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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减速下的中国宏观政策和制度机制选择2013年03月27日16:05 来源：《经济学动态》2012年10期作者：张平字号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 102 【内容提要】中国201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几乎是2007年增长平均速度14.2％的一半，可预计“十二五”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大致在8％上下，从GDP平减指数来评价，中国经济已进入通缩，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告别了新世纪十年10.5％的两位数高经济增长时代。
中国经济“十二五”期间已开始进入减速发展阶段，“十三五”预计将进一步减速，在预计的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经济基本处于一个减速通道，可理解为是由“结构性”引起的中长期经济减速。
因此，常规化的总量宏观政策已经无法对冲结构性减速的调整，需要结构性的改革，以便在基础框架下应对“结构性”减速带来的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建立新的体制机制完成走向“减速增效”的均衡发展道路。
【关键词】结构性减速通缩资产购买体制改革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多年冲击了全球经济的稳定，改变了世界分工的格局，全球经济进入到高度的不稳定和全球经济再平衡，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未能幸免这一冲击和再平衡调整过程。
中国面对次贷危机，2008到2009年采取了4万亿的刺激政策使2010年经济增长恢复到了10.4％的两位数增长一年，同时付出了高通货膨胀和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的代价，但随着宏观调控和欧债危机的持续冲击，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到了二次下降过程，预计2012年全年GDP的增速为7.7％，CPI为2.6％，PPI与GDP平减指数为负值，实体经济已经进入通缩。
鉴于2013年全球经济仍受到欧债危机和美国财政悬崖等的影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高，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预计保持在7.6％，CPI 在2％以下，PPI、RPI等生产相关的价格指数继续为负，GDP平减指数会连续两年为负，通货紧缩加剧。
中国201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几乎是2007年增长速度14.2％的一半，可预计“十二五”经济增长平均增速大致在8％上下，意味着告别了新世纪前十年10.5％的两位数的高经济增长时代。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Productivity Fluctuation and China ’ s Growth Slowdown 作者： 周克作者机构：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出版物刊名： 宏观质量研究页码： 1-10页年卷期： 2017年 第1期主题词： 中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结构效应;刘易斯效应;中等收入陷阱摘要：基于GGDC最新公布的中国多部门数据和修正的转移-份额方法,文章考察了1978—2010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和劳动生产率波动的关系,然后据此分析了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
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不在于结构效应或者刘易斯效应的减弱,也不在于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趋势,而是制造业和农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内部生产率增长大幅下降。
2000—2010年,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速较之20世纪90年代下降了近1倍,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率下降了0.3%。
制造业生产率增速放缓的原因在于高技术行业的缓慢增长,而制造业技术结构的静态化很可能使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1978年到2010年,结构效应经历了＂J＂型变化,对劳动生产率和人均GDP平均增长率的贡献分别为30%和26%。
1978—2010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劳动力有2/3进入了服务业,由于服务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结构效应因此为正,但是该部门的结构效应一直比较低,这说明进入服务业的劳动力流向了该部门中生产率较低的行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避免鲍默尔效应或结构减速的出现。
当前中国各产业间的生产率还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非农业生产率,刘易斯效应和结构效应仍将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
但是,部门内部生产率不能有效提高将会使部门间的生产率差异和结构效应迅速消失,经济增长将收敛于一个低水平的稳态。
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化特征及优化--基于DEA评价模型的实证分析刘东皇;沈坤荣【摘要】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al reduction", how to improve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s a hot research topic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economic structure has changed greatly, exports and investmen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demand, consumption growth is slow, distribution is in favor of capital income, interpersonal distribution is deteriorated, the ratio of primary industry has decreased,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is relatively backwar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interactive support relations among the demand structure, th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ir state harmony degree is almost effective in recent years. Exert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constructing long mechanism for consumption growth and develop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energetically are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optimization.%在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背景下如何调好结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是学界的热点研究话题。
中国经济的减速增长及其原因分析引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速逐渐放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本文旨在分析中国经济减速增长的原因，并探讨解决措施，旨在为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经济和未来走向提供参考。
中国经济的减速增长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速开始逐步放缓。
经过数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逐渐进入了新常态，增速开始下降。
