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杭州限牌令的行政组织伦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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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牌令”合宪性、合法性问题分析-法理学论文-法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2014年12月29日,深圳市政府发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小汽车增量调控管理的通告》(以下简称限牌令),决定从当日18时起,在深圳实行小汽车增量调控管理。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限牌令具有一定的法理正当性,但其也有违宪、违法的问题。
地方政府应履行立法者审慎义务,通过依法治理、公众参与来制定公共政策,使其政策的公信力提升,破解法理困境。
一、限牌令的法理正当性评述限牌令作为一种有着良好期望的公共政策,其制定必然是为了追求社会公益的实现。
站在限牌令制定者的角度或从推崇限牌令的角度看,其必然有一定的法理正当性。
笔者认为其正当性见之于公私权的调和。
在法学理论中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始终是一对博弈的概念。
公共利益衍化出秩序价值、和谐价值与公民私权利调和而产生一种选择上的正当性。
其法理正当性体现如下:(一)限牌令是平衡私权利与公益的产物众所周知,法治社会的民事领域里遵循着法无禁止即可为原则。
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一旦拥有权利,人们尽可能会把权利滥用到极致。
而我们所追求的合理社会,私权利不能没有边界,也不能不加以制约。
法学理论认为:限制自由的理由主要是侵害公共利益。
[1]160如果这种共同利益被损害,势必导致个体自由的丧失。
所以,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规范中都存在着基于公共利益可以对个人的宪法基本权利采取限制的条款。
限牌令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学界有一定的共识。
功利主义法学代表人物边沁(JeremyBentham)认为所有人的最大幸福,是立法的目的。
[2]29德国学者纽曼斯克奴(Roman Schnur)认为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多数人涉及的利益。
[3]73而国内学者王景斌也认为公共利益的受益对象必须达到一定数量。
[4]134笔者认为,理解公共利益应该回到启蒙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社会契约论》中:任何国家权力无不是以民众的权力(权利)让渡与公众认可作为前提的。
案例分析题1、1月23日,杭州市散装办派执法人员甲与乙前往市预制构件厂现场检查。
AB_AD_C_D_ABCD2、2004年8月12日,甲从某海关进入我国境内,入境时,甲未携带任何物品。
AB_ABCD_D_ABCD_B3、2006年12月1日,某县工商局张某到个体经商户李某的音像商店,在未出示证件的情况下称有人举报李某出售《神秘园》盗版光碟, D_ABC_B_AD_C4、2006年6月的周日晚上,赵某驾车前往某饭店参加大学同学毕业十周年聚会。
A,BC,ABCD,CD,BC5、2007年8月王某经县矿产局许可,在该县郊区的某处开采铅矿。
CD_ABD_AB_ABC_AC6、2007年9月24日,某市劳动局的执法人员到个体户吴爱华的工厂进行检查,发现有多处不符合劳动安全卫生标准, A_D_BCD_AC_AD7、2008年7月5日,某县环保局执法检查发现某热电公司新增一台锅炉和发电机组,未经验收投入生产至今,ACD_BCD_ABCD_CD_ABCD8、2009年10月5日,拉某(阿拉伯人)和丁某(中国人)未经依法批准,在某市开办了一所阿拉伯学校,专门招收外国学生就学。
AB_ABCD_ABCD_AC_D9、2010年7月29日,某县工商局在执法检查时发现某饮食店无工商营业执照,即派一名执法人员对该饮食店店主王某进行调查询问, ACD_ABCD_ABCD_ABCD_ABD10、A市B区政府临时设立的“拆迁办公室”经本市人民政府的批准,AC,AB,ABCD,D,ABD11、B市甲因父母工作变动转入A市某小学就读,表现优秀。
正确答案为C_BD_D_ACD_D12、C市A区人民政府为了发展家具工业,以区政府办公会议纪要的形式决定设立家具工业园,并决定入园企业可以先建工厂后补办用地手续。
AC_BC_BD_AC_C13、甲某系某出租汽车公司司机,2008年9月4日下午,甲某驾驶其出租汽车行至A市B_AC_BCD_ABCD_ACD14、甲与乙婚后购买一套房屋,产权证载明所有权人为乙。
纳特—巴可夫模式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应用——以杭州限牌令引发的政府信任危机为例摘要:随着事件危机事件的频发,提高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然而,现有的政府危机管理模式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仍显疲软,其中在战略视角上尤其令人担忧。
因此,笔者将纳特—巴可夫模式融入到政府危机管理中来,从战略角度为政府危机管理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本文先是从研究意义与方法上对全文的中心思路进行论述。
接着笔者通过纳特—巴可夫模式的框架分析和适用性分析来证明该研究方向的适用性。
然后,笔者切入杭州限牌令案例,从案列介绍、问题分析、对策分析三个方面对纳特巴科夫模式在具体案例里的应用做了一个详细的阐述。
最后,笔者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得出危机预管理将是政府在危机管理中可以努力的方向这一结论。
