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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两权分离导致公司治理问题。
公司治理问题与因企改革密切相连。
狭义∞公司治理，是指所有嚣对经营者的一季巾监楞与制衡车』Ｌ制：广义的公司治理，则既包括治理结构，也包括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是一种合同关系，公司治理的功能是配胃权、责、利。
股东与股东大会、萤习｝与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和员工组成了公司治理结构。
董事会监督、犬股东和机构投资者、敌意接管、经理市场、经理持股、经理报酬计划、负债杠杆和股利政策、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组成了公司治理机制。
资本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和依据。
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不仅表现在｛ｊ蛐｜ｌ有股权上，还表现在股权集中度上。
股权结构特点决定公司治理模式。
英荚市场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的特点主要有：股权高度分散、股权的流动性强、较为严格的外部市场控制、以独立董事为主的董事会结构。
德同股份公司治理模式的特点主要有：商业银行足股份公司的主要股东、法人持股或法人相互持股、严密的股东监控机彻。
公司治理模式的发展变革给我们的启示：公司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基础。
一国的国情、特别是法律制度对股东权利的保护程度，对该国的公司股权结构会产生决定性影响，并对可以选择采用的公司治理模式起着制约作用。
我国固有企业治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１）所有者虚黄问题。
解决问题的思路是重塑国有股权主体、建立健全国有股权行使机制。
（２）内部人控制问题。
解决问题的思路是改革产权制度，实现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革固有资产管理体制，完善所有者治理结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市场体系和法制建设，完善外部治理机制。
（３）“一股独大”问题。
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引进机构投资者：加强董事会尤其是独立董事的ｊ监督作用：健全对股东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
（４）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健全问题。
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建立良好的经营者选择机制：建立“薪酬包”概念，注重对商管人员长期激励：积极探索实行股票期权激励制度。
在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中，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２年为第一阶段，主导思路是放权让利。
浅谈法制化建设与信托责任在中国的意义[摘要] 信托责任在英美法系公司法中极其重要。
中国该不该借鉴英美公司法中的信托义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当一个国家已具备某些制度环境时（比如说，有判例法制度以及具有相当商业法律经验的法官），它会起到一个很积极的作用，但如果条件不成熟，会使法院无视法律，为所欲为。
这种做法与法治精神是水火不相容的，也不适合中国。
法制化建设是依法治国方略成功与否的基础保证，我国在推进法制化进程中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抓住重点，解决好法制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与时俱进，实现社会公平公正。
[关键词] 信托责任论制度万能论法制化建设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全球知名的经济和金融学家郎咸平教授素以敢于直言著称。
他的一些独特的观点每每在业界引起巨大的反响，他对中国的贪污腐败的内幕敢于直言和严厉指责，面对中国的众多学霸洋奴严厉也毫不畏惧。
这一点除了中国的左派，也只有郎咸平一人了。
郎咸平算哪个派？就今天的中国而言，他毫无疑问属于左派。
比如说中国国企改革其实是右派贪官们侵吞人民财产的“大业”，一直被左派穷追猛打之中，郎咸平出来批评通过国企改革侵吞人民资产，自然就被划入左派了。
中国的贪污腐败问题可以算是史无前例的严重，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郎咸平总体上有两个看法：1、信托责任论。
中国的职业经理人没有“信托责任”，而西方有，所以西方的贪污情况少，他们也不会胡扯。
2、制度万能论。
中国贪污之所以如此严重，是因为制度问题，而西方的制度就很好。
这些问题听起来也很有道理，但是真的是问题的根源吗？说真的，制度万能论恰好是贪官学霸洋奴们天天鼓吹的，郎咸平也推崇这个就显不出自己的水平了。
比如说：中国的反腐败法律多如牛毛，反腐机构和反腐人员也远处不在，媒体也经常揭露，民主党派的数量比西方两党多很多，这些不都是从西方学来的吗？怎么腐败就越来越严重呢？西方的腐败问题就好吗？比如说美国竞选，大企业一掷千金的赞助，这不是赤裸裸的腐败是什么？至于很多赞助者在竞选之后当上了官员，这不是花钱买官是什么？仅仅因为常见，仅仅因为穿上了“选举”的马甲，就不是腐败了吗？中国以前腐败没有这么严重，比西方好太多，是因为制度好吗？那怎么之后就变得这么严重了呢？好制度怎么就凭空变成坏制度了？怎么制度不万能了呢？下面再说说这个信托责任论。
