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我国实际阐述引渡制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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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引渡制度的发展历史与现状由于政治、经济及“闭关锁国”等历史遗留原因,致使我国的引渡制度的建立比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较晚的。
在改革开放之前,只有在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一些没有上升为法律的规章能找到有关引渡的规定,而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亦没有关于引渡的相关规定。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国际综合实力的日益上升,与各国之间的国际交往日渐增多,国家司法合作的机会也逐渐增多,而我国也开始重视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司法协助协定和双边引渡条约。
1987年6月5日,我国同外国签订了第一个司法协助协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在1993年8月26日,我国同外国签定了第一个双边引渡条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王国引渡条约》。
这是我国引渡制度发展的两大重要里程碑。
之后,我国又分别同11个国家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和近40个国家签订了司法协助条约或约定。
直到2000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我过终于颁布了自己的引渡法。
截止目前,已经有56个国家同我国签订了司法协助条款,有25个国家同我国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
这样,《引渡法》与我国缔结或加入的包含引渡内容的双边或多边条约一起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引渡制度。
①(401)二、我国引渡所面临的问题(一)国际条约的缺陷。
1.参加或签署双边引渡条约在实践中存在局限性。
我国所签署的国际公约都是经过与各国的国际协商而来,引渡条款并不是强制条款。
引渡的进行和完成离不开相关国家的首肯与执行,但目前国际公约与内国法的效力优先问题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争议,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在实践中对公约的采用和执行方式也是各有不同。
被申请国在决定是否引渡时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这样便造成了我国引渡实践的困难。
此外,由于我国区域性多边条约和全球性国际公约覆盖的罪行范围狭窄,很多与我国具有政治经济密切联系的国家和地区都没有签署条约。
引渡制度基本原则及完善我国引渡立法研究摘要:引渡既是国内法制度,也是国际法制度。
国家制定引渡法,并签订引渡条约,相互引渡罪犯,是极为普遍的事情。
国际犯罪引渡制度在其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对预防和惩治犯罪领域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引渡;引渡基本原则;我国引渡立法一引渡的概念及其内容引渡,是一国把在其境内而被他国指控为犯罪或已被判刑的人,根据有关国家的请求,移交给请求国以便审判或处罚的一种司法活动。
它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工具的改进,罪犯在一国犯罪后较容易潜逃另一国,特别是现代走私、贩毒、恐怖主义等跨国犯罪,集团犯罪,国际性犯罪的出现甚至日渐猖撅,给国际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
为了达到惩罚犯罪,雄护国际法律秩序,引渡便应运而生。
引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引渡的主体。
引渡是国家行为,因此,引渡的主体是国家,即请求国与被请求国。
请求国的引渡请求只能通过外交途径向被请求国的中央政府提出,而不能向地方政府或联邦制国家的州政府提出。
其次,引渡的客体。
引渡的客体是处在被请求国领域内而触犯他国刑律,受到刑事追诉、通缉或判刑的个人。
因此,受民事判决或行政处分与处罚,以及尚未被刑事追诉的人,不能成为引渡的对象。
由于引渡是国家行为,作为引渡客体的个人,不能对国家行为及引渡的合法性提出任何质疑或抗辩。
再次,引渡的请求国必须是对引渡客体即犯罪行为人具有管辖权的国家,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表现。
对引渡来说,凡具有属地管辖权、属人管辖权、保护性管辖权和普遍性管辖权其中任何一种管辖权的国家,均可向被请求国提出引渡罪犯的请求。
最后,提出引渡请求的法律根据是国际条约、互惠原则或国际礼让。
引渡应以引渡条约为根据。
