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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胡适《我的信仰》有感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字适之，原名嗣穈。
徽州绩溪人。
被余英时誉为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的学者和思想家。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
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是新红学考据派的创始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
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关于胡适，我印象最深的是高中课本讲新文化运动时提到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并且长期以来就停留在这一点点的认识上，暑假里读了胡适先生的《我的信仰》，收获很多惊喜，感叹经典的伟大。
先生虽生活在一百年前的民国时代，但观点、思想放在现在不但丝毫不落伍，而且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尤令我敬佩的是其倡导的科学的精神，大家风范尽显。
这里就其中印象深刻胡适对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一话情有独钟。
这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18章中的“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 ck again”，胡适在回国前4个月将这句话翻译在日记中。
两年后，他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做《少年中国之精神》的演讲时再度提起，并重新翻译：“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便看看不同。
”演讲最后他大声呼吁：“这便是少年中国的精神。
”可见，胡适对少年，对学生是给予厚望的。
在《学生与社会》一文中，胡适写道：“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国家，如像现在的中国，学生与社会的关系特深，所负的改良的责任也特重。
这是因为学生是受过教育的人，中国现在受过完全教育的学生，真不足千分之一，这千分之一受过完全教育的学生，在社会上所负的改良责任，岂不是比全数受过教育的国家的学生，特别重大吗？”。
胡适读后感（共6篇）第1篇：《胡适散文》读后感《胡适散文》读后感《胡适散文》。
说到中国现代文学，就不能绕过一个人。
这个人掀起了一场白话文革命，有趣的是，这场革命的起因竟然是在国外留学的时候产生的。
胡适将中国的文字分为死的文字（书面的文言）与活的文字（口头的白话），而书面的活文字必须替代死文字，这样才可以使得文化普及，古代的白话小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于是我们所阅读与学习的大量书籍就变成了浅显易懂的白话，也有了标点的断句，至于那些彰显文化的古文，自然可以留给爱好者们沾沾自喜去了。
有意识的是，这么一个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绕过的人，竟然在我们的所有文化学习中消失了，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主义”，而胡适的著名文章之一就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于是，靠主义发家之人必视之为大敌，封锁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那么这篇《胡适散文》又是如何出土的呢？编者狡猾的在前言中提到：他的哲学上的实用主义，政治上的主张改良和反对革命，以及民族虚无主义倾向会在所选文章中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为了保留历史原貌，我们收入了作者的主要散文创作，并将收入的作品全文出版，相信读者对文中的错误观点能够加以鉴别和批判。
（2001年出版）于是我们就有机会，以批判的精神，拜读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
主义的危险和弱点，就在这里。
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含在里面），“名教”（口号标语正是名教的正传嫡派。
名教扫地，中国有望！），“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孔圣人是无法帮忙的。
开倒车也绝不能引你们回到那个本来就不存在的“美德造成的黄金世界”的），“差不多先生传”（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
然而中国就从此成为一个懒人国了），“漫游的感想”（世间的大问题绝不是一两个抽象名词（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我的信仰”。
捂住双眼，不仅看不见世界，甚至看不见自己了。
第2篇：胡适文章读后感胡适文章读后感大家对胡适此人一定比较熟悉，他1891年12月17日生于安徽绩溪，卒于1962年2月24日，是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
读《胡适文集》这个学期，我学习了《胡适与中西文化》这门课程，让我能有机缘去了解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前驱，中国白话文之父。
为了让我对胡适有了更深层次的熟悉，我借阅了《胡适文集》，希望从他的文章中了解并理解这位摩登而矛盾的里程碑式人物。
首先，自然不能错过胡适的开山之作《文学改良刍议》。
这篇文章是最先全面系统地提倡白话文的论文，是那时新文化运动的领头羊。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先生首先提出了文学改良要做到八件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前人”，“须讲究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随后一一论述了为何要从这八点入手来进行文学改良。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乍看之下仍然是古文的写法，可是已经超级接近白话文，超级的通俗易懂，没有生僻词或复杂的句式等富有古文气息的元素，也正如先生文中所提的那样真正做到了这八件事，我想这也是让人们看到白话文优于古文的最好的论点吧。
