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_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_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_陈声柏

浅谈朱子和与王阳明思想之异同朱熹——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时期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

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

在思想上有理气论、动静观、格物致知论、心性理欲论等观点。

王守仁——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哲学家和军事家。

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

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精通儒、释、道三教思想。

思想主张——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惟求其是。

一、相同之处朱子和王守仁都是我国古代儒家思想集大成者，两人都是唯心主义者，同出于封建社会之中，两人生活的年代虽有很大不同，但思想上有诸多想通，两人都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为封建社会发展扫清道德障碍，主张“明人伦”的教育目的。

朱熹和王阳明都认为天地间有一个理在，这个理是天底下万物都遵循也应该遵循的准则，人是因为有私欲在，所以理不明，这个准则没有发挥最大的作用，所以社会就乱。

反过来，要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就应该从人的私欲克制下手，以修身为手段，使自己的私欲缩小到一定程度（朱熹认为应该完全消失）就是君子，再缩小到没有就成了圣人，王阳明即使归宗儒家后思想也经历了从理学中蜕变的再自成一家的过程。

这算是早年的相同。

后来二者产生的分歧越发大了，王阳明认为儒家的精髓并不在乎所谓的理想准则而在于完整的人格，也就不太说理，转而用心这个名词了二、不同之处朱熹与王阳明的区别确实是在“性即理”与“心即理”上，但这个东西并不玄乎，可以用大白话说清楚。

朱熹讲性即理，认为人的本性是好的，但是我们在生活过程中会逐渐形成许多偏见，包括潜意识里的偏见（理学上叫未发之前），比如“我长得不好看”、“我没用”等等，人的全部思想行动由这些前提条件出发，同时产生了许多负面情绪，遮蔽了人的眼睛、影响了人的行动。

这些偏见（包括由此而来的情绪）不是人的本性，不是天理，而是人欲，是习气（理学上又叫客气，“客”是外在的意思），朱熹要灭的就是这些东西。

朱熹、王阳明的“格物致知”论比较———以其《春秋》《左传》学为视角樊智宁(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092)摘要:朱熹和王阳明对《春秋》的评价大致相同,他们都肯定《春秋》的价值,认为其中蕴含圣人之道。

换言之,朱熹和王阳明都将《春秋》中的“大义”视为“天理”。

但是,朱熹和王阳明对《左传》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朱熹认为《左传》是理解《春秋》和探知“天理”的必要文献;王阳明认为《左传》所载的内容尽是“人欲”,不值得提倡。

他们之间的差异源自于对“格物致知”理解的不同。

朱熹倡导“即物穷理”,《左传》即是“物”,《春秋》中的“大义”则是“理”;王阳明推崇“致良知”,《春秋》中的“大义”作为“良知”应当向内自求,而非在《左传》这种“外物”上做工夫。

他们“格物致知”论的不同也影响其解经方式,朱熹强调从礼法入手,王阳明则以正心为核心。

关键词: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左传》;《春秋》中图分类号:B248.2文献标识码:A DOI押10.3969/j.issn.1674-8107.2020.01.009文章编号:1674-8107(2020)01-0072-08宋明时期,由于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当时的儒者往往通过理学的方式解读《五经》,从中发明诸多新意。

作为宋明时期理学和心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和王阳明也不例外。

朱熹十分重视经学,从他本人著《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周易本义》和委托弟子蔡沈作《书集传》就能看出这一点。

在《朱子语类》中有他讨论读书治学的方法:只就文字间求之,句句皆是。

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

非茫然不可测也,但患人不子细求索之耳。

须要思量圣人之言是说个甚么,要将何用。

若只读过便休,何必读从这段话中我们能够看到,朱熹的治学之道将对文本的研究看作重要的工夫着力之处。

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如此重视经学。

但是王阳明的观点与朱熹大相径庭,他被贬谪至贵州龙场时曾著有《五经臆说》,这部著作的序言充分表达出王阳明对经学的看法: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差异研究“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思想，最早来自于《礼记·大学》。

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格物致知”这一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学者就是朱熹和王阳明。

朱熹与王阳明在“格物致知”的理解与实践上有着许多的差异，本文将对两人的这些差异进行探讨。

一、《实践方法的不同朱熹认为，“格物”是通过发现事物的规律来加深对人生规律的认识，这需要通过“观察”和“分析”来实现。

而王阳明则认为，“格物”需要通过实践充实自己的经验以及不断思考来实现。

朱熹认为，“分析”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他提出了“致知格物”的方法，即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和分析，来加深对人生规律的认识，进而“致知”。

他认为只有通过分析和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而王阳明与朱熹在实践方法上有所不同。