关键词:危机管理限牌令模式应用Nutt peskov model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government crisis management——Hangzhou card limit government trust crisis as an exampleAbstract: As the crisis events,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crisis management has become a problem to be solved.However, the existing government crisis management mode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is still weak, which is particularly worrying in the strategic perspective.Therefore, the author will Nutt - Peskov model into the government crisis management, from a strategic point of crisis manageme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a new direction.This article first from the research significance and the method of full text on the central idea is discussed.Then the author through Nutt - Peskov model analysis and the framework of applicability analysis to prov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research direction.Then, the author into HangZhou card limit cases, from the case introduction, problem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analysis of nutter peskov model in the specific case of application made a detail.Finally, the author of the full text is summarized, an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risis management will be in the government crisis management can efforts in the direction .Keywords: Crisis management card limit model application一、引言(一)问题与研究意义随着经济社会的极速发展,我国现下逐步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渡。
结合案例说明行政辩论的特点行政辩论是指在行政领域中存在的不同观点和利益之间进行的辩论和讨论。
它是一种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在于客观性、复杂性和公众参与性。
本文将通过一个实际案例,详细分析行政辩论的特点。
以中国上海市实施新一轮机动车限行政策为案例,可清楚地展现行政辩论的特点。
2024年,上海市政府出台了机动车限行政策,根据车牌尾号实行工作日限行。
这一政策引发了广泛的辩论和争议。
首先,行政辩论具有客观性。
在机动车限行政策的辩论中,各方面主张都基于一定的数据和事实。
政府主张限行政策可以有效控制车流量,减轻交通拥堵,改善空气质量,提升市民出行质量。
而反对者则认为限行政策在短期能够减轻交通拥堵,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交通问题,还给市民带来了不便。
双方辩论都以相关数据和实例为支撑,追求客观性。
其次,行政辩论具有复杂性。
在机动车限行政策的辩论中,涉及到多个利益主体。
市政府需要平衡交通拥堵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市民出行权益等多个方面的利益。
而市民则关注自己的出行便利和生活质量。
此外,还有社会经济利益、商业利益等因素需要被综合考虑。
这种多利益主体的复杂性使辩论变得较为复杂和困难。
再次,行政辩论具有公众参与性。
机动车限行政策的辩论中,广大市民、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各种各样的人群都可以参与辩论。
他们可以通过媒体、互联网等渠道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以此案例为例,市民通过网络声援或反对限行政策,专家学者则进行相关研究和评估。
这种公众参与性对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起到一种监督和约束的作用。
最后,行政辩论具有实践性。
行政辩论中的观点和主张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更重要的是对实际问题进行解决和决策。
在机动车限行政策的辩论中,政府最终需要考虑各方利益,做出一项具体的政策决策。
决策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市民的生活和社会的运行。
因此,行政辩论更加注重实践性,需要政府和其他利益主体共同努力,找到一种最为合理和可行的解决方案。
总的来说,行政辩论具有客观性、复杂性、公众参与性和实践性。
浙江省执法考试案例分析题(1)案例分析题李东在某市东城区开了一家红楼XXX,2008年12月市文化局和市公安局以该XXX在经营活动中有群情活动为由,以共同名义对其赋予2万元的罚款,红楼XXX别服。
1.假如红楼XXX欲申请行政复议,依法能够向哪些机关提交复议申请?2.假如红楼XXX依法向东城区人民政府提交复议申请,东城区人民政府应当怎么处理?3.假如红楼XXX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而市人民政府决定别予受理。
