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王阳明心学的幸福感与生活满足王阳明（1472年~1529年），字阳明，是明代中期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
他的心学理论对于中国古代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心理学和道德伦理方面。
本文将探讨王阳明心学的核心观点，并阐述其对人们幸福感和生活满足的影响。
一、王阳明心学的核心理念王阳明的心学理论强调了人与心的关系，认为人的心是推动行为的根本所在。
他主张人人皆有“知”之心，每个人都具备正确的道德判断能力。
然而，在实践中，人们常常被欲望、妄念和外界的干扰所困扰，导致心智不清，无法正确判断。
因此，王阳明主张通过内心的修养和实践，悟透人心的真谛，从而实现心的完全统一。
二、心学对幸福感的影响1. 自我探索与内心满足王阳明认为，追求幸福感需要从内心开始，人们需要通过内省与探索，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与追求。
通过与自己的对话与沟通，人们可以逐渐发现自我，认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从而，完全满足自己的内心需求，实现内心的宁静与满足。
2. 道德实践与社会认同王阳明高度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将道德理念应用于生活中。
通过践行正直、仁爱、公义等道德价值观，人们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得到他人的认可与尊重。
这种社会认同感会带来满足感和幸福感。
三、心学对生活满足的影响1. 把握当下与积极心态王阳明强调现实与当下的重要性，他认为人们应该把握当下的机会，努力去做，而不是一味地后悔过去或者过度担忧未来。
通过积极心态去面对生活，人们可以更好地享受当下的快乐与满足。
2. 追求心灵的平衡与和谐王阳明认为，内心的平衡与和谐是生活满足的基础。
人们需要关注心灵的需求，通过修养心性、调整情绪、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获得心灵的平静与安宁。
只有心灵平衡了，人们才能真正体验到生活的满足。
四、心学在现代社会的应用与启示王阳明的心学理论不仅在古代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启示。
首先，心学告诉我们，幸福感和生活满足来自于内心的修养与心态的调整。
明朝时期心学发展历程
明朝时期的心学发展历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描述：
1. 启蒙阶段：明朝初年，朱元璋创建明朝，儒学成为国家的官方思想。
在此背景下，心学作为儒学的一个分支开始萌芽。
当时的理学家们以程颢、程颐兄弟为代表，强调心性本善，人天地一体，注重修身养性的道德修养。
2. 崇礼阶段：在明成祖朱棣的统治下，心学开始发展壮大。
明成祖重视儒学，特别是程颢、程颐的思想，在明朝礼部侍讲的创设和修建崇礼书院的举措下，心学成为明代国学的主流。
此时的心学更加注重礼仪、礼法的复兴，强调家庭中的孝顺、社会中的和谐。
3. 思辨阶段：明朝中后期，随着社会变革和西方思想的渗透，心学开始经历思辨的阶段。
有学者开始反思传统儒学，提出不同于程颢、程颐的心学观点。
例如，王守仁主张“知行合一”，将个体内心的修养与外在实践相结合，他提出了“理”的概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4. 复兴与演化阶段：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心学经历了颓废和沉寂的时期。
但在明朝灭亡后，心学得以在清朝得到重新发展。
清代心学不仅延续了明代思想，还根据社会变革和学术发展进行了演化。
例如，王夫之提出了人性善恶本源的观点，程晓远认为心学需要与实践相结合。
这些新的思想影响了心学的发展，并与其他学派如阳明学产生了交流和融合。
总的来说，明朝时期的心学发展经历了启蒙、崇礼、思辨和复兴与演化等阶段。
这一时期的心学家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和反思，对人性、道德、礼仪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为后来的儒学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阳明学（明代大儒王守仁发展的儒家学说）阳明学，又称王学、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是由明代大儒王守仁发展的儒家学说。
因王守仁曾筑室于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故称其学说为阳明学。
王守仁继承宋代陆九渊的“心即理”学说，提倡“知行合一”和“致良知”。
王守仁的主张为其学生所继承并发扬光大，以讲会的形式传播到民间，形成明朝中晚期思想学术领域中的著名流派——阳明学派。
阳明学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学说之一，后传于日本，对日本及东亚都有较大影响。
其中最著名者六人，据黄宗羲《明儒学案》载:“南中之名王氏学者,阳明在时,王心齐、黄五岳、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冯江南,其著也。
