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的报刊情缘与编辑责任

沈从文的卖字启事在著名作家中，沈从文先生的书法是很有名的，尤其是他写的章草，深为书法爱好者喜爱。

他一向视书法于自己只是件好玩的事情，从没想到卖字牟利，哪怕是在西南联大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他宁愿为生活东奔西走也没卖过一幅字。

只是有一次例外。

1947年，沈从文从云南回到北平，其时，他在当教授之余，利用一点时间为天津《益世报》编辑副刊。

在来稿的作者中，有一个就读于河北高等工业学校的16岁学生，名叫章恒寿，当时笔名芦苇。

因爱好文学，芦苇便向自己经常阅读的《益世报》投稿，他的第一次诗歌投稿很快被《益世报》副刊刊用。

接下来，芦苇同沈从文书信联系不断，在沈从文的指导下，芦苇在那段时期创作和发表了二百多首诗作。

这年的秋天，芦苇的父亲患了急性肺炎，使用了盘尼西林等药物。

盘尼西林当时十分昂贵，需十几万法币一支。

芦苇家里因此欠了一大笔债。

当时芦苇家只有姐姐一人当小学教员，微薄的薪水根本不足撑起这个家庭。

看到母亲和姐姐的愁苦状，芦苇便试着向沈从文写了一封信，说明家境情况，并提出想预支一些稿费的请求。

接到芦苇的求助信后，沈从文万分焦急。

他知道，以当时芦苇的知名度和文章，是很难获得报纸预支稿酬的。

而自己又实在拿不出钱支持这位未曾谋面的青年作家。

于是，他就在1947年9月20日的《益世报》副刊上登了一则卖字启事：“有个未谋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做个&lsquo:秘醯&rsquo: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解决一点困难，又有余力作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位作家卖20张条幅字，作为于这种善意的答谢。

这种字暂定最少为10万元一张……这个社会太不合理了，让我们各尽所能，打破惯例作点小事，尽尽人的义务，为国家留点生机吧。

”同时，他还想推而广之，“你们若觉得这个办法还合理，有人赞助，此后我还想为几个死去了的作家家属卖半年字。

”不久，芦苇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份寄款，有人还寄来信对他表示问候。

沈从文的报刊编辑理念及当代价值李天福从1928年到1949年，沈从文先后创办了并经营过《红黑》、《人间》、《观察报·新希望》、《益世报·诗与文》等报刊，主编或参编过《大公报·文艺副刊》、《小说月刊》、《益世报·文学周刊》等17份报刊，发表了《怎样办一份好报纸》、《谈谈上海的刊物》、《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一个读报者对报纸的希望》、《对于这新刊物诞生的颂辞》、《论特写》等一系列文章、发刊词、编者言、书信等，具有系统而深刻的报刊编辑理念，对当今报刊编辑工作仍有启迪价值。

一、系统的报刊功能观传播现代知识。

沈从文看到了现代报刊传播的快捷性与广泛性，能够极大地开阔人们的知识视野。

他认定报刊“有助于现代知识的流注广布”，［1］称自己接触《新青年》、《创造周报》等新式报刊后，“从那儿知道了些新的、正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去用他的脑子，对于目前社会作一度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

［2］他盛赞《国际知识》杂志，告给读者的知识并不多，但都是国民很需要的知识，而这是以小品文为主的《太白》不能相提并论的。

控制商业社会。

沈从文认为，报刊不可能做到纯粹的客观，在表达和传播某种主张与观点、体现和反映某种立场与倾向时，总希望对受众施加影响，这也决定了报刊对读者的行动具有一定的规范和控制作用。

他曾就某些青年读者根据报刊上的书店广告和书评买书，买了之后大失所望的现象发表感慨，断言“这是文学成为商品之一，新闻纸同一切广告又控制了商业的社会的一个自然现象。

”［3］于是，谁掌握了报刊，谁就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控制社会发展方向的主动权，就掌握了改革社会的锐利武器。