在此情形下,红楼XXX能够寻求何种救济途径?4.行政复议行为的性质是?5.对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别服,是否能够向复议机关的上级机关申请再复议?答案;A,BC,ABCD,D,A,2009年10月5日,拉某(阿拉伯人)和丁某(中国人)未经依法批准,在某市开办了一所阿拉伯学校,特意招收外国学生就学。
2010年6月24日,某市教育局执法大队依据(教育法)第二十七条、七十五条规定和《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一条规定对拉某、丁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1、撤销拉某和丁某非法举办阿拉伯学校;2、没收违法所得。
现拉某和丁某别服行政处罚决定,以为应适用国家教委《对于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暂行治理方法》的有关条款处罚,从而提出复议申请。
1.下列哪些规范性文件能够设定行政处罚?2.《教育法》能够设定()的行政处罚:3.就法律适用的普通原则,以下讲法正确的是?4.拉某、丁某对某市教育局执法大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别服申请复议的,可向下列啥机关提出?5.拉某、丁某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要求撤回行政复议申请,则答案:AB,ABCD,ABCD,AC,D,A市B区政府暂时设立的“拆迁办公室”经本市人民政府的批准,在B区某地段举行都市房屋拆迁改选。
B区“拆迁办”遂公布了名为“限期拆除违章建造”的公告,认定该地段的36户居民的部分房屋属于声音建造并限期30日内拆除,该当36户居民别服,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
1.对于B区“拆迁办”公布公告的行为,讲法别正确的是?2.对于本案的管辖,讲法正确的是?3.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哪些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4.本案中的拆迁公告属于?5.若在诉讼期间,30日的拆除期限已到,则答案:甲市某造纸厂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超标排放污水。
从行政法角度解读我国车辆单双号限行措施摘要:单双号限行措施从行政法学理论的角度讨论,其实质是具有国家行政权力的行政机关实际运用行政权、产生法律效果且表示于外部的行为,符合行政行为成立所需具备的主体要件、权力要件、内容要件和形式要件。
关键词:车辆单双号限行措施行政法交通管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各大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而有关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管理经验却相对滞后,造成了城市交通拥堵严重的现象。
为了缓解交通压力,我国部分城市开始实行单双号限行制度。
具体而言,单双号限行措施是指机动车按车牌尾号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其实质是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依据其职权对特定地域内的机动车所有人所采取的限制其机动车使用权的行为,是典型的交通行政管理行为。
[1]从行政法学理论的角度讨论,单双号限行措施实质上是具有国家行政权力的行政机关实际运用行政权、产生法律效果且表示于外部的行为,符合行政行为成立所需具备的主体要件、权力要件、内容要件和形式要件。
[2]目前,单双号限行措施已经在北京、武汉、广州、烟台、昆明等城市有限度地实施。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一般是通过交通行政处罚作为有力保障,对违反限号出行的车辆实行处罚以保证措施的有效性。
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强制性行政行为。
所谓的强制性行政行为,是由“行政主体单方作出的行为,它是行政主体以相对人之权利义务为指向,行政主体单方对于相对人之权利义务的设定、变更或免除的行为;就相对人一方来说,对于强制性行政行为必须接受和服从”。
[3]也因此,单双号限行措施具有以下特征。
一、以行政权力为基础行政权力是政治权力的一种,它是国家行政机关依靠特定的强制手段,为有效执行国家意志而依据宪法原则对全社会进行管理的一种能力。
单双号限行措施就是交通管理部门依照国家法律和行政职责行使行政权,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情况而采取的交通管制措施。
就其实施目的来说,是为了畅通城市交通,实现市民轻松出行,减少环境污染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其服务的对象是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受益者是广大市民。
组织行为学作业案例分析Q1:限行、摇号、提高停车费,北京治堵有哪些利弊?答:使用激励——保健理论进行解释。
限行对于经济条许可的家庭刺激了购第二辆车的需求,属于激励因素,人为增加的交通的拥堵。
摇号扭曲了市场真实的购车需求,为了增加摇中的概率,往往会提前报名,全家排号,参加摇号成为一种保健因素,从而使真正有购车需要的用户购车难度大大增加。
提高停车费对于治堵有一定效果,但是由于公车对于停车费不敏感,进不到激励作用,而公车正是使用频繁最高的车辆类型,因此治堵效果有限。
根据激励-保健理论建议做如下改进:1.取消限行,降低人们对第二辆车需求。
2.摇号前缴纳押金,摇中不买者押金不退。
3.公车改革,私有化,强化提高停车费的激励效果。
Q2:抢盐风波说明了什么答:使用勒庞群体特性理论说明。