先生本文中花了最多的篇幅论述了其中第六点，即“不用典”这一观点。
首先先生举出了朋友写给他的信件，其中是对于先生主张的批判，然后先生说明了自己要废止的是“狭义之典”的“用典之拙者”，而非利用普遍的广义之典，并列举了不同的广义之典与狭义之典，细致的论述了自己并非一名否定用典的主张，这严谨的态度实在让我印象深刻。
另外胡适先生所列举的用典例子也超级适当且来源十分普遍，从中足以看出先生对于传统文化并非一知半解，而是十分精通，这也实在为这样一名国学大师提出的这个重量级观点加了很多分量。
从本文中我熟悉到胡适先生不愧为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自身对于传统文化超级了解的同时深刻熟悉到那时文坛出现的问题并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良文学的八大关键来纠正文坛的不良风气。
本来胡适先生那戴着眼镜的书呆子一样的形象已经粉碎，取而代之的是更高大伟岸的文学巨头形象。
另一篇让我印象深刻的文章是《老章又反叛了！》。
这篇文章以幽默辛辣的讽刺批判了学术上一直与之对立的章士钊的保守观点，表达了自己不屑接受章士钊的投降，宏扬了自己提倡的白话文学。
对胡适“白话文运动”的重新认识胡适先生白话文学革命的理论构建和亲身实践，拉开了中国文学转型的大幕。
作为“五四运动”的先行者，他能够为似乎穷途末路的中国文学把准脉，或许与他留学美国七年所接受的欧美思想尤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的俗语观的影响，从而找准了语言这个至为关键的环节有关。
分析胡适的思想渊源，有助于重新审视白话文运动的本质：语言不仅是一种文学的工具，更是思维方式和思想本身，语言就是思想的本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所倡导的现代白话文运动，彻底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也是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关键一环。
标签：胡适的“白话文运动”;美国体验;但丁的俗语观;语言本体论“五四”文学领袖胡适先生曾提出“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
从此中国文学轰轰烈烈的革命开始了。
而胡适之所以能够为中国文学把准脉，或许源于他留美七年所接受的欧美思想的影响。
七年中，经过两百年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在这个求知若渴的中国学生眼里是民主的、自由的，理性高度发达，制度高度成熟，人民也稳重独立自由，由此胡适形成了一种着眼于下层民众的民主主义文学思想，认为一国之进步在于人民之民主与自由，而人民之民主与自由，有赖于文学文字的普及，“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
胡适在此期间便较早地关注作为欧洲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文学，并从但丁的俗语观中得到启发，从而形成自己文体理论的白话文学语言观。
但丁，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和意大利文学的奠基人，不仅以《神曲》奠定了他文坛巨人的地位，而且在理论上大力倡导俗语，号召人们抛弃僵化的、与日常生活脱节的拉丁文，要求在俗语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意大利语。
他的《论俗语》和《飨宴篇》，有力地论证了俗语的作用和地位，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乃至欧洲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语言现实又与文艺复兴前夕意大利的情形极为相似。
《胡适文学批评》读后感《胡适文学批评》是一本关于文学批评的经典著作，作者胡适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哲学家。
这本书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评价，探讨了文学的本质和价值，展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修养和独到的见解。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胡适先生对文学的热爱和对文学批评的认真态度。
他在书中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和见解，对于文学作品的审美标准和评价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通过对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比较分析，他揭示了文学的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为我们理解文学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胡适先生在书中强调了文学的人文精神和审美追求，认为文学应该是真实、美好和有意义的。
他反对文学的功利化和商业化倾向，主张文学应该是一种对人性和生活的深刻思考和表达。
他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其对人类情感和思想的启发和感悟，而不仅仅是为了迎合市场和观众的口味。
在书中，胡适先生还对文学批评的方法和技巧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归纳，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启示。
他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注重客观、公正和深入的分析，避免主观臆断和情绪化评价。
他主张文学批评家应该具备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批评眼光，能够准确把握作品的主题、结构和风格，从而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和判断。