王阳明认为，“格物”不仅包括思考和理智活动，还包括认识洞察和身体经验。

他提出了“良知即格”的理论，认为良知与创造素材或观察分析并不独立，良知其实是可以通过身体的经验来识别和发掘真理的。

他引用了一只砚台的例子，认为“看那个大小、扁高、上下阴阳，捻塞井盖的是用松精塞的”这一认识过程需要通过“摸拟”来完成。

二、《规律认识的不同朱熹和王阳明在“格物”中所关注的是不同领域的规律，他们在对于这些规律的认识上也有着不同的看法。

朱熹关注的是自然规律，他认为通过对于自然规律的研究可以了解人生规律，从而实现“知行合一”。

他强调通过自然规律的观察和分析来探讨人生规律。

而王阳明则注重的是人之间的规律，他认为通过交往和沟通可以更好地了解人生规律，通过“格物”的实践来发现真理，从而实现“致良知”。

三、《“致良知”的不同理解在“格物致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中，朱熹和王阳明都提出了“致良知”的观点。

但是两位学者针对“致良知”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

朱熹认为，“致良知”是通过“格物”来“致知”，从而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

他认为只有通过对于事物的观察和分析，才能找到真理，从而提升个人修养。

知识与道德对程朱、陆王、船山格物致知思想的考察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和船山格物致知思想在知识与道德领域的体现与交融。

通过对这三大思想流派的深入分析，我们将揭示它们各自对知识与道德的独特理解，以及这些理解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相互激荡、碰撞并共同发展。

程朱理学强调天理、格物致知，认为通过格物可以穷理，进而达到明理的目的。

这一思想流派在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上，主张以道德为本，知识服务于道德。

陆王心学则更侧重于内心世界的修炼，主张“心即理”，认为通过内心的反省与体悟可以直达天理。

船山格物致知思想则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知识，进而实现道德的提升。

在比较这三大思想流派的过程中，我们将关注它们在知识与道德问题上的异同点，分析这些异同点背后的哲学基础和文化背景。

我们还将探讨这些思想流派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以期对当代社会的知识教育与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影响和塑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我们也期望通过这一研究，为推动现代社会的知识教育与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和文化资源。

二、程朱理学中的格物致知思想程朱理学，即程颢、程颐以及朱熹的理学思想，是中国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

程朱理学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吸取了周敦颐的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

在程朱理学中，“格物致知”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程朱理学家认为，通过对万物的深入研究与洞察，可以获得对世界本质的理解与认识，这一过程就是“格物”。

而“致知”则是在“格物”的基础上，通过内心的反思与体悟，达到对道德真理的把握。

程朱理学家强调，格物致知的过程是一个由外而内、由表及里的过程。

他们主张通过读书、观察、实践等方式，广泛接触并深入了解世间万物，从而发现其中的规律与道理。

比較朱子與王阳明的「格物」義4.結語：朱子與王陽明「格物」義皆可通向人文化成世界儒家重視人文化成的世界，物理世界是中性，若剝落道德心的照察，世界只是平寂地存在，不能發展文學、藝術、宗教、哲學，甚至科學，沒有人倫價值的世界更沒有歷史、文化。

然而儒學在具體的生活上怎樣實行，先秦時《大學》的三綱領、八條目已有清晰的實踐的理論和指引，系統性強，使學者容易掌握。

朱熹喜言《大學》，尤愛《大學》的架構性，更為《大學》作註。

亦是為人文化成世界作指引，使人可以在道德實踐的過程中，有理可循。

朱子轉向以格物窮理，來磨練修養工夫，對於現代人則容易引起共鳴，特別是道德意識薄弱的人，朱子學尤為親切，對於不能相應道德本心的人，朱子是一大貢獻。

朱子從客觀外在性的認識論上說存在的「性即理」系統，王陽明從道德內在性，存在地呼應的「心即理」系統。

在儒學「仁義內在」的角度下，王陽明學是依儒學一貫宗旨，朱子學則未能相應。

若在工夫修養方法的普遍性上說，朱子的方法，有客觀的義理可循，較適合一般人的氣質，容易被大眾所接受。

相對於朱子的方法，王陽明的修養方法以良知的內在超越性為主，一般人較難掌握；若不是真正了解本質工夫的真實義，更容易被誤解而誤用，反而造成對儒學的傷害。

所以從教育的立場上，朱子的方法「格物窮理」是「正宗」，他的方法學比較平實，有方法可依，容易跟得上，廣泛地教做人之道，從具體的生活展開，井然有序，有條不紊，適合一般人。