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人一旦加入某种群体,就可能会被该群体的极端口号所蛊惑,而失去基本的理性判断力。
这是因为孤立的个体面对世界有一种恐惧和无助感,因而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一旦成群,则有可能将个性之恶充分释放,给社会带来灾难。
---勒庞《乌合之众》抢盐风波与以住抢购风潮的最大不同在于,大众在信息几乎完全透明,而且绝不可能存在短缺的情况下进行抢购,将“以讹传讹”、“惊慌失措”演绎得淋漓尽致。
因此比以往任何一次抢购都更彰显出国人在集体行动中的理性贫瘠、智识狭隘的特性。
抢盐风波再次折射出国人的生活哲学太过简单、投机。
一方面,信奉“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安危观。
于是“日常抉择”,简化为“轻信、求稳”,甚或是“强迫症式”的跟风盲从;另一方面,人际沟通热情却怯于担当——即便有人对“抢盐”存疑,也多半无心悖逆亲人意愿。
中国家庭,普遍呈现“中庸状”。
一切涉及科学、真相、知识的抽象争论,往往止于夫妻、父子、母女的亲情伦常之前。
这次的抢盐风波,应该说,只是中国未来可能产生危机时一次有趣的预演,从中看到了许多问题,如何预防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值得政府和每一个有知识的中国人深思。
公共管理案例分析公共决策(一)从8月12日到8月21日,在京、津、杭、深四个城市里,公安交管部门发放的?二○○二?式机动车牌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短短的十天中,人们从最初的兴奋、好奇、肯定中,慢慢咂过味来,直至最后理性的思考占了上风:?个性化?也应该有?法度?!8月21日,新车牌被暂停发放。
四城市交管部门发放?个性化?车牌依据的是《公安部关于开展启用?二○○二?式机动车号牌试点工作的通知》(公交管“2002”85号),无疑问题就出在这个依据上。
按照这一?通知?,纪念日、姓名、公司名称等都有可能?化?为新车车牌号。
于是,被称为最具?创意?的号码,如?USA〃911?、?FBI〃001?、?IBM〃001?、?SEX〃001?、?CHN〃001?等相继出炉,车主们在享受个性张扬带来的巨大精神满足的同时,这一?通知?也开始接受国家法律与社会道德的拷问。
依照行政法有关理论,任何行政规范性文件都必须依法制定,既不能与宪法、法律相抵触,也不能与法规、规章相抵触。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现有的法律规范中没有明确的关于注册车牌的法律规定,但问题就出在,?通知?对现行法律条文尽到了应有的注意,却忽略了法律中所体现出的法律原则与理念。
如,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活动必须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对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进行了严格规范,如第九条规定:?企业名称不得含有下列内容和文字:(一)、有损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二)、可能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者误解的;等等。
在个性化车牌政策的整个酝酿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媒体报道过政策制定者为此召开过听证会。
政策叫停之前,并没有任何征兆,车管部门甚至还在叫停几天前通过媒体向人们保证,数分钟之内就可以制作一个车牌,车主们大可不必扎堆儿办照。
而叫停之后,相关部门也没有随之给出正式的解释,一纸公告?系统故障?,任凭广大群众云山雾罩。
而作为政策的相关者,群众本来是有知情权的。
案例分析:杭州“限牌令”的行政组织伦理分析经管教学部丰云整理编辑【案例分析】:1.行政组织伦理的含义对于行政组织伦理的含义界定,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本文借鉴高力对行政组织伦理的解释,即行政组织伦理是行政管理领域中的角色伦理,以行政组织伦理或者行政组织系统为主体,或者以行政组织为主体,是以“责、权、利”的统一为基础,以协调个人、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为核心的行政组织行为准则和规范系统,是通过行政组织行为体现出来的社会道德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内容。
从其定义中可以看出,与行政人员的个人道德相比较,行政组织伦理不仅在目标定位上注重体现行政价值与公共利益,而且强调个人、组织与社会整体的行政组织行为准则与规范的系统构建性,最终实现道德的主体性和规范性的高度统一。
2.行政组织伦理视角:杭州“限牌令”分析行政组织伦理是国家通过行政管理维护、保障和实现公共利益的关键要素,其作用就在于高效、公平地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
2.1程序公正行政组织伦理不仅强调行政主体最终行政行为的原则性与道德性,而且注重在公共权力行使过程中的合法性与规范性。
行政程序就是这样一种行政管理方法,它依照时间将每项行政管理活动的整个进程划分为若干例行的次序、步骤与环节,以协调和促进某项行政工作的完成。
[8]纵观杭州市政府限牌政策的整个出台过程,其在程序规范与合法方面确实是存在一定的问题。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国发〔2008〕17 号)以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意见》规定“要扩大听证范围,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听证以及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都要进行听证”.[9]但是,杭州市政府在对外发布《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的通告》之前并未进行相关的民意听证工作。