沈从文非常重视报刊的这种功能，甚至将其定为社会前进的杠杆，他说：“文字犹如武器，必好好用它，方能见出它的力量。

诚如康拉德所说，‘给我相当的字，正确的音，我可以移动世界。

’”［4］引导国民阅读。

沈从文认为，有什么样的报刊，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读者。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沈从文对萧乾厚爱有加曾细心替其修改小说导语：1931年，萧乾在北京辅仁大学与安澜合编《中国简报》，经国文教师杨振声介绍，去采访沈从文。

沈从文十分欣赏他的勤奋上进，并经常给萧乾写信1931年，萧乾在北京辅仁大学与安澜合编《中国简报》，经国文教师杨振声介绍，去采访沈从文。

沈从文十分欣赏他的勤奋上进，并经常给萧乾写信，讨论文学问题，大都以“干弟”相称。

一向以“乡下人”自称的沈从文，也希望萧乾保持“乡下人”脚踏实地的精神，“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于自见。

应当养成担负失败的忍耐，在忍耐中产生更完全的作品。

”沈从文对萧乾厚爱有加，主动提出来，要求萧乾提交短篇小说给他过目。

在沈从文的鼓励下，萧乾认真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蚕》，寄给沈从文。

3个月后，这篇小说在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公报》副刊上发表了。

萧乾发现，这篇文章沈从文细心修改过，改正了别字，去掉了虚字，这对萧乾是一个激励，也是鞭策。

他后来写道：“但从那以后，我把别字看成鼻尖上的疤，对赘字养成难忍的反感。

学着他那简练的榜样，我少用‘虚’字，少说无力的废话。

”《蚕》使萧乾一举成名。

1935年7月，萧乾刚大学毕业，也是由杨振声和沈从文联合推荐进入《大公报》编辑文艺副刊，其后兼任旅行记者。

沈从文还为萧乾的短篇小说集《篱下集》亲自写了《题记》，满怀深情和赞誉：“他的每篇文章，第一个读者几乎全是我。

他的文章我除了觉得很好，说不出别的意见。

”更难能可贵的是，沈从文与萧乾联名出版了文艺书信集《废邮存底》，无形中也提升了萧乾的文学地位。

沈从文对萧乾关怀备至，恩重如山。

令人感动的是，萧乾在《大公报》副刊当编辑时，以“文学保姆”自诩，努力扶植文学新人，发表了严生活常识分享。

论沈从文的报刊情缘与编辑责任(一)摘要：作家、编辑身份的聚合使沈从文具有割舍不掉的报刊情缘。

他适应媒介特点、利用媒介资源，成功敲开文学创作之路；他坚守媒介社会良心，践履编辑责任，频频卷入文学论争的漩涡；他慷慨解囊、倾心相助，扶持并培育了一大批青年作家。

关键词：文学创作编辑责任沈从文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现代媒介的演变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

出版事业的日益繁荣，报刊杂志的兴盛发达，作家、编辑的身份聚合，对于文化思想阵地的繁衍、文学社团流派的形成、作家创作风格的影响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

本文以沈从文为例，剖析现代传媒对于作家成长的重要性及报刊编辑如何践履社会责任。

一、圈内效应与四面开花近代以来，大众传播的变革使刊物成为团结同道、形成风气的核心力量。

各大报刊注重凝集作家、编辑和读者，形成风格多样、追求各异的社团和流派，彰显出文学报刊对作家个体和群体成长的重要意义。

同样，作家个体熟悉报刊，走进媒介圈，发现或培育自己的园地，成为成功的重要因素。

沈从文对此深有感触：“现代史许多举例示范作品，当时似乎即半为编辑催逼而成。

……弟二十年来多数作品，也多半是徐志摩、叶圣陶、徐调孚、施蛰存晰先生主持杂志编辑时，用‘鸡毛文书’方式逼出。

”沈从文的幸运在于遇上了一个文学至上的时代，遇上了一批惜才爱才的大家。

郁达夫冒雪看望并相助的佳话早已广为传颂，胡适去西会馆探望并为其推荐作品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北大教授林宰平襄助，并向徐志摩、闻一多等推荐，也给了沈从文极大的动力。

