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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程序（载公丕祥主编《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内容有修改）法律程序是诉讼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前提、条件、步骤、过程和环节，它具有明显的法定性、技术性、逻辑性、时限性、过程性以及自主性特征。
在诉讼活动中，究竟应如何认定民俗习惯？当事人据以提出主张的民俗习惯是否真实存在，在多大范围内存在，需要多少人的认同就可以认定，证明民俗习惯存在的证据形式是什么，该民俗习惯的‚善良性‛如何，其拘束力的强度多大？等等。
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有一系列科学、合理的程序来加以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俗习惯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成为科学规范的司法实践。
从实践中来看，由于对民俗习惯的司法运用程序问题缺少必要的研究，导致其存在较大的不规范性，影响了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质量与效果。
本部分主要对民俗习惯的运用程序进行分析。
一、民俗习惯在司法运用中的性质界定——程序选择的前提（一）民俗习惯性质之分歧：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要探讨民俗习惯的司法运用程序，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在于：民俗习惯是属于事实问题的范畴，还是属于法律问题的范畴？从法律适用的程序来看，对于不同的问题，其程序的选择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对于事实问题，要进行举证、质证等环节，存在举证时限、举证责任等问题；而对于法律适用问题，通常则并不是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范畴，法律的适用在本质上是司法机关的职责。
民俗习惯到底是一种法律还是一种事实，直接关涉到民俗习惯是否属于待证对象的范围。
如果民俗习惯是一种作为裁判对象的事实，那它便是诉讼当事人双方及裁判者需要查明的待证对象；如果民俗习惯是一种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律，那它就是众所周知、不证自明的事物，不属于待证对象的范围，应该由司法机关按照特定的理念与规则来进行适用，其适用规则与事实的认定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民俗习惯的性质界定，是司法运用程序选择的前提。
关于民俗习惯在司法过程中的性质，属于事实问题，还是属于法律问题，在理论上是存在争议的。
论乡风民俗的民事司法适用在我国广袤的乡村大地上，乡风民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深深扎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它们不仅是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维系力量，也在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如何在民事司法中恰当适用乡风民俗，使其与现代法治理念相融合，成为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乡风民俗，是特定地域的乡村居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并传承下来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
它们涵盖了婚丧嫁娶、财产继承、邻里关系等诸多方面，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
例如，在某些地区，家族内部的长幼有序、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等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在民事司法中，适用乡风民俗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首先，它有助于增强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度。
当司法裁判能够充分考虑并尊重当地的乡风民俗时，更容易被当事人和当地民众所接受，从而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其次，乡风民俗能够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
法律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但在面对复杂多样的乡村民事纠纷时，可能存在无法涵盖的具体情形。
此时，乡风民俗可以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规范资源，为解决纠纷提供合理的依据。
再者，适用乡风民俗有利于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然而，乡风民俗的民事司法适用并非一帆风顺，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