”代表人物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宁波余姚人，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军事家。
其精通儒家、道家、佛教，且具非凡的军事才能和精深的文学艺术造诣。
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谥文成。
王守仁一生仕途坎坷，然治学不倦，成就卓著。
他创立的“心学”思想体系，积极追求个性解放，冲破了“理学”的传统观念，在封建社会后期产生过重要影响，堪称学界巨擘。
他的教育思想，敢于反对旧道学的禁锢，有着浓烈的创新精神。
他不仅文韬武略，还是一位治世能臣。
清代名士王士祯称赞他“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为“明第一流人物”。
王守仁才高学邃，在哲学上曾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命题，冲击了僵化的程朱理学，最终集“心学”之大成，开创了著名的“姚江学派”。
其“心学”学说的思想本质是强调个性化的发展、个人意愿的尊重及个体创造力的调动，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阳明学说在海外、特别是对日本明治维新发生过作用，对现代企业的人性化管理影响也很大。
时代背景王阳明生活的时代，正值明王朝由稳定开始进入危机、衰败的转变时期。
从英宗到武宗的几十年间，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农民起义彼伏此起，规模越来越大，地主阶级内部也矛盾重重，整个社会处在动荡之中。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与历史价值王阳明是中国明代思想家和哲学家，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的主要学说是心学，强调人的本心本位，认为人必须依靠内心的直觉来认识世界和自我，而不是依靠理性和经验。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对中国古代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心学思想的核心理念王阳明的心学思想的核心理念是“致良知”。
“良知”是人内心的本性或原则，是人的灵魂的核心，具有不可分割的自由意志和道德能力。
“致良知”即追求良知的实现和发挥。
王阳明认为，只有通过致良知，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我完善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因此，“致良知”成为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最高目标和价值。
二、心学思想的历史渊源心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儒学传统。
儒家思想强调人性本善和修身齐家，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
王阳明在儒学传统的基础上，强调了个体内心的重要性，深化了儒家思想的内在主观性和自我意识。
同时，他也借鉴了佛教禅宗和道教的思想，强调内心直觉和超越逻辑的瞬间通达。
因此，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既是儒家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也是东亚哲学和宗教思想的交融和创新。
三、心学思想的实践方法为了实现“致良知”的目标，王阳明提出了一系列的实践方法，包括反省、明志、行诚、慎思、格物等。
这些方法强调了人的自我觉察和实践，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自我、理解他人和改进自我。
这些方法完美配合了心学的理念，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心学实践模式。
四、心学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它深化了儒家思想的内在主观性和自我意识，为后来的文化和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同时，心学思想的实践方法也影响了中国历史上的教育、文化和政治制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心学思想对西方哲学的影响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也触动了西方哲学的思考。
许多西方思想家和学者对心学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其进行研究和运用。
例如，西方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和欧文·哈勃玛斯等人，从心学的角度对人的自我实现和心理健康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试析王阳明心学对明代史学的影响王阳明一生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破山中贼”；一是“破心中贼”。