徐志摩接任《晨报副刊》后，沈从文更是迎来了投稿生涯的春天。

沈从文不断融进媒介圈，结识了一大批著名作家、编辑、学者，作品随后陆续发表在《晨报副刊》、《京报，民众文艺》、《语丝》等刊物。

1925年，是沈从文的首个丰收年。

这一年，他公开发表作品61篇(首)，除绝大部分(44篇)发表在《晨报副刊》外，他还把投稿范围扩大到《燕大周刊》、《京报副刊》、《现代评论》、《晨报-文学旬刊》、《京报，国语周刊》等近10个报刊。

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名家编辑思想研究作者：蒋芝芸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4年第07期[摘要] 在我国现代文坛，一些著名作家除了创作文学作品之外，还有许多当过报刊编辑，在编辑副刊的同时，也把他们对文学的研究，对报刊的办刊理念都融入到编辑思想里，不仅扶植了一批有名望的作家，也使自己编辑的报刊有特色，对后人编辑报刊都有指导作用。

特别是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编辑思想，在现代的报刊编辑中还可以借鉴。

在这里就苗族作家沈从文和蒙古族作家萧乾的编辑思想做个简单探讨。

[关键词沈从文；编辑思想；副刊个性化沈从文不仅是我国伟大的作家，作为报纸副刊编辑，他也是一个杰出的编辑。

他将自己的办报理念、鲜明的个性都融进了编辑思想中，他曾创办和主编过多家报纸副刊，最著名的副刊编辑是他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

在他任副刊编辑期间，不仅培养了大批作家，如巴金、老舍，也培养了萧乾这样的成绩卓越的副刊编辑。

他的编辑思想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出来。

一、远离政治和商业的办刊思想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文坛随着外来思想的影响，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群刚刚形成，在文学“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影响下，作家的命运被操作文学市场的报刊杂志的投资人、报馆、书局和书店老板所控制，这严重影响着作家的生活和文学创作，经常出现作家和书局为稿酬的事打官司的事件，如鲁迅和北新书局的官司，郭沫若、郁达夫和泰东书局决裂。

在这种状态下，作家群分成了三种：一种是迎合市场的创作，只顾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一种是寻求政治庇护，依附某一政治集团；还有一种就是坚持人格独立，坚守文学庄严，在清贫中坚持。

在这个时候，沈从文在上海开始编辑《红黑》月刊，他的编辑理念是不俯就时代趣味，坚持走自己的路，后来刊物因经费短缺而停刊，和沈从文一起参加编辑工作的丁玲和胡也频都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但是沈从文没参加，他的编辑理念是远离政治、远离商业。

1933年9月，沈从文和杨振生、朱自清、林徽因、郑振铎筹办的《大公报.文艺副刊》面世，沈从文的办刊宗旨是注重文学自身的特性，提倡富有流派个性的纯文学作品，在这期间，沈从文反对为市场而写作，与书商书店相勾结的鸳鸯蝴蝶派，也反对无病呻吟的现代派，排斥政治色彩浓厚的左翼。

出版史话74出版与印刷（2019年第2期）保证一批印完，以确保墨色的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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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巴金、胡适、茅盾等一批文学巨匠，除了文学上的成就，都从事过报刊或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这一点在沈从文的文学生涯中也有着充分的体现。

本文以沈从文作为编辑家的身份为出发点，梳理其编辑生涯，归纳其编辑思想与实践，以获得对现今编辑出版工作的启示。

一、沈从文的编辑生涯沈从文首次从事图书、报刊的文字性工作是在1922年，在湘西保靖的一家报馆担任文字校对员。

从这时候算起，一直到1961年，沈从文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有将近40年的时间，参与编辑或主编过的报纸和期刊有10余编辑大家沈从文李涛摘要：沈从文作为中国近代著名作家和历史研究学者蜚声中外，代表作有《边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

同时，他还有一个不为人所熟知的身份——编辑。

他曾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近40年，主持编辑的报刊达10余种，以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闻名，对北方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副刊编辑思想和实践对今天的图书与报刊编辑出版工作有非常重要的启迪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沈从文；编辑思想；副刊DOI ：10.19619/j.issn.1007-1938.2019.02.018及和造纸厂、印刷厂协调沟通等环节做到有效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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