解为政府对市场资源的分配与调整的历程，民营企业家参与政府博弈，获取更多的行政与市场资源，就成为经济转轨期一个特色鲜明的“游戏规则”。在这场博弈之中，民营企业家要想在游戏中获取胜利，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与政府的有形之手之间拿捏好分寸。
但是，我们发现，包括河南郑州、洛阳、漯河等地在内的众多跌落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在经商的智慧上，可以纵横捭阖，用兵如神，却在政商博弈之中错位，导致头破血流，成为失败的根由。
总结国有、民营企业家跌落的原因，我们还是要从３０年来的经济体制上寻找成因。始于１９７８年的改革开放政策，打开了计划经济的体制栏栅，导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但是，市场秩序在改革过程中，并没有建立起来，法制不健全，企业和政府行为不规范，致使一些民营企业家利用手中的“银弹”，打开了“体制缺口”，攫取巨大的资源。
而随着体制的进一步变革，我们发现总会有一批截取体制超额利润的企业家倒下。这也成为中国转型时期的一个特有的“淘汰逻辑”现象。事实上，体制转轨的过程，也是法网收紧的过程，在这一转轨过程中，那些倒下的企业家，可以说成了体制的殉葬品。
政府拥有行政与市场资源的巨大支配权，民营资本只有在与政府打交道中，表现出它的依附性、投机
性与腐蚀性，才有可能获取资源。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围绕在政府周围巧取豪夺却又时常进退失据的一群民营资本众生相。这一制度设计之下，手握资源分配权的官员，在缺失监督的背景下，“权力寻租”便会自然发生。
民营企业家自身原因，也成为其跌落的主观因素。在经济转轨期，要求民营企业家拥有较高的道德信念，成熟的价值观，良好的商业精神，是不切合实际的。在暴利的诱惑之下，通过“白银铺路”获取资源之后，人们能够发现那些跌落的企业家精神荒芜，而行为又毫无节制。大都存在着膨胀的野心、狂妄的自大，肆无忌惮地操纵市场，最终他们在谋求超常规发展的同时，招来灾祸。
因政商关系失败而跌落的企业家，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有两点通病：一是违背了商业的基本逻辑，在获取市场资源上，冒险突进，突破了现金流、团队以及运营能力的支撑；二是企业家内心欲望的膨胀。商业终归是一场有节制的游戏，任何超出能力极限的欲望，终将引发可怕的结局。
“清淤”政商关系
国有、民营资本经营政商关系，要有战略和策略，能伸能屈，能进能退
从宏观经济发展的趋势看，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或许是曲折的，但是，从混乱的市场经济到法治的市场经济，从隐蔽、扭曲的博弈到公开、规范的博弈应该是一个演进的方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越来越错综复杂的政商博弈之中，仍将成为考验企业家的最大挑战。
如何适应这一经济发展趋势的政商关系，企业家冯仑表示：“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民营企业家，不管企业做得有多大，个人品牌有多响，都要对所处的商业环境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学会防范商业思维之外的种种风险。对于政商关系，不是只有利润就能摆平的，要有战略和策略，能伸能屈，能进能退。唯有如此，才能在错综复杂的政商博弈中游刃有余。
事实上，对于国有资本来说，同样面临着相同的政商博弈格局，而且因为与政府有着血缘关系，其把握政商关系更需要智慧。
刘永行兄弟可以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中“听话”的典范。他们每一步发展都配合着政府的政策节奏，看着政府的脸色做事，从不钻政府政策的空子，让政府处于被动之中，从而也让家族生意能避开政策调控的锋芒。
对于政商关系，刘永行有着清醒的认识，有时故意退避三舍。刘永行认为，民营企业同当地政府官员拉私人关系应该说是短期行为，企业家的着眼点应该在于如何把企业培养成优秀企业，如何把企业的业绩变为地方领导的政绩，使二者形成互利关系，建立企业在社会生存上的相对优势，这才是企业的长远策略。
有着“道德底线”的企业家越来越多，对政商关系的把握越来越清醒的企业家也越来越多。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曾经为政商关系博弈划出一个线：“人们都说，一个人的财富是一个０，健康是一个１，离开了１，后面的０都变成０了。事实上，民营企业能不能合法合规地经营就是这个１，离开１的话，后面规模再大，财富再多，最后还是会变成０，可以说，合法经营跟身体的健康是一样的重要。”与郭广昌企业经营理念相似的还有万科企业董事长王石，其“不行贿”的立企哲学，把精力投放到企业产品经营上，树立了“百年老店”企业发展理念，洞见其企业发展的智慧与见识。
这些企业家对政府的顺应，对法律的尊重，同样应该成为民营资本立企的基础。事实上，也为民营资本建立健康的政商关系提供了标杆。民营资本不仅要对接现代企业制度，尊重市场规律，更要尊重市场的法律基石，建立自己强大的商业伦理与商业精神，形成自身的道德优势，在与政府的博弈中，更要建立一种制度对制度、系统对系统、专业对专业的阳光下的博弈关系。当然，这一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
