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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绿色原则司法适用初探巩固摘要：作为一种限制性民法基本原则，绿色原则体现了生态文明时代立法者对民事主体的 普遍环保要求，为民事活动施加了普遍的环保义务，具有司法适用效力。
根据案件相关具体规则完备程度的差异，绿色原则的司法适用可分为三个层次，分别发挥助力环境宣教、提供价值指引和指导规范创制等不同功能，须遵循不同方法。
作为一种民法原则，绿色原则不能用于公法性判断和直接公益救济。
关键词：绿色原则司法适用境界误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9条规定的“民事主体从事民 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在世界范围内首次把环境保护确立为民 法的基本原则。
作为生态危机时代“民法回应环境问题的有效机制”，〔1〕该绿色原则集 中体现了 “彰显时代性”这一 “中国《民法典》的鲜明特色”，[2]极大推动了《民法 典》分则相关环保条款的创设，发挥了很好的立法指引作用。
“立法之后，学者应当以解 释论为基本立场，做一个解释论意义上的积极建设者。
”〔3]其首要任务，是推动这一重要 原则的司法适用，通过实践检验和运用发展出具体规则，把貌似空泛的原则性要求转化为 能切实影响法律实践的现实规范。
正如有学者所言，“绿色原则如果不能进人司法裁决程 序，那么它极易成为扮演宏大政治叙事但毫无社会价值的‘僵尸条文4〕不过，法律 原则的司法适用向来不易，绿色原则作为前无古人的创新条款，其司法适用必将更多挑 战。
本文在此对相关问题略作分析，以抛砖引玉，引起更多探讨。
*巩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浙江大学仲英青年学者。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资源国家所有权 与生态环境监管权关系研究"（19BFX172)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台达集团 中达环境法学教育促进计划资助〔I〕吕忠梅课题组:《“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中的贯彻论纲》，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2〕王利明：《彰显时代性：中国《民法典》的鲜明特色》，载《东方法学》2020年第4期〔3〕于飞：《认真地对待〈民法总则〉第一章“基本规定”》，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4〕郑少华、王慧J绿色原则在物权限制中的司法适用》，载《清华法学》2020年第4期：30绿色条款的规则体系及司法适用研究一、绿色原则的性质界定与条文释义尽管在问世之初，绿色原则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性质和地位不无争议。
罪刑法定这一近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由一种学说而为法律的确定，经历的一个较长的过程，它是在反对封建社会罪刑擅断的斗争中提出来的刑法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我国诞生了第一部《刑法》，其中没有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直至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才将罪刑法定原则确定下来。
此原则的确定的是我国刑事法制走向成熟的标志。
是我国民主和法治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一、罪刑法定原则(一)、所谓罪刑法定原则，是指“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我国刑法第三条将其概括为：“法律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二）、由罪刑法定原则派生出以下原则刑法的渊源排斥习惯法，是指习惯不能作为法律来运用，定罪处刑必须依照已颁发的成文法典。
刑法的效力否定溯及力，是指定罪处刑必须依照犯罪行为发生当时有效的刑事法律的规定，不能以事后颁行的法律来惩罚以前的行为，但是，本着有利被告的原则，如果新颁行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或处刑较轻的，适用新的法律。
刑法的适用禁止类推，是指对于法律无明文规定的行为，无论其社会危害性多么严重，也不得比照运用其他法律或法律的其他条文定罪处刑。
刑罚的适用反对不定刑期，是指对自由刑的量刑轻重应有可遵循的法定标准，不得任意出入人罪、轻重其罚。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罪刑法定原则最早可以追溯到1215后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该宪章第39条规定：“凡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叛决或遵照内国法律明文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临禁、没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
”这一观点为后世很多学者所接受，不过此观点绝不是近意义上的以保障权利和自由为目的的原则，但不能否认它所确立基本思想对英、美法律的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在大宪章之后，罪刑法定主义的思想，伴随着人权思想展开，在英国1628年的《权利请愿》和1689年《权利法案》中反复被确认，促进了其在欧洲的传播，继英国之后美国先后在1774年产生了十二殖民地代表会议的法案、1776年诞生了弗吉尼亚权利法并最终于1787年出台了的合众国宪法，都明确规定了事后法的禁止。
权利义务（1）一切法律规范、法律部门(部门法)，甚至整个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
（2）法的运行和操作的整个过程和机制(如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始终是围绕权利和义务这两个核心内容和要素而展开的。
（1）合法后果，又称肯定式的法律后果，是法律规则中规定人们按照行为模式的要求行为而在法律上予以肯定的后果，它表现为法律规则对人们行为的保护、许可或奖励。
（2）违法后果，又称否定式的法律后果，是法律规则中规定人们不按照行为模式的要求行为而在法律上予以否定的后果，它表现为法律规则对人们行为的制裁、不予保护、撤销、停止，或要求恢复、补偿等。
（1）权利是为了保护一定的利益所采取的法律手段。