所以牟先生說﹕「朱子是學人之學之正宗，而非內聖之學之正宗。

」(註十四)同時朱子以讀書、講學為重點，在弘揚教義上，整理文獻、講解文義，自有其價值。

況且朱子學不是平寂地存在，更能對發展文學、藝術、宗教、哲學，甚至對科學亦有其價值。

尤其甚者，對人倫價值的世界、歷史、文化有傳承的作用。

雖然如此，王陽明之學「格物致知」，才是體驗生命自我真實化的過程。

透過良知自我震動而呈現，不假外求，在自由意志的自動、自主、自律下，無條件地實踐道德。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L anzhou U niv .(Social Sciences )1998,26(1):84～90 V o l.26　N o .1　1998P 84-90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Ξ——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陈声柏(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兰州　730000)内容摘要　对“为学之方”的重视是宋明理学的一贯传统。

朱熹和王阳明关于这一点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们各自的“格物致知”思想里。

本文旨在通过王阳明与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比较,以期置其于王阳明思想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说明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关键词　格物致知　心　理　即物　致良知中图法分类号　B 24417,24812“格物致知”语出《大学》,《大学》本是《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它的基本内容为“三纲领”、“八条目”,《大学》在儒家经典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同样,“格物致知”思想在朱子学和阳明学中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格物致知”作为一种修养功夫,是为学之始,是至圣人之下手处。

孝宗即位,语求直言,朱子上封事说:“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丝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

”①王阳明也说:“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明之际,此正《中庸》‘或慎恐惧’、《大学》‘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无别功矣。

”②可见,在对格物致知修养方法的重视上,朱王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关于格物致知在《大学》中的地位以及对其思想的理解上,朱王又存在重大差异。

朱子认为,《大学》全文没有出现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是“阙文”造成的,解释诚意的传文没有出现在八条目中应有的位置上,是由“错简”造成的。

于是朱子在《大学章句》中一方面作了一个“格物致知传”来弥补所谓阙文造成的不连贯,一方面把传文中诚意的解释移到正心之前。

王阳明则一反朱子的作法,认为既无阙文,也无错简,悉从旧本,以此来摆脱朱子的补传及其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以便把格物致知纳入心学体系的解释。

103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差异研究周　昊（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　710199）摘　要：“格物致知”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概念，就不同时代对其不同的诠释而言，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比较性的就是宋明时期理学家朱熹和心学家王阳明对其的阐释，二者在存在着一部分内在的继承关系的背景下，最终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本文将以本体论、功夫论、知行观三个维度为出发点，探究朱熹和王阳明在“格物致知”思想最终发展的成果上产生差异的原因，把视角放在当时的历史进程中，来更好地理解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关键词：格物致知；心；理；致良知从汉代《大学》中总结出三纲八目以来，“格物致知”在后来的学术史中，就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而历代相传相解。

客观的来说，自明清时期理学产生，程朱和陆王虽同为在宋明理学内部的唯心主义阵营的代表，但在思想上却充斥着激烈的对抗，而这种“理”与“心”的交锋，在丰富了宋明理学内涵的基础上，促进了其各自的思想在各个范畴和概念类的多元化。

因而朱熹和王阳明作为在“理学”和“心学”上的集大成者，他们的部分思想一方面针锋相对，一方面，则又处处可见其批判和继承，这一点在二者对于“格物致知”思想的不同诠释上体现的尤为显著。

一、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诠释“格物致知”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最早是出现在《大学》，在汉唐诸儒以及新儒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后，逐步确立了《大学》的核心地位，从《大学》开始，“格物致知”也作为三纲领八条目中的内容，被正式提出，成为儒家对于理想人格的最终确立标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朱熹对其也是十分关注。

他在《大学章句集注》中将大学分为经传两部分，又对“格物致知”做了一个基本的解释，即天下万事万物都有一“理”字，日积月累的向外探求实践，以至其极，经年累月后，一旦融会贯通，便能通晓天地之间的全部奥妙。

把“格物致知”从文本上拆分来看，“格物者，格，尽也。

须是穷尽事物之理，若是穷得两三分，便未是格物，须是穷尽得到十分，方是格物。

同样是解读“格物”，把朱熹和王阳明一对比，区别就出来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大学》是“四书”中很重要的一部经典。

有人说：《中庸》是讲道统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大学》是讲具体修行的功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间的《论语》和《孟子》，就是孔子和孟子来示范“仁”和“义”。

所以“四书”的体系非常完善：有心法（《中庸》）、有实践（《大学》），还有“现实案例”（《论语》、《孟子》）。

在《大学》中，开篇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或许，引入禅宗的说法，这句话就更容易理解一些：明明德，就是“自觉”，是罗汉；亲民，是“觉有情”，这叫菩萨；而止于至善，是觉行圆满，这叫佛。