国企改革座谈会讲话1这次会议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全省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和市委三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总结xxxx年工作，安排部署xxxx年工作。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国资委党委书记文通同志将作重要讲话，希望大家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下面，我先讲两点意见。
一、xxxx年工作回顾过去一年，我们进一步保持了企业效益平稳增长。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积极探索以管资产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以经济活动监管为主向以经济效益监管为主转变、以引入国有资本为主向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转变，确保全市国有企业持续、稳定发展。
全市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总收入20.4亿元，利润总额2.4亿元，实现税费1.2亿元，入库税费1.1亿元。
其中，市属出资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0.4亿元，实现利税总额1.5亿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3.7%、4. 8%。
过去一年，我们进一步打通了资本市场融资渠道。
通过深化改革，充分挖掘潜力，集中做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新增资产规模30亿元，市属国有企业基本形成松散的“1+N”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集团模式和紧密的国有资本运营投融资模式，集团公司信用评级为AA，注册为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特别会员，成为全市唯一具有AA信用评级的投融资实体企业，也是全市唯一同时具备直接向银行机构申请贷款，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企业债券，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协会募集公司债、短融、中票、集合票据等多种投资融资的资格主体。
过去一年，我们进一步扩大了资本市场融资规模。
在xxxx年发行5亿元企业债券基础上，去年又成功发行了月利率4.3‰，5年使用期限的5亿元中期票据和月利率4.1‰，使用期限7年的13亿元企业债券，属全省xxxx年发行最低利率的企业债券。
累计为巴中市新城建设公司、建丰林业等企业对外信托融资和向银行贷款担保34亿元，实现了低成本、高效力直接融资。
与此同时，不断扩大市正德担保公司和鑫园担保公司注册资本，扩充直接融资品种和渠道，扩展非融资性担保市场，放大担保贷款规模，实现融资担保贷款10.5亿元，服务于巴中重大基础设施BT项目回购、信托资金偿还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论国有资产信托国有资产信托在中国的发展近年来，国有资产信托在中国的发展势头迅猛。
国有资产信托是指国有企业将其未上市的资产打包成信托产品，由专业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和运营。
这一新型金融工具的兴起，旨在提高国有资产的效益和利用率，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本文将就国有资产信托在中国的发展趋势、问题与对策进行探讨。
国有资产信托的发展趋势国有资产信托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
面对国有资产规模巨大、运营效率不高的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鼓励国有企业积极参与资本市场，提高资产利用效益。
国有资产信托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工具，可以有效地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
首先，国有资产信托有利于解决国有企业面临的资金瓶颈问题。
国有企业由于规模庞大，对于资本的需求也相应较大。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包括资金过于集中、融资渠道有限等，导致国有企业很难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
而借助国有资产信托，国有企业可以将其未上市的资产打包成信托产品，通过信托公司的专业运作，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从而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
其次，国有资产信托可以提高国有企业的资产利用效益。
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庞大，但由于种种原因，有些资产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
通过将这些未上市的资产打包成信托产品，引入市场化运作和专业管理，可以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实现资产增值，从而改善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
然而，国有资产信托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
首先，国有资产信托在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法律法规尚不完善。
相比于其他金融工具，国有资产信托在法律层面上尚未有明确的规定。
