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 道教在草原地区的传播思考-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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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草原民族文化传承的时代要求和现实意义草原民族文化传承是指草原上的民族所拥有的一整套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包括文学、艺术、民间传说、习俗和传统饮食等方面,是草原地区多少年文化的体现,它们体现了草原上的民族生活和传统文化的特点。
这种文化传承是传统民族文化保护和拓展方向的核心,也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
草原民族文化传承的时代要求是不同的,随着时代的不同,草原民族文化也经历了许多变化。
在古代时期,草原地区的民族以“骑射文化”为主,因此在草原上生活和狩猎活动的技能非常重要。
草原民族需要熟练于马术、箭术和弓箭制造技术等,这些传统技能已被当作草原文化传承的重要部分。
随着时代的变迁,草原上的民族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学、艺术和习俗等,比如说蒙古族的弦子、马头琴、黄连元等,藏族的唐卡画、躅然、呼唤、松赞林和打诺等文化现象,哈萨克族的米诺、欢歌、舞蹈和自由骑术等。
通过这些文化传承和弘扬,草原上的民族所传承的传统文化得以更进一步的发展,为国家和地方文化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
草原民族文化传承的现实意义在于,它能够促进草原地区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进一步增强,也可以促进草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学术和旅游产业的发展。
通过草原民族文化传承,可以更好地传达草原民族文化的价值,同时也可以推动新发展、新经济和新文化的蓬勃发展。
总之,草原民族文化的传承是高度重视的事情,在现代社会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它的时代要求和现实意义都非常重要,草原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和关注,通过草原民族文化的传承,我们可以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草原地区的传统文化,为未来的发展寻找好的方向。
最新整理青藏地区古道教文化传承和宗教活动简介青藏地区古道教文化传承和宗教活动简介一、古道教道场的礼仪道教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组织形式和表现内容。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各个流派的独特规范和习俗。
各种派别在社会上流传的深度和广度有很大差异。
比如全真道的龙门派。
自从明朝承认为全国性道教组织以后,发展非常迅速,信奉的人很多。
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其组织更加趋于完善,斋祭礼仪和道场程设也越加规范化。
xxxx农业区的大部分道观如大通县的老爷山,湟源县的北极山,互助县的石板泉、高寨,贵德县的玉皇阁以及xxxx地区的北山寺。
湟中县的多巴镇、拦隆口镇、田家寨镇、总寨镇、西堡镇、总寨乡、土门关乡、丹麻乡等所举办的道场、法会都是遵循龙门派的仪规进行,所应用的经典也都是“道藏”所收集的规范化了的经文。
常用的几部经是《太上三元赐福赦罪解厄消灾延生保命妙经》(简称三官经或平安经)、《高上玉皇本行集经》(简称皇经)、《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简称斗经)、《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简称雷经)、《上清古洞真经》(简称大洞经)等。
在这种道场里三大特点:一是道观中央树着明显的标志幡杆,上悬幡旗,旗上题明本法会的主要尊神。
比如在三宫殿举办法会时,幡旗上题衔为“祖师天地水府三元三品三官大帝三宫九府感应天尊宝阙”。
二是颂经多为照经宣科,法台前撂着经典,主颂法师对准经文,其余法师应声颂扬。
经韵非常好听,又有木鱼、碰铃、钗、钹、锣等乐器配合。
实为一种净化灵魂的高雅音乐。
三是法会中所朝拜的尊神或要祈祷的内容均以一道道文书的形式很规范地写出。
尤其是上奏天界的表文更加有文理上的讲究。
即使民间流传的老师傅在举办丧葬礼仪时,也基本上按以上的形式进行,这就是常人心目中对道教活动的认识。
二、古道教道场活动的内容xxxx地区汉地各个村庄几乎都有娘娘庙,供奉着三位圣母,九天圣母、金山圣母、霜降圣母。
这些村庄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庙会,全村有许多户人家,统一收取几十元钱,作为庙会的活动经费。