佛经上说，世尊讲法，有天女散花，花瓣飘落下来，诸佛菩萨“片叶不沾身”，但罗汉身上却落满花瓣。

罗汉的修行，是自证自了，通过自己修行，“证涅槃乐”；大乘菩萨的修行，要“亲民”，即普渡众生——把众生的烦恼都当成自己修菩提的因。

而最终的修行结果，都是为了圆满无漏。

这是第一点，“明明德、亲民、至善”的三个境界。

但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因为一个“在”，说明这三次层次是同时发生的。

这或许就是“知与行”的区别——在学习时，你可以把各种层次分清楚，但在实修时，这却是同时发生的。

《大学》开篇这句话，被称为“三纲”，在接下来，还有修行次第的“八目”。

其中第一个，就是“格物”。

一、朱熹：世界这么大，你要去看看关于“格物”，朱熹的注解是：“格，至也。

物，犹事也。

穷推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世界这么大，你要去看看，要把它完全给整明白了，这是做学问和修身的第一步。

如果整不明白这个世界万事万物的道理，那你就可劲造吧。

作为大儒，朱熹的注解是有道理的。

关键是，到了后世，大家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当成了考试的专业课本。

朱熹的说法就成了标准答案。

朱熹和王阳明在“格物致知”解释上的根本区别作者：卓涵来源：《青年时代》2019年第16期摘要：格物致知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朱熹和王阳明，作为宋明理学两大对峙学派的代表人物，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截然不同。

朱熹注重在事物上求理求知，而王阳明注重致本然之良知于事物。

正是这种不同，导致了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在治学路径上的方向差异。

关键词：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致良知朱熹和王阳明是双峰并峙式的宋明理学大师，但两人的学问宗旨有根本不同，尤其在“格物致知”的解释和发挥上，两人的区别最为明显，造成了后世不同的治学方向。

一、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格物穷理“格物致知”语出《大学》。

《大学》云：“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

”[1]朱熹惟恐人们理解不透，对于“格物致知”做了详解：“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

是以《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2]朱熹认为道理散见于事物上，需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尽天下万物，大道才能贯通。

但，朱熹的观点其实是有违儒家之道、孔孟之训的。

儒家正统观点是良知天赋。

孔夫子虽然很少言天道和性，但他的言行是绝对支持后来的孟子的良知天赋说的。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

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3]孔子坦陈他并非生而知之者。

可为何一问便知，并非他事先花了很多精力储备了大量知识和技能，而是因为他有“一以贯之”的道，即良知。

孔夫子有一颗尊崇周公的诚心，所以，遇到祭祀周公这类事情，他会主动去学习祭祀周公的礼仪。

农夫问他事情，能就着事物的本末，逐步启发农夫，自己也逐渐明白了事理。

二、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解释：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与朱熹不同，王阳明则说：“致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

2024 年第 2 期第 64 卷（总 308 期）No.2 2024Vol.64 General No.308朱熹的“知”与阳明的“知” *──心性论脉络的“格物致知”诠释［日］藤井伦明摘要：历来学界对朱熹“格物致知”论的理解并不一致。

有“认识论”脉络的诠释，也有“心性论”脉络的诠释。

在朱熹“格物致知”论中，“格物”的第一阶段是以外在事物为对象而究明“所当然之则”的工夫，所以确实可以从“认识论”脉络解读它；但到了究明“所以然之故”的第二阶段，外物之理与内心之理相通，“格物”成为“知性”，因此无法单纯地将它规定为现代认识论脉络的“求知”活动。

关于“致知”，其工夫的对象、舞台不是外在物理，而是内在心理，因此无法从认识论脉络解读它。

朱熹所理解的“知”是人心先天具有的本体之性（理）展现为作用之情的灵妙机能，换言之，即“明德”或“良知”。

因此，关于“知”的基本意涵以及“知至”的境界，可以说朱熹与阳明的理解是一致的。

吾人不能轻易地将朱熹脉络的“格物致知”与阳明脉络的“致良知”视为完全对立、矛盾的工夫。

关键词： 朱熹； 王阳明； 格物致知； 认识论； 知识； 心性论； 理DOI ：10.13471/ki.jsysusse.2024.02.018序 言朱子学与阳明学，两者为学立场的基本差异，或许可以说是从对《大学》文本，尤其对“格物致知”一句的理解上的异同产生的。

对阳明来说，朱子学式的“格物致知”无非是“充广其知识”的工夫，也就是向外获取“知识”的修养工夫。

阳明认为朱子学采用这种工夫的背后存在着“理”（是非之则）在“心”外，“心”与“理”并不一致，因此吾“心”必须将“理”从外面获取进来当作自己的典范、规矩这种“心、理”观。

阳明将朱子学脉络的“格物致知”论视为“义外”说加以批判的理由就在这里。

笔者认为，关于将朱子学的“格物致知”论视为以“求知”为基础的工夫，而从“知识论”或“认识论”的脉络解读这一点，当代学界的朱子学理解与阳明的立场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