一方面，乡风民俗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差异性，不同地区的民俗习惯可能存在冲突，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进行选择和平衡是一个难题。
另一方面，一些乡风民俗可能与现代法治理念存在冲突，如重男轻女、包办婚姻等。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引导和矫正，成为了司法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为了实现乡风民俗在民事司法中的科学适用，我们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方法。
首先，合法性原则是根本。
无论适用何种乡风民俗，都不能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基本原则。
其次，合理性原则也至关重要。
所适用的乡风民俗应当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第1篇一、案例背景某村位于我国某省，历史悠久，民俗文化丰富。
在村里，有一个流传已久的习俗——“出嫁女儿不归宗”。
按照这个习俗，女子出嫁后，无论生活如何，都不能回到娘家居住。
这一习俗在村里代代相传，成为村民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习俗逐渐显现出其不合理性。
一些出嫁女儿在婆家受到虐待，生活困苦，她们渴望回到娘家寻求庇护。
然而，受到“出嫁女儿不归宗”习俗的影响，她们无法实现这一愿望。
为了维护女儿的合法权益，村子里发生了一起因风俗习惯与法律冲突的案例。
二、案例经过1. 女子出嫁李某，女，20岁，某村村民。
2018年，李某与邻村的张某结婚。
按照村里的习俗，李某出嫁后不能回到娘家居住。
2. 婆家虐待婚后，李某在婆家生活并不幸福。
张某经常酗酒，酒后对李某进行虐待。
李某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生活陷入困境。
3. 寻求庇护2019年，李某向娘家透露了在婆家的遭遇。
其父母得知情况后，希望李某回到娘家生活，并为其提供庇护。
然而，李某担心违反村里的习俗，不敢擅自行动。
4. 法律维权李某的父母为了维护女儿的合法权益，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
在法庭上，李某的父母辩称，李某在婆家受到虐待，生活困苦，希望法院判决李某回到娘家生活。
5. 法院判决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在婆家受到虐待，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李某有权选择居住地。
因此，法院判决李某回到娘家生活。
6. 案件后续判决生效后，李某回到了娘家。
村里的一些老人对这一判决表示不理解，认为违反了村里的习俗。
然而，在法律面前，风俗习惯不能成为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理由。
三、案例分析1. 风俗习惯与法律的冲突本案中，风俗习惯与法律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风俗习惯与法律规定相悖。
我国《婚姻法》规定，婚姻自由，男女双方有选择居住地的权利。
而“出嫁女儿不归宗”的习俗，却剥夺了出嫁女儿选择居住地的权利。
（2）风俗习惯与法律规定相冲突。
论我国法律与习俗之间的冲突作者：于鲸鲸来源：《好日子（中旬）》2017年第12期摘要：当前男女平等已为大家所重视，虽然我国法律对此作出明确要求，但是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实际与法律并没有同步进行。
我国法律在继承方面要求男女平等继承，可现实里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尤其是在农村或边远地区，按照当地继承习俗排斥法定继承尤为严重。
通常带有“重男轻女”思想，对被继承人所留下的合法财产分配给男性较多，不分或少分给女性。
这是对女性的继承权的排斥，侵害女性财产权益，造成我国民间继承习俗与我国继承立法之间的冲突。
对此，我们应提高重视程度，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女性合法权益。
这不仅符合人权的要求，更有利与解决矛盾，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关键词：继承冲突；民间习俗；男女平等1、我国继承立法的相关法律规定与特点至今《继承法》颁布实施已27年，男女继承平权的实现并不是很理想[1]。
现实里的继承做法并没有完全同我国继承立法保持同步，在司法实践中，女性继承权的保护呈现出局限性。
我国公证机构通过对近三十年以来31个省市办理的公证遗嘱数据的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对“重男轻女”观念并没有很大改观。
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遗嘱人处分财产时应该更多的考虑生前对遗嘱人进行扶养或照顾等多方面情况，但是遗嘱人多数会把财产全部分给男孩，或者分给男孩的财产多过女孩。
现代民法上的继承，特指财产继承，是指将自然人死亡后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死者所立遗嘱的指定或根据法律的规定转归有权取得该项财产的人所有的法律制度。
民法中的继承最大的特点就是主体与客体都是特定的，虽然法律已明确规定男女继承平等，但民间习俗与继承法律的規定并不总是一致的。
2、法律与习俗之间的冲突表现由于分家析产这类案件涉及的主题通常具有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所以如果解决的不合适，便会产生很多问题，不利于家庭以及社会的团结与发展。
