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四大史前古城——宝墩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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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史前城址考古回顾与展望摘要: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所代表的文化早于三星堆,是当时成都平愿追溯到的最早的史前文化。
这些城址的发现将成都平原的历史上推了1000多年,显示此时成都平原已出现早期文明的萌芽,与同时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处在同一发展水平。
进一步证明了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中华文明多源一体的考古新证据,具有十分重要的科研价值。
本文对成都平愿史前城址群的发现、调查、发掘与综合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
关键词: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宝墩遗址;高山古城;鱼凫古城;聚落研究;科技考古一、考古发掘情况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是1995-1996年相继发现的。
根据考古发掘及研究情况的时段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第一阶段:酝酿起步时期(1980年代-1995年)虽然在20世纪50、60年代便有了对温江鱼凫村遗址、郫县古城村遗址的调查,但当时因为认识的限制,只认为它们是春秋战国、汉代或汉代以后的城址。
真正对这些古城遗址的性质有基本明确认识,集中于1980年代至1995年期间,主要表现为对宝墩遗址、郫县古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进行的一些零星考古调查工作。
宝墩遗址新津县宝墩遗址于1984年调查时发现,发现陶片和磨制石斧。
1987年在宝墩遗址真武观地点发现磨制石器和陶片。
1989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四川队曾经与成都市考古队共同调查宝墩遗址,但没有形成文字资料发表。
郫县古城遗址郫县古城遗址于1981年文物普查时发现。
1985年由成都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都江堰芒城遗址1989年至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队、都江堰市文物局层两次对芒城遗址做过调查试掘,但收效甚微,也没有发表资料。
(二)第二阶段:发展与初见成效时期(1995~2005年)在国内多地发现和确认了一大批史前古城遗址的学术背景之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成都平原也先后确认和发现了8座史前古城遗址,并在大多数古城遗址开展了考古试掘与发掘工作。
巴蜀文化与四川旅游智慧树知到期末考试答案章节题库2024年内江师范学院1.最早的巴蜀天文学家是春秋时的苌弘。
()答案:对2.巴蜀民俗文化包括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方言等。
()答案:对3.通高3.96米的青铜神树是已知全世界同一历史时期最大的青铜单件器物。
()答案:对4.金杖杖身上端的三组人、鱼、兽图案说明,金杖既被赋予着人世间的王权,又被赋予着宗教的神权,它本身既是王权,又是神权,是政教合一的象征和标志。
()答案:错5.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人像、人头像、人面具以及神树造型的青铜制品,大大丰富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内容,填补了中国青铜文明的某些空白,纠正了中国上古没有青铜雕塑的偏见。
()答案:对6.考古学家发现了宫殿级别的建筑群,推测确定三星堆应该是古蜀国的都邑。
()答案:对7.望丛祠,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西南部。
是纪念望帝杜宇和丛帝而修建的祀祠。
()答案:对8.古蜀王国用金杖标志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这同中原夏、商、周三代用鼎作为最高权力的标志物是全然不同的。
()答案:对9.宋代,峨眉山的一位女医生发明了全世界最早的种人痘接种预防天花的方法。
()答案:对10.鱼凫王时代创造了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青铜器文明。
()答案:对11.下列哪一项属于长江上游文明的范畴。
()答案:金沙遗址###三星堆文明###十二桥遗址###宝墩文化12.关于史学家对鳖灵身世来历的猜测,提到过他有可能是()人答案:巴人###荆人13.古蜀的年代历时三千多年,大致分为以下()等几个时期。
答案:宝墩文化(蚕丛至柏灌时期)###三星堆文化(鱼凫时期)###金沙十二桥文化(杜宇时期)###晚期蜀文化(鳖灵时期)14.根据挖掘和文物出土情况,大致可以把金沙遗址的发现分为哪几个区()答案:大型建筑基址区###墓葬区###一般生活居址区###大型祭祀活动区15.三星堆从历史文化跨度上分为四期,这四期包括()。