二引渡制度基本原则(一)双重犯罪原则或双重归罪原则,亦即相同原则双重犯罪原则是指被请求引渡的人的行为,必须是为请求国和被请求国双方法律都认为是犯罪,并应审判和处罚的行为,才能引渡。
双重原则是以互惠作为基础的。
论国际法上引渡制度的新发展对我国的启示摘要:现代国际引渡制度相对于传统国际法上的引渡制度而言,已有了飞跃性的突破。
但反观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却与现今的国际引渡制度存在不少距离和不足,本文在总结国际引渡制度新发展的基础上,找出了我国《引渡法》的缺陷和不足,提出了完善我引渡法律制度的措施和建议。
关键词:引渡制度发展动向启示二十世纪末以来,一系列国际公约的签署和批准,使得国际引渡制度有了崭新的发展。
而反观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以下简称《引渡法》)却与现今的国际引渡制度存在不少距离和不足,不利于我国开展国际司法协助及打击犯罪。
本文将在总结国际引渡制度新发展的基础上,查找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缺陷和不足,从而提出完善我国相关引渡法律制度的措施和建议。
一、国际引渡制度的新发展(1)“双重犯罪”原则有弱化趋势“双重犯罪原则是以相互尊重主权、互惠互利为基础的.是罪行法定原则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体现。
即只有当请求国和被请求国双方的法律均认为某种行为是犯罪行为且所受惩罚须达到一定期限以上,方可进行引渡。
”[1]这在多边或双边引渡条约中多有体现,有学者称其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刚性原则。
然而双重犯罪原则出现了弱化趋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请求围与被请求国就罪行可罚性的要求不同,如《欧盟成员国问引渡公约》第2条规定“对于根据请求成员国法律可受到最长期限至少为12个月和被请求成员国法律可受到最长期限至少为6个月的剥夺自由刑或羁押令的犯罪,应准予引渡。
”此规定改变了传统的双重犯罪原则对请求国和被请求国双方在可罚性方面的同一性要求.扩大了可引渡罪行的范围。
二是不适用双重犯罪原则的情形出现,如《惩治恐怖主义的欧洲公约》第1条和第2条所提及的一项或多项共谋和组织犯罪.不适用双重犯罪原则。
(2)“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出现限制性规定政治犯不引渡原则与现代引渡制度相伴而生,并已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但由于各国对“政治犯罪”并无统一定义,实践中往往由币对政治犯罪的弹性解释而阻碍了引渡合作。
我国引渡制度的困境及应对之策现代引渡制度是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有关国家有效行使管辖权和制裁犯罪的重要保障,因而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社会各界也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广泛关注。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引渡制度还存在诸多缺乏引渡条约依据、死刑障碍以及对司法协助的认识错误等障碍,本文就引渡中涉及到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应对之策。
标签:引渡;障碍;对策一、我国引渡制度的现状我国引渡制度是在最近十几年中创建的。
从1993年8月26日与泰国缔结第一个双边引渡条约开始,中国以平均每年缔结两个条约的速度,已经与25个国家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
2000年l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专门规定引渡问题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
该法对中国和外国之间的引渡所涉及的合作原则、联系途径、准予引渡的条件、应当或可以拒绝引渡的情形、引渡请求的提出和审查、为引渡而采取的强制措施、引渡的执行、暂缓引渡和临时引渡、引渡的过境以及向外国请求引渡等问题做了系统的规定。
为我国有关机关处理中外之间的引渡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应该说,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引渡制度体系已较为完善,但也存在着与国际引渡立法和实践的迅猛发展不相适应、难以对接之处。
这给我国在引渡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正如赖昌星潜逃一案。
震惊全国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中,以赖昌星为首的走私团伙在3年间,疯狂走私了价值达530亿元人民币的货物,偷逃关税300亿元,逃私多达800亿元,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然而历时9年,赖昌星仍未被引渡回国。
赖昌星之所以能够在加拿大逍遥法外,逃避法律的制裁,就是由于我国尚未与加拿大签定双边引渡条约,缺少进行引渡的法律依据。
赖昌星一时无法被引渡回国,这严重危害着我国的经济利益。
