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有度》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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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二章:释法在上一章中韩非子提出了法家的治国理念“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意思就是执法者强,国家就会强大,执法者弱,国家就会衰退。
并举了荆庄王、齐桓公、燕襄王、魏安釐王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四王在世强推法制,国家强大并国扩地,四王不在世,人亡政息,国家开始衰退。
这就是强人政治。
《有度》的开篇语“国无常强,无常弱”,这是“道”家思想的体现,“无常”就是不定形,是在不断的变化中,就像自然界一样,四季更替,变化不断。
人无常势,兵无常形、水无常态,都是指世间万事万物是在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不变的。
但,天地有好生之德,万事万物都有其发展规律与圆满的结局,就看世人要不要按规律行事,要不要这圆满的结局。
按世俗的想法,世人都想要圆满的结局,但却不一定按事物发展的规律办事。
这就是世间的核心矛盾。
韩非子讲的很明白“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法”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国家圆满的依据,荆庄王、齐桓公、燕襄王、魏安釐王四王强推法制,国家就强大,这是因果关系。
四王死后,人亡政息,后来者抛弃“法”,脱离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自然国家就开始衰退。
所以说国家强大不是偶然,是必然的结果。
一切遵循规律而为,圆满是必然的;一切不遵循规律而为,不圆满是一定的。
世间之事十之八九都是不圆满的,可见遵律而为是有多难,就连天地都不全,还需女娲去补。
这一章叫“释法”,就是放弃法制。
这是楚国、齐国、燕国、魏国四国衰弱的根本原因。
国家为什么会衰弱呢?韩非给出的答案“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就是四国的群臣官吏都专干乱国的事,而不干治国的事。
为什么群臣会专干乱国之事,难道没有人管吗?原因就是“皆释国法而私其外”,意思为国家混乱衰弱了,又都丢掉国法去营私舞弊。
韩非子还作了个比喻说明释法的恶性循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这好比背着干柴去救火,混乱衰弱只会加剧。
国家没有法制,君主就失去了治国权柄,官吏就没有办事依据,国家就会混乱,不法之徒得到管治与处罚,就会更加为非作歹,功臣贤者得不到重用与奖赏,就会消极隐退,不问世事。
有度制度建设是治理好国家的基本保证【引读】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没有制度就无法实施管理。
重视不重视制度建设,是“法治”路线与“人治”路线的主要区别。
按照法家的主张,不管是行政管理、人员任免、官员提拔等等,都必须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按照制度办事。
制度最好定得严密一点,不要让管事的人手上有太多的自主权,否则开后门的、拉关系的、行贿受贿、结党营私的,就都会出现,腐败就产生了。
而最大的腐败就是对制度和原则的破坏。
在韩非子看来,有了严密的法规制度,奸臣便没有空子可钻,儒家提倡的什么仁义忠廉的道德就没有必要了。
换句话说,有了“法治”就可以不要“德治”,个人品德与能力因素似乎可以忽略。
但韩非子又强调法律制度需要强有力的君主来执行,可见人的因素还是不得不考虑的。
一执法者有力,国家才强大没有哪个国家会永远强大,也没有哪个国家会永远弱小。
执法的君主坚强有力,国家就强大;执法的君主软弱无能,国家就弱小。
楚庄王吞并二十六个小国,开拓疆土三千里,可是楚庄王死后,楚国却逐渐衰亡了。
齐桓公吞并三十个小国,开拓疆土三千里,齐桓公死后,齐国也渐渐衰亡了。
燕昭王以黄河为国界,以蓟州为都城,以涿州、方城为屏障,攻破了齐国,灭了中山国,当时各国凡是与燕国好的就有地位,与燕国不好的就倒霉。
可是燕昭王一死,燕国也就衰亡了。
魏安嫠王攻燕救赵,占领了河东之地,把陶、卫也吞下了,又出兵齐国,占领了齐国的平陆;又攻打韩国,攻取了管地,在淇水大获全胜;睢阳一役,打得楚军疲惫不堪,落荒而逃;在上蔡、昭陵一带,又大破楚军;魏国的军队遍布天下,威镇各国。
可是安嫠王一死,魏国最终也灭亡了。
可见,有楚庄王、齐桓公那样的君主,楚国、齐国就能称霸;有燕昭王、魏安嫠王那样的君主,魏国、燕国就能强大。
之所以后来都走向衰亡,就是因为后来的群臣官吏们只知道如何作乱,不懂治国之道。
等到国家出现了混乱,又把国法丢在一边,由着自己性子瞎搞,这不等于是负薪救火,乱上添乱吗?(84)二有了健全的制度,一切都好办当今,凡是能抛弃私心,规规矩矩遵循公法的,民众就安定,国家就太平;凡是不由着自己性子瞎搞,严格按公法办事的,国力就强大,敌人就害怕。
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十三章:显己在上一章中韩非子主要讲了法家对“廉、忠、仁、义”的定义,在韩非子看来,轻视爵禄藐视规则,心无衡心,随意择主,并不是正真的廉洁自律;那些不实事求是,说谎抗法,违背君主之意而强行进谏,并不是正真忠诚为君;违反君权原则,私自施恩行惠,取愉百姓收买人心,在社会中建立自己名望,这是不仁;那些愤世忌俗,怀才不遇,退隐山居,为一已私利,致君主与百姓于不顾,还用自以为是的话非议君主,这是不义。
在韩非子看来,要积极的溶入社会,承认现状,正视现实,知道正道,尽职尽责,循序改进,这才是正确的处世方式。
韩非子在说完“廉、忠、仁、义”后,重点说了一下“智”。
知识是用来解决问题,智慧是用来解决生存,在中国古代大多数情况下“智慧”是用来形容得道之人,就是洞悉自然规律与事物发展规律的人。
而获得知识,只是洞悉规律的基础。
韩非子是将自然规律社会化,依据自然规律演化出社会发展规律,所以他用社会中具体的人与事来说明什么是智。
对于臣子来说处理国事,尤其是外交事务,最能显出臣子的智慧。
在韩非子看来臣子【外使诸侯,内耗其国,伺其危险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亲,怨非我不解”。
而主乃信之,以国听之。
卑主之名以显其身,毁国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谓智。