前者是指他镇压民间动乱、维护明朝廷统治秩序的事功；后者是指其建立心学理论体系的学术成就。
他以“辅君”“淑民”为目的，自认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
他的主要学术活动是在南宋陆九渊开创的心学基础上，发展和奠定了中国心学的理论体系。
他精通儒、道、佛等诸家学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政治家，更是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
王阳明的心学体系，对后世影响可谓深远。
明初，程朱理学在思想界一统天下，“非朱氏之言不尊”，圣道已明，“不烦后人发挥，照他说的去做就成”。
这种思想沉闷导致理学日趋僵化、没落，面对明朝中期的社会危机，更陷入束手无策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弘治、正德年间，王阳明顺应“天下之士，厌常喜新”的思潮，集南宋以来“心学”思想之大成，建构了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心学”理论体系。
他用四句话概括了他的主要哲学思想，被后人称为“王门四句诀”，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四句诀，可谓是“阳明学”的真谛。
王阳明心学在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明代，形成了对官学权威的冲击和否定，为知识界的思想解放提供了一定的氛围。
其后，以泰州学派的兴起为标志的儒学世俗化思潮，尤其是一些具有异端色彩的政治思想，都深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
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在宋明理学中形成了陆王学术流派，在明中、后期的思想界曾经风靡一时，一度取代了程朱理学的地位，左右中国思想界长达百年之久。
王门心学与官学化的程朱理学思想体系相呼应，形成了另一种官学政治认知系统，在明代中期以后的政治思想界影响极广，从而使明代政治思想的发展越发显得多样化而异彩纷呈。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把王门后学分为浙中王门、南中王门、粤中王门、江右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及泰州学派八派。
明朝时期的王阳明思想与文化传承明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王阳明则是该时期的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王阳明是一个兼具文学才华和哲学才能的人物，他的思想融合了董仲舒、程朱理学以及道教思想，在明朝时期被广泛传播。
他提出的“致良知”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成为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是他哲学思想和道德规范的核心，他认为，人的本质是无知的，只有通过自我反思和启发才能逐渐地走向真理和道德的正确观念。
他强调道德意识，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决定行为和选择的基础，只有通过道德觉醒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在王阳明思想的影响下，明朝文化出现了新的变化，文人开始关注心性哲学，探索人类本质的道德意义，同时也重视个人主义和自由思想。
这些思想在当时的文化传承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王阳明的思想推动了明朝文学和艺术的发展，诗歌、书画和音乐的表现形式更加自由多样，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艺术水平。
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些艺术作品在表达时所强调的性格独立、个性化和自由思想的信念，这是王阳明思想对于文化的重要影响之一。
此外，王阳明的思想还推动了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的进步，如开放门户政策和厘金政策，都直接受到王阳明思想的影响。
这些政策的思想基础都是人的道德自由和思想自主性，王阳明的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难以估量。
总之，王阳明思想对于明朝文化传承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他的思想赋予了中国文化更加高尚的内在价值，同时也推动了文化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尤其在当今社会，我们能够看到王阳明思想的应用和创新，它对于中国文化传承依然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王阳明明心见性通达万物王阳明：明心见性通达万物王阳明（1472年－1529年），明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字阳明，号仲宣。
他提出了以“明心见性”为核心的心学思想，强调通过内省自我认知，以求人性的完善和万物的通达。