但对分家析产这类案件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分家析产遇到的各种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司法在法律民俗与农村之间在当代社会中，司法作为一种法律规范的执行手段，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然而，法律与民俗之间的关系以及司法在农村中的地位和作用，往往被忽视或低估。
本文旨在探讨司法在法律民俗与农村之间的联系与影响。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法律和民俗之间的差异和融合。
法律是国家制定的规范行为准则，具有相对固定的条文和程序。
而民俗是特定地方或社群中形成的积习和传统约束。
尽管法律与民俗有时会存在冲突，但它们也有许多相互联系和融合的地方。
例如，在一些地方，当地的民俗习惯被纳入乡土法规中，具有类似于法律的约束力。
这种联系和融合使得司法在法律与民俗之间具有重要的调解和平衡作用。
其次，司法在农村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农村是我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农村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与城市有着明显的差异。
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着土地纠纷、农民工工资拖欠等与农业生产和农民权益相关的问题。
司法作为公正和公平的代表，在农村中承担着解决矛盾、保障权益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责任。
司法机关通过审理农村矛盾纠纷案件，对违法行为进行惩罚，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然而，当前司法在农村中面临着一些挑战。
一方面，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教育程度较低、法律意识薄弱等问题，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的司法资源相对不足，导致农民在维权过程中面临着时间长、成本高等问题。
解决这些挑战需要加强农村法律服务，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增加农村司法资源投入等。
为了更好地发挥司法在法律民俗与农村之间的作用，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司法改革和创新。
一方面，应该积极推进法治建设，构建科学、公正、高效的司法体系。
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应加强与农村社会各界的沟通和合作，了解和解决农民的实际需求。
同时，司法机关还应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法律服务和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
综上所述，司法在法律民俗与农村之间具有重要的联系与影响。
法律与民俗的融合为司法提供了调解和平衡的基础，而司法在农村中承担着解决矛盾、保障权益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责任。
以案说法谈村规民约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融合村规民约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融合一直是农村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农村的传统习俗、规矩和村规民约在一定程度上是村民自发形成的自律规范，而国家法律则是国家强制力量的体现。
在实际的村民自治和农村治理过程中，村规民约存在与国家法律相冲突的情况，也存在与国家法律融合的情况。
如何在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之间达到合理的融合，是当前农村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来了解一下村规民约和国家法律的基本概念。
村规民约是指村民在实际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自律规范，一般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制定，内容涉及村级事务和村民生活。
而国家法律是国家权威机构依法制定并加以公布和执行的法规，是国家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基本依据。
从形式上来说，村规民约是村民自发形成的规范，属于习惯法的范畴；而国家法律是国家机构制定的法规，具有法定的强制力。
从内容上来说，村规民约涉及村民自身的生产生活、传统习俗和公共秩序等方面；国家法律则涉及国家的行政管理、社会秩序、公民权益等方面。
两者之间既有一定的联系和融合，也存在一定的冲突和矛盾。
在实际的村民自治和农村治理中，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往往存在一些冲突。
一方面，由于农村地区的文化传统、习俗和氛围的影响，一些村规民约往往偏向于保守和封闭，甚至存在一些违反国家法律的规定。