通过阅读《胡适文学批评》，我深刻体会到了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和价值。
作为一名专业读者，我们应该注重对文学作品的深入理解和独立评价，避免盲目跟风和随波逐流。
我们应该学习胡适先生那种深入思考和客观评价的态度，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和批评能力，为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
总的来说，《胡适文学批评》是一本具有启发性和指导意义的著作，对于提高我们的文学修养和批评水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深入了解文学的本质和价值，提升自身的文学素养和批评能力，为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够阅读这本书，从中获得启发和收获，共同探讨文学的奥秘和魅力。
读胡适有感胡适（1891.12.17—1962.2.24），安徽绩溪人。
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
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从50年代起，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的运动，以至于胡适在80、90年轻一代的心智成长中好像变得不像前几代那么重要了，相当多的青年人根本就没听说过胡适，更不用说直接读胡适的作品了。
然而胡适的文学思想、哲学思想、政治思想通过后人对其研究和阐述而间接的影响着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
可以毫不避讳的说他是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学者和思想家之一。
去年是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今年是他逝世50周年，在这样特殊的时期，我从《胡适文集》里选择性的选取一些最能代表其学术成就及思想意识的作品进行研读。
包括《我的信仰》、《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胡适文存》、《逼上梁山》、《人权论集》等。
以下是我读了这些作品后的一些感想，希望能和喜欢胡适、关注胡适的同志之人共同分享探讨。
通观胡适一生而论，他发挥重大的影响是从提倡白话文开始，一般称之为文学革命。
他到北大以后通过讲堂和报刊（如《新青年》、《努力周报》、《晨报副刊》等等），大力提倡“新文化”或“新思潮”，这是他光芒万丈的时期。
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以个人影响而论，胡适都可以算是数一数二的人物。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刊登了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在《文学改良刍议》里胡适首次提出使用白话文，并约定了今后做文章所需遵循的八件事：“一曰需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需讲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语俗字。
”按胡适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
学术视点总第期MangZhongLiterature429浅析胡适的文学翻译思想◎张亚楠(南阳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南阳473004)胡适（1891—1962）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文化巨人，他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有着多方面的、创获性的文化成就。
胡适大力提倡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的文学翻译思想。
梳理这些散见于胡适论著、书信以及译序中的翻译思想，可以管窥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理论的发端，对于今天的翻译理论建设和翻译实践活动也不无借鉴意义。
一、文学翻译的目的和翻译文学的功能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革命的首举义旗者，胡适非常重视外国文学名著对中国新文学建设的借鉴作用，1916年他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3］具体到改造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方法问题，他主张通过翻译西方文学名著引进外国的文学方法，“……怎样预备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学方法？我仔细想来，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阐明上述主张的理由之后，他再次强调说，“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
在一封有关戏剧翻译的答信里，他明确提出：“我们的宗旨在于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在于输入‘范本’。
”二、翻译选材在翻译的选材问题上，胡适主张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
他痛感当时中国的文学翻译充斥着二三流乃至不入流的外国作品，因此在给曾孟朴的信中说：“中国人能读西洋文学书，已近六十年了；然名著译出的，至今还不满二百种。
其中绝大部分，不出于能直接读西洋书之人，乃出于不通外国文的林琴南，真是绝可怪诧的事……这也是我们英美留学生后辈的一件大耻辱”，并与曾氏共勉“各依性之所近而力所能勉者，努力多译一些世界名著，给国人造点救荒的粮食”。
第 33 卷 第 9 期2020 年 9 月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Jiangx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ElectricityVol.33 No.9Sep.2020廖七一翻译研究综述王丽娟（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摘 要：从佛经翻译时期开始，中国的翻译实践活动由来已久，学者们对翻译的理论研究也迅速发展壮大。
