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效应与创新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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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比较研究作者:张平张鹏鹏蔡国庆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04期关键词费用型环境规制;投资型环境规制;企业技术创新;门限效应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4-0008-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4.002自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工业化成果斐然。
这一方面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企业生产过程的外部不经济性,表现为资源消耗过快,生态环境恶化。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随着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全球环境保护运动迅速普及,环保意识逐步深入人心,加强环境规制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共识。
与此同时,人们对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对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就业等各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一般认为,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应该在实现环境保护的同时,尽可能降低对被规制企业、产业和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1]。
由于技术创新既能促进环境保护,也会提高企业生产力,进而支撑经济的发展和新型工业化的推进。
因此,研究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降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对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如果从静态角度来看,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行政和管理费用,降低了企业竞争力[2]。
但是波特等人从动态视角的分析则发现,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的信息和动力[3-4],长期内会产生“创新补偿效应”,提高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实现“双赢”[1]。
波特假说提出后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此后学者们从不同的时间维度、计量分析方法和变量设计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基本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证实了“波特假说”的存在。
178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秦占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73)摘要: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本文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分析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短期内环境规制将提高污染型企业的成本,从而通过“成本挤占效应”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抑制作用;从长期来看,环境规制会刺激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通过技术创新带来的正效应部分或全部抵消污染产生的负效应。
根据上述分析,为我国企业的绿色发展与技术创新提供政策建议与理论基础。
关键词: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波特假说一、引言随着粗放式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和能源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再一次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谈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①。
可见,环境问题的日趋严峻,已经引起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
经济和生态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
近年来,政府为从微观层面降低污染排放与资源消耗,制定并颁布了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例如排污许可证、排污税、排污权交易等。
虽然政府出台的环境规制日益增多,执行和监管力度逐渐增加,但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依旧任重而道远。
在此过程中,绿色技术创新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与推动者,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成为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的有效途径。
然而,我国当下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仍然处于世界落后地位。
所以,在现有的经济环境和环境规制下,探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进而为企业的长远与转型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政策建议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文献回顾作为公共物品的环境具有负外部性,仅仅依靠市场的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是不可行的,需要政府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进行干预,因而环境规制作为政府处理和调节环境与经济关系的手段应运而生。
20世纪70年代以来,针对环境规制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的方向也各不相同。
基于本文研究的主题,将现有的文献从三个方面进行梳理。
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论文: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摘要:在当今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注重环境保护已成为必然趋势。
环境规制作为企业环保管理的重要手段,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梳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并提出适当的政策建议,希望能够对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的问题做出一些探讨。
关键词:环境规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效应一、引言作为一个地球村的市民,我们都清楚的知道,环境污染问题逐渐形成一种趋势,并且人们已经开始日益重视这一问题。
企业作为社会的主要利益群体之一,其对于环境问题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近年来,环境规制成为企业环保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企业创新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本文将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探讨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效应,并提出适当的政策建议,以期能够为相关部门提供参考。
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一)环境规制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各类企业绿色技术的创新已经成为当前环保领域中的一个亮点。