中国古代宗教佛教道教与儒教的传播在中国古代,佛教、道教和儒教被视为主要的宗教信仰体系,它们通过不同的传播途径和各自独特的理念,在中国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将从佛教、道教和儒教的起源与特点、传播途径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多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佛教的传播佛教起源于古印度,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传入中国,深受广大民众的追随。
佛教的传播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译经、出家人交流和地方传播。
首先,佛教经典的翻译是佛教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
自公元2世纪以来,随着汉朝儒学的衰落,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佛经的翻译工作。
这些翻译的经典,被广泛传播,并吸引了一大批信徒。
其次,出家人的交流也在佛教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出家人通常是佛教教义的宣传者,他们通过文化交流、演讲和讲经等方式将佛教思想传播给人们,深受信众的尊崇。
第三,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还借助了地方文化传统。
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佛教融入了中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并形成独特的中国佛教文化,吸引了更多的信徒。
佛教的传播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提倡超越世俗欲望,追求心灵的解脱和安宁。
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社会矛盾,增强了个体对心灵追求的关注。
二、道教的传播道教是中国古代的本土宗教信仰,其核心理念是追求自然与人类和谐相处的境界。
道教的传播主要通过道教组织的发展和道教文化的输出。
首先,道教通过建立道观、道院等组织形式,推动了道教的传播。
这些组织为信徒提供了学习和修行的场所,也为信徒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平台。
其次,道教文化在中国社会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道教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倡导顺应自然的原则。
这种思想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激发了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对道德观念的提升。
道教的传播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强调个体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宣扬了反躁动、宁静无为的生活方式,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着重要的塑造作用。
三、儒教的传播儒教作为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体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世界宗教源流史》中国道教之十四:道教在国外的传播中国道教之十四:道教在国外的传播(1)日本日本是中国隔海相望的邻国,其古代文明起步较晚,但由于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大陆文化的影响,发展速度很快。
在古代中日交往和文化交流中,道教亦曾起过重要作用,道教也将庚申信仰等系列道教文化传到日本,使得尊崇天皇的信仰体制也是依据诸多道教元素建构。
中国道教是否传入日本,日本学术界亦有两种相反的意见。
一种是认为日本古代政府拒绝道教的传人,淡海三船的《唐大和尚东征传》及《古事类苑》和《群书类聚》中都有明记。
另一种意见认为,“道教作为宗教,其教典、道士、道观等成体系的组织形态,并没有传来日本,关于这一点,目前确实无史料可证。
但是道教作为思想给日本以影响,可以说已是难以否定的事实”。
道教在日本的传播,根本没有带有建立道观和道士布教等形式的教团道教传到日本来。
但是,早在公元前2世纪前后,道家思想借由汉字从汉字文化圈的朝鲜半岛传播到了日本。
到公元5世纪前后的应神天皇、仁德天皇年间,又有大量渡来人来自以半岛为中心的那些地区和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他们带来大陆文化[35]。
在奈良、平安朝时代,日本用类似民间习俗的‘托盘’,从来自朝鲜半岛或中国大陆的归化人以及随遣隋使、遣唐使去中国的留学生和留学僧带回来的道德经典中,接受了汉字成语或知识,部分地接受了唐宋时期盛行的道教信仰,形成了一种道教形态,而江户时代的道教形态与此不同,到了江户时代,日本接受的是禅宗僧侣们带来的、明代盛行的‘善书’等民众道教。