】意思就是出使他国,损害祖国,等着祖国陷入危境,便恐吓君主说,交往没有他就不能亲近,积怨没有他就不能解除;而君主也便相信他,把国家托付给他;这样,贬低君主名声来抬高自己,损害国家利益来便利私家,我不认为是智。
韩非子的这一段可以总结为“卑主显已,不智之为”,说的明白一点不管对外还是对内贬低君主损害国家,抬高自己谋取私利都是不明智的作法。
在前几章我们一直在说国家朝廷是平台,君主是朝廷的管理者是平台的搭建者与拥有者,而臣子只是站在平台上的“舞者”,再说的深一点,自然法则是自然界的创造者管理者,个人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物种中的一份子。
那么对于平台的尊重与敬畏是最起码的品行,如果臣子身居朝廷平台,拿着君主的俸禄,却干着损国利已的事,那么从道义上来讲是不聪明的也是不明智的。
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六章:非任在上一章中韩非子主要讲了“以誉进能”与“以党举官”导致官能缺失国家混乱的乱象。
乱象主要表现在权臣“忘主外交,以进其与”的结党营私之为。
后果就是“其下薄上,大过蔽多”,就是不忠于君,力少于君,权臣有过,朋党掩饰,致使国家行政体系与司法调查陷入混乱。
所以,忠臣死于非罪而隐退朝堂,奸臣获利于无功而继续进爵,这是亡国之本。
这一章韩非子继续讲“以誉进能”与“以党举官”造成的亡国隐患。
稳定有序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而这一切需要法律与制度作为依据。
但“以誉进能”与“以党举官”从上层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有序,从上层开始放弃法律制度。
韩非子讲道“若是,则群臣废庆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意思就是像这样下去,群臣就会废弃法治而注重私利、轻视国法了。
这里的“若是”,是指上一章的忠臣死于非罪而隐退朝堂,奸臣获利于无功而继续进爵。
人都有从众心理,或是随大流的心态,这主要来自于社会风气,看到别人通过不法之为获得了利益或是达到了目的,而没有受到惩罚,自己也想通过这样的行为获得利益或是达到目的。
这种不良社会风气的形成,最主要的原因是“放利”者没有得到法律的制裁,使得不法之为与放利、得利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法律与制度反而成了这种“顺利成事”的阻碍。
那么,“群臣废庆法而行私重”便成了“正常”之事,谁还把法律制度当一回事。
上行下效的结果就是不法之为演变为社会风气,社会风气固化为潜规则。
当“潜规则”横行时,朋党之势与朋党之祸就显现出来。
首先是“数至能人之门,不一至主之廷”,意思是臣子多次奔走奸臣门下,一次也不去君主朝廷。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已经非常严重了,臣子不上朝堂不效忠君主,而进权臣之门私忠于权臣,说明权臣之势已经巨大,足以抗衡与消灭君主。
其次是“百虑私家之便,不一图主之国”,意思千方百计考虑私家的利益,一点也不为君主的国家着想。
全国上下的臣子都在以权谋私,废法轻公,根本不顾及“官能”,不为国家着想不为君主着想,国家到了这一步,也就走到亡国的境地。
韩非子·有度(3)全文
臣子侵害君主,就像行路时的地形一样,由近及远,地形渐变,使君主失去方向,东西方向改变了,自己却不知道。
所以先王设置指南仪器来判断东西方向。
所以明君不让他的群臣在法律之外乱打主意,在法令规定的范围内谋求利益,举动没有不合法的。
严峻的法令是用来禁止犯罪、排除私欲的,严厉的刑法是用来贯彻法令、惩办臣下的。
威势不能分置,权力不能同享。
威势权力与别人同享,奸臣就会公然活动;法令不坚定,君主的行为就危险了;刑罚不果断,就不能战胜奸邪。
所以说:巧匠目测合乎墨线,但必定先用规矩作标准;智商高者办事敏捷合乎要求,必定用先王的法度作依据。
所以墨线直了,曲木就要砍直;测准器平了,高坛挞就要削平;称具拎起,就要减重补轻;量具设好,就要减多补少。
所以用法令治国,不过是制定出来、推行下去罢了。
法令不偏袒权贵,墨绳不迁就弯曲。
法令该制裁的,智者不能逃避,勇者不敢抗争。
惩罚罪过不回避大臣,奖赏功劳不漏掉平民。
所以矫正上面的过失,追究下面的奸邪,治理纷乱,判断谬误,削减多余,纠正错误,统一民众的规范,没有比得上法的。
整治官吏,威慑民众,除去淫乱怠惰,禁止欺诈虚伪,没有比得上刑的。
刑罚重了,就不敢因地位高轻视地位低的;法令严明,君主就尊贵不受侵害。
尊贵不受侵害,君主就强劲而掌握要害。
所以先王重法并传授下来。
君主弃法用私,君臣之间就没有区别了。
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十五章:守要在上一章中韩非子主要讲了当世臣子的假廉、假忠、假仁、假义、假智,这五种险世之说,为什么说是险世呢?因为按韩非子的说法如果国君支持这五种行为,那么国家就会陷入危险境地。
之后韩非子说了先王治国之法简单明确,主要就是“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无或作恶,从王之路。
”意为臣下不要逞威,不要牟利,顺从君主旨意;不要作恶,跟随君主脚步。
这里明确规定了臣子的行为与思想,要求臣子从行为到思想要与君主保持高度的一致,这是古代版的与时俱进。
鉴于世臣的险世之说,韩非子告诫君主“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
”意为做君主的亲自考察百官,就会时间不够,精力不足。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天能做的事就那么多,而世间的事又成千上万,每天都在发生时刻都在变化,这就需要将各项事物归纳分类,找到各类事物发展的规律,按规律制订制度与流程,这样处理事物只需按制度办事就简单多了。
君主亲自考察管理天下的官员,时间不够精力也不够,只能靠制度办理。
为什么要按制度办理呢?韩非子认为“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
”意思就是君主用眼睛看,臣子就修饰外表;君主用耳朵听,臣子就修饰言辞;君主用脑子想,臣子就夸夸其谈。
如果君主是凭个人喜好与习性处理事物,那么臣子就会按君主的喜好与习性来粉饰事物,达到蒙蔽君主的目的。
如君主喜欢艳丽,臣子就修饰处表;君主喜欢好听的,臣子就会修饰言辞;君主喜欢思考,臣子就会大谈主张。
这样下来,君主并没有看到听到接收到事物的真相,就会影响决策。
所以在整篇《韩非子》中韩非子都告诫君主要站在事物外面看事物,就是要看清事物的真实,不要轻易听信臣子之言。
君主也是人,是人就有认识的局限性,所以韩非子说“先王以三者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意思就是先王认为这三种器官不够,所以放弃自己的才能而依赖法术,严明赏罚。