二、我国引渡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阻力造成引渡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缺乏同某些国家进行引渡的法律依据前面已谈到,引渡主要是以国家之间的引渡条约为依据。
从打击经济腐败犯罪角度简析我国引渡制度现状及发展摘要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发展和国际交往的密切,腐败犯罪也呈现复杂化、组织化和国际化趋势。
国内腐败犯罪嫌疑人远逃海外躲避惩罚,腐败资金流失严重。
便捷的交通网、通畅的信息网和全球金融体系为腐败分子寻找逃离法律制裁的乐土以及洗钱和抽逃资金提供了十分方便的渠道。
[1]因此,反腐败国际合作已成为我国反腐工作的重点。
在国际社会联合打击腐败犯罪的过程中,引渡的作用不可替代。
关键词经济腐败;国际合作;引渡制度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离岸金融中心成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
这严重损害了国家、人民的利益,阻碍了我国刑事执法进程顺利地进行,同时还带来了极其恶劣的示范效应。
自21世纪以来,逃往海外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腐败犯罪嫌疑人逃避惩罚的首选。
这给我国的社会治安和稳定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隐患,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
所以,如何成功引渡及有效打击外逃贪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亦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一、我国引渡制度的现状(一)立法现状我国积极投身于国际反腐败条约的协商、签订等工作,为国际合作创造共同基础。
据统计,我国政府已签署和参加了包括《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内的近100个多边国际公约,与37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与47个国家签订了刑事司法协助协定。
[2] 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并于2005年12月14日生效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以下简称《公约》),被誉为迄今为止第一项全球性、综合性、创新性的反腐败法律文件,形成了全球打击跨国腐败共同接受的准则,首次在国际一级建立了预防和打击腐败并加强国际合作的机制。
[3] 《公约》第44条共计18款规定非常详尽和具体地规定了对腐败犯罪嫌疑人引渡的原则和规则。
试论我国引渡制度的困境及应对策略作者:张昕来源:《法制博览》2017年第01期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1摘要:引渡作为一项在不同时期从实体和程序上不断被赋予新内涵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这是制度本身在应对新的国际形势时所作出的本能的应变,从根本上看则是打击国际犯罪与人权保护之间的抗衡。
本文从中国引渡制度的现状入手,通过比较分析中国引渡实践与国际社会引渡的新形势,据此完善中国引渡制度的立法与实践。
关键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引渡条约;死刑制度;腐败犯罪中图分类号:D99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7)02-0241-01国际引渡合作中蕴含着国际关系、国家司法主权、国际人权等领域的博弈。
对罪犯的刑事管辖权系属罪犯所在地国的主权控制内,这就引起了国际司法合作的必要性。
然而由于各国的法律和司法体系之间存在着差异,并涉及国家之间的法制互认、利益考量等因素,因此协商起来并非易事。
一、中国引渡制度发展现状时至今日,已有41个国家与中国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
这个数字与中国自身的引渡发展历程是呈正相关的,但与欧美国家相比较而言,还是存在不小的差距。
从与中国缔结双边引渡条约的国家来看,大多数为保留死刑的国家,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法国与西班牙就在与中国建立双边引渡条约的国家范围内。
另外,死刑问题只是法制及人权因素中的一部分,引渡实践更像是国与国之间在政治地位、经济利益以及法制差异上进行的一场博弈。
二、中国引渡实践中的障碍(一)政治因素在引渡实践中,行政审查相比司法审查的作用更加突出,从国际关系这个角度来看,国与国的亲疏程度以及意识形态的分歧都会影响行政审查的程度。
自从欧盟统一逮捕令的实行,在成员国之间移交罪犯变得相当简便,[1]这必然导致欧盟成员国对其他国家在引渡合作中采取双重标准。
并且对于“政治犯”的界定,主要取决于被请求国的意见,处于被动中的请求国根据强弱程度还有所区别,实力相当的国家可能是依据利益交换来实现引渡目的,实力较弱的一方可能需要妥协退让才能引渡成功。
浅析我国的引渡制度面临的困境及解决建议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日益全球化的同时,也为跨国犯罪和境外逃窜等行为提供了方便有利的条件。