这些‘善书’类是从日本人群众性的国民道德意识之‘托盘’较多的地方开始接受的,其中也有幕府和大名的支持。
由于印刷术的发达,这些‘善书’不断出版发行,一般民众也容易看到。
因此,对日本一般社会的影响也与以往不同。
而早在大约在七世纪,道教神仙长生思想和方术即已传往日本。
日本留学生曾在中国学习道教方技,并把道教经典带回日本。
从平安时代起,道教守庚申的信仰在日本颇为流行。
传统文化中的道教与自然之道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传统文化,其中道教作为中国特有的宗教文化之一,与自然之道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传统文化中,道教被视为一种倡导顺应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和哲学思想。
本文将探讨道教与自然之道的关系,并分析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影响。
一、道教与自然之道的渊源道教起源于中国古代,追溯到先秦时期。
它的理论基础是“道”和“德”,其中“道”象征着宇宙的运行规律和万物的本源,而“德”则指代人们在世界中的行为和修养。
道教注重修身养性,以追求与自然的和谐为核心理念。
道教倡导人们以无为而治,顺应自然之道,与自然融为一体。
自然之道是一种关于宇宙运行规律和万物生长变化的观念体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人类应该依靠自然之道来指导自己的生活。
自然之道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强调人类应当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的力量和规律。
二、道教对自然之道的理解与表达道教视自然为至高无上的存在,崇尚大自然的神秘和伟大。
道教认为自然界中的万物与人类息息相关,人类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并在自然的指导下修身养性。
道教的经典著作《道德经》中有着大量关于自然之道的描述和思考,例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等。
道教强调人类应当顺应自然,而不是试图改变或征服自然。
通过观察自然、借鉴自然,人们能够理解宇宙的运行规律,从而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自然之道。
例如,道教倡导无为而治,即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不做过度干预,让事物自然而然的发展。
三、道教与自然之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道教与自然之道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道教的倡导让人们更加关注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
顺应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使得中国古代人们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尊重自然资源的使用。
道教倡导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理念与现代环保意识相契合。
因此,在现代中国,道教的影响仍然可以见到,许多人将环保作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并努力保护自然环境。
道教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影响前言道教是我国古代主要的宗教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关中地区,道教传播和影响也十分深远。
本文旨在就关中地区的道教传播和影响展开探讨。
一、道教在关中地区的起源和发展道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黄帝时期。
然而,在关中地区,道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
当时,张角在陕西南部创立了黄巾教,其实质是道教的一种流派。
此后,在汉末三国时期,陕西地区和关中地区先后涌现了一系列的道教修行者和道教组织。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张道陵、郑难等人所创建的全真派。
随着时间的推移,道教在关中地区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唐代时,道教在陕西地区已经成为了一种盛行的宗教。
朝廷在废除佛教后,也曾多次支持道教。
宋代包括张岱在内的许多运用儒家思想渗透道教中,使得道家思想得到更加完善和丰富。
二、关中地区道教的组织形式关中地区的道教主要以道观和全真派为代表。
道观不仅是道教的祭祀场所,也是道教教义的组织强大形式。