这就是管理学的精髓,个人认识的局限性让我们无法全面真实的认清事物,所以先王认为通过看、听、思并不一定能掌握事物的真实与全部,才放弃这三种方法,依赖法术,严明赏罚。
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十章:镆铘在上一章中韩非子主要讲了“贤臣”,什么是贤臣,就是“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意思就是真心维护与效忠君主。
同时,用实事来证明自己的忠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在朝廷作别人不愿意作的卑贱(看不上)之事,在军队接受别人认为很困难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关键时刻与存亡之时表现出忠心,才是真正的忠心。
对于贤臣要有“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的守则精神,还有“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的职业操守,只有这样,君主才能撑控一切。
我记得有一次公司组织团建活动,在一张A3大的报纸上站最多人,看似简单的游戏却很考验组织能力与队员素质。
当大家一哄而上失败后,我喊了一句听队长的。
队长先让身强体壮的队员站中间胳膊扣紧胳膊,其它个小体轻的队员或站或挂在中心柱上,就这样我们队赢这个项目。
社会由无数的组织组成的,组织纪律与规矩是社会规则的重要组成部门,每个组织成员都能遵纪守则,社会整体就会安宁稳定。
不管是党政组织,还是公司经济组织,都要讲组织原则,组织成员都要讲组织素质。
什么是组织原则,就是“听队长的”,什么是组织素质,就是自觉的“听队长的”。
管理简单可分为决策、执行、监督,这也是传统的三权分治。
韩非子讲完贤臣德行后,接着讲了臣子的定位,就是爱岗敬业尽职,是君主决策的执行者。
韩非子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头,下以修足”,意思就是做臣子的,如同双手,上用来理头,下用来理脚。
韩非子把臣子的职能讲的非常明白,就是执行。
从战略的角度看,臣子的职能就是执行,从战术的角度看臣子的职责就是怎么把事情做好。
做什么事,是君主的决策,怎么把事做好,是臣子的职责。
韩非子“臣子如手”的比喻,不单是说明了臣子的职能,还道出了臣子的定位,就是君子的手,大脑支配手,手受大脑的支配。
如何把事情办好,韩非子给出的答案是“清暖寒热,不得不救;镆铘传体,不敢弗搏慼”,意思是冷暖寒暑,不能不管;刀剑近身,不敢不拼。
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十八章:威制在上一章中韩非子主要讲了不法臣子侵害君主采取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让君主失去正确的方向,犹如远处看物,渐近渐清。
韩非子借先王设司南证朝夕来说明律法的重要性。
站在法家的角度看,圣明的君主应该是不让他的群臣在法律之外乱打主意,在法令规定的范围内谋求利益,举动没有不合法的。
“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这就是律法想要达到的目的,也是理想的治官之境,臣子的言行与利益都在法律范围内,自然不会有不法之为。
自古律法都是以规范与惩罚为核心,是为遏制人性阴暗面而设计。
如果人人道德高尚、尊道守理,自然就没必要制定法律,但现实社会却是善恶同在,善者守法按规则行事,恶者违法破规则行事,破规就会破坏社会规则与秩序,使社会陷入混乱,法律的根本目的是建立规则和谐的社会,作用是遏制“恶”,打压人性的黑暗面。
所以韩非子认为“峻法,所以凌过游外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
”意思是严峻的法令是用来禁止犯罪、排除私欲的,严厉的刑法是用来贯彻法令、惩办臣下的。
一切犯罪的起因都是“过游外私”,就是私俗与侵越,所以韩非子才说严厉的法律,就是要打压人的侵越与私欲。
有法就有刑,法是界定罪过的,刑是处罚犯人的,所以韩非子说严厉的刑法是用来贯彻法令、惩办臣下的。
法是建立规则,刑是处罚违规,法是刑的依据,刑是法的体现,相辅相成,是有机的统一体。
韩非子正是基于法刑一体的思想,提出了“威不贰错,制不共门。
”的主张,意思就是威势不能分置,权力不能同享。
这也是为君之道,权柄不可外借与共享。
有法无刑,或是有刑无法都是不对的,有法无刑,法就没有了权威性与威严性,有刑无法,刑就失去了依据与法理,反而成了违法之为。
法家有自己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与执行路线,诸子百家从不同的方向与角度提出自己的治国理念与方法,这是中华文明的精髓。
对于君主将权力与人分享,威势分置的作法,韩非子警告道“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
韩非子有度原文与解析在先秦时期,中国思想家韩非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治国方法,被称为“韩非子有度”。
这种方法以尚文治武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繁荣。
下面将为您呈现韩非子有度的原文,并对其进行解析。
韩非子有度原文:有国术而无国政,国政非权则霸,权非度则乱。
是故法度者,非制诈也,度者,非度权也。
故谁之权能行日以成乎,日以毕乎,无过惡焉,谓之则功行矣。
国有民,非为民而制民也。
犹失衡规矩而制制造也;仁者善撤之,不仁者善用之。
是故善国者不用国民,善将者不用兵。
何以明之?造之则禁,禁之则毁,毁之则变,变之则乱;孔子曰:“予欲无言。
”子路愤然曰:“子在陈,曷赤方?”孔子曰:“内事不决于外政。
”此之谓也。
今人民臣生而矣,君不使而畏事,不曰懦乎?君使而畏罪,不曰贪乎?是姦臣之所以化民为患也;姦臣用民,君不几亦庸乎!有术而无道,术尽于治治政,治政尽于法,法者,民人之所利害无由措之也。
法者,正人之所以治乱之祸,无由取之也。
是故圣人之为国也,不削民人之性以事其术,不废民人之心以事其道。
故法国致使民之久卉草木而不见果实,长天下之耻者,莫如此。
上失其道,民乃失其术而用之。
诗曰:“政之弹也,兹之谓也。
”言政者,圣人之谓也。
王人亦然,化作而吏治使人,为巧人。
度亦然。
若管仲、仲尼者,黥布之行也。
有民者,民道也前也。
道者者,民之行也。
民行而政不治者,非道行也,非度也。
民者,使民者也。
道者,使道者也。
非度者使度者也。
此曰:性庸者处人之间,曰人;学不足者处人之间,附于人;才能弗足者处人之间,假语于人;身不能行者处人之间,游以人。
故仲尼曰:“圣人不得不处人之间。