为了打击诸如此类犯罪,一国需要同他国合作打击,此时,引渡作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最受关注的形式之一,对解决此类问题的意义重大。
然而,在政治庇护和国际人权保护兴起的大背景下,由于各国的法律和司法系统的不尽相同,我国自身的制度不尽完善等原因,使得我国与他国的引渡合作难以达到最大功效。
本文旨在浅析我国引渡制度面臨的困境,从而提出自己对解决措施的一些不成熟的建议,以期有利于今后的学习。
标签:引渡制度;困境;解决措施一、问题的提出引渡是指一国的主管机关应他国主管机关的请求,在本国境内而被他国指控犯罪或判刑的人交给请求国审判或执行处罚的国际刑法协助行为。
自从格劳秀斯提出了“或引渡或起诉”的原则之后,现代引渡制度被世界各国争相规定在本国的法律中,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
虽然我国的引渡制度的雏形可以最早追溯到战国时期,但直到2001年12月28日,我国引渡法才正式颁布。
然而,由于国际社会中的各国的法律理念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和我国制度本身不完善易导致对我国法律误解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致使其难以发挥最大效用。
二、我国引渡制度面临的困境(一)被请求国以“政治犯不引渡”等为不引渡借口,使我国引渡工作难以开展若我国作为引渡被请求国时,一般是采取双重审查制,即行政审查和司法审查。
而在实践中,往往会更多地是依据两个国家之间的政治友好程度来决定的,而不是法律程序。
然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再加之发展大好的态势,易遭到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某种程度的敌视,此类政治因素很容易影响到我国向这些国家引渡犯罪嫌疑人。
国际社会中普遍认可“政治犯不引渡原则”,也就成为一些国家的固有说辞。
发达国家利用所谓的“人权保护”等主观借口拒绝引渡,易使我国陷入被动,难以开展引渡工作。
(二)在实践中,我国更多地采用引渡的替代措施在我国成功引渡的犯罪嫌疑人中,通过规范引渡程序的较少,“变相引渡”等引渡的替代措施仍是主要方式。
结合我国实际阐述引渡制度发展
摘要:当今世界局势愈发复杂,国际犯罪也呈现集中爆发的态势。
以上原因使得引渡制度的受关注度逐步提高。
纵观人类漫长的历史,虽然引渡的观念由来已久,而我国的引渡制度却尚未完善。
由于一些内在与外在原因,导致我国引渡制度的发展面临重重险阻。
本文将结合我国实际来阐明引渡制度在我国的发展情况,希望对本领域的研究做出些许贡献。
关键词:引渡制度;我国实际;国际犯罪
我国的引渡制度正日趋完善,近年来,已基本上形成了由国际公约、双边条约、国际习惯及国内立法几项内容所构成的引渡体系。
然而,纵观实际情况,我国引渡制度在签订条约与国内立法等几个方面依然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引渡制度于我国的确立
引渡制度属于国际司法协助过程中不可获缺的重要环节。
所谓的引渡制度,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根据另外一个国家的申请请求,援引两国签署或共同参与签订的互惠原则与相关条约,将在本国境内被申请国判处过刑罚或者被申请国指控为犯罪嫌疑人的人,移交至申请国,随后经过相关法律程序对其进行司法处置的制度。
引渡的概念自古便有,在世界文明古国古埃及最早出现了有关引渡的最原始观念 [1]。
现在,引渡制度成为了国际法中最为重要的公认制度。
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国际之间的各类往来愈发频繁,近年来,涉及我国的国际犯罪数目呈逐年上升趋势。
正因为此,对这类犯罪活动所实施的相应制裁必不可少。
近年来,我国也陆续参与一些与引渡条款内容相关的国际公约的签订。
与此同时,我国便着手于稳固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开始签订双边司法协助协定和引渡条约[2]。
关于引渡制度的内容在立法上的明确,对我国维护司法管辖权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综上所述,引渡制度的确立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这不仅关系到国家利益,也关系到国际关系的发展。
二、我国引渡制度于发展之中所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依据不充分
国与国之间的引渡实践主要是要以两国之间事前签署的相关条约、具备引渡内容的国际公约作为法律依据,进行相关引渡实践。
我国对于同世界发达国家进行引渡实践的法律依据尚未健全。
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建立的第一个正式的引渡条约是2006年与西班牙签署的引渡
条约。
然而,我国境内的犯罪嫌疑人,尤其是以经济类犯罪为主的在逃嫌疑犯更趋向于逃往英美等国家,以移民为幌子、逃避理应承担的罪责。
另外,这类国家大多数都以“条约前置主义”为引渡制度,而这与我国的引渡程序存在不符,导致我国与其他国家交涉时极其缺失引渡条约的签订前提。
正因如此,引渡制度在这类国家的实际情况使得我国无法有力打击对一些重大案件的嫌疑人的逮捕和审判。
(二)对“死刑不引渡”原则的不明确态度
对“死刑不引渡”原则模棱两可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我国引渡制度发展的进程。