权利与利益紧密相连，而通过权利所保护的利益并不总是本人的利益，也可能是他人的、集体的或国家的利益。
（2）权利总是与义务人的义务相关联的。
离开了义务，权利就不能得以保障。
一般而言，在等级特权社会往往强调义务本位，权利处于次要的地位；而在民主法治社会则为权利本位，权利是第一性的，义务是第二性的，义务设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权利的实现。
◎法的规范作用是法律必备的，任何社会的法律都具有，可分为指引、评价、教育、预测和强制五种。
1、指引作用法对本人的行为具有引导作用。
（1）对人的行为的指引有两种形式：○1个别性指引，即通过一个具体的指示形成对具体的人的具体情况的指引○2规范性指引，是通过一般的规则对同类的人或行为的指引。
个别指引尽管是非常重要的，但就建立和维护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而言，规范性指引具有更大的意义。
（2）从立法技术上看：○1确定的指引，即通过设置法律义务，要求人们作出或抑制一定行为，使社会成员明确自己必须从事或不得从事的行为界限○2不确定的指引，又称选择的指引，是指通过宣告法律权利，给人们一定的选择范围。
2、评价作用3、预测作用4、教育作用5、强制作用2、按照法律主体在法律关系中的地位不同（1）纵向(隶属)的法律关系是指在不平等的法律主体之间所建立的权力服从关系(旧法学称“特别权力关系”)。
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法律适用权利滥用，是指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超越了法律赋予的权利范围，或者违反了法律规定，对他人利益造成了损害的行为。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指在法律体系中，不得以非法方式行使权利，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的原则。
本文将探讨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法律适用，以期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一重要原则。
权利滥用，具体包括不正当行使自己权利的行为和不适当地利用他人权利的行为。
不正当行使自己权利的行为是指权利人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行使其权利的行为，如恶意诉讼、滥用诉权等。
不适当地利用他人权利的行为是指权利人未经授权，擅自使用他人权利，如盗用他人名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
在民事领域中，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主要适用于保护公民个人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例如，在合同纠纷中，如果一方当事人利用另一方的无知或疏忽，通过不公平的合同条款来获取不当利益，那么这种行为就属于权利滥用。
此时，法律将予以干预，认定合同条款无效，并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在刑事领域，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主要是为了防止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
例如，在诈骗案件中，如果犯罪分子假冒他人名义进行诈骗，那么这种行为就属于权利滥用。
此时，法律将予以严惩，认定其构成诈骗罪，并判处相应的刑罚。
在行政领域，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主要是为了防止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滥用行政权力，保障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
例如，如果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进行寻租、庇护等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就属于权利滥用。
此时，法律将予以制止和纠正，并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约定甲公司向乙公司供应一批货物，并约定了价格和交货时间。
然而，在交货前，甲公司得知乙公司的竞争对手丙公司正以更低的价格购买类似货物。
甲公司遂以增加交货量和延长交货期限为条件要求乙公司提高购买价格。
乙公司不同意，并主张甲公司的行为属于权利滥用，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
在此案中，法院认定甲公司的行为属于权利滥用，因为甲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并未告知乙公司有关市场竞争的情况，从而通过隐瞒事实来谋取不正当利益。
罪刑法定原则亦称罪刑法定主义，是指认定什么行为是犯罪，对犯什么罪应处以何种刑罚，都由刑法明文加以规定，无明文规定的就不能处以刑罚。
这一原则的提出是刑事法治的一大进步，它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及其必要性我国《刑法》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量刑。
可以看出罪刑法定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只有法律将某一种行为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才能对这种行为定罪判刑，而且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定罪判刑。
另一方面，凡是法律对某一种行为没有规定为犯罪的，对这种行为就不能定罪判刑。
由此我们可以对这一原则作如下理解。
一是明确性原则。
法律应该明确具体规定哪些行为成罪当罚，该定何罪，受到何种处罚。
二是法律不溯及既往。
从法律溯及力来看，新法优于旧法，轻法优于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从法律追诉时效的角度来讲，一旦经过追诉时效，此行为也不受刑法追究。
三是禁止类推。
类推作为特殊时期的产物，曾在一段时期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类推的适用增加了法的不确定性，使定罪量刑处于不明确状态中，有违刑法理念和罪刑法定精神。
四是司法解释不能超越法律。
五是禁止不定之刑。
法即无明文规定为罪，则行为人不受刑，这是罪刑一致的要求。
