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庭前会议功能失范之成因——从庭前会议决定的效力切入

论庭前会议功能失范之成因———从庭前会议决定的效力切入吉冠浩*内容提要：2012年《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庭前会议制度功能失范的主要表现为：解决程序争议的功能失灵，组织庭前准备的功能失范，提高诉讼效益的功能也难以发挥。

跳出庭前会议程序失灵的表象后，“庭前会议功能失范何以发生”成为了重要问题。

目前看来，庭前会议决定的效力缺失是该程序功能失范的主要成因。

其间的因果律为：决定的效力缺失，使程序争议拖延至一审庭审，对合议庭和被告人参与未形成有效激励，并导致当事人失去了救济方式。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告别“没有结论的裁判”。

关键词：庭前会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程序性裁判；功能失范；因果律一、庭前会议功能失范之初检讨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借鉴民事诉讼活动的相关经验，通过第182条第2款确立了庭前会议制度。

在正式庭审前，法官可以召集控辩双方，就程序争议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换言之，在程序争议问题的解决上，我国确立了一种通过听证来组织庭前准备活动的制度。

庭前会议制度的确立，被各方给予厚望。

立法机关认为，该制度有利于确定庭审重点，便于法官把握庭审的主要争议点，妥善安排庭审过程，进而有助于提高庭审效率，保证庭审质量。

〔1〕有学者认为，该制度“改变了当前庭前审查程序的面貌，构建了具有实质功能的庭前程序，是本次修改的一大亮点”。

〔2〕有学者强调，该制度“将极大地维护程序的正义，给予所有与案件程序争议问题利益攸关的各方，有效参与到这些争议的裁判过程中来，使得各方成为裁判过程的协商者、对话者和被说服者，而不是被动接受法官裁判、消极承受法官处置的诉讼客体”。

〔3〕如果说，一项科学的刑事诉讼庭前审查程序必须遵循防止预断、明晰争议和促进效率三项原则，拥有过滤、分流、庭前准备、司法审查等基本功能，〔4〕那么，立法者在设计庭前会议制度时，是试图将这些理想功能融入该制度的。

但是，“衡量刑事法治水平的高低，不能以是否存在刑事法典作为依据，而应当考察刑事法·941·当代法学2016年第1期*〔1〕〔2〕〔3〕〔4〕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感谢潘剑锋、汪建成、傅郁林、陈永生诸位教授的修改意见，特别感谢陈瑞华教授对本文写作的谆谆教导。

当然，文责自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审判中心视角下的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研究”（14ZDC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5－216页。

汪建成：《刑事审判程序的重大变革及其展开》，《法学家》2012年第3期，第91页。

陈瑞华等：《法律程序改革的突破与限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64页。

参见汪建成：《冲突与平衡———刑事程序理论的新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262页。

典得到遵守的情况”〔5〕。

新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颁布实施以来，庭前会议制度的预期功能并未得到有效发挥。

详言之，根据我国刑诉法第18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法解释》”）第184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31条的规定，庭前会议解决的程序争议问题包括：管辖权异议、申请回避、出庭证人名单异议、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申请调取或提供新的证据、不公开审理、延期审理、适用简易程序、庭审方案等。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庭前会议不能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如最高法院认为“庭前会议只能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法院不能在庭前会议中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事项作出裁定、决定”，〔6〕从而导致该制度无法及时地将控辩双方的程序争议在庭前加以解决，使得庭前程序争议的准备活动无法完成，无法有效规制开庭后控辩双方就程序争议继续提出诉讼请求，进而造成无休止的休庭及庭审中断，致使庭审效益受到极大影响。

最终，庭前会议解决程序争议的功能、组织庭前准备的功能、提高诉讼效益的功能纷纷失范，庭前会议程序陷入失灵的处境，此乃“失灵的庭前会议”之谓也。

该深层次功能失范的表现为庭前会议制度的低适用率，如“根据抽样调查，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仅有1%的案件进行了庭前会议。

”〔7〕对此，实务部门也有人发现：“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人民法院能否在庭前会议中针对相关事项作出处理，这是导致实践中庭前会议适用率较低的重要原因。

”〔8〕“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在实施中面临的根本问题，既不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扩大问题，也不是公、检、法三机关权力的重新分配问题，而是刑事程序的失灵问题。

”〔9〕庭前会议制度便面临着功能失范的挑战。

刑事程序的功能失范，是指立法者所设计的法定程序于刑事司法实践中被规避、搁置抑或架空，以致使刑事诉讼法的精义停留于书本层面，而与实践层面相隔绝，无法得到有效实施。

根据我国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法官在庭前会议上只能就程序争议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而不能作出相关决定。

我们要问：不作决定的后果是什么？不作决定的现象与庭前会议功能失范的现象之间有何关系？这涉及到庭前会议的效力问题，即庭前会议上，法官能否就程序争议问题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该决定能否对之后的庭审程序产生约束力的问题。

