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律师法》第33条实施中的几个问题探析

公诉部门执行新修订律师法过程中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作者：卢锦豪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6期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07年10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08年6月1日起施行。

由于新修订的律师法赋予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更大的权利，事实上是对刑事诉讼程序作出了重大变动，对公诉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文现就公诉部门在过去三个月执行新修订律师法的过程中遇到的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阐述。

关键词新律师法公诉部门执行作者简介：卢锦豪，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6-136-02一、法律冲突无法解决的问题新修订的律师法对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取证权作了重大扩充，大大提升及拓展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作用。

现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规范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取证权的有关规定与新修订的律师法严重冲突。

对此问题，全国人大法工委明确答复：“新修订的律师法，实际上是以新的法律规定修改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此应按修订后的律师法的规定执行。

”表面上看，这个答复好象已经解决了法律冲突的问题。

事实上，法律冲突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仍未得到解决。

因为原来的《刑事诉讼法》，特别是相关的司法解释、司法指导意见（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取证权作了详细的、操作性强的规定，而现在仅仅以新修订的律师法寥寥数条、语焉不详的原则规定取代原有详备体系，使得基层司法机关无可参照、无所适从。

时至今天，仍未有权威、详备的解释出台。

于是，基层司法机关只好摸着石头过河，各自为政，各搞一套执行新修订律师法规程，严重影响了法制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律师的保密制度〕律师的保密制度摘要：在当代中国，随着中国法治社会的继续发展，律师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而律师的某些特性也被表面化了，本文要讨论的就是随着律师事业的发展，律师职业的保密问题。

关键词：职业规范保密义务隐私权利与义务的冲突“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当事人的隐私。

”——《律师法》第33条一、引言所谓律师的职业秘密，是指律师因其职务活动中所知悉的与其委托人有关且为其委托人不愿透露的事项。

首先，保守职业秘密是律师的重要义务。

作为律师这种特殊行业而言，保守职业秘密首先表现为一种义务。

即律师在接触任何案件之后，无论是在案件进行过程中，还是在案件结束之后，都负有不得泄露有关当事人信息的义务，如果律师违背该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其次，保守职业秘密也是律师的基本权利。

保守职业秘密不仅是律师的义务，也是律师的基本权利。

即律师不仅有权利自行保守在法律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当事人信息，而且有权利以保守职业秘密为由对抗第三人以及有关机关获取该信息的要求。

正是保守职业秘密的权利性质使得律师能够对抗任何其他要求和压力，实现保守秘密的需要。

再次，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应当为律师保守职业秘密提供基本的保障。

保守职业秘密既是律师的义务也是律师的权利。

即在有明确立法规定的前提下，有关国家机关比如侦查机关应当尊重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行为，而不能采取强硬措施；同时社会也应当为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行为提供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只有这样，才能为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实现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律师职业秘密的现行规定我国关于这方面的规定主要集中在《律师法》和《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中，《律师法》第33条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当事人的隐私。

”全国律师协会20XX年3月新颁布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第56条至59条分别规定，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其辅助人员不得泄露委托人的商业秘密、隐私，以及通过办理委托人的法律事务所了解的委托人的其他信息。

浅析我国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虽然全国大部分城市建立了援助机构，积累了一些经验，但目前仍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来规范，还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因此在实践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亚需解决、加以完善。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1、经费短缺，鱼待纳入国家财政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经费保障是法律援助工作正常开展的最根本条件之一，没有可靠的经费保障，法律援助工作就无从谈起。

在一些法律援助制度较为健全的国家，法律援助经费都依法被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由国家财政予以支付。

例如，2001年英国和荷兰的法律援助经费占到了其全国财政支出的1%，丹麦占到了0.5%。

我们再以邻国日本为例，日本法律援助经费来源主要是两个渠道:一是由国家财政拨款，这是经费的主要来源。

二是社会捐赠，这部分经费来源较少。

2001年日本政府民事法律援助经费25.75亿日元，占当年财政预算支出总额的0.03%。

刑事法律援助经费，都是由政府提供，实践需要多少经费政府就拨出多少经费。

2001年日本的刑事法律援助经费为66，28亿日元，占当年财政支出总额的0.08%。

法律援助经费每年由“法律援助协会”向法务省提出预算申请，经法务省审查批准后，列入国家财政支出计划。

①但由于我们国家尚未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国家财政，国家财政直接支出的法律援助经费少得可怜，2001年仅为5500万人民币，只占全国财政支出的十亿分之3.7，实属杯水车薪，法律援助经费只能靠法律援助机构去东凑西要。

每年的法律援助经费缺口太大，远远不能满足法律援助工作的实际需要。

当然，我们国家有些地方财政做得还是比较好。

例如，广州、北京和上海等地方每年都从财政中拿出一定数量的经费，来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运转。

可见，要保障法律援助工作的有效开展，必须通过立法的形式，把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以从根本上解决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研究兼论修订后的《律师法》实施问题一、概述随着法治社会的深入发展，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侦查阶段作为刑事诉讼的开端，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防止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行为的发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问题成为了法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