这给信托公司的运作和管理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也限制了国有资产信托的发展。
因此，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国有资产信托的规范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其次，国有资产信托还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国有企业作为资产方，在信托产品的运作中缺乏透明度，这就容易使投资者对信托产品的价值和风险评估不准确。
四川印发《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促进发展的意见》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十届三次、四次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我省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产监管上新水平、国有企业发展上新台阶，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促进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战略性调整，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和竞争力，为实现“两个跨越”作出贡献。
（二）基本原则—坚持基本经济制度。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各类所有制资本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坚持市场化导向。
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推进政资分开、政企分开，切实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加大去行政化力度，激发企业活力。
—坚持分类监管。
明确不同类型企业的功能定位，实行分类监管和考核，提升国有资本监管的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坚持统筹推进。
做好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企业先行先试。
（三）主要目标到2020年，实现以下主要目标：—国有资本布局不断优化。
80%的国有资本集中在公共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
培育一批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拥有知名品牌的国内一流企业和国际化公司。
—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的董事会建设基本完成，以产权为纽带的母子公司管理体制基本建成。
全面完成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实现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
《理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关键——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姓名：王玉兴专业：政治经济学学号：2050xx1017从1979年以来，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关键是产权制度的改革。
产权是一种与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利，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侧重于对财产实体的动态经营和财产价值的动态实现。
产权是交易双方权、责、利的划分，它只能形成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平等的所有权之间的交易，或简称为“交易中确定的权利”。
产权作为一束权利，是指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这些权利可以在一定程度和一定空间上进行分离。
比如，在现代公司制企业，产权表现为股权、法人财产权、日常经营管理权等一组权利束。
以产权为依托，对财产关系进行组合、调整的制度，就是产权制度。
产权制度是即定产权关系和产权规则结合而成的且保证其实现的制度。
合理的产权制度具有界定和规范财产关系，提供激励，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形成稳定预期等功能。
企业产权理论是指企业内部产权结构的安排，企业产权理论不是将企业简单地看作以权威、计划来配置资源的组织形式。
企业中董事与经理，经理与工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仍然是一种交易，这与市场交易，市场契约没有什么不同。
因此，企业内部产权结构安排，同样对企业的效率产生重大的影响。
所谓改革产权制度，是指要清晰产权，界定产权边界和产权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清除原来模糊不清的状态，建设有利于社会资源优化配制的财产约束机制。
一、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是现代企业发展的社会基础条件和经济基础条件。
明确产权关系应当成为企业改革的焦点。
而我国国企改革方向，则应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权属关系明晰，利益清楚的公有产权制度。