答案:距今3600年到3200年,相当于商代中期,埋藏大量青铜器的两个神秘祭祀坑就在这一时期###距今3200到2800年,相当于商代末期至西周初期###距今4000至3600年,相当于夏代到商代前期,已由铜石并用时代过度到青铜时代###距今4800至4000年,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属新石器时代晚期16.巴蜀文化与楚文化相互交融的两个主要原因是()。
新津区宝墩镇宝墩遗址作文你知道吗,新津区宝墩镇的宝墩遗址可是个大宝贝呢!要是你有空,真该去看看,那里可有不少有趣的故事等着你呢。
宝墩遗址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它可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简直是个活的历史博物馆。
说到这儿,咱们得聊聊这遗址里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发现。
刚到宝墩,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古老的墙壁和地面,仿佛把你一下子带回了几千年前的那个年代。
哎,别看这些遗址有些破旧,但它们的价值可是无可替代的。
走在这些遗址里,你会觉得自己像是穿越了时空隧道,跟古代人零距离接触,真的是特别神奇。
比如那些古老的陶器,形状奇特得很,有些甚至比现代的设计还要有趣呢。
别看它们不起眼,但每一件陶器都有自己的故事呢。
听说,曾经有考古学家就因为这些陶器,解开了古代人的生活习惯和风俗。
是不是特别酷?还有啊,那些古代的房子,虽说不再坚固如初,但依然能看出当时的建筑风格和巧妙设计。
想象一下,那时候的人是怎么在没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建造这么精美的房子的,这可真让人佩服。
就像古代的工匠们,他们用心钻研,每一个细节都做得非常到位。
现在看来,这些细节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却又无比真实。
而且呀,宝墩遗址的发掘工作可是大费周章呢。
考古学家们得经过多次的挖掘和研究,才能把这些珍贵的文物一件件地挖掘出来。
你能想象到,那些充满泥土的工具和细致的考古笔记,都是他们辛勤工作的见证。
真的,看到这些文物,就像是和古人握手,让我们对那个时代有了更多的了解。
每当我走在宝墩遗址的石板路上,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古人生活的场景。
他们可能也曾在这些石板上行走,或者在这些房子里生活。
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奇妙。
就像是在看一部古老的电影,只不过这部电影的场景是真实存在的。
这些古老的遗址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最后,宝墩遗址的美,不仅仅在于它的古老和珍贵,还在于它对后人文化的影响。
它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代人的智慧和创意,也让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了更多的认识和思考。
毕竟,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不是吗?所以,有机会的话,一定得去宝墩遗址转转,亲身体验一下那份来自历史的厚重感。
中国四大古城有哪四个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在中国的大地上,有许多古城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
其中,被人们誉为中国四大古城的城市,是承载了更多历史厚重感和文化内涵的特殊存在。
下面,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中国的四大古城是哪四个。
首先,北京是中国四大古城之一。
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已经有超过800年的历史。
在北京这个古城里,有着无数珍贵的历史建筑和文化景观。
最著名的应该是故宫和天坛。
故宫是中国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宫殿建筑之一。
天坛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谷的场所,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祭祀建筑群。
除此之外,北京还有许多其他的历史名胜,如长城、颐和园等,这些都是北京丰富历史和文化的象征。
其次,西安也是中国四大古城之一。
西安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有着超过3100年的建城历史。
在西安,可以找到许多著名的古代建筑和文化遗址,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兵马俑和古城墙。
兵马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古城墙则是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墙之一,为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城垣建筑。
此外,西安还有大雁塔、华清宫等许多著名景点,每年吸引了大量中外游客前来游览。
第三,南京也是中国四大古城之一。
作为中国历史上多个王朝的都城,南京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南京有许多著名的古代建筑和文化景点,如明孝陵、夫子庙和中山陵等。