虚蹈资本运作--思达系溃败及其身后的"产融"模式反思
□本报记者李传金
在震荡的２００９年“地产＋资本”市场上，汪远思及其思达系的溃败，注定应该书写凝重的一笔。
汪远思，以“四两拨千斤”的手腕摘得郑州“地王”，其“资本运作高手”的称谓，再一次被证实。在此之前，汪远思在国内商业江湖中，因与史玉柱共同书写了“特健生物”财技传奇被传为佳话。
挟财技盛名重新杀回郑州，汪远思欲创造新的实业传奇。不仅控股了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０００６７６以下简称思达高科），还将经营版图涉及连锁超市与地产开发，搭建了“思达系”产业帝国。
汪远思有理由靠稳扎稳打经营其“思达系”，但是，当地产热潮席卷市场之时，汪远思再次膨胀了其财技野心。然而，地产开发定位失准，加之经济危机来袭，让其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反而为自己编织了一张愈收愈紧的网，最终成为河南地产的“裸泳者”。
汪远思只是一个新的商业资本运作失败者。唐万新、顾雏军、张海、周正毅等等叱咤国内资本市场的资本运作高手，均败在“产业＋资本”的运作迷局之中。
“裸泳者”
“我在追逐利益之时，忘记了过程的合理性。”这同样应该是汪远思败走的真正原因
思达系突然崩裂的悲情故事，是此轮经济危机中败走资本江湖的典型案例。至今这一故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此时此刻，重整思达系的入局者仍在紧张地收拾着残局。
１０月１０日，思达高科公告显示，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思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于９月３０日与河南正弘置业有限公司签订附带有生效条件的协议。根据该协议，思达发展拟协议转让其持有的思达高科９２００万股股权，占思达高科总股本的２９．２４％，此次股权转让总价款为４．２亿元。
面对思达高科易主的最新一幕，曾是思达高科控制人的汪远思已是看客。
１１月２３日，距离汪远思从思达系中正式“净身出户”仅差４天就整整一年。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７日，汪远思“大方”地走了，以“零价格”把“蓝堡湾”这一超大地产项目给“卖”了，同时，汪留下的不仅有３０多亿元的巨额债务，还有数百名债权人的追偿。
汪的出走与４年前他以金基不动产的名义整合５．９１亿元拍得河南省农科院４３１．２亩“地王”的５０年使用权时的壮怀激烈相较，悲情意味令人酸楚。
汪远思没有能够撑过经济危机的煎熬，最终选择“出走”，出乎人们的意料。去年６月，汪远思在接受《大河报》记者采访时，曾经总结了思达系２０余年能够成功穿越各种不同的险境获得发展的三点体会：大的方向把握比较准；在具体的过程里没有犯太大的错误；所做的行业都和宏观环境比较配合。
彼时，汪远思说这番话的心情是平和的。记者调查所知，与汪远思有着深交的泛海地产董事长卢志强正在出手拯救他。汪认识到自己能够借势穿越２００８年的“经济冬天”。然而，金基不动产的“水”过深，泛海地产退缩了。
但是，当我们分析汪远思的三点体会时，就能发现其在“地王”开发战略上，完全与时局相背离。当时，地产开发的热潮已是强弩之末了，畸高的房价不仅让国人怨声载道，政府的调控之手也愈收愈紧。而世界金融危机演变成经济危机之后，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冲击越发显现，地产开发热潮随之消退。
汪远思“在具体的过程里没有犯太大的错误”的表白，现在看来，显然言过其实。事实恰恰证明，正是在金基不动产开发蓝堡湾的过程中，由于定位失准，加上宏观经济与产业政策环境突变，让汪远思在资本运作中出现了“太大的错误”，致使其以出局的无奈承担犯错的代价。
这正应了资本狂人德隆系打造者唐万新在总结自己失败时的一句话：“我在追逐利益之时，忘记了过程的合理性。”
资本“结网”
“地王”成为汪资本运作的平台，也成为把自己“网”进资本之网的死结
竞拍“地王”时，思达系仅有１亿多元的现金流，汪成功地“四两拨千斤”整合了５．９１亿元，拿到了“地王”。汪的资本运作能力彰显。“地王”带来的想像力显然又膨胀了汪的地产开发“野心”。然而，好运并没有再次光顾汪远思，宏观经济环境、地产政策环境以及地产景气度都无法支撑以“地王”为平台的资本运作。
彼时金基不动产设立之时，注册资金仅为１亿元。但是，“地王”赢得的关注度，及其未来开发的前景，还是让金基不动产成为各路资本追逐的对象，也成为后来汪远思资本腾挪的平台。
银行贷款是金基不动产的第一步棋。在地产开发热潮席卷国内市场之时，银行同样趋之若鹜。思达高科公告显示，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０日，金基不动产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７亿元。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和２００８年５月，金基不动产从光大银行郑州科技支行先后借款２亿元、３亿元，知情人透露，２００７年２月，金基不动产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抵押贷款１．３亿元。