”欲无达也者处,身无宠、纷、太予者处,不亦闷乎!王者,泛宠流之简也,不亦陋乎!此之谓度。
解析:韩非子有度强调了政治的重要性,认为治国需尚文治武,即政治与军事并重。
他认为国家应以法度为基础,而不是权力。
法度能够限制各种欺诈行为,而“度”则指的是恰当的权力运用,而不是滥用权力。
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在日常事务中达到功效。
《韩非子·有度》原文及翻译译文《《韩非子·有度》原文及翻译译文》这是优秀的文言文翻译译文文章,希望可以对您的学习工作中带来帮助!1、《韩非子·有度》原文及翻译译文《韩非子·有度》原文及翻译韩非子原文:国无常强,无常弱。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
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
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
魏安釐王攻燕救赵,取地河东;攻韩拔管,胜于淇下;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安釐王死而魏以亡。
故有荆庄、齐桓,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则燕、魏可以强。
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
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
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
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
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则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
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
此亡之本也。
若是,则群臣废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
数至能人之门,不一至主之廷;百虑私家之便,不一图主之国。
属数虽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所以任国也。
故臣曰:亡国之廷无人焉。
廷无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务相益,不务厚国;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
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断于法,而信下为之也。
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辨而易治,故主仇法则可也。
故曰: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
韩非子有度注释一、原文国无常强,无常弱。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
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
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
魏安釐王攻赵救燕,取地河东;攻尽陶、魏之地;加兵于齐,私平陆之都;攻韩拔管,胜于淇下;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军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安釐王死而魏以亡。
故有荆庄、齐桓,燕襄、魏安釐之君,则荆、齐、燕、魏之强,灭则亡,皆君之所设也。
非国之强弱也。
存亡之端,在君之好恶,而君之好恶,非国之强弱也。
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者,则人力尽而功名立。
二、注释1. 国无常强,无常弱- 常:固定不变。
国家没有永远强大的,也没有永远弱小的。
2.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奉:奉行。
奉行法治有力的,国家就强大;奉行法治不力的,国家就弱小。
3. 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 荆庄王:即楚庄王,春秋时期楚国国君。
并:兼并。
氓:通“亡”,丧失。
楚庄王兼并了二十六个国家,开辟疆土三千里;楚庄王死后国家丧失,楚国就灭亡了(这里是从法治角度强调后来不奉行法治导致国家衰亡,楚庄王时强大是因为当时治理较好,后来情况变化)。
4. 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 齐桓公:春秋时期齐国国君。
启:开辟。
齐桓公兼并三十个国家,开辟疆土三千里;齐桓公死后国家丧失,齐国就灭亡了(同理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早期强大源于治理,后期因治理不善而亡)。
5. 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 燕襄王:燕国国君。
河:黄河。
蓟:燕国都城。
袭:袭击。
残:削弱。
平:平定。
燕襄王以黄河为边境,以蓟为都城,袭击涿、方城,削弱齐国,平定中山国,有燕国参与的事情就被重视,没有燕国就被轻视;燕襄王死后国家丧失,燕国就灭亡了。
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三章:就审在上一章中韩非子就当世国家衰弱或灭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主要是因为群臣官吏都专干祸乱国家的事,而不干治国的事。
加之群臣放弃国法营私舞弊,抛弃制度违规办事,这更加是国家陷入混乱之中,衰弱的更加厉害,加速了灭亡,犹如负薪救火。
这是荆庄王、齐桓公、燕襄王、魏安釐王四王死后的事情,人亡政息。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家最大的规矩就是国法,国法都不要了,何来的政通人和与国强民富。
与之“释法”相对的是“就法”,韩非子纵观诸侯各国,得出的结论是“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意思就是所以当今之时,能够祛除私欲趋向国法的就会民安而国治。