从译介西方翻译理论到自身翻译学科的建立，国内学者提出新的理论，众多学者在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辛勤耕耘，使中国翻译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廖七一在翻译学发展、翻译批评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研究视野与学术建树。
本文通过梳理廖七一的相关研究文献，旨在向其他学者介绍、阐述其主要研究方向及成果，为未来译学研究提供指导借鉴，丰富译学发展。
关键词：廖七一；翻译学发展；翻译批评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0097(2020)09-0111-030 引言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更加频繁，翻译成为连接不同语言和民族必不可少的纽带。
林译小说的盛行、西学翻译现象等对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代翻译事业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翻译家及翻译研究者，推动了中国翻译事业的长足发展，廖七一教授就是其中的一员。
本文通过梳理廖七一教授的研究论文，帮助译学界了解当前研究趋势，为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提供实践经验与理性指导。
廖七一教授现任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在翻译研究领域默默耕耘、辛勤付出，先后出版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胡适诗歌翻译研究》等10余部专著，在《中国翻译》等重要期刊共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在翻译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在译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翻译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查询到廖七一教授从2000~2019年共发表学术论文66篇，其中翻译学11篇，翻译批评17篇，诗歌翻译14篇，翻译规范与实践研究18篇，其他类6篇，将诗歌翻译、翻译规范、具体翻译实践融合为一个主题，即理论建构与实践研究。
读胡适先生的文章有感作者胡適，字適之，提倡文學改良的新文化運動領袖人物，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方面有深入研究。
本書集合了胡適先生的演講、信件、發表於雜誌中的文章等等，從五個方面--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青年與讀書、科學的人生觀、問題與主義、整理國故與全盤西化介紹了與當時內外交困的社會環境下息息相關的一些問題，現在看來也依然值得當代大學生的思考。
我想就讀後感觸頗深的幾個方面談談自己的見解。
首先，就讀書本身而言，書中就專有一部分提及。
胡適先生答清華學校胡君敦元等四人，為將往外國留學的少年所擬的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叫我們羞愧，儘管也有人主張先生要求過高已經超過普通非專業學生的接受範圍，但作為當代中國的大學生我們連國學的皮毛都算不上接觸過，又怎能有足夠的民族自信心呢？當然，讀書也不能一味的趨於功利性，讀書本身就是一件愉悅之事，把讀書當成任務甚至負擔，讀書就顯得不那麼美好單純了。
作者對於為什麼讀書有自己富於經驗的深刻理解：讀書便是接受過去已經知道的知識學問的記錄；為要讀書而讀書，讀了書便可以讀更多書；讀書能幫助我們解決困難，應對環境，並獲得思想的來源。
讀書時我們還得有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驗證，對既有知識的批判理解是活躍思維的絕佳途徑，順民和奴隸不能成為一種習慣甚至擴展到充滿朝氣的青年人的思想活動中。
書中《信心與反省》一篇我有一些感觸。
作者對壽山先生《我們要有信心》中提出的中華民族還是有生存權的這一觀點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作者認為中國的固有文化並不如壽山先生所說太過豐富，我們缺少近代的科學文化、工業文化，而我們所獨有的--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貞節牌坊……卻都是落後於西方使我們抬不起頭的文物制度。
我想，中國逐漸落後於西方應該是從文藝復興後發生的巨大轉變。
古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思潮使西方將眼光關注到具有張力，更加世俗化的物件以至於擴展到科學領域，創造了更符合人的發展與利益化所需求的工具、技術等等。
海上译谭之七国内文学翻译研究的一大突破――读廖七一《文化转型中的胡适诗歌翻译》有感谢天振回顾最近一、二十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以来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发展，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一个意味深长的景象，那就是不少当代国际顶尖级的文化学家、哲学家、文学理论家，像福柯、德里达、埃科、斯皮瓦克、埃文－佐哈尔、尼南贾纳、希利斯·米勒等，都不约而同地对翻译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并对翻译发表了相当独特而又深刻的见解。
而与此同时，国际译学界一批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像安德鲁·勒菲弗尔、苏珊·巴斯奈特、韦努蒂、西奥·赫曼斯等，都跳出了原先翻译界比较狭隘的、仅仅关注两种语言转换的层面、而共同致力于从更为宏大的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研究翻译、阐述翻译。
这个景象我们称之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我以为这两个转向非常值得我们国内学术界、尤其是翻译界的人士重视并对之进行深入的研究。