上市公司思达高科也为金基不动产“变相输送”。２００８年７月，思达高科花２亿元，受让“思达系”其他公司持有的金基不动产１５％的股份。
在银行贷款、思达高科难以解决金基不动产巨大的资金需求时，向社会融资、中介借款，则成为金基不动产的第二张牌。而思达系公司相互担保与反担保则成为汪远思资本运作游戏的“筹码”。
来自记者的调查所知，金基不动产还借助河南东鑫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鑫投资，由思达系控制）与上市公司思达高科，三家公司之间互相担保向社会自然人以及中介机构借款，东鑫投资和思达高科筹集借款后再向金基不动产输送。
这其中，还有一批社会担保中介被金基不动产拖进汪编织的资本网之中。比如河南省中小企业担保股份公司、河南兴业投资担保公司等众多公司。更多跌进金基不动产的集资陷阱中的还有内部员工及社会公众。
有媒体统计，２００５年起至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三家公司吸纳自然人及社会中介借款累计１７亿元。银行贷款１３亿元，欠建筑队及供应商３亿元，金基不动产及其关联公司债务约数十亿元。
汪远思费尽心机布下的这一赌局，其中的机巧，让人晦明莫辨，但是，如果汪赌赢了时局，这一切的闪转腾挪，又将为汪财技运作高手的美名再添新的佐证。然而，造化弄人，汪赌输了时势，偏偏遭遇了地产寒冬，让汪的布局失去了地产现金流的支撑。
而此时，正是众多债权人看到了市场风向的转变，纷纷向汪追讨资金，汪远思再也无力“解结”与“接结”，终让自己编织的资本网络断了链条。
“产融”模式思辨
“产业＋资本”运作模式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虚实之间”无法实现均衡发展
现在反思汪远思失败的成因，“蓝堡湾”项目未能实现资金链的正向循环是一大症结，也就是说，当实业开发与资本运作无法实现相互支撑，这种“产业＋资本”的玩法失败也就注定了，汪经年打造的思达系由此崩盘也在情理之中。
汪远思并非第一个在“产业＋资本”的运作中败走者。这种运作模式虽然有“火中取栗”之险，但是仍然成为众多实业家追逐的目标。这一模式的创富能力让实业家望尘莫及。随着资本市场的发育成长，一批进入资本市场的企业家，精于资本的游戏法则，实现了财富极大增值，改变了实业家通过生产经营创富的理念，这让实业家开始向资本市场进军，产生了一批资本玩家。
这批资本玩家，通过资本运作，实现对产业的资本支持，又由产业发展赢得更大规模的融资，从而实现以较低的所有权实现对多家公司的控制权。在市场上，诞生一批所谓的“系”公司。
比如最为知名的德隆系，德隆老总唐万新作为中国股市最神秘的玩家，利用当时股权分置的格局，低价受让“国家股”和“法人股”，以低成本控制了“新疆屯河”、“合金股份”、“湘火炬”等上市公司，然后，利用炒高上市公司股价取得的收益，开始大举收购整合汽车、水泥、番茄制品等产业，由此导致了资金饥渴症，不得不借助上市公司进行大量抵押、担保、银行贷款，并借助旗下银行、证券等多种金融平台挪用保证金、信托资金和进行非法融资。２００４年４月，由于资金链断裂，德隆系股价崩溃，唐万新打造的金融控股帝国轰然倒塌。
与唐万新同样，还有一批资本玩家，比如顾雏军的柯林格尔系、周正毅的农凯系、赵新先的三九系，等等，他们在产业与资本之间“长袖善舞”，最终饮恨资本市场。
刚刚倒下的黄光裕打造的国美系，可谓红极一时。黄在国美扩张之路上，更是建立了“类金融的产融模式”支撑其庞大的产业架构。其由资本市场融资支撑家电零售业务，仍然又由家电零售产生的巨大现金流支持房地产业务。房地产带来的高收益又流回家电零售业，为其不断扩张提供资金支持。与此同时，黄还通过将地产与家电零售业务注入上市公司，获得更大规模的资金支持实业发展。
当然，依靠这一产融模式成功的企业家，其产业规模不得不让人惊叹。比如，上海复星系的郭广昌，其将“复星实业”上市后，通过投资收购，直接和间接控股、参股了生物制药、房地产、金融、钢铁等行业内的１００多家公司。复星能够大举收购主要通过“付现金，先合资，后增资”等金融安排，复星系收购所付现金仍能控制在体系内；其收购资金多来源于股市权益性筹资，以及系下公司互保获得的银行贷款。
重建商业文化
制度设计缺陷、契约精神缺失、商业伦理虚无等，导致资本玩家最终溃败
为什么依靠产融模式发展的企业家，往往走向险途，坠落于失败？我们知道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是价值发现，这些资本玩家未能建立在产业基础之上的“虚蹈”玩法，最终被市场抛弃。从汪远思案，我们能观察到的是，在资本市场上，资本运作的制度设计仍然存在着缺陷，但是，这又不完全是资本玩家失败的全部成因，一个企业家缺失了基本的契约精神，甚至玩资本的动机不纯，都有可能让自己葬身。
不能否认制度建设仍然期待大的改观。汪远思能够从金融中介机构，甚至社会公众手中吸纳大批的资
金，我们看不到金融监管、行政监管的身影，这期间，虽有经济危机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呼吁，但是，这不是企业以高息筹资引发社会问题的借口。