本文将深入探讨王阳明心学的理念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一、心学思想的内涵王阳明心学强调“明心见性”，认为每个人的内心本具良知和智慧，而通过内省和自觉地触动内心的良知，就能够认识到人的本性和道德规范，实现心性的完善。
他认为，通达心性是人类最高的境界，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
在王阳明看来，每个人心中都有“心中心”的存在，这是一个与世事万物相联系的中心，也是人与天地宇宙相通的纽带。
只有通过不断地修养和践行，才能让心性达到通达的境地，从而明白人与天地万物的共通之道。
二、“明心见性”对个体的启示“明心见性”的核心在于每个人的内心寻求真理和自我完善的能力。
王阳明认为人性本善，但受外界环境和杂念影响，使得人们遗忘了自己内心的本真和道德准则。
因此，要回归内心，通过内省和自觉来触动自己内心的良知，找到自己的人性善良，才能达到心性的完善。
对于个体而言，“明心见性”提供了实现自我认知和自我完善的方向。
每个人都应该关注自己内心的声音，通过对自己行为的反思和调整，逐步摆脱外界的干扰和诱惑，回归到内心的本真。
意识到自己的人性善良，根据内心的良知行事，才能真正实现对自我的认知和控制。
三、“明心见性”对社会的启示王阳明心学以“明心见性”为核心，可为当代社会提供重要的启示。
当今社会，人们往往追逐物质利益，迷失了内心的道德准则和人类的共性。
而倡导“明心见性”的理念，则着重于人与人之间的良心互动和道德共识。
在社会层面，我们应该重视每个人内心的声音，鼓励人们通过自我反省来寻找真理和道德准则。
政府和教育机构应加强道德教育的培养，引导人们通过内心的自觉和认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四、“明心见性”对个人成长的指引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看，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明心见性”提供了实现自我完善的指引。
明清时期王阳明思想的传承与发展明清时期，王阳明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潮流。
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主张，影响了明清时期的哲学、文化和社会。
然而，随着历史的推移，王阳明思想又经历了各种变化和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王阳明思想的主要内容、传承和发展几个方面来探究明清时期王阳明思想的传承和发展。
一、历史背景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
在思想领域里，儒家学说一直扮演着主导的角色。
然而，明朝后期国家的衰落，使得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思想和道路，各种思想文化流派逐渐兴起，王阳明思想就是其中一个。
二、王阳明思想的主要内容王阳明思想主张“致良知”的观念。
他认为人有一种本能的道德判断能力，也就是“良知”。
人的天性本身就有了善的本质，只要人运用良知，即可做到无我，无欲，无求，无私。
王阳明倡导“心学”，他认为研究天地万物的根本应该是从人的内心着手。
同时，他还主张“知行合一”，也就是说，知与行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
三、王阳明思想的传承在明清之际，王阳明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承。
首先，王阳明的弟子们在传承王阳明思想的同时，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创新，形成了“四生之学”、朱熹之学、黄宗羲之学等学派。
同时，朱权借鉴王阳明思想，提出以“诚”为主要方法的朱子学派也开始兴起。
在民间，王阳明思想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民间优秀的思想家如刘铁岩、张文澜、黄易等都深受王阳明思想的影响。
他们将王阳明思想与当地的文化传统相结合，为王阳明思想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王阳明思想的发展在明清之际，王阳明思想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发展。
在哲学理论上，以严复为代表的人提出了“阳明心学是唯我独革的反叛思想”，反映了当时政治和文化上的一些新的思考。
在文学上，王阳明思想对宋明理学的文学风格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笔。
在近现代中国，王阳明思想继续发展并产生重要影响。
梁启超、章太炎等思想家都深受王阳明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王阳明的思想主张对民族复兴有着充分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明朝的王阳明思想与心学兴起明朝时期，王阳明的思想对于中国的哲学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提出的心学思想在当时迅速兴起并成为主流。
本文将介绍王阳明的思想内容及其对明朝社会的贡献，以及心学在明朝时期的兴起和发展。