道观内设有道士和众信徒,是宣扬与传播道教信仰的重要场所。
全真派则是有着明确组织体系的道教组织。
该组织中的道士们先后发挥了很多政治和军事作用。
三、道教在关中地区的影响道教在关中地区的传播和影响十分深远。
它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它影响了关中地区的文化、艺术、经济等各个方面。
1、影响文化方面:道教注重修身养性、尊重自然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关中地区的文化,许多传统文化形式和文化遗产都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影响艺术方面:在关中地区,道教艺术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以道教音乐和道教绘画最为著名。
道教音乐和道教绘画都具有很高的鉴赏价值和审美价值。
3、影响经济方面:道教在关中地区促进了许多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道教观内的名人文物、神像等都成为了当时的贵重藏品,也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前来观光购物。
结论总体而言,道教在关中地区的传播和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它不仅为关中地区的文化、艺术和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也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清山道教文化与自然景观的完美融合三清山位于中国江西省境内,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圣地之一。
其道教文化与自然景观的完美融合,使得三清山成为了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旅游胜地。
在这里,人们可以感受到道教文化的深厚底蕴,并且在大自然中尽情放松身心。
首先,三清山是道教文化的重要地点之一。
作为道教的发源地之一,三清山拥有丰富的道教历史和文化遗产。
这里有许多著名的道教寺庙,如三清宫、汇觉堂等,这些寺庙不仅是道教信仰的重要场所,也是研究道教文化的宝贵资源。
来到这里,游客可以参观这些寺庙,进一步了解道教的教义、仪式和修行之道。
在这些寺庙里,游客可以静心思考,感受到宁静与祥和的氛围,对自己的内心进行平衡和静心的修行。
其次,三清山的自然景观也是其吸引游客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清山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山脉之一,因其山势雄峙,云海飘渺而闻名。
登临山巅,俯瞰群山之巅,云海若隐若现,景色如诗如画。
石林奇岩、溪流飞瀑、茂密的森林等,构成了三清山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
在这里,游客可以尽情体验大自然的原始美,感受到身心的放松和舒畅。
同时,这里的自然风光也成为了摄影爱好者们的天堂,每年吸引着大量的摄影爱好者前来拍摄。
不仅如此,三清山还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环境,使得这里生态系统十分丰富和多样化。
这里有众多的珍稀植物和动物,如杜鹃花、铁杉和金丝猴等。
保护三清山的生态环境,对于其道教文化的保存和传承至关重要。
因此,这里的管理者不仅致力于提供一个理想的旅游体验,同时也十分注重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他们努力保护山区的植被和野生动物,推广环保概念,并且组织各种活动来提高游客对于生态保护的意识。
这种可持续发展的选择,使得三清山具有了更长久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总之,三清山道教文化与自然景观的完美融合,使得这个地方成为了一座令人难以忘怀的旅游胜地。
在这片山水间,人们可以感受到道教文化的深厚底蕴,也可以尽情欣赏大自然的美丽。
无论是信仰道教还是追求美的心灵,三清山都会给予游客们令人难以忘怀的体验。
道教在草原地区的传播思考10世纪,契丹统一北方草原,建立辽王朝,与此同时,道教也开始进入草原地区,在契丹本土范围内传播。
有关道教在辽代社会传播的情况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学术界已有较为广泛的讨论[1]。
本文拟就辽朝时期草原地带道教的来源、传播情况展开讨论,以期明晰北方草原地带道教的传播脉络以及其对契丹民族所产生的影响。
一、隋唐五代道教的向北播布道教是中国原生的宗教信仰,是中国远古宗教因素与中国道家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从东汉末年开始,就有广泛的信众。
北魏时期寇谦之开创天师道,道教开始在中国北方地区大兴。
这一时期道教信徒众多,道观及道教造像的大批营建,使得整个北方社会各个角落都充斥着道教的影响。
契丹始兴辽西,由于其地近营州,所以契丹社会一开始就受到深刻的汉化影响,因此可以认为生活在北方草原地带的契丹人对于道教并不陌生。