这是对上一章“释法而私其外,乱弱甚矣”的对照。
好与坏,是对比的结果,韩非子用实事证明依法制国的好处,释法国乱衰弱,就法国强民安,同时这里也有一个“为了谁”的重要问题,释法的后果就是权臣得利,国家与百姓受苦,就法的结果就是国强民安,不法之臣失利受罚。
我曾经说过,诸子之后无圣贤,我们民族所有的智慧已经在诸子百家时期形成,后世只是对其思想的解释与演绎。
但,人性的弱点,或是人本身的局限让人类社会一次又一次的重蹈覆辙苦难的历史。
法制的好处不言而喻,但执行是关键,有法不依,法律制度就是一堆文字,执法不严,法律制度就失去了权威性与主体地位,反而法律演变为不法之臣的违法工具。
所以韩非了指出“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意思就是能够祛除私行而执行国法的,就会兵强而敌弱。
君权,向来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他是有一系列法律与制度做为保障。
所以“就法而治”不单单于国有利,于民有利,于君更有利。
君主的权力受到法律的保护,受到制度的保障。
在公司管理中最能体现这一点,没有总经理的签字,财务是不可能向外支付款项的。
这就是总经理的权力受制度的保护。
这一思想是现代国家管理的基础,用法律保护与制约权力。
韩非子告诉君主“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意思就是君主明察得失有法律制度的,加在群臣头上,君主就不会被狡诈虚伪所欺骗。
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七章:枉法在上一章中韩非子主要讲了“群臣废庆法而行私重”,结果就是“轻公法”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在前面讲过权力需要法律与制度的保护与约束,如果群臣轻视国家法律制度,那么权力既得不到保护也无法约束,天下就会混乱,重臣就会权倾朝野,只手遮天。
群臣拜私门离朝堂;利私家忘国家;欺君主渎官职;君无实名,依于重臣。
面对亡国之相,韩非子说“亡国之廷无人”,意思就是衰弱国家的朝堂上没有人,没有朝臣拜君理事,国事荒废,国家行政体系处于停摆状态。
朝堂没有人,并不是说朝臣没有,而是“非所尊君”与“非所以任国”朝臣都跑去权臣府上拜谒议事,不尊君尊权臣,不守职谋私利。
群臣都在“家务相益,不务厚国”,意思就是群臣只致力于互谋私利,不致力于国事民情。
权力不单指官员的行政权,还有百性的民生权,法律制度保护的还有百姓的民生权,“群臣废庆法而行私重”抛弃法律制度,不单侵害的是官员自身的权力而侵害了百姓的权力。
法律制度废弃了,朝臣们都“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意思就是大臣致力于互相推祟,不致力于尊奉君主。
不管宗教教义,还是儒家思想,都是要让人们产生敬畏之心,敬畏神,敬畏自然,敬畏君主。
而法律与制度是这种敬畏的基础,如果没有了这种基础,自然不会产生敬畏之心,更不要说依律而为了。
群臣抛弃了“君臣”之纲,不再尊敬君主,而是相互推崇,形成不同的势力与利益集团。
人一旦没有了敬畏之心,就会妄念丛生,恶事不变。
大臣相尊,不务尊君,小臣也是上行下效,“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意思是小臣拿俸禄供养私交,不把官职当回事。
在中国古代执行的是官吏制,官是朝官,是国家政策的制订者,吏是地方官,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
国家政策的制订者都弃法寻私,地方官吏更不用说了。
朝官相互推崇,地吏就拿禄养人,根本不把官职当回事,也就是前面说的“官之失能”国家就混乱。
吏是国家行政体系的末端,与百姓离的最近,吏不执事、职能缺失,祸乱就从最低层发生。
中国历史上历次的农民起义,都是吏乱执事直接引发的。
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四章:失能在上一章中韩非子纵观诸侯各国的发展情况,得出了“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的结论。
韩非子还讲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与作用,第一点有法律制度的国家,君主明察得失,因为有法律制度制约群臣,君主就不会被狡诈虚伪所欺骗。
第二点有法律制度的国家,因为有法律制度作为衡量标准与办事规则与流程,对于朝臣汇报的各地情况,君主一般不会被欺骗,能获得较为真实的情况,政策制订也不会偏离方向。
现代社会的文明在于权力受到法律与制度的保护与制约。
权力的根本是为国家为百姓服务,所以权力需要保护。
同时权力的作用是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分配与利用,这就需对权力进行制约,避免营私舞弊。
一切权力的载体是人,是各级政府官员,所以对官员的选拔任用非常重要。
前面我们说过,权力是先天存在的,不分好与坏,只有好官与坏官之分。
所以韩非子在认识到人的重要性后,对如何任用与奖罚官员进行了论述。
韩非子在对诸侯官场进行观察后,得出如下结论“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意思就是现在若按声誉选用人才,臣下就会背离君主而在下面联络勾结。
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传媒发达的今天,最有现实意思。
互联网的兴起与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创造一个“声誉”就是举手之劳。
在韩非子眼里,那些因声誉而被选用的人,都是人为创造出的“声誉”,并不是因本人的功绩而自然形成的,充其量就是一个“网红”。
而这样的“声誉”是所选之人与下面臣子联络勾结故意创造的,起因就是君主按“声誉”选用人才,这就上行下效。
上行下效的例子还有“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意思就是若凭朋党关系举用官吏,臣民就会营求交结而不求依法办事。
在这里韩非子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原因就是“以党举官”,努力工作不如有人在朝,努力工作不如朋党相举。
国家选人用人是有严格的法律制度的,但如果选人用人的权臣不用这些法律制度,结果自然是臣子依附权臣,不求依法办事。
“以誉进能”与“以党举官”结果就是“官之失能者其国乱”,意思是官吏不称职的,国家就会混乱。
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八章:雠法在上一章中韩非子主要讲了“亡国之廷无人”的局面,朝堂无人臣,并不是朝廷真的没有大臣,而是大臣们都去权臣之府拜谒议事,不再尊君为国了,大臣相尊小臣养人,不再尊君和守职。