此外,不少民众指出杭州市政府网站上公布的关于征求意见的公告,竟是与《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的通告》在 2014年 3 月 25 日同一天对外发布。
公共管理案例分析《公共管理案例分析》课程论文评阅表学号 09110125 班级行政管理1班姓名王开琴论文题行政决策的性分析——北京机动车限行政策目评分依评分标准得分据正确、有新意、有创见正确、有一定新意论点基本正确错误较明显完全错误充分、资料翔实、真实可靠较充分翔实论据一般较少空乏无力论证严谨、思路清晰、逻辑性强、有较强说服力,引文准确论证较严谨、思路较清晰、符合逻辑、有一定说服力,引文准确论证思路较清晰、引文较恰当有一定的说服力紊乱、自相矛盾、大段抄袭他人文章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层次清晰结构合理、符合逻辑、层次分明结构结构基本合理、层次比较清楚、文理通顺有不合理部分,逻辑性不强结构混乱、文不对题、或有抄袭现象见解独特,对问题分析透彻,且非常全面有自主的见解,对问题的分析比较深入全面深度和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分析的深度、广度一般广度分析比较深入全面对问题的分析既无深度,又无广度格式完全符合规范,字数在3500以上格式比较规范,字数在3000以上格式基本符合规范,但有个别地方不合规,字数在2500以上规范化格式规范性尚可,但不足之处较多,字数在2000以上格式不规范或字数严重不足总分备注:以上评分标准仅供参考。
教师签名:张东阁第 1 页行政决策的性分析——北京机动车限行政策摘要:行政决策是公共决策的重要表现形式,其特征在于日常性以及对公众利益影响的广泛性。
从内容上看,行政决策具有技术和专业性特征,因而其科学化需求更加强烈。
“行政决策科学化”实际上指向一种决策的技术理性诉求。
然而仅仅具备“理性”的行政决策是否就是最完善的决策了呢,为保证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期间交通正常运行和空气质量良好,履行申办奥运会时的承诺,北京市人民政府对机动车制定了限行政策,针对这一机动车限行政策,政府、公众、舆论、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关注与意见,可以从行政决策的多个方面对这个政策进行分析。
关键词:行政决策,公众利益,科学化,民主性,北京,限行政策一、北京机动车限行政策:个案基本情况为保证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期间交通正常运行和空气质量良好,履行申办奥运会时的承诺,北京市政府制定了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政策。
2014浙江公务员面试时事热点:杭州交通局副局长解读限牌热点问题杭州交通局副局长解读限牌热点问题双限”新政在昨日7点发布后短短数小时内,杭州市交通运输局96520热线就接到了185通市民咨询电话(截止今天凌晨1点)。
这185通电话中,多数是咨询“限牌”的内容。
今天下午3点,浙江在线记者针对限牌中的热点问题联系了市交通运输局,市交通局副局长陆献德对此一一答疑解惑。
公证费收取200元主要是针对投机囤牌者在“限牌”实行后,26日0时前购车的市民可以通过公证的方式,无需摇号或竞价就可以获得新号牌。
不过,每次公证市民要花费200元的价格,对此不少在“限牌”前购车的市民觉得价格偏高。
“制定200元的公证费其实并不是政府为了借机赚钱,200的价格乘以购车人数并不是一笔大收入,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针对投机囤牌的人。
”陆献德说。
确实,在“限牌”公布前有不少投机者大肆购买低价车,抢先囤下不少车牌,准备在“限牌”后大赚一笔,为了抑制这样的投机行为,所以调控版才决定公证价格为200元。
竞价不像拍卖会出价后有一次改价机会“限牌”后,增量指标的申请和获得成了目前无车族最关心的一点,获得指标的方式分为摇号和竞价,那究竟该怎么竞价呢?陆献德介绍,开放竞价后,所有的竞价将在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进行,竞价车主无需到现场,像开拍卖会一样的喊出明价。
“你只需要在网上输入自己的竞拍价格就行了,所有人都看不到其他人的出价数目,不过系统会在出价一段时间后给出一个均价,竞价者可以根据均价调整一次自己的出价。
”陆献德说。
目前,竞价的最低限度是1万元,上限则暂不封顶,“对于3万元封顶的说法,我从来没有听过。
”摇号机会针对个人不考虑以家庭为单位在“限牌”的文件中,规定只要是符合条件的个人,就可以申请摇号获得增量指标。
针对这一规定,不少市民提出是否可以以家庭或夫妻为单位,摇号对于无车的刚需家庭相应倾斜,夫妻双方有一辆车的则摇号难度更大些。
“以个人为单位摇号是最公平的一种的方式,符合条件的人人有机会。
杭州限牌折射的城市交通管理决策难题作者:吴伟强吴安琪来源:《杭州·生活品质版》 2014年第5期交通拥堵不仅仅是一个交通问题,它影响城市的品质和市民的生活品质,降低了城市的竞争力,危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杭州市政府推出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政策,对改善大气质量,缓解交通拥堵,有积极的意义。
但政策制定过程中出现的些许纷扰,也值得我们关注。
行政与法律的匹配性按照中央“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精神,城市交通管理的任何决策都应该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否则就会遭受合法性的质疑,应此要坚持立法优先。
《杭州市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政策》的法律依据的是《浙江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中的第十一条,遵循了中央“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行政准则。