罪刑法定原则的提出，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背景，而且也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古老文明到现代法治，从学术到法律，它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在现代法制社会显得尤为必要。
一是反对封建社会罪刑擅断斗争的必然要求。
无论是古代的西方还是东方，凡是在实行专制的社会中，君主大权独揽，集立法、司法与行政大权于一身，实行的是罪刑擅断。
君主掌握着生杀大权，刑法被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
当人类资本主义文明时，为防止审判中的罪刑擅断，才有必要把罪与刑明文规定下来，从而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它对防止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滥用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是现代法制社会司法独立的必然要求。
法理学简答（一）法律的特征1.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或社会关系的规范，具有规范性。
2.法律出自于国家，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具有国家意志性。
3.法律规定了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具有权利义务统一性。
4.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具有国家强制性。
（二）法律原则适用的条件1.穷尽法律规则2.实现个案正义3.更强理由（三）法律原则适用的特征1.在适用过程中，法律原则具有三大功能：指导功能、评价功能、裁判功能。
2.法律原则具有不确定性、模糊性和非规范性的特征。
3.法律原则直接作为规范标准用于案件裁判过程，对案件事实进行涵摄，这是法律原则可诉性的根本特点。
（四）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区别1.内容上，法律规则着眼于共性，法律规则着眼于个性。
2.适用范围上，法律规则比法律原则适用范围广。
3.适用方法上，法律规则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应用于个案中，法律原则在适用时，不同的原则具有不同的“强度”。
4.对法官来说，法律规则比法律原则的自由裁量度要小。
（五）当代中国的法律部门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刑法、诉讼法。
（9）（六）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关系1.共同性2.冲突性3.补充性（七）当代中国的法律渊源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法规、经济特区的规范性文件，规章，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国家政策，习惯法。
（9）（八）法律关系的特征1.法律关系是一种理想社会关系。
2.法律关系是以法律规范为前提形成的社会关系。
3.法律关系是特定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4.法律关系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手段的社会关系。
（九）法律权利和义务的相互关系1.从结构上看，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
2.从价值上看，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代表了不同的法律精神和价值取向。
3.从产生和发展看，权利和义务经历了从浑然一体到割裂对立再到相互一致的过程。
4.从数量上看，权利和义务的总量是相等的。
简答题2、刑法的体系：总则、分则、附则。
两编，后为章、节、条、款、项。
3、刑法的解释：①按效力分：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学理解释。
②安方法分：文理解释、论理解释（当然解释、扩张解释、限制解释）4、刑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罪行法定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5、什么是刑法基本原则：指贯穿全部刑法规范、具有指导和制约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意义，并体现我国刑法体制的基本精神的准则。
6、罪行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罪行法定原则的司法适用：①正确认定犯罪和判处刑罚。
②正确进行司法解释。
7、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对任何人犯罪，不论犯罪人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职业性质、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如何，都应追究刑事责任，一律平等地适用刑法，依法定罪、量刑和行刑，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具体体现：①定罪上一律平等②量刑上一律平等③行刑上一律平等8、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犯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判处其相应轻重的刑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罪刑相称；在分析罪重罪轻和刑事责任大小时，不仅要看犯罪的客观社会危害性，而且要结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把握罪行和罪犯各方面因素综合体现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从而确定其刑事责任程度，适用相应轻重的刑罚9、罪责刑相适应的立法体现：①确立了科学严密的刑罚体系。
②规定了区别对待的处罚原则。
③设置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制度。
10、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司法适用：①纠正重定罪轻量刑的错误倾向，把量刑和定罪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②纠正重刑主义的错误思想，强化量刑公正的执法观念。