本文旨在探讨侦查阶段律师辩护的现状与问题，并兼论修订后的《律师法》在实施过程中对此问题的影响和挑战。

通过深入剖析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的法律依据、实践困境及解决路径，本文旨在为完善律师辩护制度、提升律师执业保障、促进司法公正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建议。

同时，通过对修订后《律师法》的解读，本文也期望为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和律师权益的维护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

1.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的重要性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阶段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它决定了案件是否能够进入审判阶段，以及被告人是否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在这一阶段，律师的辩护工作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及时的法律援助和咨询。

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往往处于极度恐慌和不安的状态，他们可能并不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也不知道如何应对侦查机关的讯问。

此时，律师的介入可以为他们提供法律知识的普及和指导，帮助他们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从而避免在侦查阶段出现不必要的错误。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可以为犯罪嫌疑人争取到更多的合法权益保障。

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通过与侦查机关的沟通和协商，为犯罪嫌疑人争取到更好的待遇和条件，例如减少羁押时间、改善羁押条件等。

同时，律师还可以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防止其滥用职权、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可以为案件的公正审判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通过对案件的深入调查和了解，掌握更多的证据和事实，为案件的审判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依据。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研究兼论修订后的《律师法》实施问题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探讨侦查阶段律师辩护的相关问题，并兼论修订后的《律师法》在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环节，律师在这一阶段的辩护工作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从侦查阶段律师辩护的理论基础、实践困境以及《律师法》修订后的影响等多个方面进行阐述，以期为我国律师制度的完善与刑事司法公正的实现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建议。

本文将回顾侦查阶段律师辩护的理论基础，包括律师辩护权的性质、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角色定位以及律师辩护权的行使范围等。

通过对这些基础理论的分析，为后续的探讨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本文将重点分析侦查阶段律师辩护在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如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律师辩护权的有效行使，也制约了司法公正的实现。

本文将结合具体案例，深入剖析这些问题的成因和解决之道。

本文将关注修订后的《律师法》在实施过程中对于侦查阶段律师辩护的影响。

新修订的《律师法》在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提高律师地位等方面作出了诸多积极的规定，但同时也面临着如何落实、如何与其他法律法规相协调等挑战。

本文将结合实际情况，分析新《律师法》在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方面的实施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本文旨在通过对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修订后《律师法》实施问题的探讨，为我国律师制度的完善和刑事司法公正的实现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二、侦查阶段律师辩护的现状分析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和司法改革的深化，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得到了逐步扩大和保障。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侦查阶段律师辩护的现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律师辩护的效果，也阻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程度仍然有限。

虽然新修订的《律师法》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有会见、通信、提供法律帮助等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律师往往难以充分行使这些权利。

律师的保密制度
8 律师的保密制度
摘要：在当代中国，随着中国法治社会的继续发展，律师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而律师的某些特性也被表面化了，本文要讨论的就是随着律师事业的发展，律师职业的保密问题。

关键词：职业规范保密义务隐私权利与义务的冲突
“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当事人的隐私。

”——《律师法》第33 条
一、引言
所谓律师的职业秘密，是指律师因其职务活动中所知悉的与其委托人有关且为其委托人不愿透露的事项。

首先，保守职业秘密是律师的重要义务。

作为律师这种特殊行业而言，保守职业秘密首先表现为一种义务。

即律师在接触任何案件之后，无论是在案件进行过程中，还是在案件结束之后，都负有不得泄露有关当事人信息的义务，如果律师违背该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其次，保守职业秘密也是律师的基本权利。

保守职业秘密不仅是律师的义务，也是律师的基本权利。

即律师不仅有权利自行保守在法律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当事人信息，而且有权利以保守职业秘密为由对抗第三人以及有关机关获取该信息的要求。

正是保守职业秘密的权利性质使得律师能够对抗任何其他要求和压力，实现保守秘密的需要。

再次，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2017年修正）文章属性•【制定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日期】2017.09.01•【文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六号•【施行日期】2018.01.01•【效力等级】法律•【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律师正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根据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根据2012年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目录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律师执业许可第三章律师事务所第四章律师的业务和权利、义务第五章律师协会第六章法律责任第七章附则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完善律师制度，规范律师执业行为，保障律师依法执业，发挥律师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作用，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第三条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律师执业应当接受国家、社会和当事人的监督。

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律师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

第二章律师执业许可第五条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二）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三）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四）品行良好。

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问题研究杨新京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5年11月1日发布《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决定从2006年3月1日开始，在全国逐步推进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

截止到2007年8月，全国已有2829个检察院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实行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对34973件职务犯罪案件实行了讯问同步录音录像。

以下笔者就检察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目的自改革开放以来，司法环节中有关刑讯逼供的事件屡见不鲜，致伤、致残，甚至致死的案例时有发生。