限牌方案征求意见稿中一些实施细则的规定,也遵循了基本的法理,特别是均衡性和公平性的问题,比如单位车辆和私人车辆一起受限,一手车和二手车区别对待,已购车辆者和未购车辆者的差异化问题,摇号和竞价并行,限牌和限行同步实施,等等。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该方案的设计,沿袭了法律规范的严密性和逻辑一致性,尽可能避免出现政策漏洞,比如少数市民试图用囤积车牌的方式牟利,对于这种投机性的行为,限牌方案明确规定“工商部门会同贸易部门于2014 年3 月26 日以前对各二手车交易市场2014 年3 月26 日零时前二手存量小客车进行盘点”,也就是说2014 年3 月26 日零时前已经投入交易过程而未完成交易的二手车才可以免除购车指标进行正常交易,这就封杀了囤积居奇谋取利益的途径。
但不可否认,目前城市交通管理还缺乏完善的法律支撑。
突出的问题是两个,第一是法律空白尚存。
第二是地方性条例法规与上位法存在冲突。
比如,对杭州限牌的质疑之一,就是公交分担率仅20% 左右,公共交通系统难以承载城市主要交通流,为何以限牌方式抑制私人交通?实施多年的公交优先战略,并没有使公共交通的服务质量达到市民满意的水平。
根源之一,是目前还没有《公共交通法》,公交优先的诸多措施因缺乏法律保障,难以实施。
案例阐述限牌治堵,是缓解交通压力还是转嫁管理责任案例背景: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汽车产业化的发展,汽车价格逐步下滑,汽车拥有量亦大幅增长,我国已进入汽车平民化时代。
但是,汽车进入千家万户表明民众生活质量提高,却也带来不少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矛盾,就是导致各大城市出行拥堵,以及愈发严重的尾气污染。
如何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已经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为治堵,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相继推出了汽车“限牌”令,近日杭州市亦加入“限牌”阵营:3月25日晚7点,杭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3月26日零时起,全市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增量指标要通过摇号或竞价方式取得。
“限牌”详情公布后,多家汽车4S店灯火通明地接待前来购买新车的市民,很多市民漏夜挑车,想赶在26日零时之前购买新车。
“限牌”是为了控制总量、减缓增速。
作为全国最早限牌的上海市,有专家认为,上海的人口规模、人均收入都比北京要高,但小汽车实际拥有率却比北京要低。
这就是多年来实施限牌的效果体现。
北京购车限牌新政实施后的首个季度监测数据显示,工作日平均拥堵持续时间1小时15分钟,与上一年度同期的2小时15分钟相比减少1小时,有一定效果。
不过大部分市民认为交通拥堵问题依然没有得到缓解。
实施3年后的今天,北京拥堵依旧。
“限牌”真能减轻交通、环保压力,还是转嫁城市管理责任,随着杭州市相关措施的出台,引发了新一轮讨论和关注的持续发酵。
支持者的意见:从大气污染防治形势看,实行“限牌”措施势在必行。
近年来,中国许多城市多次持续出现严重雾霾天气,给公众生活与出行带来各种不便。
以杭州市为例,机动车尾气排放对大气PM2.5的贡献率高达39.5%,机动车尾气污染已经成为城市空气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是形成雾霾天气的重要原因。
可想而知,如果不及时“踩刹车”,严控机动车增长速度与通行数量,将很难从源头上对大气污染进行有效防治。
关于杭州汽车限牌政策的分析与思考作者:姜晶津来源:《西部论丛》2018年第09期摘要: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问题随之产生。
城市交通拥堵愈演愈烈,治堵已经成为城市社会问题治理的重心。
继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城市之后,杭州也加入了机动车限牌城市的行列。
与以往不同的是,杭州此项政策出台招致的媒体抨击与舆论反弹显著高于前几个城市。
随着多次辟谣之后“限牌令”落地,“突袭式”政策带来的争论不断,引发对政策制定的深度思考。
本文仅对杭州汽车限牌政策制定的程序性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一些建议。
主题词:杭州;限牌;突袭;公共政策一、基本情况2014年3月25日晚7时杭州市突然宣布自2014年3月26日零时起实施“限牌令”,规定市民今后将通过摇号+竞价相结合的方式,获得8万个年度配额车牌。
这一突如其来的“限牌令”把在杭州延烧多日的汽车抢购风潮在最后几小时里推向顶峰,一些汽车4S店甚至被“挤爆”。
杭州“限牌”自2013年起屡屡盛传,每次的既定模式为:4S发布即将限牌消息——车市升温——政府相关部门进行辟谣。
两年间,愈传愈盛的杭州“限牌令”经历了多个“狼来了”的版本后,终于尘埃落定。
然而,自杭州“限牌令”发布至今,对于限购令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不禁让人产生质疑,如此仓促“限购”,是否一种“懒政思维”的表现,是否会加剧社会的不公。
且不论汽车限购这一政策是否侵犯了公民的权利和限购是否能真正解决城市拥堵与环境污染问题,仅从政策制定的程序一项就值得政府部门深刻反思。
二、问题分析(一)决策过程缺少公众参与当下,机动车已然成为顺应现代都市生产生活的重要交通工具,对于公众而言是生活生产的必需品,“限牌令”会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其政策调整与变动缺少公众参与过程,这个意义上说,突然限牌,显然有违公共政策的基本决策程序。
一方面,制订并出台限购政策的初衷,可能是为了治堵、防霾,从这一政策的方向和路径来看,事关全体民众的公共利益的事情就应该由民众来参与决策。
限行分析报告1. 引言限行政策是指由政府出台的对机动车辆以及其他特定车辆实施行驶限制的措施。
这种政策旨在减少道路拥堵、改善交通流动性、降低空气污染和噪音等问题。
本报告将对限行政策进行分析,并评估其对城市交通系统的影响。
