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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信条第三条注释
比利时信条第三条注释是关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
其注
释如下：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比利时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是民
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言论自由包括个人表达自己的意见、思想和信仰的自由，以
及接受和传播信息的自由。
新闻自由是指媒体和记者在采访、发布新闻和评论时的自由，以及公众获得多样化和独立的新闻来源的权利。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实施应该受到法律的限制，以保护他
人的声誉、维护社会安全和公共秩序，以及防止侵犯他人的权利。
这些权利的限制必须严格符合法律规定，并且必须平衡保护
个人权利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
政府在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时必须遵循透明、公正和合
法的程序，并为其决定提供合理的解释和辩护。
媒体在行使新闻自由时应该秉持真实、客观和公正的原则，
准确地报道事实，避免歪曲和捏造信息。
公众应该对媒体的报道保持批判性思维，不盲从，通过多样化的信息来源来获取全面的信息。
同时，公众也有权利向媒体提供反馈和批评，以促进媒体的发展和改进。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保护是构建开放、民主和包容的社会的基本前提，应该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和努力。
浅析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最初被表述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在人类历史上，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崛起，一些思想家在17～18世纪率先提出了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
新闻自由观念在西方的发展经历了从约翰·弥尔顿到约翰·洛克到密尔，最后由杰弗逊把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付诸实施，用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
而中国的新闻自由观则是外国传教士传入的。
国人新闻自由的思想是由太平天国时期的洪仁玕首次提出。
此后，随着中国社会与西方国家更加频繁地接触，王韬、郑观应、梁启超、康有为、严复以及孙中山等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也对西方的新闻理论与实践进行研习，并将其中部分理念引入中国，付诸于各种报刊活动中。
西方的新闻自由的特点主要体现在：1．西方的新闻自由思想有着深厚的政治、哲学基础。
由于西方社会的政治民主和宗教自由的增长，以及自由贸易与旅行探险的扩展，自由放任主义经济被社会广泛地接受，再加上启蒙运动的推动，新闻的自由主义观念应运而生。
2．西方的新闻自由思想在民众中是普遍的，彻底的西方新闻自由观念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西方社会争取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斗争过程是极其惨烈的。
3．西方的新闻自由思想被看作是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权力。
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不需要任何人恩赐的，把个体自由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相对比西方而言，中国的新闻自由的特点：1．新闻自由观念的工具理性代替了价值理性在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间的近70年里，中国近代报人基本上是围绕抵御外辱、自救图强的主题来探讨“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
在五四运动以前，新闻自由在中国是当作一种武器来使用的，即是当作一种通往国家富强、民族文明的工具来看待的。
无论是在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时期，还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先进的中国人争取办报自由基本上是为了保国保种，救国图存，这和西方的新闻自由观念毫不相干。
新闻自由的理念被误读成了一种武器，这种从实用角度出发，在西方争取办报自由的历史上是没有的。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主体及其法律保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各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宪法权利，[1]新闻自由则在许多国家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对言论自由做扩大解释时认为言论自由包括了新闻自由。
学者们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内涵和外延及其差异已有较多论述，[2]笔者在此只想重点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主体及其法律保护的问题做一些分析。
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主体（一）言论自由的主体是“自然人”言论自由的主体应当是“人”，一般是指作为个人的公民，如法国《人权宣言》第11条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21条第1款规定：“每人均有以口头、书面及他种传播思想之方法自由表达思想之权利。
”[3]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的自由。
”作为个体的公民，其言论表达的形式有口头和书面两种，口头的言论自由一般包括说话、议论、争辩、演说、讲学等，这是自然人表达意见的特有方式（法人往往不具备这种表达能力），这种口头的言论又可以分为私下场合的言论（如说话、议论、争辩）和公开场所的言论（如辩论、演说、讲学）。