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学术界的翻译研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如果说，在此之前世界各国长达一、二千年的翻译研究历史基本上都集中在讨论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层面上的一些问题上的话，诸如翻译的技巧、策略，翻译的标准，以及译者的风格等等，至多也就是讨论翻译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也即译学界所称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那么，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翻译研究者的目光就不再局限在上述这些问题上了，他们从各个领域切入到翻译研究中来，除了语言学、文学、外语教学外，还有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各种各样的当代文化理论，如符号学、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等等。
而且，即使是曾经在当代西方译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所谓的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到后来也没有一直局限在纯粹的语言转换层面而不进入到文化研究的层面。
譬如奈达，他从功能对等发展到动态对等理论，实际上也已经涉及到了不同文化语境对翻译等值的影响。
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化层面上审视、考察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翻译研究正在演变为一种文化研究，成为当代国际译学研究中的一个趋势。
正如已经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八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属于被称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
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
不是去问那个一直困扰翻译理论家的传统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这种转向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并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尽在其中。
也即是说，这一转向将翻译界定为一个传介过程，它不是超越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穿行其中。
”（Sherry Simon, Gender in Translation, Routledge, 1996,p.7）国际译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滥觞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于八十年代蔚为大观，至九十年代末则通过巴斯奈特之口宣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已经“完成”。
代表国际译学界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家们的著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陆陆续续地开始介绍到国内来，这其中也包括廖七一教授主持编著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和《当代英国翻译理论》两书。
然而，国内译学界对国际译学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及其代表性理论著作的反应却是比较复杂。
一开始他们对国外翻译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的迹象并不十分敏感。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革结束不久，国门初开，国内译学界首先注意到的是国际译学界中于五十年代开始的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他们对卡特福特、纽马克、尤金·奈达等一批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理论家们的著作及其理论更能理解和接受，因为“等值”、“对等”的理论与他们关于翻译的固有理念更为契合，而对于文化学派的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译论，不少国内译学研究者多少感到有些隔阂。
所以，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国外翻译研究中代表“文化转向”的译论不断介绍进来，国内译学界比较多的人首先感到的是他们信奉了几千年的译学理念――“忠实”的翻译观，受到了猛烈的冲击。
有人因此惊呼：“近十年来，随着解构主义等西方翻译理论的传入，翻译的忠实观在我国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其地位已岌岌可危。
”同时感到困惑：“翻译还要不要讲求忠实？”（孙致礼《翻译应该尽量“求真”》，《中国翻译》2005年第2期）还有的人面对近年来译介进来的文化学派的译论，把它们简单地归结为是对“信”与“化境”的消解，因而发出近乎惶惶不可终日的哀叹：“作为传统翻译标准的‘信’（‘忠实’）的‘神话’正在走向终结；作为翻译最高境界的‘化境’标准也被视作与‘解构主义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凡此种种，人们似乎有理由相信，照此发展势头，传统译论中的某些核心理念也许将日趋式微并最终淡出，亦未可知。
”（刘全福《当“信”与“化境”被消解时》，《中国翻译》2005年第4期。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读到了廖七一教授的《文化转型中的胡适诗歌翻译》（清华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读到了一部明确宣称“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而非规定性的（prescriptive）”翻译研究论著，我的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国内译学界终究还是有人能正确理解、把握当前国际译学界出现的“文化转向”的实质，终究还是有人能恰当借鉴和应用国外文化学派的译论。