③纠正不同法院量刑轻重悬殊的现象，实现执法中的平衡和协调统一。
11、刑法的效力范围：即刑法的适用范围，是指刑法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和在什么时间内具有效力。
12、空间效力范围的原则：属地原则、属人原则、保护原则、普遍原则。
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及其适用行政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的法律体系。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行政法律制度中的根本性原则，可以作为行政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和法律要求。
本文将探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及其适用。
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1.法定性原则法定性原则是行政法的核心原则，它要求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依据法律规定。
根据法定性原则，行政机关不得超越法律的限制行使权力，否则将违法，这是保障公民权益的重要保障措施。
2.自由原则自由原则是指公民和法人在行政法律制度的框架下有权自由行使权利、自由选择民事行为。
行政法律制度旨在保障个体的自由，使其在行政权力作用下能够依法自由行事。
3.平等原则平等原则意味着国家对所有公民和法人一视同仁，不论其社会地位、性别、民族等差异，都享有平等的行政权利。
行政法律制度要求行政机关按照公正、公平的原则对待所有法律主体。
4.公正原则公正原则是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必须公正、公平、无私的原则。
行政机关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应遵循公正原则，不得有偏颇、特权等行为。
5.合法原则合法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必须具备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合法性是行政行为有效性的重要前提。
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必须基于合法授权，否则将被视为非法行使行政权力。
二、行政法的适用1.行政法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法的适用范围主要是以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为中心的。
行政机关是行政法的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的方式包括行政许可、行政执法、行政征用等。
行政法在规范行政机关的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行政法与行政行为行政法适用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征用、行政决定等各种行政行为。
行政法要求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必须合法、合理、公正、公平，依法保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
3.行政法与行政诉讼行政法是规范国家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法律体系，它还涉及到行政纠纷的解决方式，即行政诉讼。
行政法要求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必须具备合法性，如果公民或法人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权。
论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及其限制作者：胡永观来源：《成长·读写月刊》2016年第09期【摘要】法律原则适用的问题是理论争论的焦点，但对于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运用却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诚实信用作为民法的“帝王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在多种情形下被法官广泛适用，但其适用的过程和结果，存在着裁判缺乏论证说理和裁判结果极不确定等不可忽视的缺陷，因此，有必要对诚实信用原则在个案中的适用加以严格限制。
【关键词】法律原则；诚实信用；司法适用；限制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他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原理或出发点。
1关于法律原则适用的问题不仅是法律实证主义理论和新自然法理论争论的焦点，而且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法律所持的态度。
然而，学者们的研究多是形而上的对原则的适用予以探讨，缺乏形而下的精细分析，对于法律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运用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只是曾经在“四川泸州遗赠案”发生后引起过一阵广泛的讨论。
法律原则的适用方式是权衡，而权衡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造成恣意裁判。
这一问题在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适用上更为凸显。
因为诚实信用原则并非一个精确的概念，它具有语境敏感性和不确定性，可能给予法官过大的裁量空间，而使法律丧失明确性。
实践中，裁判者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适用十分茫然和肆意，缺乏理论支撑，仅依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做裁判。
因此，对于诚实信用等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予以规范和限制更显紧迫。
一、诚实信用原则司法适用的具体情形本文以“北大法意”精品案例库2中收录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与裁判文书为素材，对诚实信用原则在司法裁判中的现状予以考察。