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6%，是自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中国经济减速增长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和贸易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外部环境越来越严峻。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整个经济基础结构也在不断调整，内部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和挑战性。
全球贸易摩擦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多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和经济纷争频繁发生，引起了全球经济形势的不稳定。
对中国来说，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对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造成严峻的压力。
尤其是从2018年起，美国对中国的加征关税，直接导致了中国对美出口大幅度下滑，中国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
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也面临着结构性问题的挑战。
比如，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条过长、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制约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
解决措施面对中国经济的减速增长，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确保经济的发展。
以下是本文提出的一些有效措施：推进供给侧改革首先，我们需要推进供给侧改革，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提高经济的供给质量和效率。
通过加强产业升级和优化产业结构，从源头上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
建立多边贸易机制其次，我们需要争取建立多边贸易机制，与其他经济体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同时，建立自己的技术和创新体系，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最后，我们需要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维护消费者权益，鼓励居民消费，加大内需力度等方法来缓解贸易战对中国出口造成的压力。
结论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减速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结构性减速与经济增长分化吕健2013-03-01 16:39:01 来源：《中国工业经济》(京)2012年9期【内容提要】本文以一种地理空间的视角，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1995-2011年经济增长速度与结构性因素之间的关系。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存在着空间自相关；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已经开始“结构性减速”，西部地区正在“结构性加速”，而中部地区为“加速”与“减速”并存，整体呈现出“结构性加速”；全国经济总体上依然维持在“结构性加速”阶段。
但经济增长分化的格局业已形成；对于经济增长速度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劳动生产率增速，其次是空间效应，平均工资增速的影响较小，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不明显。
【关键词】产业结构/结构性减速/经济增长分化/空间自相关/空间面板数据一、问题提出随着向工业化、城市化转型的不断加深，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所引致的全国一盘棋同步高增长的“结构性加速”时代趋于终结，经济增长将逐步转入未来的“结构性减速”。
通常，“结构性加速”缘于工业化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资源由落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劳动生产率增速较高的工业部门，并促进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
当工业化日益走向城市化时，产业结构再次调整，劳动力资源则开始由工业部门转向劳动生产率增速较低的第三产业部门，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就形成了“结构性减速”。
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二战”后工业化国家人均GDP增长速度普遍加快，20世纪60年代之后又普遍下降；而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也在经历了长达30余年的快速增长后，于1970年代进入减速阶段。
可见，经济增长速度的转变是任何国家在工业化发展道路上都不能回避的阶段。
Mitchell(2007)的研究为这一模式提供了详尽的数据支持，其中产业结构发展状况、经济活动人口的产业分布、人口的经济活动参与率等是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指标。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快速发展之后的转型期。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开始趋缓，同时结构性问题也日益凸显。
为应对这一新常态，我国开始进行结构性调整，旨在实现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一、新常态下的经济形势2014年，我国GDP增速为7.3%，这是自1990年以来的最低值。
2015年，我国GDP增速放缓至6.9%，成为1989年以来的最低值。
同时，随着国民经济结构升级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提高，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结构性问题。
以下是我国在新常态下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是制造业经济增长放缓。
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人工成本的上涨，制造业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且效益有所下降。
二是服务业增速提高。
我国服务业增长速度快速提高，已经成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间的桥梁。
但是，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有限，服务质量和标准化还需要提高。
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对就业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是资源约束加剧。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日益紧缺，特别是能源资源的短缺问题。
同时，环境污染和自然灾害等问题对我国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四是区域发展不平衡。
我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仍然相对滞后，这种差异性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造成了阻碍。
二、实施结构性调整的重要性随着新常态下经济格局的变化，实施结构性调整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这是因为，结构性调整不仅可以加强我国经济的与国际市场竞争力，还有助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以下是实施结构性调整的几个原因。
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不再绝对依赖投资和出口，而是更多的依赖消费和服务业的发展。
通过实施结构性调整，可以建立起一种以内生增长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
二是实现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平衡和普惠性。