2. 限行政策的背景限行政策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一些城市开始出现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市民的出行质量,也对城市的发展造成了限制。
因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交通拥堵和改善环境质量。
限行政策作为其中的一种措施,逐渐在世界各国得到采用。
3. 限行政策的实施限行政策通常根据机动车辆的排放标准、尾号等因素来确定限行的时间和区域。
一般情况下,政府会在高峰时段限制某些车辆的行驶,如限制尾号为偶数的车辆在周一、周三和周五上路,限制尾号为奇数的车辆在周二、周四和周六上路。
有些城市还会对某些特定车辆,如危险品车辆、货车等进行额外限制。
4. 限行政策的影响4.1 减少交通拥堵限行政策通过限制车辆的数量和行驶时间,减少了道路上的车辆密度,从而缓解了交通拥堵现象。
研究表明,在限行政策实施后,交通拥堵指数显著下降,道路出行速度提高。
4.2 改善空气质量机动车辆是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
限行政策可以减少机动车辆的排放量,降低空气中的污染物含量,从而改善空气质量。
研究表明,在限行政策实施后,空气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
4.3 促进公共交通发展限行政策使得机动车辆的使用受到限制,使得人们更加倾向于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这进一步促进了公共交通系统的发展,提升了公交出行的便利性和服务质量。
4.4 经济影响限行政策的实施对部分相关行业可能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例如,汽车销售量可能受到限制,相关产业链可能面临挑战。
但与此同时,限行政策也推动了新能源车辆的发展,带动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增长。
5. 限行政策的评估与改进限行政策在缓解交通拥堵和改善空气质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案例分析:杭州“限牌令”的行政组织伦理分析
经管教学部丰云整理编辑
【案例分析】:
1.行政组织伦理的含义
对于行政组织伦理的含义界定,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本文借鉴高力对行政组织伦理的解释,即行政组织伦理是行政管理领域中的角色伦理,以行政组织伦理或者行政组织系统为主体,或者以行政组织为主体,是以“责、权、利”的统一为基础,以协调个人、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为核心的行政组织行为准则和规范系统,是通过行政组织行为体现出来的社会道德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内容。
从其定义中可以看出,与行政人员的个人道德相比较,行政组织伦理不仅在目标定位上注重体现行政价值与公共利益,而且强调个人、组织与社会整体的行政组织行为准则与规范
的系统构建性,最终实现道德的主体性和规范性的高度统一。
2.行政组织伦理视角:杭州“限牌令”
分析行政组织伦理是国家通过行政管理维护、保障和实现公共利益的关键要素,其作用就在于高效、公平地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
2.1程序公正
行政组织伦理不仅强调行政主体最终行政行为的原则性与道德性,
而且注重在公共权力行使过程中的合法性与规范性。
行政程序就是这样一种行政管理方法,它依照时间将每项行政管理活动的整个进程划分为若干例行的次序、步骤与环节,以协调和促进某项行政工作的完成。
[8]纵观杭州市政府限牌政策的整个出台过程,其在程序规范与合法方面确实是存在一定的问题。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国发〔2008〕17 号)以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意见》规定“要扩大听证范围,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听证以及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都要进行听证”.[9]但是,杭州市政府在对外发布《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的通告》之前并未进行相关的民意听证工作。
此外,不少民众指出杭州市政府网站上公布的关于征求意见的公告,竟是与《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的通告》在 2014年 3 月 25 日同一天对外发布。
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指出,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 2014 年 3 月 26 日至 4 月 9日,各界人士可用信函、传真或网络邮件方式反馈意见,并请注明联系单位、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2.2民主责任
在公共行政活动中,行政组织需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对其行政行为负责。
可以说,行政责任是构建行政组织伦理的核心。
因此,行政组织的伦理必须要体现民主责任,这本身就是一种伦理行为。
现代政府既是民主政府,也是责任政府。
政府行政实践的核心问题是责任问题。
杭州市政府限牌令的出台引起民众对政府是否承担了相应民主责任的质疑。
在限牌政策中,杭州市政府说明了限牌的目的是为了治理大气污染,改善空气环境质量,有效缓解交通拥堵,实现小客车数量合理、有序增长。
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政府组织应该以民众的切身利益为导向,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地制定每项政策,切实承担相应的民主责任。