一、王阳明的思想内容及贡献1.知行合一王阳明的思想核心在于“知行合一”，他认为人们应该把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理解和应用所学。
他主张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通过实践来实现人与世界的和谐。
2.心即理王阳明强调人的内心即是道德和智慧的根源，他主张要通过内省和自我反省来探寻自己内心深处的真理和道德准则。
他认为只有通过修正自己的心态和行为，才能实现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
3.格物致知王阳明强调通过观察、实践和思考来获取知识和了解事物的本质。
他认为只有通过实际体验和亲身参与才能真正获得知识和智慧。
王阳明的思想为明代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变革和进步。
他提出的知行合一思想引导人们注重实践和经验，推动了社会的实际发展。
他的心即理观念使人们开始关注内心的重要性，催生了个人道德修养和自我反省的风气。
同时，他的格物致知观念引发了人们对于自然科学和实证主义的兴趣，推动了科学知识的传播和应用。
二、心学在明朝的兴起和发展王阳明的思想对明朝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心学的兴起和发展。
1.明代社会背景在明朝时期，社会经历了战乱和动荡，人们对于精神寄托和精神寻求有着强烈的需求。
王阳明的思想契合了社会的需求，成为了一种具有广泛吸引力的思潮。
2.学术传承与发展王阳明的思想得到了一批志同道合者的支持和传承，他们进一步发展和推广了心学。
例如，朱熹是王阳明的重要传承人之一，他将王阳明的思想与自己的理论相结合，对心学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和发展。
3.社会影响与推广王阳明的思想得到明朝王室和文人士大夫的重视和支持。
明成祖朱棣是王阳明的朋友和支持者，他亲自前往王阳明的驻地访问，并主持编纂了《阳明心学》等重要著作，推广了心学的普及。
总209期 第5期 2007年5月 贵州社会科学SocialSciencesin Guizhou Vol.209,No.5 May 12007 作者简介:唐安,贵阳学院副教授。
阳明心学与明代中期的社会生活唐 安(贵阳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5)摘 要:以拯救人心为矢的阳明心学是一种具有强烈救世理想的学说,它同明中社会生活有着广泛深刻的联系,从一定意义是讲,它既是明中社会生活的产物,同时又是明中后来社会生活结果。
对阳明心学的研究除了学理上的研究外,把其放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考查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王阳明;明代中期;社会生活中图分类号:24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07)05-101-103 阳明心学是明朝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明代中期的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为阳明心学的产生提供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资源。
进入明代中期,明朝统治者在政治生活中那种“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政治理想已丧失,废除丞相制度和建藩封国制度从明初时的一种具有价值合理性的政治制度,变成了一种危害政治稳定的政治制度。
一是国家大事被奸人和宦官所掌握。
特别是武宗即位后,启用太监刘瑾,明王朝的政治生活进入最为昏暗的时期。
以刘瑾为首的宦官罔上诬下,恣意肆情。
据《明史・刘瑾传》记载,明孝宗弘治年间,宦官刘瑾与其他七位富官结为同伙,号称“八虎”。
他们“为狗马鹰犬,歌舞角抵以娱帝,帝狎焉”,以致“帝大欢乐之,渐信用控,进内官监,总督团营”。
南京六科给中戴铣、十三道御史薄彦徽等上疏请“斥权阉,正国法,留保辅,托大臣,以安社稷”,而被刘瑾矫旨提解至京,廷杖削籍,监禁天牢,王阳明对此极为不满,并极力相救,得罪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
二是内乱外患加剧。
明中开始,社会矛盾凸现,皇室、贵族、宦官以及大官僚、大地主土地兼并激烈,阶级矛盾激化。
据《明史・食贷志・田制》记载,弘治十五年(公元1503年)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相比,税田总额由8,507,632顷下降到4,228,058顷,减额超过一半。
减额的原因,主要是“徘拨给予王府,则欺隐于猾民”。
税田减少,税额不变,负担自然转嫁到农民头上,加上其他各种苛捐杂税,农民生活极其贫苦。
而当时贵族、宦官对农民的压制是“占土地,敛财物,污妇女,稍与分辨,辄被诬奏,官校执缚”。
残酷的压迫激起了农民的反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
王阳明时,江西、广东、福建、湖广交界千里地域竟为起义农民占据数十年之久。
另外明代中期外患局势也十分严重,“南倭北虏”使明各边关连连告急。
内乱外患,使明朝政权危机四伏。