比如一些地方的土地流转、土地承包等规定，存在违反国家土地管理法的情况；一些地方对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教育公平等方面的规定存在不尽合理的情况；一些地方的藏獒、村规民约对于环境污染、垃圾处理等方面的规定，也存在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相符合的问题。
一些村规民约也存在过于宽松、随意性太强的情况，导致一些社会管理和公共秩序方面的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甚至影响了村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稳定。
作为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之间关系的调和者，村委会、乡村社会治理机构和村民自治组织等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具体实践中，他们需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推动村规民约的改革和完善，促进国家法律的落实和执行。
论乡风民俗的民事司法适用在我国广袤的乡村大地上，乡风民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它们不仅是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维系力量，也在民事司法领域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乡风民俗，简单来说，是乡村地区长期形成并传承下来的风俗习惯、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这些约定俗成的规则，往往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但却被当地居民广泛认可和遵循。
在民事司法实践中，适当引入和适用乡风民俗，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首先，乡风民俗有助于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
法律条文虽然具有普遍性和确定性，但在某些具体案件中，可能会出现机械适用法律导致结果不尽合理的情况。
而乡风民俗通常是基于当地的实际情况和人们的普遍认知形成的，能够更好地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和社会共识。
例如，在一些农村地区，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可能存在一些当地特有的习惯做法，如果完全忽视这些做法，仅依据法律条文来判决，可能会让当事人感到不公。
其次，适用乡风民俗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
在一些民事纠纷中，如果能够依据当地的乡风民俗进行调解和裁决，当事人往往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从而减少上诉和申诉的发生，节约司法资源。
而且，法官在了解和适用乡风民俗的过程中，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案件的背景和当事人的心理，从而更迅速地做出准确的判断。
然而，在民事司法中适用乡风民俗也并非一帆风顺，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挑战。
其一，乡风民俗的内容和范围往往不够明确和统一。
不同的乡村地区可能存在差异较大的乡风民俗，甚至在同一地区，不同的群体对某些民俗的理解和执行也可能有所不同。
这就给司法机关在认定和适用时带来了困难，容易导致裁判标准的不统一。
其二，乡风民俗与现代法律制度之间可能存在冲突。
一些乡风民俗可能带有封建迷信、性别歧视等不合理的因素，与现代法治精神和法律原则相违背。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尊重乡风民俗的基础上，坚守法律的底线，是司法机关必须面对的难题。
为了更好地在民事司法中适用乡风民俗，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法律与民俗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及相互关系在广袤的农村大地，经济生活是农民们日常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这其中，法律与民俗如同两条并行的轨道，共同影响和规范着农村经济的运行与发展。
它们各自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同时又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法律作为一种正式的规范体系，在农村经济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法律为农村经济活动提供了明确的规则和框架。
比如在土地承包、农产品买卖、农业合作等方面，法律明确规定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保障了经济交易的公平性和合法性。
农民们依据法律签订合同、处理纠纷，能够有效地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和损失。
其次，法律对于农村经济中的违法行为具有威慑和制裁作用。
对于那些欺诈、盗窃、破坏生产等违法犯罪行为，法律会给予严厉的打击，维护农村经济的正常秩序。
再者，法律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和现代化。