而在资本市场上，制度性缺陷明显，无论从公司治理上，还是从发行制度上、监管制度上，控股股东通过内幕交易、概念炒作、对倒等方式制造信息不对称，操纵股价直接攫取暴利，还通过各种关联交易掏空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利益现象屡有发生，甚至在每年红利支付上，发生了众多“铁公鸡”现象，都在印证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仍在路上。
但是，制度文化的建设，还依赖于市场经济契约精神的发扬。再好的制度也不会是完美的。关键还是整个社会的契约文化建设。一个失去了诚信基础的市场经济必定是损失经济效率的市场。
可是，我们从汪远思、唐万新、顾雏军、黄光裕等资本玩家身上，能够看到的是他们对制度建设的破坏，对中小股东投资者、对社会公众的利益侵害，看不到他们与中小投资者、社会公众利益共享，他们对契约文化建设的恶性影响、对于市场经济的良性发育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损失。
如果一个资本玩家，玩资本的动机可疑，那么，其对社会公众的冲击会更大。《大河报》记者在调查思达系失败的成因时，其中有一条原因是：“汪远思擅长资本运作，对子公司的具体业务并不太过问。”这样玩资本方式无疑是玩火自焚。
真正高明的资本玩法是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让大股东与小股东，甚至社会公众实现共赢。李嘉诚给资本玩家指出一条成功运作的路径。李嘉诚以收购实现业务全球化，达到多元化经营；奉行“现金为王”的财务政策，注重维持流动资产大于全部负债，并通过一系列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业务，为投资回报周期长、资本密集型的行业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正是业务多元化、全球化、保持财务稳健和“不为最先”的投资策略，成就了李嘉诚成功穿越多次经济危机而能不断壮大的华人创富神话。
政企无界销蚀力——国有企业冰熊倒下及重组失效的体制弊端透视
□本报记者李传金
历经５次拯救，终沦为资本玩偶，远走他乡。
余下无形资产——商标，分拆出售给４家企业，酝酿了商业纠纷。
国企河南冰熊保鲜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冰熊）的拯救遭遇，在河南乃至全国资本市场上也许都是一部教材，其反思之处在于政府主导下的拯救，缺失了市场规律与原则的内在遵循与驾驭，以及市场化手段的操作。
并非冰熊如此，河南还有春都、鑫安科技等上市公司的拯救重组，同样存在着政府越位的嫌疑。
但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引进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上市公司，仍然未能发挥体制与机制活力？关键的因素是政企不分，致使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仍然失之于市场效率。
见证国企改革
冰熊同样建立了“权责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是，管理制度创新只是一具“纸枷锁”
冰熊的成长、发展、辉煌与衰败、重组的历程，见证了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变迁的进程，虽然冰熊以一个镜鉴的角色示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国经济发展注入的活力，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分水岭。当时“改革”政策的内容及方向，不仅包括着农村土地改革，主要还包括着国有经济体制的改革。
而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心环节就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
当时，在铁板一块的国有计划体制之下，生产与分配的计划性使整体国民经济陷入到了短缺经济，打破国有计划体制，导入市场机制，激活生产要素，成为改革的方向。工业经济责任制被引进了国有企业。这一改革方向受到了农村家庭土地联产责任制的启发与推动。
但是，这一改革，仅仅是革新了生产经营机制，包括随后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其实都没有触及体制与产权，不能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并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也不可能使企业经营机制发生根本转变。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活力问题。
事实上，到了上世纪９０年代后，国有企业整体陷入了效益下滑、亏损面逐年增大，负债、冗员多、社会负担重等困难。１９９３年的河南冷柜厂（冰熊前身）也同样陷入了滑坡状态。虽然在此之前，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