三是经济生活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开始在明朝社会内部萌芽,商品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活跃势头,自15世纪后,先后形成了顺天、应天、镇江、松江、扬州等30多个达到一定规模并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商业手工业城镇。
北京的庙市的开市日期,“每月朔望念五日”,规模“列肆三里之长”,“珠宝、象牙、玉、珍、错、绫锦之曰滇、粤、闽、楚、吴、越者集”(《帝京景物略》卷四“城隍庙市”),南京市内“物力客多主少,市魁驵侩,千百嘈杂其中。
”(顾起元:《客座赘语》)四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自然经济的松懈,刺激了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相当部分士人“弃儒就贾”。
这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在悄然变化,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人际关系开始发生很重要的变迁。
人心不古,崇尚奢靡的文化现象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对笼罩在社会生活之上的以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的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和始终控制士人知识与思想的科举制度已相当反感,以传统纲常名教为内容的身份伦理开始崩溃,士人中间一股强烈要求摆脱程朱理学思想事束缚,要求个人自由的思潮便油然而生,这一时期的商人也同时发出了要建立一种适应商品经济活动的新儒学的要求。
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家,都不能脱离他所生活的时代去凭空创造其思想,而只能按特定的民族性和特定的时代性去思考,因而其思想也必然反映出特定的民族精神和特定的时代风貌。
正是由于明中社会的变化,以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的儒家伦理道德与现实社会发生了严重冲突,因而社会道德“如病狂丧心之人”,时局严重“如沉疴积萎”。
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如何面对这一新的社会变动,以适应传统社会的纲常伦理的基本要求,就成为明中儒家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也当然成为明朝体制内的儒学思想家王阳明所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阳明心学也正是顺应了“四民(士农工商)异业而同道”这一时代要求而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王阳明出身官宦世家,从小就立下效学圣贤的志向,但他同当时的学人不同,从来就不满足于对前贤现成说教的记诵,在21岁那年花了七天的工夫亲履朱子格物之说,但终不得其理,从此埋下了对延续了近两千年的、代表着整个中国文化“正统”思想的儒家学说进行批判和革新的种子。
从学理上讲,阳明心学是从程朱理学那里获得灵感的,是宋明理学的延续。
程朱理学对“世俗情欲”的“人心”和“纯然天理”的“道心”加以严格区分,把成人的目标提升到天理的高度。
如朱熹说:“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1](P1487),在哲理和道德的层面认为只有道心才是符合天理的,而人心却始终沉沦,“舜禹相授受,只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1](P1462)这种思想在皇权不能笼罩一切,政治生活相对宽松,士绅阶层还具有相对独立的存在空间时,是有其现实性的;但是,当“天理”之类的绝对真理成为政治权力控制下的意识形态话语时,便化为一种严厉的制度和训诫规则,成为对士人自由心灵的一种约束。
特别是它对世俗世界的极端鄙视和对超越世界的过度推崇,使得始终存在于世俗生活中的人们变得无所适从,同时也令那些受程朱理学熏陶的士人失望。
面对新的社会要求,王阳明从对“心”的重新定义开始了他对程朱理学的修正。
阳明心学是从心即理的命题开始的。
《传习录》中他在回答徐爱关于“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时说:“心即理也。
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又说:“心之体,性也。
性即理也。
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
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
理岂外于吾心邪?”(《答顾东桥书》)从这些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朱熹与王阳明两人所表达的时代要求的不同。
根据朱熹的理论,那就只能说,因有孝之理,故有孝亲之心;因有忠君之理,故有忠君之心,一切理都是永恒地存在那里,无论有没有心。
王阳明恰恰相反,认为如果没有心,也就没有理,这就使心成了宇宙万物的立法者,当然也就成了理的立法者,从而把程朱理学好不容易在理论上才分开的“人心”与“道心”重新捏合在一起,其结果正好给受程朱理学所压抑的儒贾心灵带来了自由,较好地适应了正处于变化中的明中社会生活的要求。