通过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公平竞争，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民俗则是农村社会长期传承下来的习惯和传统，它在农村经济生活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民俗往往蕴含着农民们对于生产、生活的经验和智慧。
例如，在农时的把握上，有着“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等民俗谚语，指导着农民合理安排农事。
在农村的互助合作方面，民俗中也有邻里之间相互帮忙收割庄稼、盖房等传统，这种互助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而且，民俗还在农村的经济交往中发挥着一定的约束作用。
比如在债务偿还、礼物往来等方面，虽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但民俗中的约定俗成却让人们自觉遵守，维护了经济交往中的诚信和稳定。
法律与民俗在农村经济生活中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一方面，民俗为法律的实施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
许多法律规定在农村能够顺利推行，正是因为它们与当地的民俗习惯不冲突，甚至是对民俗中合理成分的吸收和升华。
例如，法律对于农村家庭赡养老人的规定，与民俗中尊老敬老的传统是相契合的。
另一方面，法律也会对民俗产生一定的引导和规范作用。
民俗法的名词解释民俗法是指一种以习俗和传统为基础的非正式法律体系。
它在各个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没有正式法律制度或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
民俗法作为民间法律的一种形式，既反映了民众的观念与价值观，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人们的行为。
首先，民俗法是基于民间传统和习俗形成的一种法律体系。
在社会中，人们遵循一定的传统和习俗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这些传统和习俗可能是通过世代相传而形成的，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的准则。
民俗法依照这些共识和习俗来制定规则，并以此为基础来解决争议或纠纷。
这种法律体系不同于正式法律的立法程序，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
其次，民俗法的特点是直接有效。
正式法律体系通常需要借助法院和相关机构才能进行实施和执行，而民俗法不需要这些中介，它本身就具有约束和执行的力量。
在一些基层社区或农村地区，人们往往更愿意依靠民俗法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去找外界的法律机构。
这种法律体系的直接有效性使得它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并更加贴近实际情况。
另外，民俗法在保护社会稳定和治理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民俗法作为一种民间形式的法律制度，当正式法律无法完全满足社会需求时，它能够起到补充和调节的作用。
在一些偏远地区或边陲地带，由于交通不便或政府资源有限，正式法律无法得到有效实施。
而民俗法则通过基于当地实际情况的规则和准则来填补这一空缺，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此外，民俗法还有助于传承和培养地域文化。
习俗和传统是每个社区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俗法则是这一习俗和传统的法律化体现。
通过民俗法，人们能够更好地传承和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加深人们对社区和地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同时，民俗法也为后代提供了一个学习和了解自己文化传统的机会。
总的来说，民俗法作为以习俗和传统为基础的非正式法律体系，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
它反映了人们的观念与价值观，规范了人们的行为。
民俗法不仅在解决争议和纠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在维护社会稳定和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司法在法律、民俗与农村之间一、法律与民俗关系的再认识在中国，由于“国家权力借助于组织化逐步渗透到基层”，中国乡土的习惯、习俗被灌入了理性主义的实在法因素。
这种乡土的习惯、习俗传统因能适应先前的环境仍被保留着，此种保留乃为国家政治服务，以方便国家权力于维持社会秩序之用，亦为“把民众对法庭的恐惧或单纯功利主义的利用这种传统心理，转变为自主参与的法律观念”。
当习惯、习俗被纳入审判体系并制度化，这些传统的东西当然地成为了“国家法律”，并为国家强制力所保障实施，同时被制度化之习惯、习俗所带有了强烈的国家意志。
王学辉教授曾指出“虽然现代社会中的法治已经和国家权力不可分割，但从根本上讲法治所要回应的是社会的需求，而不仅仅是国家的需求”，笔者同意这种看法，而且认为该种制度进程“是在传统社会接替，市民权利关系意识或权利观念的一种政治策略，并且政府的这种意图得以奏效”。
