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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质文物保护修复知到章节测试答案智慧树2023年最新天水师范学院第一章测试1.文物保护的目的是（）参考答案:真实全面的保存并延续文物及其承载的历史信息2.我国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显示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者人数约有（）参考答案:7万3.普查结果显示，陶质文物残端、破损、表面污染和划痕的发病率在的比例是（）参考答案:40%4.宋朝名画（）就绘制有锯瓷工艺的场景参考答案:清明上河图5.我国陶质彩绘文物保护系列标准形成于哪一年（）参考答案:20096.敦煌莫高窟位于（）参考答案:甘肃敦煌7.文物保护内容包括有（）参考答案:文物本体保存、修复、保全;文物保存环境管理、监测、控制;文物价值调查、认定、研究;文物展示、利用、传承8.文物保护就是将老化破损的文物本体修复好。
（）参考答案:错9.陶质文物保护就是研究陶质文物在自身及环境因素作用下的质变规律，以及为保存陶质文物及其历史信息实施的全部活动。
（）参考答案:对10.古陶器属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属于重要的历史文物。
（）参考答案:对第二章测试1.陶质文物修复过程中，可能用到的工序有（）。
参考答案:拼对、粘接;清洗;加固;补配2.破损的陶质文物在拼对、粘接完成后，文物保护工作者不需要评估器物的稳定性，可以直接开展后续的陶质文物补配工作。
（）参考答案:错3.陶质文物的保护修复档案是陶质文物保护修复过程的如实反映。
建立陶质文物的保护修复档案，可为以后的科学研究提供更为真实、有效、具体的信息，还会给未来可能进行的二次修复提供参考资料。
（）参考答案:对4.文物保护工作者在开展陶质文物文物本体成分、结构等方面的检测分析工作，会经常用到SEM、XRD、IR等检测仪器。
（）参考答案:对5.陶质文物的保护修复应该在文物保护理念、文物保护基本原则的指导下，需将传统技术与现代科技有机融合。
（）参考答案:对第三章测试1.明代宋应星在_________中记载：“水火既济而土合。
甘肃近年重大考古新发现作者：严存义赵剑飞来源：《丝绸之路》2010年第11期甘肃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这片神奇的热土上,沉淀了无数璀璨瑰丽的文化珍宝,堪称中国文物的宝库。
据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显示,甘肃省共发现野外不可移动文物13284处,其中古遗址8594处、古墓葬1919处、古建筑1187处、石窟寺337处、石刻750处、近现代代表性建筑43处,其他文物122处。
甘肃全省馆藏文物42.93万余件(组)件,一级文物3240件(组)。
其中以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遗址墓地、长城遗址、简牍、石窟遗址和汉代到宋金时代的城址数量最多,保存也较为完好。
近年来,甘肃省文物部门加大文物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力度,开展了一大批专题科研性和区域性文物考古发掘项目,在中华文明探源、早期秦文化和史前文化考古研究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特别是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礼县大堡子山遗址、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三个考古发掘项目荣获“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极大地丰富了甘肃省考古学内涵,巩固了甘肃文物大省的地位。
礼县大堡子山遗址礼县大堡子山遗址位于礼县县城以东13公里处的西汉水北岸。
20世纪90年代初,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盗掘,大批珍贵文物流失海外。
2006年,甘肃省文物部门进行抢救性发掘,当年调查、钻探面积达15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3000多平方米。
通过调查与钻探,发现城址一座、夯土建筑基址26处、中小型墓葬400余座以及较丰富的文化层堆积。
后期主要发掘了21号建筑基址、祭祀遗迹和少量小型墓葬。
其中,祭祀遗迹包括乐器坑和人祭坑两部分,乐器坑内的木质钟架(仅存朽痕)旁依次排列3件青铜镈、3件铜虎(附于镈)、8件甬钟,镈和甬钟各附带有一件青铜挂钩。
青铜镈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舞部及镈体部以蟠龙纹为主要装饰;四出扉棱为透空的纠结龙纹,造型华美;鼓部素面,有铭文20余字,内容甚为重要。