在此背景下,环境规制作为环保产业的主要管理手段,能够对于企业绿色技术的创新发挥重要的作用。
其中,环境规制包括行政管理和市场机制等两种手段。
通过强制性规制,政府能够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进行限制,并鼓励企业采用绿色技术。
而市场机制则主要通过环境税收、碳交易等方式来引导企业投入更多绿色技术创新领域中。
(二)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副作用然而,一些研究发现,随着环境规制的加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具体来说,这种现象主要有三个方面表现:1.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的投资成本产生了一定的压力,进而影响了企业在绿色技术领域的投入。
DOI:10.19995/10-1617/F7.2024.04.151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一个研究综述彭自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广东广州 510642)摘 要:在提倡绿色发展的当下,有关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日渐增多,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绿色创新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首先,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归纳了当前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测量方式;其次,梳理了环境规制的定义、对主要的环境规制工具进行了归类;再次,综述了当前学者关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几种不同观点,以及研究中所存在的地区和行业异质性;最后,回顾了当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研究的不足之处,并针对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提出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绿色发展;环境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双碳”目标本文索引:彭自强.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J].商展经济,2024(04):151-154.中图分类号:F273.1;F205 文献标识码:A1 引言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高,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不断加剧。
工业化进程较早的欧美国家大多出现过各类环境问题。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如雾霾、水污染等环境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在联合国第75次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绿色发展,加快绿色转型,未来绿色发展将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绿色创新则是推动绿色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绿色创新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不同背景的学者对其有着不同定义。
戴鸿轶和刘卸林(2009)梳理国内外环境创新的相关研究,发现与绿色相关的概念多达20个;张钢和张小军(2013)梳理国内外文献指出“绿色创新、生态创新、环境创新”等基本属于同一概念。
本文梳理文献发现,关于绿色创新,大多是具体研究绿色技术创新,在很多文献中绿色创新和绿色技术创新被混用。
因此,本文统一用“绿色技术创新”加以表述。
3.1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整体来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作用方向主要取决于“创新补偿效应”和“创新抵消效应”的比较。
“创新补偿效应”主要是指环境规制引致的成本增加有利于激励企业改进生产工艺或提高治污能力,同时政府的绿色补贴政策也将为企业提供绿色创新资金的支持,最终可减缓或抵消环境规制给企业增加的环境成本,激励企业不断增强创新能力从而提高技术创新效率。
“创新抵消效应”则是指环境规制带来的污染治理成本提高将对企业的研发投入资金产出挤出效应,导致企业绿色创新资金减少,不利于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效率提高。
“创新补偿效应”和“创新抵消效应”的此消彼长决定着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变化,这主要取决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大小。
当环境规制较弱时且低于门槛值,“创新抵消效应”占据主导,“创新补偿效应”较小,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挤出效应,不利于提高技术创新效率。
但当环境规制增强并跨越门槛值时,“创新补偿效应”逐渐超过“创新抵消效应”,此时环境规制通过激励企业改进生产工艺,有利于提高技术创新效率。
因此,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是一种非线性的“U”型或者倒“U”型关系。
具体来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来影响技术创新效率,包括直接影响机制和间接影响机制两个方面。
直接影响机制是指环境规制实施通过增加污染治理成本、制定绿色财政补贴等方式直接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如增强研发能力来提高技术创新效率。
间接影响效应是指环境规制通过影响FDI、人力资本等间接渠道对企业技术创新要素产生影响,最终制约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
每一种影响效应均具有正面的“创新补偿效应”和负面的“创新抵消效应”,因此本文对直接影响效应和间接影响效应下“创新补偿效应”和“创新抵消效应”进行分析,从而探究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非线性关系根源。
3.1.1直接影响效应直接影响效应中,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政府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要求企业对排放的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进行排放限制,企业应严格执行环境规制政策以降低污染排放,否则将受到关停或者处罚措施。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者:斯丽娟来源:《财经问题研究》2020年第07期摘要:本文采用2004—2016年黄河流域9省份101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基于最优权重矩阵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选取距地面10米风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缓解测度误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城市环境规制对本地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强度每变动一个标准差,将引致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相对于均值变动约为20%;黄河流域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存在邻地效应,即本地绿色技术创新会在城市间正向溢出;地方财政科学事业费支出在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能够有效弥补创新外部性,保证绿色专利供给。
关键词: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黄河流域城市;空间杜宾模型一、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增长33.5倍,年均增长率实现9.5%,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高达990 865亿元。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逐步显现,《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8年全国地级市空气质量达标率仅为35.8%,全国土壤侵蚀总面积为294.9万平方千米。