当然,这同时也隐含这样一种可能,即心灵的自由有时是以终极意义的丧失为代价的。
王阳明作为明朝政治体制内的201贵州社会科学总第209期 儒者,在明朝社会生活正处于多元化的时期,不可能放弃儒家的社会道德责任,因此,用其理论来清理多元化的社会生活秩序是其不可背弃的责任和义务。
在王阳明看来,由于这个看似纯然天性的“心”,一但进入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便会有善恶之分,如果“私欲障碍,则心之本体失了”,“如果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因此,得“致良知”,这样才能实现“人心”与“道心”的真正合一,心学才会具有维系社会各方面力量的作用。
正是通过“致良知”完成了对程朱理学的改造,阳明心学填补了儒家话语在明中社会生活中的缺失,实现了其对社会生活的真正介入。
良知的说法来源于《孟子》,其含义是指一种“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观念,这一具有强烈政治伦理实践倾向的“良知”,在王阳明的整个学说中占有至上的地位。
他说,“良知两字”,“真所谓大本达道,舍此更无学问可讲矣”,自己“朝夕与朋辈讲习,只是发挥此两字不出。
缘此两字,人人所自有,故虽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觉,若致其极,虽圣人天地不能无憾,故得此两字穷劫不能尽”,“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寄邹谦之》)。
在王阳明那里,良知具有双重性:一是良知以理为内容;二是良知以吾心为形式。
因此,良知既不同于朱熹的超验天理,亦有别于陆九渊的吾心,它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天理与吾心在过程中的融合,以思辨的形式触及了个体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
良知的这一双重性,既是明中社会生活在王阳明思想中的反映,又包含了王阳明对明朝社会生活进行改造的理想。
阳明心学这种切近社会生活的特点,使得致良知自然成为王阳明实现其社会理想的重要途径。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虽然乃天赋于人心,但它最初只具有本然的性质。
“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
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廊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之所同具有者也。
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
”(《答陆原静》)在王阳明看来,由于外物之累与圣学不明,使人心被物欲所昏蔽,天理被人欲所窒塞,因而只有通过后天致良知的工夫,人心才能转化为自觉的知,回复古之淳朴。
致良知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未有止”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格物”,“格物是止至善之功”。
具体方法主要有二:一是“省察克治”。
即要不断地回忆和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克除一切有违良知的“私欲邪念”,要像“去盗贼”和“猫捉老鼠”那样认真和彻底,一直到“无私可克”,“天理纯全”(《传习录》),良知自存,才能罢休。
二是“在事上磨练”。
他认为,省察古治,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生活之中,“随时就事上致良知”(《答聂文蔚》),以磨练自己的道德意志,增强道德信念。
王阳明强调在事上磨练就是要把良知贯彻到人们的一言一行之中,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
这在当时的历史情景下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有着深切的人文关切,它“突出了人的地位与主观能动作用,以一己之良知作为天地万物的唯一真理,致良知于日用事事物物之间,完善自我、唯吾自足等思想主张,无疑是对束缚人们身心的程朱理学、封建教条、精神权威的一个很大冲击,从而启发了一场新的思想解放潮流的逐渐兴起”。
[2]也正是由于阳明心学所具有的这种要强烈干预现实社会生活的实践倾向和求实理想,对有利于改造儒家的思想进行的广泛吸纳,以及对朱熹把孔孟等古代圣贤的言论作为永恒真理的保守主义的反叛,使其学说充满了自由主义的理想和批判精神,并使得王阳明在认识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时,通过其“知行合一”说开始了他探寻治理世人和改造世人思想的政治实践。
他在贯穿其生命始终的讲学活动中,努力去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样式。
在乡村治理中,他立乡约、建乡政、办乡学、恤乡民,成为一个以德化怨,争取民心的实际政治家。
参考文献:[1]朱熹1朱子语类[M]1北京:中华书局,1986.[2]吴雁南1简论王阳明“致良知”说的特点和意义[J]1贵州文史丛刊11995(4)1[责任编辑:乐 川]301 第5期阳明心学与明代中期的社会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