韩非子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根子在君主,君主不依法断事,任由权臣为之,这样上行下效,全国上下的官吏都弃法谋私,国必混乱。
那么在韩非子看来在选人用人方面什么是正确的做法呢?答案是很明显,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当然是依法而为了。
“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意思就是明君用法选人,不用自己的意原与习好推举。
在科举制还没有成为国家选人的法定做法前,举荐制确实是有效的选人方式,但也存在问题,“以誉进能、以党举官”的现象很普遍,因为没有标准人为因素就过重。
韩非子这里的“使法择人”应该还不是科举制,只能是当时的选人制度,在点像现在公司的应聘制,有一点的流程罢了。
朝官举荐进行入审核程序,审核通过了就可以任用,所以这里的举荐很重要,是门槛。
我想当时的举荐没有量的标准,但有质的准则,可能就是对众家学说的理解与实际应用,侧重点在实际应用上,因为当时诸侯纷争战乱不断,社会问题突出,君主想听的是治国安邦的主张。
“使法择人”的好处与作用“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意思就是用法定功,不用自己的心意测度。
这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自以为是”是一切人类灾难的原点。
“使法量功”就减少了人为的因素,没有自以为是的局限,让制度标准来做评判,这样就会更加公平与平等。
现代教育其实是“制度化”与“标准化”的教育,在分数面前生生平等,在答案面前标准为准,其它都是“非”的范围。
“不自度”真的是无上的境界,跳出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将“不自度”放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超出哲学范畴的思想,我们还在思考“何在、何来、何去”时,韩非子告诉我们“不自度”,不要再自以为是了,你认知的并不是你想的那样,用脱离人的认知方式与方法来看待这个世界与宇宙。
“使法量功”的好处与作用“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意思就是能干的人不可能埋没,败事的人不可能掩饰,徒有声誉的人不可能升官,仅受非议的人不可能斥退。
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十四章:险世在上一章中韩非子主要讲了“显己卑主,不智之为”。
至今听过最为自大与豪气的口号就是“替天行道”,这已经是极致了,替天行道言下之意仍将“天”作为最高的领袖,仍是心存敬畏。
当孙悟空打出“齐天大圣”时,他离被压五行山也就不远了。
替天已经是大忌,齐天就是找死,更不要说灭天了。
天,就是自然,中国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之道,衍生到人类社会就是对君主的敬畏之道,所以对君主的不敬,是有违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与道德观的。
有人认为这是旧观念,是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往往抱有这种思想的人在折腾后,要么回归主流,要么被社会所淘汰,人再有本事,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造物主”的产物,怎么可能反抗和推翻造物主呢?在韩非子看来臣子出使他国,与之勾结,损害国家,使国家陷入危地,再威胁国君说:“没有我就没有和平,没有我就不解除危祸。
”君主也就信了,并把国安危托付给他。
韩非子认为贬低君主名声来抬高自己,损害国家利益来便利私家,这是不明智的。
在法家看来,当下之臣子所谓的廉、忠、仁、义、智,是将国家推到险地的行为与言论,在韩非子看来却是不廉,不忠,不仁,不义,不智。
所以韩非子说“此数物者,险世之说也。
”在讨伐当世的同时,韩非子提到了先王,认为“先王之法所简也”,意思就是先王治国的办法很简单。
也对,大家都说大道至简,是我们把生活过复杂了,生活本身是简单的。
先王治国的简单办法: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无或作恶,从王之路。
”意思就是先王法令说:“臣下不要逞威,不要牟利,顺从君主旨意;不要作恶,跟随君主脚步。
”就是这样,只做规定,不说原因,教你怎么做,不讲大道理。
韩非子认为当下的君主没有权威,没有治国之智,所以才让臣子以国危相威胁,同时韩非子也认为当下臣子没有君臣之礼,没有规矩意思,没有法治思想。
同样,有什么样的君主,就有什么样的百姓。
先王治国简单,百姓生活也简单。
“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废私术,专意一行,具以待任”意思是古代太平社会的百姓,奉行公法,废止私术,一心一意为君主办事,准备条件来等待任用。
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十九章:规矩在上一章中韩非子主要讲了法与刑,及其两者的关系,法是立规则防私欲,刑是惩恶行罚违者。
法定罪,刑执罚,刑依法而行,法因刑而威,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所以韩非子说法刑所产生的威势不能共享,立法行刑的权力不能分置,必须掌握在君主的手中。
如果不能坚持这一原则,结果就是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
君权分置,邪臣出没;执法不严,君主危险;行刑迟疑,正不胜邪。
道为天地之规律,法为世间之规则,背道而驰,终有恶报,违法乱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法制的意义在于设立标准,在于设定规矩。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事物圆满必先要有规矩。
人是有机肉体与意识思想的结合体,人的言行受思想意识的支配,人终究是情感动物,对待事物总会感情用事,这就需要法规、规矩来加以约束,让其言行在法规规矩的范围内,让其明白什么是底线,什么不应该做。
对于律法标准的重要性,韩非子举了一个例子“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意思是巧匠目测合乎墨线,但必定先用规矩作标准。
技术再高明的工匠目测墨线是否准确,前提也是要用“规矩”作好标准,否则墨线就没有的价值。