大堡子以乐器坑为代表的祭祀遗迹是在该遗址遭大规模群体性盗掘后幸存下来的,对于被盗秦公大墓墓主身份的确认以及早期秦人的礼乐制度、祭祀制度、铜器铸造工艺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
疯狂盗墓贼踏破庄浪宁静4年连发8起盗墓案52名嫌犯落网200多件文物被警方追回但仍有珍品流失今年10月份，庄浪县公安局经过周密部署，精心组织，成功破获两起盗掘古墓葬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4人，缴获被盗战国、汉代时期出土文物23件。
从2004年至2008年，庄浪县连发8起盗墓案。
8起案件全部破获，52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200多件文物被警方追回，其中国家一级文物4件，二级文物14件，三级文物37件，其他为一般文物。
尽管庄浪警方破获8起文物盗窃案，但仍有许多珍贵文物流失在外，至今无法追回。
“10·05”系列盗墓案告破今年5月份以来，庄浪县水洛镇、南湖镇、良邑乡等地多处古墓葬、古遗址被盗掘、盗挖，文物遗址破坏严重。
庄浪县公安局为此曾多次组织民警进行抓捕，但由于盗掘案件多发生在夜间，作案地点多为农村僻远空旷地带，给抓捕工作带来诸多不利条件，收效甚微。
10月5日，庄浪县公安局第二刑警中队值班民警接到群众举报电话，有几个盗墓贼在庄浪县良邑乡南山上盗掘古墓。
接到报警后，值班民警立即将案情逐级上报，县公安局在第一时间抽调城关、水洛两刑警队，刑事科学技术室的骨干力量组成“10·05”专案组。
通过专案组民警连续三个昼夜潜伏，在10月8日凌晨将正在盗墓现场作案的以静宁人何某为首的7人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经审讯，该团伙交代了自今年5月份以来，先后在庄浪县良邑乡端山坪、寺角洼遗址作案7起，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6处，盗掘战国、汉代墓葬文物20余件的犯罪事实。
在侦破此案的过程中，专案组民警获取了另一犯罪团伙成员的相关线索，于是顺藤摸瓜，抓获了以静宁人何应龙为首，庄浪、张川、秦安、天水等地人员参与的7人盗墓犯罪团伙。
至此，“10·05”系列盗墓案破获，1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
12月4日，庄浪县公安局将“10·05”案件涉案文物移交给庄浪县文体局。
经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一件战国谷纹玉璧为国家二级文物，汉代铜釜、日光铭铜镜等4件文物为国家三级文物，其余为一般文物。
遗址，承载千年历史作者：南窗来源：《走向世界》2021年第49期在中国考古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考古学家都把寻找史前文化的重心放在了中原地区，但一次偶然的发现，直接打破了学术界的这种成見。
1959年5月，在泰安市郊大汶口镇的京沪铁路施工现场，工人们挖出了大量陶器碎片，很明显，这是挖到文物了。
得知消息后，考古工作者立即奔赴现场。
在对出土文物作了初步鉴定后，专家们判断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当年6月，考古队进驻汶河南岸的宁阳县堡头村，正式开始了发掘工作。
在5000多平方米的区域内，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墓葬群、房址、窑址等多处遗址，出土了2000多件随葬品。
经过三次大规模发掘后，专家们一致认定，这是一个独具内涵的文化类型，并以其发现地将其命名为“大汶口文化”。
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在山东省以外的河南省东部、江苏省北部、安徽省北部及辽东半岛地区发现了与大汶口文化类型相同的遗址。
大汶口文化分布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深，令考古学家震惊不已。
说起大汶口文化，就不得不提另外两大文化类型——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
20世纪20年代，考古工作者相继发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一直认为这两大文化类型是中国文明发展的两大源头。
而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则纠正了这种片面的看法。
作为中国史前文明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龙山文化找到了源头，把山东地区的史前文化一下提前了2000年。