由于过快的城镇化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包括社会不平等和城乡差距增大等，因此需要实施结构性调整，推动城市和农村的平衡发展。
沈坤荣《宏观经济学教程》（第2版）第七章经济周期复习笔记跨考网独家整理最全经济学考研真题，经济学考研课后习题解析资料库，您可以在这里查阅历年经济学考研真题，经济学考研课后习题，经济学考研参考书等内容，更有跨考考研历年辅导的经济学学哥学姐的经济学考研经验，从前辈中获得的经验对初学者来说是宝贵的财富，这或许能帮你少走弯路，躲开一些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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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1．经济周期的含义（1）定义经济周期是指经济运行中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景气和不景气交替的过程。
17世纪末以来，人们就用经济周期一词反映商业的繁荣和萧条。
对于经济周期的定义，一般可以理解为：①经济周期是现代社会中的经济波动，是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
②经济周期不是局部经济的波动，而是总体经济的波动。
③每个经济周期都可以分为上升和下降两个过程。
（2）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①繁荣阶段此时生产量和贸易量扩大，收入增加，就业率较高；需求扩大，物价上涨；呈利率结构上升的形态；投资增加，企业的生产能力提高。
②衰退阶段经济过了周期内的最高点，进入衰退阶段。
企业的成本增加，利润减少，投资减少，价格水平下降。
与此同时，在整个货币市场上到处都是更高的利率结构，这就进一步限制了经济的扩张。
③萧条阶段当经济收缩超过萧条转折点时，就真正进入了萧条阶段。
这一阶段与扩张时正好相反：生产量和贸易量缩减，收入减少，失业率上升；需求减少，商品价格跌落；利率结构下降；投资支出大为减少，企业生产能力萎缩。
④复苏阶段谷底是经济收缩的顶点，过了这一点，经济又开始逐渐转好，进入复苏阶段。
复苏阶段各项经济指标都开始好转并继续上升。
当经济运行过了扩张转折点时，就又进入繁荣阶段。
图7-1 经济周期的阶段划分经济周期各阶段如图7-1所示，经济周期虽然反复出现，但每一次经济周期都有自己的特点，其时间长短、范围大小、表现形式都不完全一致，具体由当时的经济背景决定。
－29－……2013.08经济学家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研究”(7107307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07＆ZD009);南京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技术进步、结构升级与中国经济增长———跨越增长率‘驼峰’的路径选择”(2013CW03)的阶段性成果(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江苏南京210093)一、引言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中国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
自1978年至今，以年均9．9%的增长速度令世人瞩目，并于2010年GDP 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
这一系列发展成就的取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坚持了改革开放，寻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中国经济凭借后发优势，在较短时间内追赶发达国家的“挤压式增长”潜力逐渐释放完毕，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结构性和时效性问题日益凸显[1]。
这些问题既是未来经济发展中的障碍，也是构筑潜在增长动力的重要机遇。
“矛盾倒逼”正是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
只有面临足够的压力，才能打破惯性推动改革。
只有面临可能出现的危机，才能形成共识，认清道路，砥砺前行。
如今，中国经济与世界性的大趋同潮流相汇合，面临着伟大的历史复兴[2]。
人均GDP 达到中等国家收入水平，如何跨越可能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重构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动力机制，把长期经济增长由要素投入驱动变轨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
本文第二节从经济增长的历史尺度，讨论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中可能面临的减速风险；第三节从现实出发，探讨中国增长阶段转换时期原有动力机制凸显的各种问题；第四节，提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重构的框架；第五节为本文的结论。
二、长期增长中的减速风险（一）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减速”经济史研究表明，长期经济增长是一个结构演进到均衡路径逐步达成的过程。
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沈坤荣滕永乐“结构性”减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30－……2013.08ECONOMIST 段：前期结构变动促进增长的经济追赶阶段，后期要素/产出比例趋于稳定的均衡增长阶段[3]。
现代经济学认为，一国经济发展初期，产业结构逐渐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过渡。
由于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显著高于农业，劳动力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会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产生“结构红利”。
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技术进步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带动产业结构服务化。
如果服务业的生产率没有显著高于工业，要素自由流动导致技术进步率较慢部门（服务业）的产品成本以及价格会无限上升[4]，那么这种变动可能就会引发结构性减速。
纵观百年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一个经济体高速增长持续超过二十年的较多，而超过三十年的则很少，大国中更是尚无先例。
两次工业革命，特别是“二战”之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重心由农业经济向非农经济快速转移，劳动力不断被重新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工业部门，提高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并促成了这些国家的高速增长。
在1940—60年代，老牌工业国人均GDP 增速普遍加快，经历结构性加速阶段（如图1所示）。
20世纪70年代后，高速增长期结束，增长率出现明显下降，并转入一个速度较低的增长平台。
此时，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呈现服务化倾向。
由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工业部门相比，并不存在显著优势，所以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无法带来额外的收益，发达国家无法继续维持高速增长，增速下降成为了新常态。
全社会生产率增速普遍下降一直持续至今，这与人均GDP 增长减速时期基本一致。
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普遍发生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减速，就是工业化向城镇化、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系统性趋势[5]。
（二）经济增长中的“减速拐点”一个经济体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的增长势头，特别是当农村劳动力转移完成，“刘易斯拐点”到来，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达到顶峰并开始向第三产业转移，此时，生产率增长速度开始放缓。
这些因素并不是周期性的，而是增长的阶段性特点，并非政策所能解决的。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减速何时发生以及如何发生？王庆等对减速拐点的研究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参考[6]。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当人均GDP 达到7000美元时，极有可能就是减速的拐点。