在“严打”及追求破案效率的驱使下，侦查机关为了尽快破案不惜刑讯逼供，先后披露的湖北佘祥林案、河北聂树斌案，轰动全国并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作为侦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也发生了致犯罪嫌疑人死亡的案件，如：广西黎朝阳案、江苏梁继平案，为此也受到了社会舆论的指责。

在这种情况下，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出了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并要求在全国检察机关“分步实施、稳步推进”。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目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作为侦查机关的办案人员，不可能不知道刑讯逼供为我国法律所禁止，但为什么还会去实施呢?就是因为通过刑讯逼供、诱供获得的口供，可以为破案提供线索，而刑讯逼供、诱供的证据又难以收集，这正是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方式难以遏制的原因所在。

论我国律师刑事辩护“三难”问题以新《律师法》实施为背景新《律师法》的实施为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工作带来了新的变化，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律师刑事辩护工作中依然存在“三难”问题：难以接案、难以代理、难以辩护。

具体来说，律师在刑事辩护中面临的困境主要包括缺乏审判公正、司法制度不健全、当事人不了解法律等。

本文将结合三个案例，探讨我国律师刑事辩护中的“三难”问题，以及新《律师法》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

案例一：律师李某在接手一起杀人案件后，发现当事人受到警方的威胁和恐吓，从而心理承受能力降低，缺乏主动配合律师的意愿。

这种情况下，律师难以接案，主要原因是当事人的理性判断能力受到了干扰，难以把握自己的利益，在律师的帮助下积极配合律师进行辩护。

此时，新《律师法》规定，律师有权利要求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人格尊严，向人民法院或者当地司法行政机关申请保护。

这一规定使得律师能够更有效地保障当事人的利益，更好地进行辩护。

案例二：律师张某接手了一起涉及网上投资的案件，发现司法鉴定存在严重问题，但由于现行的司法制度不健全，法官并不重视律师的意见。

这种情况下，律师难以代理，主要原因是缺乏审判公正，司法制度不健全，导致法官对律师的意见没有重视。

为解决这个问题，新《律师法》规定，律师有权利参与司法鉴定，在审查司法鉴定报告时提出自己的意见。

这一规定使得律师的代理能力得到了更有效地提升，能够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案例三：律师王某在辩护一起绑架案件时，由于客观事实和证据存在矛盾，难以进行有效的辩护。

这种情况下，律师难以辩护，主要原因是当事人不了解法律，律师无法充分了解案件事实，从而难以进行有效的辩护。

为解决这个问题，新《律师法》规定，律师要忠实履行职业道德，对与客户的关系具有绝对忠诚和保密义务，充分了解涉案客户的犯罪事实和相关情况。

这一规定使得律师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案件事实，更有效地进行辩护。

综上所述，我国律师刑事辩护中面临的“三难”问题是多方面的，新《律师法》的实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更为完善的法律保障。

虚假诉讼的入罪构想——兼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33条虚假诉讼是指无事实依据或对事实存在严重误解的情况下，以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等方式恶意起诉他人以达到一定目的的行为。

虚假诉讼剥夺了他人合法权利，扰乱了司法秩序，应当引起合法受害人与社会的关注和严厉制止。

本人在评估现有相关法律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虚假诉讼入罪构想。

首先，虚假诉讼应当入刑立法。

虚假诉讼行为涉及多个法律领域，因此应当在相关法律中对其下定义和规定罪名。

在《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三十三条中，新增了“强行摊派、虚构损失、虚假诉讼等方式情节严重的创造欺骗性交易等行为，以欺诈手段骗取财物或者非法获利达到一定数额或者造成较大损失的”犯罪行为。

虚假诉讼可以考虑在此类欺诈犯罪中被定义，建议细化条文，在其“情节严重”和“达到一定数额或者造成较大损失”的方面进行阐述。

其次，虚假诉讼的司法核查和惩处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方面，要求被告人和其代理人在起诉前对涉案事实进行慎重调查，将起诉行为真实性和诉讼请求的合理性保证在法律要求的合理范围内。

另一方面，对于虚假诉讼行为被证实的，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提高惩处力度，对虚假诉讼严重的涉案人士进行罚款、拘留等刑事处罚；二是建立“黑名单”制度，对依据虚假诉讼得到财产或其他领域的利益进行记录，给予落实惩罚和纠正的情况下允许信用修复的可能性。

最后，列举一些典型案例，以说明虚假诉讼行为对社会和权益受损者的影响。

一是2012年发生在北京的虚假诉讼案：原告李某通过虚构事实，诉讼请求保护其机动车停放权。

法院匆忙受理后，由于未充分审理证据，判决称李某确有停车权。

但其实质上对停车位的占用并无合法依据，因此案件经由上诉后最终被法院作出充分审理的二审裁定撤销。

二是2019年发生在南京的虚假诉讼案：某玩具厂商在美国获得了一份专利，但该专利在国内无效。

但该厂商从未向国内申报，被百乐门公司起诉抄袭其专利，最终被法院判定虚诉，并要求赔偿对方巨额诉讼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