大汶口文化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及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证据，使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了一个相当大的进步。
大汶口遗址是齐鲁大地悠久历史文化的见证，为更好地保护遗址，利用考古发掘的成果服务社会，让更多人了解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上日程。
作为中国首批23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项目之一，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主要规划建设了大汶口遗址核心展示区、大汶口文化博物馆、滨河观光大道、大汶口文化历史风情再现区，并辐射至大汶河、山西会馆、上泉古泉群等周边文化遗产。
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文化考古一、文化遗址新集镇赵牌遗址，属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民主乡李家坪遗址，属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和齐家文化；黄泥湾乡振华遗址，属马家窑文化；北塬乡崔家庄遗址，属齐家文化，1947你首次发现，1957年出土文物有多口高颈瓶、双大耳罐、重腹罐等，1963年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安家坡乡北小塬村上庄遗址，属齐家文化遗址，1976年出土文物有陶豆、多口高颈瓶、双大耳罐等；桥寺乡杨家河遗址及朱家墩遗址，杨家河遗址属马家窑文化，1976年出土文物有彩陶盆等，1981年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朱家墩遗址，属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1976年出土文物有双耳罐、垂腹罐等；莲花镇秦魏家遗址、尕范家遗址及莲花城遗址，秦魏家遗址和尕范家遗址属齐家文化，莲花城遗址属辛店文化。
秦魏家遗址出土的骨柄铜刃刀已列为国内珍品，选入《中国文物精华》辞典，莲花城遗址出土的锡青铜模铸铜罐，被认为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铜制容器。
二、著名烽火墩烽火墩，又称烽火台、墩堠或狼烟台，是古代军事上的通讯、报警建筑，多建在高山或转折处。
县境明代以前的烽火墩有：韩集镇双城村的梁家山墩与韩集村西2.5公里处的哈嘛墩，麻尼寺沟乡佘家村的佘家墩，尹集镇大滩涧村的断绝岭墩。
至清代沿袭明制，只易为塘丁，到顺治年间：“紧要墩台多以塘丁把守”，其余墩台尽废。
河州21墩中县境有8墩，它们从崔家塬墩始西至青海边界为：崔家塬墩（北塬乡崔家村境内）、干沟岩墩（北塬乡前石村境地内）、小黑水山墩（土桥镇境内）、张家寨墩、船坡墩、朱家山墩（桥寺乡境内）、大通塬墩、尕撒拉墩。
朱家山墩、崔家塬墩和梁家山墩今仍较完整，余皆成残迹。
朱家山墩位于临夏县城东北部约90里处，桥寺乡朱家村境内朱家山顶，海拔2000米。
地处北纬35°15′——35°18′，东经102°42′——103°18′的北塬北部的山坡台地，东临江家川北塬渠，南接黄家坷坨，西北临杨家河。
鼍鼓逢逢铜铃声声作者：***来源：《中华瑰宝》2023年第10期陶寺遗址发掘的各类型墓葬的规模及其随葬品，明显存在社会地位的等级分化。
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的出现，突出地体现了陶寺遗址的规格和水平。
陶寺文化遗存早期即尧舜时期，晚期至夏代前期，其都城遗迹早于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都城遗迹。
陶寺早期遗存以陶寺墓地为主，晚期多见房屋、水井、陶窑、窖穴、垃圾坑等遗迹和大型墓葬，也有部分墓葬掩埋在早期陶寺墓地中。
陶寺墓地分类陶寺墓地是1978年秋到1985年夏期间发掘的，在清理的1309座墓葬中，770座墓葬能够分期，其余的539座墓葬无法分期；其中仅有42座墓葬出土陶器，96％以上的墓葬不用陶器随葬。
发掘者将770座墓葬分为六类，共出土陶器311件，漆木器156件（可辨器形者117件），铜器1件，玉器和石器815件（组），骨、蚌、牙器357件（组），家畜及其他动物个体578个（包括猪下颌骨562个个体），合计2218件（组）。
一类墓6座，墓圹长3米，宽2米多，深度0.7—2.1米，都有考究的木棺和殓衾。
随葬品种类繁多，由彩绘蟠龙纹陶盘和其他彩绘陶器、玉石器、彩绘漆木器构成礼器群，棺前摆放木案用作置器设祭，还有炊事器具陶灶、椭圆形大型和小型陶斝、木俎及与之配套使用的石厨刀；盛食器有分别用于盛置黍、稷、牲肉、菜肴的大口陶罐、陶盆、陶盘、陶豆，以及具有精美彩绘的木豆和高柄木豆，盛置汤的大型木盆、木斗，彩绘木胎仓形器上都有骨匕；酒器有储酒用的小口高领折肩罐、高领陶壶，温酒用的薄胎折腹斝，饮酒用的木觚；乐器有鼍鼓、土鼓、特磬；仪仗器或兵器有玉石钺、殳，石、骨、蚌镞；工具有斧、锛、凿、研磨盘和研磨棒；饰物有精工镶嵌的组合头饰、腕饰等，残存数量10件至200余件不等。