但要注意的是，近代法律社会化的实践需要社会变动时期的法律发展的线索，以社会学之观念即为法律成为“国家法律”，政治所产生的作用不是必然，它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影响社会法律发展的方向和总的趋势的可能性。
当构成社会行为之个人行为乃行为者对目的之理性设计于对实现目的手段进行理性选择之结果，该种行为在行为人理性的指导下更能引发法律自觉的发展，此种发展为政治所无法左右。
习惯、习俗在上升为法律制度时，被选择使用，然而习惯、习俗作为社会行为，其必然以一种社会行为共有的、特有的规律发展着，而任何一项单一的因素仅为影响该社会行为发展之可能性之一。
我们无法穷尽每一项因素，而只能对相似因素进行概括，而此种抽象行为本身又不能穷尽每一种因素之特殊性，因此我们只能总结它发展时影响它的力量，以探知此种真理性规律，而不断的接近它。
习惯、习俗的大量存在，以及其作为一种实存的社会规范或秩序，在社会调整系统(法律秩序)中的重要作用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大量的学者的视野已不再停留在单纯的规则体系与制度的移植和建构上，而是开始回归或兼顾到了法的社会基础和现实环境，“注重本土法文化的研究，不仅仅关注国家这一层面、关注单纯的国家行为(当今立法行为越来越成为单纯的国家行为，大量的立法工作是不加思考地抄袭了西方法学思想、法律体系和法典体例，而不考虑本国民众对有些立法接受的文化基础)，而是将国家与‘乡土社会’作为自己关注的双重对象，且更加关注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关注民俗与法律的互动与互补。
”，这是真正的研究的法律原则和精神的方法。
研究习惯、习俗的运作模式和规则，从而使这种感受与经验形成方法论，避免法律家立法和普遍抄袭的现象，把到民众的认识和需要形成法律，才是最重要的，“法来源于社会生活，法的创造者应该是人民而不是法律家。
”二、法律与民俗的效用分析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追求的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两分的社会的结构，而在这一过程中，“市民社会”又被现实的分割成为“城市社会”(一定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和“乡土社会”，强大的“政治国家”、微弱的“市民社会”以及底蕴深厚的乡土社会之间形成中国社会“三元结构”的独特景观。
而要达到“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两分的社会的结构，只有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城市社会”和“乡土社会”才能被“市民社会”所统一。
而目前由于政府追赶型现代化的影响和对发展的一些过于主观的认识，把城市化的发展赋予了一种国家盛衰之类的意识形态含义和道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提倡“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内涵(在此笔者不便展开说明)。
然而要实现“城市社会”和“乡土社会”的统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从法律层次而言，在“城市社会”和“乡土社会”这一矛盾体中，国法与民俗的并存，成为了乡土社会生活空间中解决矛盾的二元结构。
民俗有两个基本的特征：1、在特定民间社会具有普遍的规范性;2、可以作为人们定纷止争的基本规范根据。
我国乡土社会的民俗大体上有四种：习惯法、家族法、乡规民约和官方在乡民社会的非正式经验。
由于国家力量的有限，不得不放弃在部分公共管理，而将其交付于一定范围的人，由其形成自治管理的模式。
在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由于国家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中，其对乡土社会管理的相对放松，乡村社会事务除了在计划生育等和国家管理相关的事务多少有些强制“组织性”之外，更多的情况下则是处于一盘散沙状态。
那么在填补因国家力量的有限退出而形成的管理真空的地方，自治成为了必要的选择，而自治的依据除了形成自治的条件规定，在自治的管理运作上民俗起了巨大的作用。
那么民俗在作为人们定纷止争的基本规范时，与法律规范的冲突体现尤甚。
中国目前对乡村社会具有重要作用的国家法律主要是根据国际标准和全球化的要求而制定的。
有学者认为国家法律对乡土社会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笔者同意这种说法，并认为国家法律在乡土社会的运行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有种种困难的。
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我国的法律在乡土社会并非“无为”。
除了前文提到的在当下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包括通过法律)作用于乡土社会的事实效力绝对高于本土性的民俗外，国家法律在解决纠纷时，正在逐步掩盖民俗定纷止争的天然光芒。
首先，民俗是一种社会规范，是人在这种生活秩序观念下进行活动，而导致依人的社会行为产生的社会生活得以有序进行的社会规范。
在民俗里，“人在没有任何物理或心理的强制力，亦或是说处于无任何外界表示同意与否的直接反映的情况下而作出行为”。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人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要服从，但是自己却在服从中得到了实在的好处，即使该种行为缺乏理性的因素，然而客观上却是可能合理。
因为虽行为者被过去形成的习惯所支配而缺乏行为目的和手段的思考，而习惯本身是“一种调解社会行为规律性的实际存在的机会”。