在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国对国有制产权的改革已大大拓宽了视角，实现了在不改变国有制基础上的多种形式的改革尝试，包括：改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统一的国有制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国有制；改单一的国家所有制为国家控股或参股，其他经济成分参与资本组合的混和所有制等，大大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
以发挥“六种力量”定位国企改革发展作者：王正喜来源：《群众·下半月版》2017年第02期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
发挥这“六种力量”，既是对国有企业发展的目标要求，更是对国有企业地位作用的具体化阐释。
作为国有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必须按照“六种力量”的定位去改革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更加坚强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做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作为我国经济主要基础和主导力量的国有企业是我们党领导的企业，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物质基础，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服务服从党和国家的发展大局，按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治理企业，时刻听从党的召唤。
同时，要着力抓好国有企业自身的发展，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因为国有企业的整体实力和水准直接决定我国的经济实力，增强国有企业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也将决定着我国经济能否稳中求进和可持续健康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坚定扭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
国有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主导地位，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做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作为党依靠的重要力量的国有企业党组织必须认真践行中央的决策部署，这是执行党内章程规则的需要。
《误区—中国企业战略思维误区分析》（郎咸平著）的读书笔记07研企业管理刘思华 2007011048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是经济体制改革中任务最困难、风险最大的改革决战，也是理论创新任务最为艰巨的环节。
从根本上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成败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因此，对国有企业改革党和国家投入了最多的力量，也是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经济学家们对国有企业改革也倾注了最大的热情，投入了最多的精力。
2004年的夏天，香港中文大学著名学者郎咸平教授的文章与言论，陡然引发了关于国企改革的大讨论，一“郎”击起千层浪，拉开了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以来第一次关于改革问题的社会性大讨论。
从2004年的3月开始，郎咸平教授陆续质疑了三个知名的民营企业的产权改革，即TCL的分拆上市、海尔的曲线MBO和格林科尔的低价收购国有企业。
指出他们的产权改革实际上是一个以股权激励为招牌，以证券市场为渠道，使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过程，也是管理层获取国有资产的过程。
2004年6月，郎咸平教授在内地及香港的多份报章多个专栏中，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公开披露的数据为基础，质疑TCL的账目及财务表现，并指出TCL创业的22年，李东生由几乎身无分文演变到身价近12亿元，成为TCL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郎咸平教授认为，TCL产权改革的历程实际就是国有股权被稀释的过程，是以股权激励为招牌、以证券市场为渠道，使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过程，也是TCL管理层获取国有资产的过程。
对于海尔的改制，郎咸平教授同样认为，张瑞敏及海尔高管人员通过职工持股会控股海尔投资，进而控股在香港上市的海尔中建，达到了稀释海尔的国有股权，实现“曲线MBO”的目的。
因此他指出，MBO是掠夺国有资产最好的办法。
引发轰动效应的是郎咸平教授8月9日在复旦大学一个毕业典礼上发表的演讲：《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
论组织理论与信托制度在国企改革中的运用关键词: 组织理论/信托制度/国企改革内容提要: 国有企业的困境从根本上说源于组织的困境，而组织的困境最主要的是组织意志形成与实现的困境。
要避免组织意志形成与实现的困境，就要在组织的结构与组织的行为两个方面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
组织的这两个困境在国有企业上表现的更加突出：第一，国有企业没有基源性的成员；第二，国有企业的利益机制存在重大的缺陷。