法律原则是需要去证成的东西，所以为了考察法官的审判思维，本文从法官以什么方式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这一角度进行考察，概括出我国司法实践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情形主要有以下类型：（一）宣示性适用“国际华侨公司诉长江影业公司影片发行权许可合同纠纷案”3中，二审法院认为：“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24条、第5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第11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3项之规定，改判如下……”再如“南京雪中彩影公司诉上海雪中彩影公司及其分公司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4中，二审法院认为：依据“《民法通则》第4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解决商标与企业名称中若干问题的意见》……”这种简单罗列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方式缺乏严格的论证，并无实际意义，而且使得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沦为“放空炮”，降低了诚实信用原则的地位。
其实法官只需援引具体的法律规则进行裁判即可，而再援引诚实信用原则纯属画蛇添足。
但遗憾的是，这种对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不当方式还为数不少。
（二）解释性适用“钱钟书、人民文学出版社诉胥智芬、四川文艺出版社著作权纠纷案”中，二审法院认为：“汇校是对原作品演绎的一种形式。
汇校者必须依法汇校，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
胥智芬未经钱钟书的许可对《围城》进行汇校，侵犯了钱钟书对作品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
……该行为已经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扰乱了正常出版秩序，构成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专有出版权的侵害。
”5本案中，因为《著作权法》无法涵盖所有的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形态，故法院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对演绎作品侵权进行了解释，有效地维护了当事人的正当利益。
“重庆正通药业有限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与四川华蜀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案”6中，法院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对《商标法》第52条的“代理人”一词作了扩大解释。
在此类案例中，法官引用诚实信用原则，对模糊的法律或合同用语进行了解释，使之具体化，满足了裁判的需要，维护了法律的安定性和妥当性。
（三）补漏式适用“莒县酒厂诉文登酿酒厂不正当竞争纠纷案7”中，法院认为：“文登酿酒厂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以仿制瓶贴装潢及压价手段竞争，属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应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此案中，被告仿照印制原告的瓶贴装潢生产自己的白酒，从中获利，依《商标法》规定，被告仿照瓶贴装潢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侵害商标专用权。
当时，中国并无《反不正当竞争法》，但是法官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推出了“禁止经营者仿制他人商品装潢”的含义，弥补了法律漏洞。
“杨艳辉诉南方航空公司、民惠公司客运合同纠纷案8”中，对于承运人发售的客票应如何记载，《合同法》的“运输合同”一章中并未作出规定，法院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对这一漏洞作了补充。
在此类案件中，法院以诚实信用原则弥补了法律的漏洞，维护了当事人的正当利益，发挥了诚实信用原则建立新规则的功能，延续了法典的生命。
二、诚实信用原则司法适用的缺陷学术界对诚实信用原则司法适用的研究不足，没有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适用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持，此即“学说对实务之准备工作的功能”9非常缺乏，导致目前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不知所措。
问题更是层出不穷：（一）裁判缺乏论证说理这是目前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存在的最大的问题。
如“杨尔特诉礼泉县教育局、礼泉县教育工会给付募捐款纠纷案”10中，法院在阐明案件事实后，直接引用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裁判，未做出任何论证说理。
再如“钱钟书、人民文学出版社诉胥智芬、四川文艺出版社著作权纠纷案”中的一审法院同样直接引用诚实信用原则，泛泛说理没有使当事人信服，以至于当事人上诉至二审法院。
司法实践中，法官在个案进行处理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诚实信用原则本身的特性，导致其应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时没有适用，不该适用时却适用了；应该对诚实信用原则和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时没有加以论证，不该论证时却论证了。
这种情况下，造成许多判决书中的裁判理由生搬硬造，缺乏说理性或者仅仅把诚实信用原则当成一句万能的口号随意加以适用。
这种状况的出现不但没有加强裁判理由的严密性，反倒容易引起当事人的争辩和误解。
充分的论证说理是原则适用的基本要求，论证过程可以对外彰显法官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思维方式，限制其恣意理解诚实信用原则，防止法官以自己的主观判断代替司法推理。