对于法律而言，习俗本身无任何强制力的因素，仅仅是行为者自愿的遵从。
但当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法律灌入了乡土。
法律本身的功利性使农民对自身的利益更加在意，本可以靠民俗解决的问题，在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时，乡土中的人们把纠纷的解决归诸法律这一本身具有的国家强制性的工具，相对民俗而言，这是即可以得到是非判断又可以使利益得到保障的工具。
而乡土中的人并不懂得法律是什么，法律对于他们来说充满了不可知性，这无非又是一个“圣旨”，使他们胆怯和不得不服从，即使是他们对法律“狡滑”的利用，也停留在依靠他人帮助的程度。
其次，随着乡土中的人向城市的流动，民俗和法律对他们形成的冲突更是突出。
民俗调整固定范围内的人，这群人的空间被打上了熟人的标志，在乡土中成长的人，除了对国家“组织性”规范的了解，他们接触的更多是本地的民俗，而法律调整的陌生的世界，在他们迈进城市的一刻就开始对他们发生作用。
成长的环境和生活的环境的格格不入，对民俗的悉知和对法律的空白，他们“入乡随俗”的概念不得不为了生活而转变为“入城随法”，民俗赖以存在的受众基础开始动摇，其曾经的受众开始抛弃民俗，法律的规则开始被现实生活植入大脑。
但是当下中国大多数乡村地区和乡民们仍然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固有乡村体系中，走出土地的乡土人还毕竟不多。
因此，法律对民俗的影响也就只能用有限这样的词汇来评说。
由于世世代代生活在乡民社会的人们更需要的是和自身现实生活相合辙的行为规范和实践逻辑，这与国家为了将意识形态渗透入乡土社会充满了抵触。
在目前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民俗正处于历史变革的十字路口，它既在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固有领地，并期望有所作为，但又不得不法律的侵入而改变。
三、人民法庭工作与涉农执行的现状(一)“司法行政化”：派出法庭在“国法”与“家法”中所采取的不同的扮相。
按照现代政治组织结构的划分，政府是行政机关，而法院是司法机关，这两者是相互独立的。
中国乡土社会是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通过设立基层人民法院并在乡镇一级设立派出法庭，是将国家权力通过司法延伸到乡土社会进而维护国家统一秩序的一种重要努力。
从积极意义上说，基层法院及其在乡镇的派出法庭便成为中国司法权力的神经末梢。
而在传统上，中国司法具有行政的功能，是国家权力控制民间社会的一种手段，只要整个农村社会的伦理本位与习俗调控的基本构造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司法的这种性质也就得以延续。
社会秩序的稳定便成为传统司法所要促成的首要目标，使法律成为行政性的。
这也使派出法庭的法官在适用法律的同时不得不在“国法”和“家法”之间采取不同的扮相。
在乡土社会中，大量的老百姓还把法院和政府混为一谈，派出法庭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也就如同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一样，我们不能一味对这种认识进行调整：百姓的目的很简单——解决纠纷，在这个意义上他找法院还是政府都一样。
而实质上，派出法庭的工作中仍体现着大量的传统司法行政性的一面。
(二)角色多元化：人民法庭法官承担的职责与工作冲突。
设置人民法庭的目的之一就是“便民”，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民法庭法官的职责和实际的工作却发生着冲突，农村司法资源的匮乏使一个法官往往在审判活动中承担起了相当多的除审判这个角色的工作。
要讨论这个冲突的问题，那就要切切实实的展开一次乡间的案件的受理，从而感受乡间人民法庭工作的特色。
农村中的当事人大多数是耕地的农民和农民工，其到法庭打官司几乎是在对法律认识的空白的前提下的。
他们往往只知道，有了自己解决不了的纠纷就要依靠法律，就要到法院打官司，而依靠什么法律，打官司要经过哪些程序，他们就在所不问了。
而由于农村穷，大量农民请不起律师，而且律师也不愿意来农村为农民打个“小官司”，——好处捞不到，好要花上油费、车费和时间，因此农民到了法庭，法官就成了他们咨询的对象，从费用到证据，从程序到实体，最后直接问能不能胜诉，而且仿佛法官就应该为他们回答这些。
而回答了，往往不能解决问题。
打个比方，遇到通情达理的，便会知道法官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告诉自己，也不能告诉自己该怎么做，而遇到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或撒野的，法官不说，他们就不走，哭啊，闹啊，还睡在法庭门口，哄也不是，送回去也不是，送吃的也不是，别人见了说法庭不好。
叫他们去找律师或法律服务所的同志咨询，他们又认为要花钱，不去，法官也没有办法，长此以往，逢人遇到个法律问题，想打官司，就到法庭来哭一场、闹一出(笔者很难相信在法庭工作的法官能不碰到个闹的，什么事都能把当事人说服了的)，上级又要求做“人民满意法官”，法官怎么办?法庭不是律师事务所，也不是社会福利机构，也不是法律服务所，如果法官就案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那承办法官岂不就是“先定后审”了?也许有人会问，农村就不普法吗。
农村是有普法的同志，农村的普法者多数是拿着传单进行宣传的人，很少有学法律的学生愿意留在农村。
作法制宣传时，他们也许还可以就法制宣传传单上的内容说上一些，但一旦涉及的具体的个案，他们的言语几乎全是大政策，这就与法律无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