为解决此问题，需要国有企业进行制度创新；总的来说，信托制度比委托代理制度更适合国有企业的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是现代中国最大的经济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全国各族人民以及专家、学者都在探索国有企业如何走出困境，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就现有的成果而言，国有企业如何走出困境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在理论上，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结论与对策，国企改革正处于制度的困境中，国企改革要有起色需要制度创新。
本人打算从组织[1]的视角展开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讨论。
因为国有企业作为组织的一员，具有组织的一般属性。
国有企业的困境从根本上说来源于组织的困境，而组织的困境最主要的是组织的意志形成与实现存在的困境。
一、组织意志形成与实现的困境及该困境的应对（一）组织意志形成与实现的困境意志是指：“为了达到既定的目的而自觉地努力的心理状态”[2]。
组织的意志不是组织的各个成员的意志的简单相加，也不是个别组织的成员的意志的体现，而是组织的成员通过某种方式与规则，在组织成员的个人意志的基础上通过博弈后形成。
组织在其运作与存续期间有两个问题：一是组织的意志是如何形成的？二是合法有效的组织意志在其形成后如何实现？组织意志的形成相对于个人意志的形成来说有其特殊性。
个人有其意志形成基础――人的大脑，个人的意志在经过其大脑的思维后意志就形成了。
也就是说个人意志的形成具有直接性。
但是，组织意志的形成具有间接性，组织一般成立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组织体作为意志形成机关（organ(s)），如国家的立法机关与公司的股东大会或股东代表大会。
特殊情况下，组织将其意志的形成委托给某个个人，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开展业务。
后一种情形可以看成是前一种情形的特例，因为在此情形下的个人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机关，只是该机关是由单数个体构成的，而不是由复数个体构成。
由此可见，组织意志形成的方式有二：一是由组织的全部成员或某些（不是某个）成员通过某种意思表达机制形成；二是组织委托某个个人形成组织的意志。
前者称为非个人制意志形成机制，后者称为个人制意志形成机制。
非个人制意志形成机制分为代议制与非代议制。
非代议制是指组织的成员全都参加组织的意志机关，然后由此形成组织的意志，如现代国家中的直接选举；代议制是指组织的全体成员通过某种方式产生部分代表，然后由这些代表代表自己或（和）其他成员形成组织的意志，如现代国家中的间接选举。
在非代议制中，组织意志的形成的问题有：如果组织的成员对某个待决议的问题不能形成完全一致[3]的意思时，组织的意志如何形成？现代组织理论一般基于该待决议问题重要性的差别而采用不同比例（如二分之一，三分之二）的“多数决原则”[4]。
但是我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以上的组织的意志一致的集合就是组织的意志吗？如果说组织的意志依据“多数决原则”能够合理合法的形成，那么，“多数决原则”中的不同的比例确定的理由何在？与“多数决原则”意志不一致的成员的利益如何得到维护或体现？前一个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合理性问题与技术性问题，具体的比例一般依据待决议事件的重要性而定。
后一个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合法性问题与少数成员利益的保护问题。
“多数决原则”在组织意志形成中的运用是人们相信“组织是个人利益实现的工具或方式”，既然组织的少数成员认为组织不符合其利益，那么，组织的少数成员就可以退出该组织，也就是说要赋予其“用脚投票”的权利。
在代议制的情况下，不但存在非代议制下的问题，而且存在许多其他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是组织的成员选举出的代表能否代表自己的利益？该代表又如何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如果代表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如何救济？现代组织理论一般认为，民主制度是解决该问题的好方式。
组织的成员通过自己的理性与判断，选择那些最能代表其利益的代表，在该代表的代表资格有效期间，选举者有监督权与罢免权以及责任追究问责权。
由此使得代表在一般情况下都能代表选举者的利益。
在个人制的情况下，同样存在代议制下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更加集中，个人作为组织的意志机关时，如何使得该个人的意志与其代表组织的意志适当的区分开来？以上各种情形就是所谓的组织意志形成的困境。
如果组织的意志合法有效的形成后，该意志如何才能实现？这个问题与组织意志形成的困境有相似之处。
组织意志的实现可以由个人制与非个人制两种方式来实现。
个人制与代议制在此意义上只具有程度的差别，二者都是通过委托代理制度或信托制度来实现的。
而非代议制则与组织意志的形成问题一样。
所以我们的问题归结为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如何保证在代议制（委托代理制与信托制）的条件下，被选出的代表（代理人）能够忠实的代表选举人（委托人与受益人）的利益？如果被选出的代表（代理人）不能够忠实的代表选举人（委托人与受益人）的利益，如何救济？二是组织的意志机关的不同成员基于自己的个人理性与判断，对组织的意志有不同的看法或表述，如何在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意见下通过合理的方式形成组织的意志或决议？如果通过“多数决原则”形成了组织的意志与决议，如何保证少数人的合法利益？（二）组织的意志形成与实现存在的困境之应对组织理论认为要避免组织意志的形成与实现中存在的困境，就要在组织的结构与组织的行为两个方面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这就是组织结构学与组织行为学[5]研究的主要内容。