由于世界上各个国家对人权保障的程度不一致,导致了被请求引渡人由于处于不同情况,所得到的人权保障程度有很大差异。
当今各国已经对人权保障问题达成了基本一致,然而在实践时,各国标准又难以统一。
我国属于保留死刑的适用国家,对待“死刑不引渡”问题相对来说比较敏感,在具体操作中也会使用笼统措辞避免对这一问题的直白表述。
但是我国依然因此而与一些发达国家发生缔结关系受阻的情况,导致引渡失败,犯罪嫌疑人得以逍遥法外。
三、完善我国引渡制度的措施建议
(一)巩固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司法合作
首先,保障国与国之间的法律互助与长期合作是最为必要的。
我国不但要加快法治进程的步伐,也要态度积极地与其他国家缔结引渡条约,争取早日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稳固的引渡条约。
由于一些发达国家始终坚持“条约前置主义”,我国暂时不能够将引渡制度作为制度性安排来贯彻实行[3]。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与这些国家之间引渡条约的缺失会导致我国无法从某国家以正当法律依据进行引渡程序。
其次,我国要着手推进多边引渡制度的区域性构建。
我国应加强同周边各国之间的引渡条约的缔结,倡导指定区域范围内行之有效的引渡条约,以便于我国引渡制度实践的进行与展开。
最后,在引渡实践与国家立法过程中阐明对“死刑不引渡”的适用情况。
这是为了便于我国相关机构开展引渡工作。
在实践引渡制度的同时,在引渡条约上明确规定此原则并要附加清晰的表述。
虽然我国不会立即废黜死刑,但是我国已经在引渡实践中逐渐接受了这一原则。
在权衡利弊过后,我国应明确对于“死刑不引渡”这一原则的适用情况。
(二)善加处理传统引渡制度与引渡程序
首先,对于传统的引渡制度与引渡程序,虽然要以“政治犯罪不引渡”、“死刑不引渡”等原则为基准,但是要机动灵活地处理各种情况,对于特定罪行原则、双重犯罪原则要灵活运用。
我国刑法对于犯罪种类以及相应刑罚的规定十分严格,所以在部分情况下,完全遵循以上原则进行引渡,对于贯彻引渡制度的适用来说并非最为有利。
部分境外在逃嫌疑人会将
自己犯下的罪责归结到政治犯罪的范畴内而申请得到被申请国家的保护,然后被申请国家便会终止引渡程序,而这恰恰相悖于我国对于将潜逃在外的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的目的。
其次,我国法律对于以死刑为最终刑罚的法律条目众多繁复,在引渡实践之中,常常有因为被申请国以为犯罪嫌疑人很可能被判定为死刑而驳回引渡申请的情况发生。
即便我国《引渡法》已经对此做出明确规定并且公开许诺不会对戴罪潜逃的犯罪嫌疑人处以死刑,但是在一些已经达成协议的引渡条约之中对这个承诺却鲜有提及。
正因为此,我国相关法律部门大有必要对此原则进行重新审视,要针对不同的情况作出最有利于本国法律公平、符合本国利益的处理手法。
最近,我国对“死刑不引渡原则”的认识有很大程度改观,这一改观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对“余振东案”的处理方式的灵活变幻。
2004年4月16日,涉嫌贪污、挪用巨额公款罪名逃至美国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被美国联邦执法工作人员移交给中国警方,本次移交成功的前提是中国向美国进行了“不对余振东执行死刑”的官方承诺。
由此“余振东案”被司法界视为“中美两国2001年11月签订《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后,双方在打击经济犯罪方面加强合作的重大突破”。
(三)要加强各国的司法合作
首先,要加强我国与外国引渡合作的关系,争取与西方发达国家、欧美大国缔结起引渡条约。
另外,还要加深对西方发达国家引渡制度的分析与研究,掌握引渡实践实务,分析引渡案例、解读各国引渡制度的差异,对国内外经典的引渡事件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
比如研究“赖昌星案”、“余振东案”、“斯诺登案”等等。
其次,要善加利用一些国家对“条约前置主义”的摒弃,深入探索替代引渡制度的司法制度。
积极与国外司法机构一同联手,严厉打击戴罪潜逃行为,避免嫌疑人“钻空子”,逍遥法外。
最后,巩固适用国际公约。
国内相关司法部门应尽快建立与国际公约相适应的法律与规章制度,以便我国引渡制度与国际公约有效接轨。
四、改善现有引渡制度的不合理程序
我国《引渡法》中有一项内容确定了牵涉到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引渡案件的审查,要符合“双重审查制度”。
而如此复杂的程序能够给戴罪潜逃的嫌疑人造成时间上的漏洞,使其有充分时间逃往国外。
在引渡制度和程序处于繁琐复杂的法律诉讼的前提下,很难争取有效的抓捕时间和遣返回国的时间。
为了提高办事效率,建议将复杂的引渡程序简单化,便于缩短时间、尽快达成将嫌疑人抓捕归案的目的。
五、结语
综上所述,首先,要完善我国引渡制度的相关法律条目和规定,以便于日后更好开展此方面工作。
其次,要加强与国外司法机构的密切合作,严厉打击国际犯罪。
最后,要深入研究引渡实践中出现的案例,研究其他国家在引渡制度方面的先进之处,维护法律的正义性。
参考文献:
[1]徐娟.国际新情势的出现对我国引渡制度发展的几点启示[J].华人时刊,2012,(02)
[2]罗杰.论我国引渡程序的完善与发展 [J].法制与社会,2010,(18)
[3]蒋中慧.我国引渡制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及相关对策[J].经济视角,20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