随着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生态效益成为衡量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发展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成为必然趋势。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区域差异较大,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仍未彻底完成,环境规制与发展必须进行权衡,而波特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会形成创新补偿,而技术创新将提高社会生产效率,进而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因而探索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Braun和Wield[1]最早提出,绿色技术指减少环境污染、减少能源及原材料消耗的工艺或产品。
为促进绿色技术发展而开展的有价值的创造性活动可称之为绿色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整体来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作用方向主要取决于“创新补偿效应”和“创新抵消效应”的比较。
“创新补偿效应”主要是指环境规制引致的成本增加有利于激励企业改进生产工艺或提高治污能力,同时政府的绿色补贴政策也将为企业提供绿色创新资金的支持,最终可减缓或抵消环境规制给企业增加的环境成本,激励企业不断增强创新能力从而提高技术创新效率。
“创新抵消效应”则是指环境规制带来的污染治理成本提高将对企业的研发投入资金产出挤出效应,导致企业绿色创新资金减少,不利于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效率提高。
“创新补偿效应”和“创新抵消效应”的此消彼长决定着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变化,这主要取决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大小。
当环境规制较弱时且低于门槛值,“创新抵消效应”占据主导,“创新补偿效应”较小,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挤出效应,不利于提高技术创新效率。
但当环境规制增强并跨越门槛值时,“创新补偿效应”逐渐超过“创新抵消效应”,此时环境规制通过激励企业改进生产工艺,有利于提高技术创新效率。
因此,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是一种非线性的“U”型或者倒“U”型关系。
具体来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来影响技术创新效率,包括直接影响机制和间接影响机制两个方面。
直接影响机制是指环境规制实施通过增加污染治理成本、制定绿色财政补贴等方式直接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如增强研发能力来提高技术创新效率。
间接影响效应是指环境规制通过影响FDI、人力资本等间接渠道对企业技术创新要素产生影响,最终制约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
每一种影响效应均具有正面的“创新补偿效应”和负面的“创新抵消效应”,因此本文对直接影响效应和间接影响效应下“创新补偿效应”和“创新抵消效应”进行分析,从而探究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非线性关系根源。
3.1.1直接影响效应直接影响效应中,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政府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要求企业对排放的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进行排放限制,企业应严格执行环境规制政策以降低污染排放,否则将受到关停或者处罚措施。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效应的空间差异*——基于2000—2013年中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臧传琴张菡*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环境规制绩效的区域差异及协调对策研究”(15BJY056)、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环境规制与地方政府激励模式优化研究——以山东省为例”(13CJJZ02)和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山东省环境规制绩效及其优化对策研究”(J15WG04)的资助。
内容提要目前,国内外学者并未就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得出一致性结论。
本文选取中国2000—2013年的相关数据,通过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呈U 型关系:在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明显,且大多省份都跨越了门槛值;而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正面效应不明显,西部地区甚至低于门槛值,出现了负效应。
因此,政府应区别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实行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力求在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的同时,最大化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
关键词环境规制技术创新空间差异门槛效应一、引言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重大环境公害事件的发生,“倒U 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日益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得到验证,加强环境保护逐渐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识,政府环境规制不断强化。
但是,环境规制在实现一定环境目标的同时,也会增加企业的遵循成本。
传统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会负面影响企业竞争力,环境保护与企业竞争力目标构成一种两难选择,有助于一个目标实现的措施必定会损害另一个目标。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传统观点受到著名管理学家Porter 教授的挑战。
Porter 教授认为:“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被规制企业创新,产生效率收益,相对于不受规制的企业,这可能会导致绝对竞争优势;相对于规制标准较低的国外竞争者而言,环境规制通过刺激创新可对本国企业的国际市场地位产生正面影响。
”①这一结论通常被称为“波特假说”或是规制与竞争力关系的“双赢”观点。
围绕着“波特假说”,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Lanjouw 和Mody (1996)、Jaffe 和Palmer (1997)、Brunnermeier 和Cohen (2003)等的研究支持了“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创新。
但有些学者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Brannlund 等(1998)、Gray 和Shadbegian (1995)等的研究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导致被规制企业的境况变坏,反映规制严格程度的企业污染治理成本与生产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
中国学者王竹君、温玉涛和周长富(2012),王鹏(2013),柯文岚、沙景华和闫晶晶(2011)等的研究结果与西方学者类似,同样存在着支持和不支持“波特假说”两种结论。
72可见,对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学者们但并未得出确定的、一致性的结论。
不过,尽管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分歧较大,但其研究方式基本一致,即主要是通过线性模型就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估计。
但是,现实中我们观察到的情况却是:在不同的区域,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并不一致。