组织结构学主要研究如何设计组织的权力机关、执行机关与监督机关的结构与组成，并赋予其合理适当的权力，使其相互之间能够制约、制衡，以保证组织利益的实现，如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就是公司结构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对于不同的组织来说，组织结构学的内容是不同的，但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如研究国家这一组织时，国家结构学的研究内容与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有重合之处。
组织行为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组织的行为与组织成员的行为的差别，组织的行为如何保障组织成员的利益以及在委托代理制度或信托制度下，如何保证受托人的行为不违背委托人的利益，以及如何使得被代理人或受托人的道德风险最低。
二、从组织意志形成与实现的困境探讨国有企业及其改革的困境国有企业作为组织的一员，同样存在其意志形成的困境与其意志实现的困境；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组织的这两个困境在国有企业上表现的更加突出。
一般的组织都有成员，而且组织的成员与组织的区分特别明显，组织成员的利益与组织的利益泾渭分明，组织的利益与组织的成员的利益都有合理的代表机制与行使者，组织的成员一般都有其利益的终极行使权与处分权。
但是，这些特点国有企业基本上都不具有，或者说，虽然具有却表现的不明显。
第一，国有企业没有基源性的成员。
国有企业以前称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由国家出资。
现在一般由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行使出资者的权力。
但是，不论国资委、国家委派到国有企业中的各级领导干部（董事、监事、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国有企业的普通职工、各级人民政府都不是国有企业的基源性的成员。
国有企业的基源性成员只能是其所有者，如此以来，国家就成为国有企业的基源性成员。
但是，这一点是不能成立的。
因为组织必须由两个以上的基源性成员组成[6]，国有企业只有唯一的基源性组织，即国家，这样逻辑上的矛盾就产生了。
此其一也；二者，组织的基源性成员对组织意志的形成与实现拥有基源性，组织的基源性成员是单个的个人，个人一般可以自主表达自己的意志；而国家本身是一个组织，国家的运作要通过其成员――全体公民――来形成与实现自己的意志。
国家本身需要代理或信托，而组织也需要代理。
国有企业比其他的组织多了一层以上的委托代理关系或信托关系。
依据现代信息论的观点，委托代理关系或信托代理关系的链条越长，信息的损失与耗散越多、信息失真的可能性越大。
所以，在同等条件下，国有企业要取得与非国有企业一样的效益需要花费更大的成本，因为它的委托代理关系或信托代理关系的链条更长。
而且，委托代理关系或信托代理关系的链条越长，组织的实际意志与组织的真实意志间的差距就会越大。
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从所有制的角度得出了以下结论，即私有产权的效率高于共有（部分共有）产权，共有（部分共有）产权的效率高于公有（全部共有）产权。
这从上述组织论的角度与信息论的角度来讲是成立的。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7]，产权的清晰程度与产权的效率成正比。
因为私有产权比共有产权清晰，而共有产权比公有产权清晰，所以使得私有产权的效率比共有产权高，共有产权的效率比公有产权高。
我们的探讨不应该就此止步，我们应该问，产权的清晰程度如何影响产权的效率的？产权越清晰，界定产权的费用就越低，交易就更方便，交易的成本也就越低[8]。
下面分别从信息论与组织论的角扩展开来。
首先，产权越不清晰，信息源越模糊，信息受体从信息源得到的信息就更加模糊，这与“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得乎下下” 的道理是一样的。
其次，为了界定产权与产权交易就必须先明晰产权；产权越不清晰，为了界定产权与产权交易而明晰产权的交易费用也越高。
从组织论的角度来说，产权越不清晰，越需要更复杂的组织结构以明晰产权。
这种复杂的组织结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横向的，这表现为众多组织机构的林立。
比如个人独资企业（私有产权的典型）的产权非常清晰，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者――个人一般不需要设立诸如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就可以达到界定产权或产权交易的目的；而由若干个投资者个人（这里假定投资者都是个人是为了论述的简便，投资者是组织时比这复杂，但原理是一样的）组成的公司（共有产权的代表）中，为了界定产权与产权交易，必须设立诸如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才能达到界定产权或产权交易的目的；而且投资者人数越多，所需要的机构就越庞大。
而在国有企业中，因为缺乏基源性的成员，所以为了探明该组织的意思，清晰产权就必须先由某个机构或个人通过委托代理或信托来代表该基源性成员，如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级人民政府，现在的各级国资委。
为了整个国有企业的利益，为了防止代表基源性成员的机构或个人违背国有企业的利益，就必须在一般的公有产权企业中均设立的股东（代表）大会（国有企业中一般不设股东会，由董事会代行部分董事会的权利，由国资委享受出资人的权利）、董事会、监事会之外，还必须增加新的机构，如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工会、职工代表大会（就是所谓的“老三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