隋朝实行佛道二教并重的政策,维持了北方道教的发展。
到了唐朝之后,由于统治阶级的推崇,道教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极大的推广与普及。
唐朝政府曾多次下令要求全国各地修建道观,据《册府元龟》卷51《帝王部?崇释氏》和卷53《帝王部?尚黄老》中记载,唐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都曾多次下诏书,要求全国各个州设立道观,并御注《道德经》,置崇玄学。
唐玄宗还曾在天宝七年(748)八月十五日“,敕两京及诸郡所有千秋观、寺,宜改‘天长’名”[2]。
今北京西便门外有一处白云观,据《新编北京白云观志》记载,白云观前身系唐代的天长观故墟,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始建,初名十方大天长观。
《元一统志》所引《大唐再修天长观碑》载:“伏遇太保相国张公秉权台极,每归真而祈福,察此观宇久废,遂差使押衙兼监察御史张叔建董部匠作,功愈万计。
大唐咸通七年(866)四月,道士李知仁重模。
”由此可知,在唐王朝统治者的鼎力推崇之下,北方的幽州地区也修建天长观供奉老子,而且幽州地区的天长观于咸同七年有再修之举,时至今日,白云观香火鼎盛,已成为北方道教的中心,全真三大祖庭之一。
可见当时李唐王朝对于道教的推广已经到了北方地区。
另据《唐大房山碑》载,开元二十三年(735“)内供奉吕慎盈奉敕投龙璧”,二十四年(736)“又投璧”。
“按道家有金龙玉简,学士院撰文,具一岁斋醮,投于名山洞府”[3]的解释可知投龙壁是道教仪式。
吕慎盈是奉敕投龙壁,即是代表唐玄宗来举行仪式。
投龙壁一般会选择名山洞府,唐玄宗将投龙壁仪式定在北方幽州境内,即说明幽州有道教名山,又可以认为唐时幽州地区的道教已经具有相当规模。
另有学者据此研究认为这两次“投龙”仪式,都与向北方契丹等诸族宣传道教和宣扬国威有关[4]。
所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虽然没有明确的资料显示此时的契丹本土地区有道教传播的痕迹,但是由于契丹人活跃在北方地区,与幽州等地接触频繁,因此对于道教当时有所了解,并不完全陌生。
五代战乱,社会动荡,影响了道教的发展。
但是五代时期的帝王,节度使信奉、推崇道教仍不在少数。
其中以割据幽州一带的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最为凸显。
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八月,唐中央政府“以幽州兵马留后刘仁恭检校司空,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幽州卢龙军节度、押奚契丹等使”[5],至此以后,刘仁恭占据幽州长达三十余年。
刘仁恭崇信道教,十分迷恋所谓长生羽化之术。
据史书记载“是时,天子播迁,中原多故,仁恭啸傲蓟门,志意盈满,师道士王若讷,祈长生羽化之道。
幽州西有名山曰大安山,仁恭乃于其上盛饰馆宇,僭拟宫掖,聚室女艳妇,穷极侈丽。
又招聚缁黄,合仙丹,讲求法要”[6]。
为了保障其所修道观的日常运营,刘仁恭除了投放大量的人力之外,还给予其丰厚的物质保障。
如,玉河县,就是刘仁恭因为其在“大安山创宫观,师炼丹羽化之术于方士王若讷”[7],所以从蓟县中分割出一部分土地所新建置的县,目的就是为了供给道观所需。
由此可见在刘仁恭控制之下的幽州地区,道教的传播似乎并未受到重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统治阶级的保护与倡导。
由此亦可推之,在统治阶层的推崇之下,幽州地区的道教传播应该还是比较广泛的。
除刘仁恭之外,镇守镇州的赵王王?F亦“好左道,炼丹药,求长生,与道士王若讷留游西山,登王母祠,使妇人维锦绣牵持而上。
每出,逾月忘归,任其政于宦者”[8];以及控制定州地区的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9]等,都崇奉道教。
这些地方实际统治者在其统治范围之内都不同程度的推动了道教在北方地区的传播,扩大了其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
二、契丹统治者对道教北传的推动综上可知,自魏晋以来,北方地区崇奉道教风气盛行,而契丹人虽身处草原地区,但随着与中原地区接触的频繁,对北方道教传播并不是一无所知。
10世纪以后北方草原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回鹘汗国灭亡,继之而起的契丹统一北方草原。
此时中原地区藩镇割据,战乱动荡。
而与其比邻的契丹本土地区则相对和平。
因此,为了躲避战乱幽蓟地区的汉人亡入契丹者为数不少,而此时契丹方强,曾多次出兵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
尤其是901年,阿保机被任命为本部夷离堇,专门从事军事征伐活动之后,契丹南略更加频繁。
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量的北方汉人及其他民族进入契丹本土地区。
他们大多接受了中原传统文化的熏陶,其中就不乏道教信徒。
为了对这部分人口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阿保机采取了“依唐州县”在草原地区修筑“汉城”安置的办法,并效仿“幽州制度”进行管理。