他们根据Maddison 的数据，发现过去100年间约有40个经济体的人均GDP 达到了7000美元，其中又有31个在达到上述收入水平后出现了增速减缓的情况。
同样出现过增长奇迹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均GDP 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80年代末先后到达7000美元（如图2所示）。
日本人均GDP 于1967年达到7152美元，不久之后增长率下台阶，1946—1970年间GDP 年均增长率为8．3%，1971—1991年间GDP年均增长率降至3．4%，1992—2008年间增长率进一步降至1．0%。
韩国1966—1988年间GDP 年均增①这14个工业化国家为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
本文数据基于Maddison 数据库，使用HP 滤波计算各国的潜在增长率。
再将1910—2008年数据按5年一个周期计算各国的平均增长率，最后一个周期为2006—2008年三年时长，在图中使用散点表示。
柱状图表示是14个工业国增长率的算术平均，代表主要工业国增长率变动的历史趋势。
图114个工业化国家1910—2008年人均GDP 增长率（HP 滤波）①数据来源:Angus Maddison．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GDP and Per Capita GDP，1－2008AD，2010，http://www．ggdc．net /MADDISON /oriindex．htm。
－31－……2013.08经济学家长率为7．6%，于1988年人均GDP 达到7621美元，此后增长率下台阶，1989—2008年间GDP 年均增长率降为4．9%。
中国台湾保持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
到1986年，台湾的人均GDP 为7477美元。
1988—2008年间GDP 年均增速为4．4%，与过去30年的平均水平相比下降了约2．2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类似于40年前（1969年左右）的日本以及20年前（1988年左右）的韩国和（1987年左右）中国台湾经济的拐点。
在这一拐点之后，上述三个经济体整体GDP 增长速度均有所减缓。
在另一项研究中，Eichengreen 等提供了更加深入的探索[7]。
他们发现，按照200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 达到16740美元时最有可能发生增长减速。
如果，能够保持1998—2007年均9．3%的增速，那么中国的人均GDP 将于2015年达到17335美元水平，正好符合这一减速门槛。
再加上中国长期保持币值低估，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和消费占GDP 比重过低等因素，中国经济面临减速风险可能性显著上升。
如果真如上述两项研究所言，那么中国已经或者即将到达减速拐点。
当然，两组学者也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本身就具有其特殊性，因而也存在跳出这种历史循环的可能。
那么，面对即将到来的风险，未雨绸缪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针对各种关于中国经济减速的讨论，理论预测往往落实后于现实发展，我们不必过于在意具体的预测值，而应该关注其背后的逻辑[8]。
一方面，可以通过国际比较探寻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本身也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历史经验。
如何更好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从世界经济增长的普遍性中寻找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现有格局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前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符合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观点，即增长更多地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驱动。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生产要素通常是短缺的，因此要素的边际报酬往往很高，单位要素的增加通常会带来很高的收益。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要素的边际产出开始递减，特别是当劳动力要素的无限供给到达拐点，甚至出现倒转。
如果继续依靠资本等要素的增加驱动经济高速增长，而忽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终究会遭遇报酬递减而使得增长不可持续。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由于受到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制约，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显现出衰弱迹象，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一）旧制度红利逐渐消失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增长奇迹，得益于一系列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体制变革，是制度红利的具体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几乎每隔十年就会出现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提高的时期，这都与当时一系列改革图2长期增长中的减速拐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注:作者计算得到。
－32－……2013.08ECONOMIST ①马建堂:2013年以后中国适龄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来源于http://society．people．com．cn /GB /41158/14517951．html 。
措施密切相关。
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在农村展开，人民公社制度瓦解，农村劳动生产效率得到极大解放，直接或间接地催生了中国经济后来的一系列巨大变化；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得以确立，并在财税、金融、外汇管理、企业制度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采取了重要措施推进改革，宏观经济体系的建立和所有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为中国经济增长扫除了障碍；第三个时期是21世纪初，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
但是，制度释放的增长红利往往是一次性的，其延续的时间也是有限的。
旧制度红利带来的优势会逐渐消失甚至已经消失。
制度红利的消失不仅无助于经济增长，反而会进一步强化微观激励，形成负反馈效应，形成新的利益集团，阻挠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因此，必须及时推进制度调整，保证新改革红利的出现，从而推动经济前进。
（二）“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供给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多年曾具有无限弹性。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中，在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纳之前，由于存在人口红利，资本报酬递减得以延缓。
随着人口增长阶段转变，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变化。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开始出现下降，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刘易斯拐点”到来。
由于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企业无法雇佣到足够的员工，导致机会成本升高。
为了争夺员工，企业不得不竞相抬高工资水平。
工资上涨又会引发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制约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
于是，曾经引领中国经济的出口部门就会遭遇增速下滑，甚至部分行业出现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