不仅如此，他还能融会这种译学理念，然后在中国文学翻译领域里寻找到合适的个案进行别开生面的研究，不仅为国内已经发展到迹近显学的胡适研究添上独特醒目的一笔，更为国内译学界提供了一个鲜明厚重的描述性研究的个案实例。
廖七一教授的这部著作《文化转型中的胡适诗歌翻译》具有多重意义和价值。
这不仅是国内胡适研究的一个突破，也是国内译学界文学翻译研究的一个突破。
作为译介学理论的首创者，我还觉得这是一部最能从实践研究层面体现比较文学译介学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的研究样本，是目前国内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的一大收获。
对国内胡适研究的详情我了解得不多，但从本书作者收集、提供的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国内研究胡适的文章从1994年至2004年的十年间即多达1444篇，2000年后发表的研究胡适的论文也有733篇，但其中研究胡适翻译的却只有25 篇，而研究胡适诗歌翻译的更只有寥寥4-5篇。
仅此一端，即已经足以彰显本书填补该研究领域的空白的意义。
然而，本书的意义决不简单地在于“补白”。
传统的从文学角度出发的胡适研究多关注胡适对白话运动的贡献，也都会提到胡适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但像本书这样对胡适的译诗做如此全面深入的研究的，却几乎没有。
而七一教授通过对胡适译诗全面深入的考察，发现了胡适在诗歌翻译主题上的转变――从急功近利和“济用”主题转变到宗教、哲学、文学，以及对人性的关注，进而指出这正好表明胡适“救国之道”理念的发展和成熟，表明胡适志趣理念的嬗变。
与此同时，七一教授又考察了胡适译诗的语言和文体的变化。
胡适译诗的语体也有一个从五七言古体、骚体到白话自由诗的过程。
七一教授指出：“胡适用白话译诗不仅暗示了他平民大众的阶级定位，同时也表现出他平民化的文学观念。
”他更进一步指出：“胡适译诗的平民化，体现了中国传统诗歌现代化中的民间化趋势，适应了诗歌深入民众、反映现实的历史必然要求，从而改变了文人士大夫贵族化诗歌的偏狭心理，革新了译诗的语言，探索了译诗的表现形式，改变了传统的诗学观念，为白话新诗创作提供了借鉴，促进了新诗向语言白话化，文体的通俗化和内容平民大众化的转变。
”这样的一些分析，应该说都是很有见地的。
当然，我比较熟悉、也更感兴趣的是七一教授如何在当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应用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理论，来分析胡适诗歌翻译这样一个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独特个案。
通读全书，我们可以感觉到，七一教授的这部专著是以西方译学界的操控学派理论为其研究前提的。
尽管书中对此并没有明说，但作者显然坚信，翻译作为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必然受制于文化主流意识形态，受制于文化政策和文化发展的需求”，坚信“译者的文化身份和意识形态立场必然左右他对原文的解读，并左右译文的倾向和功能”。
基于这样的立场，本书作者就能从胡适的诗歌翻译实践中发现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窥见胡适的诗歌翻译与当时流行的文学理念和翻译诗学的偏离和叛逆，从而体会到“翻译文化批评强调译者的显形（visibility），强调意义的丰富性与差异性，确有其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对庞德和胡适译诗的比较研究是本书中最引人注目的章节之一。
作者通过仔细的考察，归纳出两人在诗歌翻译方面的三个共同点：“其一，他们有明确的翻译目的，‘极力通过翻译文本将自己的交际目的付诸实践’，使翻译与自身的文学使命联系起来；其二，超越主流的诗学规范和传统的忠实观和翻译手法，在诗体、诗形和语言上刻意尝试；其三，他们的译诗都远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在译入语文化中被当作创作来接受，产生了深远影响。
”之所以如此，作者分析说，是因为“庞德与胡适的诗歌翻译思想实际上与巴斯奈特、本雅明的翻译观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高度重视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和原文在译入语文化中生命的延续（life-hereafter），而不是过分计较译文是否字当句对。
这对当时的主流诗学具有强烈的‘颠覆性和创新性’。
”不无必要一提的是，作者在进行这一个案的比较研究时，注意力不在于纠错正讹，也不在于评判两者孰优孰劣，他关注的是两者背后隐藏着的文化与文学转型时期翻译文学的价值取向，以及文化传统巨大差异掩盖下的“一致性与规律性”，这就把翻译研究带上了广阔的文化研究的层面，也使本书具有了中西比较文化研究的价值。
本书对译者意图和文本功能的分析也给人以相当深刻的印象。
这一章也许是全书最富理论性的一章，同时也最能透露出作者对当代西方文化学派译论的娴熟把握。
七一教授非常正确地指出：“但是，翻译应该如何是一个规约性的标准，并不能代表翻译研究的全部。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预示着翻译文本的文化功能将成为译论研究的重点。
多元系统、女性批评和后殖民主义等研究实际上已将翻译置于更大的文化语境之中，研究翻译在目的语文化中发生、形成和运作的机制。
”我以为，正是在这样的译学理念的指导下，本书作者在从事胡适诗歌翻译这一个案研究时，才没有把精力化在探究胡适在翻译诗歌时的一字一句的意义得失，而是通过在宏大的文化层面上对译者意图、翻译策略和文本功能转换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揭示出胡适诗歌翻译开创中国白话新诗纪元的意义，揭示出胡适的诗歌翻译为白话新诗在中国的接受所提供的话语支持的价值。
由此可见，本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而是一部比较文化的著作，一部比较文学的著作。
对比较文学，国内学界一直有一个误解，以为比较文学就是把一个外国作家与一个中国作家进行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