有学者强调言论自由有口语化、公开化的特点，“是公民以口语的形式，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前提下，公开发表意见、交流思想、传播信息、教授知识而不受干涉、约束和惩罚的自主性状态”。
[4]确实，“公开化”是言论自由与通信自由的主要区别，“口语化”则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著作自由、新闻自由区别开来。
但笔者认为，“口语化”是言论自由主要的、而非全部的表达方式，言论自由还应包括书面的表达。
书面表达的言论自由，是以书面形式表达意见的自由，但不应当包括出版自由，许多国家的宪法（包括我国）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并列，说明两者不是包容关系。
因此笔者认为，书面的言论自由是公民个人以除出版形式以外的其他书面形式表达的自由，如发言稿、手抄本、传单、小册子、未发表的论文或诗作、电子邮件、手机短信[5]等。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及其界限摘要：近些日来，陈永洲恶意虚假诽谤中联重科一案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随着长沙警方跨省抓人的发生，《新快报》的”请放人”事件更是将陈永洲案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笔者欲以陈永洲案为线索，对比各国关于言论自由之规定，深入探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及其界限，并说明其利弊以及怎样做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之平衡。
关键词：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舆论监督宪法权利限制一、陈永洲事件的始末以及相关评论《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曾于2012年9月26日至2013年6月1日发表十余篇有关中联重科“利润虚增”、“畸形营销”、“利益输送”及涉嫌造假等一系列批评性报道。
2013年10月23日，《新快报》以标题为“请放人——敝报虽小，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的头版新闻向跨省抓人的长沙警方示威。
直至2013年10月30日，长沙市岳麓区检察院以陈永洲收人钱财，虚假诽谤中联重科的证据，以及造成的中联重科股票狂跌，亏损巨大并严重损害广大股民利益的严重社会后果对其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逮捕。
对于此次陈永洲事件，社会评论各异。
《人民日报》对陈永洲的行为做出了眼里批评，称“当许多记者怀着理想和道义，追问事实与真相的同时，也有一些害群之马，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吃拿卡要、敲诈勒索，把本是服务大众的媒体，当成谋取个人、小团体利益的私器。
这种行为，让公众厌恶，令同行不齿6ygb ，也使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受到损害。
坚决反对新闻敲诈，是维护法纪的需要，也是行业整风的需要”。
中国记协也对此持同样的态度；而有关专家学者却不然：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刘兵教授认为该案只是名誉侵权的民事纠纷，并指出损害商业信誉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表现为直接故意，即有并且以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为目的，因此，间接故意与过失不构成本罪。
”可见，在刘教授看来此事的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并没有如事实所定性的触犯刑法之严重程度。
笔者认为，无论陈永洲行为的恶劣性严重与否，要以民还是刑对其定性及处罚，他都严重触犯了我国根本大法——宪法之规定。
新闻自由：从“星法庭”到“权利法案”，从《纽约时报》到《人民日报》江岳新闻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又译作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她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形成发展演进而来。
如今，新闻自由不仅是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使是在专制集权的国家里，统治阶层也会把她写进宪法装点门面，虽然现实与之相差千里。
然而不论如何，新闻自由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之一。
1948年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各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国际人权公约》及其三个子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任择议定书》。
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直接规定了各缔约国政府有保护新闻自由的义务。
但就是为了这一基本人权的实现，人类却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斗争。
在腥血过后，西方国家迎来了自由的阳光；而在东方，冲破专制的自由之路仍然路漫漫其修远兮？一“星法庭”（The Court of Star Chamber）公元1450年前后，德国美因茨的工匠古登堡（Johnnes Gutenberg）改进了金属活字印刷术技术，发明了欧式印刷术及印刷机。
当时正值文艺复兴运动遍及欧洲，印刷技术和复兴思潮的结合在欧洲引发了一场思想大地震：“由于印刷机的出现，因而产生了…危险思想‟的传播，远远超过这种思想创始人的直接影响这一前景，于是问题尖锐了。
”（《多种声音，一个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0）技术的进步直接威胁到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本能的恐怖使各国统治者先后颁布种种法令，严厉压制出版物。
在各种法令中，最“著名”的当是“星法院法令”。
1586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 1533—1603）颁布“出版法庭命令”，亦即“星法院法令”，对违犯者处以罚金、判处徒刑和肉刑，甚至可以进行不经辩护的秘密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