工具只是标准的表达器具,比如尺子,只是长度单位标准的衡量工具。
所以才有“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的说法,意思为智商高者办事敏捷合乎要求,必定用先王的法度作依据。
聪智的臣子在办事时,一定要用律法的标准来衡量一下是否合规。
韩非子非常重视官场规矩,而且肯定了先王之法的指导与规范作用,所以他才说聪明的臣子办事敏捷合乎要求,必定用先王的法度作依据,说白了就是按先王之法去办事。
律法的作用韩非子用四个生活中的事物来做比喻,第一个是“绳直而枉木断”意为墨线直了,曲木就能砍直,因为有了依据。
第二个是“准夷而高科削”意为测准器平了,高坛挞就要削平,因为有了依据。
第三个是“权衡县而重益轻”,意为称具拎起,就要减重补轻,还是因为有了依据。
第四个是“斗石设而多益少”意为量具设好,就要减多补少,因为有了依据。
有志者事竟成小古文原文
有志者事竟成。
这句话是出自于《韩非子·有度》一篇,原文如下: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这句话描写了有志向的人能够克服困难,最终取得成功的道理。
通过破釜沉舟、卧薪尝胆等形象生动的比喻,表达了坚持不懈、勇
往直前的精神态度。
同时,也强调了努力付出的人终将获得回报,
天道不负有心人的信念。
这句话鼓励人们要有远大的志向和目标,并在实现这些目标的
过程中付出努力和坚持,相信自己的努力终将会得到回报。
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十一章:至治红林悟道《韩非子》-有度第十一章:治至在上一章中韩非子主要讲了“贤臣”的职能与职责,韩非子用一个比喻简单明了的说明了这个问题,人臣就是君主的手,执行大脑发出的指示,上以修头,下以修足。
“执行”就是臣子的职能,职责就是修头与修足。
韩非子进而讲了臣子如何把事情做好的方法与方式,一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事物的属性入手透彻的了解的事物,二是与时俱进,按事物的发展规律与发展阶段解决问题。
紧接着韩非告诫君主不要按个人的喜好与习性选人用人,尤其是贤哲之臣与事能之士。
如贤哲之臣与事能之士掌握了君主的喜好与习性,有可能被利用,继而会失去权力与国家。
如果君主行使大脑的职能,臣子行使手的职能,君主依法选人用人,那么就会出现国家治理的最高境界。
世间的一切祸事与痛苦都来自于不认命,不守则,不守法。
命是天注定的,运是可能改变的,这就是为什么世俗社会中大家从事着不同的工作,处在不同的环境,过着不同生活的原因。
一切不认命的思想都是欲望,而欲望会驱使人做超越自我能力的事,必然会不守则不守法,其结果就是事与愿违,痛苦万般。
当财富成为民众唯一追求的目标,当金钱成为社会唯一成功的标志,那么自我就会冲破思想的约束,干出超越自我的事,结果自然是不可想象,财富超越了灵魂。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迁栖,原因只有二个,一是战争的祸患,二是财富的诱惑。
这都不是至治之象。
在韩非子看来,至治之象首先是“民不越乡而交,无百里之感”,意思就是百姓不离乡私交,没有远道奔走的忧虑。
试想一下如果天下大同,社会财富均等,民众都共同富裕,何人会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何人会越乡而交。
当然你会说天下大同只是个幻想,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所以“越乡而交”是正常的,谁不想过的好一点,谁不想多挣点钱,凭心而论,这么想也是对的。
但,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看,天下大同是可以的,只是社会管理与民众教化的问题。
至治之象的第二个表现“贵贱不相逾,愚智提衡而立”,意思是贵贱不相越,愚智各得其所。
韩非子·有度第六韩非子·有度第六【原文】国无常强,无常弱。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荆庄王1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2社稷也,而荆以亡。
齐桓公3并国三十,启4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
燕襄王5以河为境,以蓟6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
魏安釐王7攻赵救燕,取地河东;攻尽陶、魏之地;加兵于齐,私平陆之都;攻韩拔管,胜于淇下;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军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安厘死而魏以亡。
故有荆庄、齐桓公,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厘,则燕、魏可以强。
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
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注释】1.荆庄王:即楚庄王,春秋时期五霸之一。
2.氓:《诗·卫风·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
”《管子·八观》:“氓家无积而衣服修。
”《战国策·秦策》:“而不忧民氓。
”《孟子·滕文公上》:“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
”《淮南子·脩务》:“以宽民氓。
”《说文》:“氓,民也。
”古代称外来的百姓为氓,这里用为百姓之意。
3.齐桓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姓姜,名小白。
公元前685~643年在位。
春秋时期著名的五霸之一。
《孟子·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荀子·仲尼》:“齐桓,五伯之盛者也。
”4.启:《诗·大雅·皇矣》:“启之辟之,其柽其椐。
”《左传·隐公元年》:“公将啟之。
”《左传·僖公二十年》:“凡啟塞从时。
”《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论语·泰伯》:“启予足!启予手!”《国语·晋语一》:“疆埸无主,则啟戒心。
”《仪礼·士虞礼》:“啟户。
韩非子
原文:
国无常强,无常弱。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