各类器物经常成组出现，并在墓中有固定的位置。
大型陶斝内置猪头，木俎上载有石厨刀和猪的蹄、肋，足端墓底放经肢解的猪骸。
凡漆木器和泥质盛储器器表皆有朱绘或彩绘图案装饰。
兽面纹旧称“饕餮纹”，研究至今，相关论文和著作可谓汗牛充栋。
而对其原型和寓意的探究，始终是困惑着学界的一个难题。
如李缙云、刘淑娟、吕军等人认为兽面纹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红山文化玉器中的“带齿兽面纹佩”。
日本学者林巳奈夫（Hayashi Minao，1925—2006）则认为兽面纹最早可以追溯到河姆渡文化的太阳鸟纹饰。
周苏平、张懋镕等人认为其渊源可追溯到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
李学勤先生则指出商周青铜器兽面纹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兽面纹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总之，因资料过于零散，缺乏可读的史料佐证，均简单地将某一特定的史前文化或某类特定的器物和纹饰作为文化的原型，众说纷纭，使论断呈现“泛渊源化”的倾向。
从目前出土资料来看，发掘最早的遗址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如华南地区距今7800年左右湖南高庙文化的高庙遗址的白陶残片上线刻的獠牙兽面纹（如图1）、中原地区距今6000年左右的半坡文化陕西临潼马陵遗址出土的葫芦陶瓶上彩绘的与鱼配伍的獠牙兽面纹（如图2），华北地区距今8000年左右的磁山文化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的陶质面具（如图3），以及内蒙古距今8000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玉雕神面（如图4）等，均以当地盛产的红陶、白陶或玉石为载体，绘刻抽象的动物面图式。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贺刚在《论中国古代的饕餮与人牲》一文中指出：“它（兽面纹）至少可上溯到距今7400年左右的高庙文化时期，且要比商周时期的这种物象要简单得多。
”①遗憾的是，他仅从人牲与兽面纹共同的现象分析，笼统地将湖南高庙文化的兽面纹认定为殷商时期兽面纹的最早源起，而未对假设展开严谨的论证。
著名学者巫鸿指出：“纵观礼器艺术的发展，这种艺术的基础可以说是包括了4种基本要素，即材质、形状、装饰和［摘 要］高庙文化是长江中游湖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一种高度发达的古文化，所出土的白陶以及兽面纹为代表的器表装饰纹样体系皆为目前发掘年代之最早，且与4000多年后的殷商时期集礼器纹样之大成的兽面纹的装饰手法和美学风格接近。
一套汉代铜俑席镇1972年，西安北郊第二机砖场汉墓出土了一套四件铜俑。
铜俑系浇铸而成，底面平整，置放稳实。
其眉毛、胡须等细部刻画细腻，均作跽坐状(跽坐为我国古代的一种礼仪性坐姿，坐时双膝跪下，膝朝前，足向后，将臀部的重心放在小腿肚上)。
四俑表现的是博戏场景。
博指“六博”，为汉代盛行的一种智力游戏，玩者将6枚“箸”投于枰上，视所得筹数决定自己在棋盘上的行路，可两人对弈，亦可四人对弈。
四俑都着右衽长袍，衣袖宽大。
其中两俑塑造一致，均为头部裹巾，除面部之外，头部的其他部分几乎都被包进了头巾里了。
身体前倾，仰面，左手支地，右手向上伸出，掌心朝外，且凝眉前视，略有所思(图1、2)；另一俑头略低垂，身体后倾，左手扶膝，右手支地，一副没精打采的神态，可见他已多次输局，运气不佳(图3)；还有一俑前额的头发自中间向两边分开，然后与两鬓、脑后的头发一起梳拢于头顶，绾成圆髻。
坐姿端正，双手扶膝，衣袖上卷，张嘴大笑，一副胜利后喜笑颜开的样子(图4)。
四俑神情、姿态、穿着各异，以鲜明的动态感来表现博戏场中的气氛，可谓妙趣横生。
这四件铜俑实际上是一套席镇。
《广雅?释诂》云：“镇，重也。
”就是用重物安定物件。
从史前社会至魏晋，我们祖先在室内一直是席地坐卧的。
席地而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长条形榻和正方形枰上铺席而坐，另一种是在地板上铺席而坐。
席在人们起身、落座时，常会移动，又容易卷角。
为避免这些问题，遂于席子四隅置镇，席镇就是席子四角的压物。
古人布席讲究位正，孔子就严守“席不正不坐”的准则。
为保持席正，也需压以重物。
席子有很多种，用薄竹片编织的称筵，用稿秸编织的称荐，用蒲苇编织的称席。
在富裕家庭中，还使用以兽皮拼裁或以兽毛、丝线编织的高级软席。
筵与荐通常是贴地而铺的，覆盖面较大；轻软些的席则铺于其上，与人体直接接触。