（二）裁判结果极不确定“利源公司诉金兰湾公司商标侵权纠纷案”11中，一审法院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认定金兰湾公司并不构成侵权，而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认定金兰湾公司侵权，但没有引用诚实信用原则，但作为二审法院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却在再审时又撤销了自己作出的二审判决，在确认一审和二审认定的事实属实的情况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这足以反映诚实信用原则裁判司法效果令人堪忧。
据统计，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案件的上诉再审率远高于同期普通民事经济案件的上诉再审率。
当事人上诉的重要理由就是法院不恰当地适用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判决依据，上诉人对此表示不服。
这里的原因既有包括法院错误地适用了诚实信用原则，也包括法院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时没有做出必要的论证说理而引起当事人对判决书的误读。
法律的可预期性是法治的基本要求，缺乏可预期性的法律将摧毁整个法治大厦。
而法官在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缺乏论证说理将直接导致法律的可期性的欠缺。
三、诚实信用原则司法适用的限制（一）穷尽法律规则方可适用当出现没有法律规则可以加以适用的情况下，法律原则才可以作为弥补法律规则漏洞的手段发生作用。
那么，究竟何为“穷尽法律规则”呢？笔者认为，其包括以下三种情况：1.法律规则本身模糊不清时一般而言，法律解释是法律实施和适用的前提。
裁判者在适用某一具体法律规则之前，必须要通过选择历史解释、体系解释、文义解释等一种或多种法律解释的方法进行解释，确定其含义方可加以适用。
由于法律原则体现了整个法律体系精神所在。
对于规则而言，其存在的前提是符合法律原则的规定，所以法律原则的含义是理解法律规则的重要参考依据。
2.法律规则内容存在漏洞时理论界和实务对于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填补法律漏洞的重要方法之一已经取得了广泛共识。
一般来说，当出现法律漏洞时，应该由立法机关修改法律加以弥补，但法律本质之一在于其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况且修法需要经历长期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复杂过程，还要经过特定的法律程序，非一日之功。
所以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法官创造性运用法律思维来弥补法律漏洞。
诚实信用原则赋予了裁判者以自由裁量的权力，使得法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在立法者留下空白的地方对法律进行解释和续造的权力。
相比立法机关通过修法来弥补法律漏洞，更加灵活、有针对性。
3.法律规则显失公平时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之一是有利于实现实质正义。
实质正义实现的重要前提就是要在个案中使得争讼双方的利益得到平衡。
如果裁判者在裁判一个案件时所选用的某一个法律规则导致裁判结果的显失公平，将不会取得民众的认同，导致人们对该司法判决公正性的怀疑，甚至将对动摇法律的权威性，使得民众对整个法治秩序信仰的丧失。
此时，裁判者该如何取舍？公报案例中此类案件极少出现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对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来否认法律规则所持谨慎的态度。
由此可见，倘若出现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裁判结果与直接适用法律规则不一致，法官也不能轻率的超越法律规则而直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
“法律规则是法律推理的基本前提，只有在规则的适用必然明显的导致严重违反法治的后果时，才能够考虑使用法律原则进行推理。
”12（二）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法解释学上所谓的“向一般条款的逃避”，是指“对于某一案型，法律本有具体规定，而适用该具体规定与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均能获得同一结论时，不适用该具体规定而适用诚实信用原则。
此种现象应予禁止。
”13。
换言之，在适用法律具体规定与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均可获得同一结果时，应适用该具体规定，而不得适用诚实信用原则。
法官在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裁决案件时，必须在判决书中对诚实信用原则本身以及诚实信用原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的论证说明。
但在裁判简单的民商事案件时，只要简单的三段论式推理或价值判断，适用相关的法律规则就可以解决。
而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却还要求法官有详尽的论证说理过程，列举出充分的事实和理由，并且运大量的证据来证成判决理由。
况且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个概括性的法律概念是需要法官运用价值判断的方法才能够发挥其作用的，而法官内心的价值判断我们却无法利用一般的原理来进行监督制约。
由此可见，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诚实信用原则并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适用法律规则会更加方便、快捷，使得判决结果更加公平、合理，也更能使当事人服判息诉。
诚实信用原则的滥用不仅会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还会使得裁判过程更加复杂曲折。
所以即使适用具体法律规则和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得出的判决结果是一样的，也应坚决摒弃原则的适用而选择规则。
（三）不得导致“法律的软化”在民事案件的裁判中，类推适用是填补法律漏洞常用的方法之一。
在具体的个案中，如果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则可以适用，首先想到的应该是类推等法律漏洞的填补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