因此,行政组织有必要对其行政行为承担相应“团体责任”,并不断强化自身的责任意识,这也是行政组织伦理的应有之义。
2.3组织信任
信任是主体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对待符合自己利益的客体(个人、团体、组织等)相信并有所托付的心理趋向。
组织信任包括组织内部信任和外部信任两部分。
这里我们主要分析的是组织的外部信任,也就是公民与行政组织之间的信任关系。
回顾杭州市政府的限牌政策,之所以引起民众强烈的质疑之声,归根结底还是源自于政府组织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危机。
2.4制度激励
行政组织的伦理还体现在制度激励方面。
库珀曾说“仅仅通过培养正确的个人道德、或仅仅通过道德立法,就想保持负责的行为是何等困难。
公众利益通常通过价值观、道德准则和法律得到表达和实施,但对抗的组织力量却可以将它们统统推翻。
”
因此,为了实现行政组织的伦理道德建设,就需要将组织设计成“道德的组织”,通过制度激励保持行政组织在伦理上的合理性。
规范合理的组织制度能够激励行政组织的道德行为。
对杭州市政府限牌政策的种种争议与质疑,恰从侧面反映出政府组织内部制度缺陷所引起的负面效应。
首先,在限牌令出台的当天,当大部分民众还在辨别讹传信息的真伪时,却有很多 4S 店已经打出“限牌倒计时,速度抢车”等营销广告。
而对于这种“泄密”行为的责任追究,杭州市政府并未依据相关组织制度的规定采取相应的惩处措施。
其次,杭州是国内第六个实施限牌的城市,方案的设计也参照了国内其他 5 个城市的实施细则,本应更为优化,但这套方案设计并未很好地体现比较优势。
综上而言,为了实现行政组织的伦理建设,组织制度应当融入伦理道德的规范性与约束性,明确规定行政组织的各种奖惩办法,保证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3行政组织伦理冲突的解决之道
从行政组织伦理的角度来看,杭州“限牌令”之所以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民众广泛的讨论与质疑,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政府组织在伦理建设方面缺乏道德规范性与伦理约束性,没有真正做到以民众的根本利益为导向。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库珀提出的方法,通过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的方式对失范行为进行矫治,从而不断加强我国行政组织的伦理建设,提高其伦理水平。
在内部控制方面,主要是从组织文化和组织制度入手,在行政组织内部,形成一种自觉保持以维护、实现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的行政品质与组织氛围。
行政组织伦理建设将为行政主体的伦理行为和规范地行使公共权力提供支持性环境。
因此,行政组织内部应当营造一种遵循道德原则与伦理规范的组织文化,着重强调行政行为的公平公正。
同时,在注重管理
职能、追求效率的同时,组织文化要更突出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更多考虑公共目的和公共利益,积极回应公众需求,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积极提供公共服务。
由于政府组织内部没有形成遵守行政组织伦理的组织文化,缺乏相应的伦理规范约束,导致限牌政策在公平公正方面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最终影响整个限牌政策的实施效果。
张康之在论述公共行政道德化的时候认为:“首先是其法律制度、权力体制、组织结构、公共政策及典章制度等具有道德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能够协调组织、机构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和改善公共行政的服务供给,使整个体系进入良好的运行状态。
”
因而,在组织制度方面,行政主体既要重视制度内容的道德性,还要注重组织制度的落实。
所谓行政组织伦理的外部控制主要是指通过设立或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定规范,在各层面的伦理监督下,加强对行政组织的控制,使其组织行为符合行政组织伦理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并能很好地实现公民的合理期望。
4结论
杭州“限牌令”从发布实施至今已经近一年的时间,然而限牌政策所引起的余波直至今日却仍未结束。
综合来看,限牌政策在治污、治堵方面确实取得了实质性的效果,然而
在政策实施中所反映出的行政伦理建设方面的诸多问题也确实发人深省。
就当前的行政管理活动来看,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行政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一个道德义务的主体,行政组织承担着相应的伦理责任。
行政组织伦理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协调与行政组织运行相关的各层伦理关系,在公共事务中保障、维护并实现公共的利益。
从行政组织伦理的四个方面即程序公正、民主责任、组织信任和制度激励对杭州市限牌令的分析,不仅能够反应出杭州乃至我国政府组织的诸多伦理困境,还能从杭州限牌政策的得失中为我国行政组织伦理建设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鉴于此,我国的行政组织伦理建设可以通过行政组织内部的组织制度与组织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行政道德品质和组织伦理氛围,再结合行政组织外部的公共监督体系,加强公共舆论监督,从内外两面入手,规范和控制伦理失范行为,最终实现行政组织伦理的目标,提高我国行政组织的伦理水平。
2015-06-19 来源:学术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