招待宾客吃饭饮酒，须先铺好筵，再在筵上铺席，“筵席”一词即缘于此。
轻软之席相对而言较贵重，多有图案花纹，编织难度较高，故其面积不可能太大，其四角容易翘起，需用重物平压。
灵台县丧葬习俗的调查与研究[内容摘要]：丧葬习俗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灵台人的丧葬之礼，一般是按殓、祭、葬几个程序进行。
整个过程隆重、庞杂、耗时数日。
丧事程序具有严格的顺序和操作规范，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和民俗底蕴。
对待丧葬习俗，我们应批判地加以取舍。
继承和发扬那些科学的、先进的、健康的、有意义的内容，摒弃那些迷信的、腐败的东西,以促进丧葬习俗的优化和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
[关键词]：灵台丧葬习俗调查与研究人的一生，免不了生老病死，尤其是“生”“死”之礼，前者拉开了人生的序幕，后者奏响了人生的终曲，两者概括了人的一生。
其中人死后的丧葬之礼，其隆重、繁杂、文化内涵之丰富几乎无出其右者。
地处陇东的灵台县为古密须国，因昔日周文王伐灭密须国后筑“灵台”而得名。
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造就了灵台县淳厚的民风、朴素的习俗。
笔者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灵台人，现就我县丧葬习俗中的一些现象和内涵作一展示。
以下叙述除特别说明外，“丧葬习俗”都指灵台丧葬而言。
一、丧葬习俗的现象丧是哀悼死者的礼仪，葬是处置遗体的方式。
灵台的丧葬一般是按殓、祭、葬几个礼仪程序进行的。
灵台习俗，家中高龄老人一般要迁居正室，有病危之像时家属须守在床前。
咽气前穿戴寿衣寿帽寿鞋，全身内外衣物皆要换成新的，无一例外。
绝气后，亲属围在床前恸哭，然后抬棺木入室，停于正室中央，棺盖反盖于棺材之上。
将死者停放在棺盖上，面覆黄纸，等待亲友前来吊唁。
将死者遗体安置停当之后，在灵前设一简单香案，摆放供品，焚烧纸钱、奠酒，致祭于家。
第二日便向同族报丧，同姓宗族与邻居人等前来拜祭、吊唁，主家也要宴请宗族邻居，并聘请同族中德高望重者开始主持丧葬诸事（此人便是丧事始终的“总管”）。
首先安排专人向亲属报丧。
报丧时须带去孝服，孝帽的制作衣料，一般为白布。
到了亲戚家附近时要换孝衣，到门口不能进门，并且下跪、痛哭，以示哀伤。
第三日是极为重要的一天，俗称“三天”。
这一天死者的家属皆带重孝，从早晨起便要在每餐饭前派一下辈女眷（一般为儿媳）前往自家大门外抛洒饭食，痛哭致哀。
说“腐”作者：吴浩军来源：《辞书研究》2016年第03期1985年，敦煌市以西约4公里处的祁家湾被划归青海石油管理局修建生活基地，为配合这一重大工程的施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这一地区西晋至十六国时期的117座墓葬进行了集中的发掘清理，出土了88件斗瓶，其中大多存有墨书或朱书的镇墓文。
这些镇墓文对考察河西走廊的历史地理、丧葬风俗、民间信仰都有一定的文献与历史价值；又由于这批材料所产生之时代（魏晋时期）的特殊性与其书写者（大多为民间方士）和书写材料（陶或泥质罐钵）的特殊性，其间所保存的文字资料对汉字形体演变的研究和敦煌俗字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进而对编纂修订大型字典及校理古籍也有一定的价值。
如编号为85DQM206： 3的《壹官镇墓文》（图1），原考古发掘报告释读为：□官华年/薄命早终/相注而死今/送铅人一双/斗瓶五谷/用赎生人/魂魄须铅/人膺□五谷/死生乃当/死生死各/异路不得更/相注□仵除/重复便利生人/如律令其中“须铅人……乃当死……便利生人”几句，文意殊不可解。
后王素、李方著《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收录此文并做了重新释读，将这几句校订句读为：“须铅人膺此五谷，○生乃当死，生死各异路，不得更相注□仵除，重复便利生人。
”虽说较原报告前进了一步，但文意仍不够畅通。
到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黄景春的博士学位论文《早期买地券、镇墓文整理与研究》也收录了这则镇墓文，尝试对一些疑难词语做解释和说明。
在文中，他将这几句释作“须铅人前戊，五谷死生，乃当死”，并注释说：“等到铅人能够往前走，五谷生长死亡，才应当有人死亡。
戊，当是‘舞’的别字。
”我们知道，镇墓文的重要功用之一即是隔绝死者与其在世亲人的关系，使之不得侵扰牵连生人，所以黄景春博士的解释就其大端而言，已庶几近之，然其中“前戊”一词的释读缺乏文字学理据，实乃揣想强解之辞，仍非“达诂”。
无独有偶，2005年西安高新工业园出土的《曹魏景元元年朱书镇墓文》有这样的内容：“即欲……焦豆生，鸡子雏鸣，……可经□人府月，乃……听相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