在宗教方面也采用宽容态度,用推动佛教、道教及儒学在契丹本土地区传播来安抚和控制入辽汉人。
据《辽史?地理志》记载,在位于契丹腹地的辽上京城中就建有“天长观”,一如幽州。
而胡峤《陷虏记》中亦云“: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h、儒、僧尼、道士。
中国人并、汾、幽、蓟为多。
”[10]契丹本土地区的道教崇奉其源头来自中原北方地区,而在道教进入草原地区的最初,其主要的信徒应当以中原流入的汉人为主。
据《辽史》记载,902年阿保机在潢河(今西拉木伦河)的南面修筑了龙化州城,主要就是为了安置在战争中掳掠而来的人。
为了给这些人找到信仰的归宿,他在龙化城中修建了开教寺,虽然史未名言,但是可以此时认为道教和儒学也同时开始在草原地区传播。
《辽史》中关于道教开始在契丹地区传播的最早记录,是神册三年(918)阿保机下诏在契丹境内修建孔子庙、佛寺、道观[11]。
又于神册四年(919)“秋八月丁酉谒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12]。
有学者据此推断,辽朝虽然实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政策,但是在谒庙的人员安排上分别是皇帝谒孔子庙,皇太子拜观,辈分上小了一辈儿,因此认为契丹统治者对待三教在重视层度上还是有所偏重的[13]。
这种观点虽然以封建人伦纲常为出发点,但是也反映了道教在一开始传入契丹时就处于一种式微的发展态势。
提及辽初契丹本土地区道教的发展,不得不提及耶律倍。
神册元年(916)三月辽太祖仿中原王朝制度立耶律倍为皇太子,作为契丹统治集团核心人物之一,耶律倍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
其“性好读书”,曾“令人赉金宝私入幽州市书”,“凡数万卷,置书堂于医巫闾山上,扁曰望海堂”[14]。
《辽史》称耶律倍“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x之术”,而且善画,“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
《阴符经》为道教重要经典之一,后收入《道藏》。
从耶律倍通阴阳、精医药以及将道教经典翻译为契丹文来看,耶律倍不仅了解中原道教思想,而且很可能具有较高的道学修为。
将道教经典译成契丹文,则推动了道教思想在契丹贵族中的传播。
辽圣宗(983-1031年在位)是一位兼习佛道二教的契丹皇帝,《契丹国志》称圣宗皇帝“至于道释二教,皆洞其旨。
律吕音声,特所精?亍?。
在其统治期间,佛教跟道教在辽朝社会的传播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统和四年(986)辽圣宗决定南征,十月“乙卯,幸南京”,为了巩固后方广布施恩,“壬戌以银鼠、青鼠及诸物赐京官、僧道、耆老”[17]。
可见道教在汉人传统居住地南京地区的传播具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表现出圣宗对释道二教重视态度。
在辽圣宗统治时期,契丹统治区域内五京及州县应多有道观修建。
其中,中京的通天观就是一所著名的道观。
据《辽史》记载,辽圣宗于太平元年(1021)十月“庚申,幸通天观,观鱼龙曼衍之戏。
翌日,再幸”[18]。
接连两日巡幸通天观,说明辽圣宗对于道教是持崇奉态度的。
太平五年(1025)五月有以“道士冯若谷加太子中允”的诏命,此时正值圣宗皇帝夏捺钵驻扎永安山之际,给予道士官职说明圣宗皇帝对道教及道士的推崇,同时也说明圣宗四时捺钵之时行宫中仍有道士随侍左右。
圣宗之子兴宗耶律宗真对道教也比较重视,一些受到兴宗宠幸的道士,后来都被授予了官爵。
这些人都曾经在兴宗微服私访时,和兴宗有过接触,后来这些人都在朝中做了大官,“王纲、姚景熙、冯立辈,皆道流中人,曾遇帝于微行,后皆任显官”[20]。
除此,兴宗还“常夜宴,与刘四端兄弟、王纲入伶人乐队,命后妃易衣为女道士”取乐。
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契丹辽朝承平日久,统治集团出现追求奢靡的风气,另一方面也说明兴宗对道教及道士的支持态度。
而兴宗皇后的父亲对此提出异议的理由仅仅是“番汉百官皆在,后妃入戏,恐非所宜”[21],并未出现对后妃易衣为女道士的抗议,也可说明至少在兴宗时期,道教已经渗透到了契丹贵族的生活之中,成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务。
三、道教对契丹文化的影响阴阳五行学说是东汉末年道教术数的重要内容之一,并经过道教术数的改造形成风水学说。
从唐代开始道教风水术就十分盛行,与中原汉民族传统文化紧密联系起来。
辽朝时期随着道教在契丹本土地区的传播,其思想也渗透到了契丹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以道教的风水术影响最为深刻。
辽代的墓葬选址大多遵循道家的风水学说,且墓室内的布局也大致如此。
五行家们照着阴阳五行给东南西北中配上5种颜色,而每种颜色又配上一个神兽与一个神灵。
道教兴起后,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纳入道教神系,作为护卫之神,以壮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