本文旨在研究庭前会议功能失范的主要表现和类型，进而尽可能走理论模式化研究；本文着力于跳出庭前会议程序失灵的事实本身，尝试探究庭前会议功能失范何以发生，庭前会议程序失灵与庭前会议的效力有何关系，从而针对产生功能失范问题的因果律作出富有解释力的解读。

二、效力缺失，程序争议拖至一审庭审庭前会议上，由于法官不能就程序争议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导致控辩双方的程序争议无法在庭前被及时解决，这使得庭前会议的准备功能无法发挥，此外，也使其无法规制一审开庭后，控辩双方就同一程序争议继续提出诉讼请求，进而造成无休止的休庭和庭审的中断，致使庭审的效益也受到影响。

（一）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的“保守”规定庭前会议属于带有程序法庭色彩的裁判机制，旨在尽量于庭前将程序争议解决，庭后尽量减·051·当代法学〔5〕〔6〕〔7〕〔8〕〔9〕汪建成：《〈刑事诉讼法〉的核心观念及认同》，《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131页。

江必新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

黄曙、吴小倩：《庭前会议的司法实践与制度完善》，《人民检察》2013年第18期，第26页。

戴长林：《庭前会议程序若干疑难问题》，《人民司法》2013年第21期，第8页。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第2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96页。

少程序争议。

〔10〕可见，庭前会议独立于实体性裁判，属于程序性裁判的范畴。

以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为例，在庭前会议上，法官在控辩双方的参加下，就侦查人员取证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庭前会议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上主要发挥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对被告方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进行初步审查；二是对侦查人员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进行必要调查，从而为法庭上启动正式的调查程序进行必要的庭前准备活动”。

〔11〕简言之，庭前会议试图发挥一种对侦查行为合法性的初步调查功能和庭审准备功能。

但是，如果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在正式庭审时亦可被控辩双方重复提出，则庭前会议的上述功能将无法发挥。

其中要害在于庭前会议上法官能否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该决定对之后的庭审能否产生约束力。

目前司法实践的状况是，庭前会议上，法官不作决定，出现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后，只能按照以往经验———等待正式庭审阶段的解决。

如“北京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中，庭前辩护人向检察官及法官反映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是公安机关非法取得的，属于非法证据。

随后，北京市一中院在开庭前一周召开了法官、公诉人、辩护人参加的庭前会议。

庭前会议上，辩护人称在会见时，被告人明确表示首次供述是受到侦查人员的胁迫才作出的，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针对辩方申请，法官在庭前会议上建议公诉机关对被告人供述进行合法性调查。

但是并未作出相应决定，而是在正式庭审阶段才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作出了决定。

〔12〕对于该问题，立法机关的主张是：庭前会议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处理“只是听取意见，具体如何排除要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56条、第58条等的规定依法进行”。

〔13〕换言之，庭前会议不能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法官只能在庭审阶段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与处理。

但庭前会议上，如果法官审查了辩方提供的相关线索和材料以及控方出示、宣读的讯问笔录或其他证据、播放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有关侦查人员或其他人员到场说明的情况，听取了控方对证据收集合法性所做的说明，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没有疑问，认为辩方所提材料不足以挑战侦查行为合法性，并且控方也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

此时，如果法官没有权力作出驳回辩方诉讼请求的决定、进而不再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正式调查程序的话，庭前会议试图发挥的对侦查行为合法性的初步调查功能将丧失殆尽。

同理，如果辩方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材料，而控方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未做合理说明，法官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产生怀疑，但未作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在庭审阶段也未就非法证据问题启动正式调查程序，辩方在一审程序中再次就该问题提出诉讼请求。

此时，庭前会议的初步审查功能也未能发挥。

此外，最高法院甚至主张“对于庭前会议达成的共识，也不具有法律效力”。

〔14〕有学者指出“庭前会议处理的程序问题涉及审判及其结果的正当性，将这些问题集中在庭前会议中解决，不仅有助于实现程序正义，也因庭前程序与庭审程序的相对分离，可以避免程序违法对实体审判产生不利影响”。

〔15〕但当下的法官不能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这使得程序争议无法在庭前获得集中解决，无法实现程序裁判与实体裁判的分离，不能避免程序违法对实体正义的不利影响，无法有效纯化庭审的任务、减轻审判的负担，最终无法实现庭前会议的庭审准备功能。

换言之，关于庭前会议效力，我国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呈现出一种“保守”姿态。

·151·论庭前会议功能失范之成因———从庭前会议决定的效力切入〔10〕〔11〕〔12〕〔13〕〔14〕〔15〕参见田文昌、陈瑞华：《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3页。

陈瑞华：《刑事证据法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0页。

参见杨清惠：《北京一中院开庭审理“新刑诉法预热第一案”》，http ：// /article /detail /2012/09/id /550801.shtml ，2015年5月2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