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
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
魏安釐王攻燕救赵,取地河东;攻韩拔管,胜于淇下;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安釐王死而魏以亡。
故有荆庄、齐桓,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则燕、魏可以强。
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
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
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
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
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则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
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
此亡之本也。
若是,则群臣废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
数至能人之门,不一至主之廷;百虑私家之便,不一图主之国。
属数虽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所以任国也。
故臣曰:亡国之廷无人焉。
廷无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务相益,不务厚国;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
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断于法,而信下为之也。
故明主使法择
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辨而易治,故主仇法则可也。
故曰: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
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谬,一民之轨,莫如法。
厉官威民,退淫怠,止诈伪,莫如刑。
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
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贵之而传之。
人主释法用私,则上下不别矣。
(取材于《韩非子》)
注释:【1】荆庄王:即楚庄王,春秋时期五霸之一。
【2】臣:韩非自称。
【3】仇:校对,以……核对。
译文:
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强大,也不可能永远衰弱。
君主依法办事,国家就强大;君主不依法办事,国家就衰弱。
楚庄王曾并吞二十六个国家,开拓三千里疆域;楚庄王抛下国家死亡之后,楚国便随之衰弱。
齐桓公吞并了三十个国家,开辟了三千里疆土;齐桓公死后,齐国因此衰弱。
燕襄王以黄河作为国界,以蓟城为国都,攻破了齐国,消灭了中山国,得到燕国支持的国家威望就重,没有燕国支持的国家威望就轻;燕襄王死后,燕国也因此衰弱。
魏安釐王攻打燕国救援赵国,夺回了河东魏国的故地;攻占了韩国的管地,又在淇水下游取胜;魏国的军队遍布天下,
威风传遍中原文明的国家;魏安釐王死后,魏国随之衰弱。
所以有了楚庄王、齐桓公,楚、齐就可以称霸;有了燕襄王、魏安釐王,燕、魏就可以强盛。
如今这些国家都衰败了,是因为群臣官吏都去干那些使国家动荡而不是使国家安定的事情。
这些国家本已经混乱衰弱了,他们的群臣又都丢掉国法而营私舞弊,这好比背着干柴去救火,国家会更加混乱和衰弱。
现在这个时代,一个国家能够除掉奸邪谋私之行而遵循国家法令的,老百姓就能安宁并且国家就能安定;能杜绝图谋私利的行为而实行国家法令的,军队就会强大而敌人相对弱小。
所以明察得失又有法度的规定,用来驾驭群臣,那么这样的君主就不可能被臣下欺诈;明察得失而又以法度作为标准以了解远方的事情,那么君主就不可能被天下轻重颠倒的事所欺骗。
现在如果按声誉选用人才,那么臣下就会背离君主而在下面紧密勾结;如果根据朋党的关系来推荐官员,那么老百姓就会致力于结党勾结而不求依法办事。
以虚假的名声为依据奖赏,以诽谤的流言作为依据施行处罚,那么喜欢奖赏而厌恶处罚的人,就会丢掉国家法定的职责,玩弄个人手段,互相包庇利用。
因此忠臣无罪却遭遇危难而死,奸邪之臣没有功劳却坐享安乐利益。
这是国家衰亡的根本原因。
如果像这样,群臣就会废弃法度而设法捞取个人权势,不把国家的法令当回事了。
屡次进出奸臣的家门,一次也不到君主的朝廷去;天天想着自己的好处,一点也不考虑君主国家的利益。
君主的下属官吏虽然很多,但都不是朝廷所需用来尊崇君主的;各种官员虽然一应俱全,但却不是君主所需用来承担国家大事的。
所以下臣我说:衰亡的国家朝廷中没有人。
朝廷里
没有人,不是朝廷中的臣子少了;私家致力于互谋私利,不致力于富强国家;大臣们致力于相互推崇,不致力于尊崇君主;小臣们拿国家的俸禄去培养私交,不把官员职责当回事。
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君主在上面不依法决断政事,而听凭下面的大臣胡作非为。
所以圣明的君主用法制来选拔人才,不凭自己的意愿来用人;按法制来考核臣下的功绩,而不靠自己的主观来推测。
有才能的人不被埋没,坏人坏事无从掩饰,徒有虚名的人不能进用,遭受诽谤的人不被免职,那么君主就能明辨臣下的功过是非而国家就容易治理,所以君主依法办事就可以了。
所以说:高明的木匠用肉眼测度木材也合乎绳墨的标准,但首先一定要用规和矩作为标准;智慧极高的人虽很快就把事情做得合乎要求,但必须用先王的法制作依据。
所以用法令来治国,就是用法令作为标准衡量事物罢了。
法令不偏袒权贵,绳墨不迁就曲木。
法令该制裁的,智者不能逃避,勇者不敢争辩。
惩罚罪过不避开大臣,奖赏善行不漏掉平民。
所以矫正上面的过失,追究下面的奸邪,治理混乱而判断谬误,统一人们的行为使其合乎规范,没有比法令更好的了。
整治官吏而威慑民众,遏止过于懈怠的行为,制止诈伪的发生,没有比刑罚更顶用的了。
刑罚严厉,臣下就不敢凭地位高轻视地位低的人;法令严明,君主就能受到尊崇而不受侵犯。
君主得到尊崇而不被侵犯,那么君主就会强势而掌握治国的要领,所以先王把法令看得很重并将它传下来。
君主如果放弃法制而用私意办事,那君臣就没有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