由此我们不得不怀疑: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真的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吗?考虑到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效应的空间差异,本文将利用2000—2013年中国不同地区(东部、中部、西部)的省际面板数据对此进行实证分析。
二、环境规制强度(ERS)的测度进行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的实证研究,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对环境规制强度(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rengency,ERS)进行量化测度。
从已有研究来看,学者们大多采用简单的单目标度量法测量环境规制强度,这种方法数据处理简单,但可能会因为忽略了某些指标使得度量结果偏离了真正的环境规制水平。
本文考虑了多个影响环境规制强度的因素,采用综合目标主成分分析法对环境规制强度进行系统整体的度量。
(一)环境规制强度(ERS)指标选取及来源本文采用2000—2013年期间的数据作为样本,选取指标有“三废”排放指标、“三废”达标排放率与污染处理率指标和废物利用率指标,具体指标见图1。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
具体计算如下:单位产值X排放量=X排放量(产生量)/产值,其中X代表废水、废气、SO2和固体废物。
废水达标排放率=(废水达标排放量/废水排放量)×100%SO2去除率=[SO2去除量/(SO2排放量+SO2去除量)]×100%固体废物处置率=(固体废物处置量/固体废物产生量)×100%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固体废物产生量)×100%“三废”综合利用率=(“三废”综合利用产值/总产值)×100%(二)数据处理及ERS的计算为了计算环境规制强度的数值,首先要对以上指标进行处理。
从图1可以看出,与环境规制强度呈现出逆向关系的指标有单位产值废水排放量、单位产值废气排放量、单位产值SO2排放量、单位产值固体废物产生量,其他指标则与环境规制强度正相关。
为了便于测度上述指标与环境规制的关系,这里取其倒数来进行计算。
然后,为了方便操作,对各项指标进行如下命名:Xl——单位产值废水排放量X2——单位产值废气排放量X3——单位产值SO2排放量X4——单位产值固体废物产生量X5——废水达标排放率X6——SO2去除率X7——固体废物处置率X8——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X9——“三废”综合利用率单位产值废水排放量(-)单位产值废气排放量(-)单位产值SO2排放量(-)单位产值固体废物产生量(-)废水达标排放率(+)SO2去除率(+)固体废物处置率(+)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三废”综合利用率(+)“三废”排放量“三废”达标排放率或污染处理率“三废”利用率ERS综合评价指标图1环境规制强度(ERS)评价指标注:(-)表示逆向指标,(+)表示正向指标。
73下面以北京市为例,利用SPSS10.0软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来计算北京市的环境规制强度。
1、KMO 和Bartlett 检验KMO 检验与Bartlett 检验主要检验选取的数据是否适用于因子分析以及因子分析是否有效。
检验结果如下:KMO 指标为0.533,说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统计量为176.201,其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几乎为零,远远小于0.05,表明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是有效的。
2、提取主成分我们提取相应的特征值大于1的前几个主要成分。
如果特征值小于1,说明该成分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力比较小,不如直接用该指标的平均值解释力度大。
根据这一原则,我们计算出北京市各个因子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表1)。
很明显,前2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因此可以提取到2个公共因子。
表1同时也显示出正交旋转后的公因子的情况。
第一个公因子的特征值为6.969,可以解释77.435%的原有变量总方差;第二个公因子的特征值为1.050,可以解释11.663%的原有变量总方差。
那么,两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89.098%,高出了85%的标准,这说明,原有变量只是丢失较少的信息,主成分分析效果还是相当理想的。
最后,可以确定两个主因子F 1、F 2来进行分析。
3、ERS 的计算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表2),得到因子F i的得分函数:将这些数据与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这里用x i ′表示,)相乘,就可以得到主成分表达式:F 1=0.141x 1′+0.141x 2′+0.14x 3′+0.14x 4′+0.77x 5′+0.139x 6′+0.118x 7′-0.084x 8′-0.134x 9′(1)F 2=-0.089x 1′-0.031x 2′-0.18x 3′-0.105x 4′+0.613x 5′+0.025x 6′+0.249x 7′+0.641x 8′-0.227x 9′(2)并由可得综合主成分模型:F =0.111x 1′+0.118x 2′+0.098x 3′+0.108x 4′+0.147x 5′+0.124x 6′+0.135x 7′+0.011x 8′-0.146x 9′(3)根据综合主成分模型以及历年相关指标的具体数据可以得出北京市2000—2013年的ERS 的数值(表3)。
基于以上的数据处理与计算方法,我们可以得到各省(市)2000—2013年的ERS 值(表4)。
从表4可以看出,2000—2013年期间,我国大多数省(市)的环境规制强度值是逐年递增的,也成分123456789初始特征值合计6.9691.0500.6650.1910.0820.0290.0090.0050.000方差的%77.43511.6637.3892.1220.9110.3230.1030.0530.002累积%77.43589.09896.48798.60999.51999.84299.94599.998100.000提取平方和载入合计6.9691.050方差的%77.43511.663累计%77.43589.098表1公共因子的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F =F 1+F 2λ1λ1+λ2λ2λ1+λ274就是说,我国30个省(市)(因为西藏部分年份的数据缺失,无法得到连续的数据,这里将其剔除)在这期间环境规制是逐年加强的,这与环境规制变化趋势的预期相符。
三、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效应的空间差异分析(一)模型建立技术创新过程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过程,技术创新的结果表现为一种特殊的产出。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可以建立技术创新产出模型。
本文建立的技术创新产出模型中,除了含有我们重点研究的环境规制强度,还包含了其他可能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
技术创新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如下:Y=f (ERS ,H ,M ,GDP ,R ,I )(4)(4)式中,Y 表示各地区技术创新产出,ERS 表示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H 表示各地区技术创新的人员投入,M 表示各地区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GDP 表示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R 表示各地区人力资本存量,I 表示各地区产业集中度。
C-D 函数在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该函数和其扩展模式被广泛认为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生产函数。
因此,本文把我国技术创新的产出函数看作是一般物质产品的产出函数的特殊形式,是C-D 函数在技术生产领域中的扩展形式。
设定我国的技术创新产出函数为:Y it =δERS αH βM γGDP φR θI λ(5)考虑到异方差和异常项可能对数据的稳定性有一定的影响,为了剔除该影响,这里对模型(5)取对数,结果得到:ln Y it =δi +αln ERS it +βln H it +γln M it +φln GDP it +θln R it +λln I it +εit(6)(6)式中,i 代表各个地区,t 代表年份,α、β、γ、φ、θ、λ为各项待估参数,ε表示对技术创新产出有影响力的其他相关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