明孝陵是明朝第一位皇帝朱棣和皇后的陵墓,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明代帝陵。
夫子庙是南京最著名的古街区之一,内有传统建筑、文化景点和各种手工艺品店铺。
中山陵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陵墓,也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现代陵墓。
最后,杭州也是中国四大古城之一。
杭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风景旅游名城和创新创业名城,以其美丽的自然环境和悠久的历史文化而闻名。
杭州拥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西湖,西湖风景区是中国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杭州还有许多著名的历史文化景点,如灵隐寺、六和塔等。
历史春秋古蜀国三大文化的前世今生2016-04-18 三智书院宝墩文化全国第三大史前古城,距今4500年-3700年前目前成都平原能追溯到的时间最古老的考古学文化,学术界统一把它们称为“宝墩文化”。
这个时期延续近千年。
1995年,考古工作人员在新津县龙门乡宝墩村探明了一座古城遗址,城墙东西长600米,南北长1000米,被叫做第一期城墙,到2010年,又探明了总长6.2千米的城墙,也就是第二期城墙。
考古发现,城墙围出来的古城面积先为60万平方米,后来扩建为276万平方米。
在全国范围内,这个大小仅次于浙江良渚古城和山西陶寺大城,为全国第三大的史前古城。
宝墩文化距今约4500年~ 3700年左右,集中分布在成都平原,它在三星堆之前。
宝墩文化是新石器的文化遗产。
宝墩文化的主要特征是,陶器分泥质陶器和夹砂陶。
从颜色上来说,夹砂陶有灰色、褐色、外褐内灰等,泥质陶分灰白、灰黄、褐灰等,还有一定数量的黑皮陶,陶器纹饰丰富,夹砂陶的纹饰以绳纹为主,泥质陶的纹饰种类繁多,以划纹中的水波纹和平行线纹为特色。
器形上来说,主要是平底和圈足尊。
在宝墩文化延续的数百年中,考古学者们将其分为四期,发现的8座史前古城址中,大邑盐店、高山、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属宝墩文化一二期,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桑和古城属于宝墩文化三四期。
在这些文化遗存中,学者们还发现,宝墩时期的人们主要以种植水稻为主,也种植粟,就是小米,可能也食用一些野生的豆类,如野豌豆、野赤豆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渔猎活动,作为食物来源的补充。
三星堆文化代表一个典型的神权政治国家:距今3700年—商代末年宝墩之后,四川盆地内兴起了三星堆文化。
而且根据资料显示,三星堆文化的影响范围不只是成都平原这么一点点。
从分布上来看,三星堆文化分布不止在三星堆遗址一处,从考古材料显示,三星堆文化主要集中分布在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冲击扇和重庆峡江地区,早期阶段,三星堆文化的东边到达了鄂西地区。
宝墩⽂化⼀个距今4500年的宝墩时期⽂化遗址近⽇在青⽩江破⼟⽽出。
据成都市考古研究队介绍,该遗址早于三星堆⽂明近1000年。
宝墩⽂化距今3700年⾄4500年,是成都平原最古⽼的史前⽂明。
宝墩⽂化成都平原迄今为⽌能追溯到的最早的考古学⽂化,是成都平原的⼀⽀重要的新⽯器时代考古学⽂化。
宝墩⽂化可能是由营盘⼭⽂化发展⽽来的。
宝墩⽂化在其⾃⾝的发展过程中,陶器制作⼯艺有所创新,同时还可能接受了来⾃其它考古学⽂化的影响。
远在距今4500年左右,在成都平原就已经产⽣了作为蜀⽂化源头的新⽯器时代晚期⽂化--“宝墩⽂化”。
宝墩⽂化是⽂明孕育时期的考古⽂化,宝墩遗址既是这⼀时期成都平原时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将跨进⽂明门槛的历史见证。
成都平原宝墩⽂化时期的居民已经过着农业定居的⽣活。
有了设防的聚落,如宝墩古城这样巨⼤的城⾢,营造所需的劳务量是⼗分惊⼈的,城墙周长达3200⽶、宽处约25⽶、⾼处约5⽶以上,初步估算⼟⽅量⼤⼤超过30万⽴⽅⽶,需要成千劳⼒、成年累⽉的劳作,并需要集中的指挥与调度,说明当时社会⽣产已有相当的剩余,社会结构已超出原始⽒族组织⽽变成复杂的酋邦制社会了。
郫县古城中的⼤型庙殿建筑已经耸⽴在⽂明时代的门道上,城⾢已成为政治权⼒与宗教⽂化的中⼼了。
宝墩⽂化⾄今未发现⾦属器,⽣产⼯具仅⽌⽯器,⽽有的⽯器磨制⼗分精细,如圭形凿等近于⽟器,可能只是⽤于礼仪。
制陶业虽仃留在⼿制阶段,⽽其制品已⼗分精美,如敞⼝或盘⼝的圈⾜尊、喇叭⼝的⾼领罐等,叩之⾳响清越,视之线条端正、纹饰细致,真乃陶业之精品,有的就是专⽤的礼器。
这样的⼯艺⽔平透露出已有专业⼯匠的信息。
宝墩⽂化时期社会内部已经有分化是肯定的,但尚未发现有明显的阶级对抗的迹象。
这时城的功能主要的不是“统治阶级为保护⾃⼰,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堡垒”。
这些具有两⾯呈斜坡⾼⼤坦荡的城墙的城⾢,加上城垣外侧的环壕当然可⽤于争战攻守,但其防守功能肯定不⼤;⽽作为在平原低地防备洪灾的必要设施,在荆莽草莱之中是防御猛兽袭击的屏障,⾼⼤的城墉还是部落联盟酋长势⼤⼒强的鲜明标帜,也是举⾏盛⼤祭祀仪式的祭坛,则实⽤得多。
宝墩文化宝墩文化成都平原迄今为止能追溯到的最早的考古学文化,是成都平原的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宝墩文化可能是由营盘山文化发展而来的。
宝墩文化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陶器制作工艺有所创新,同时还可能接受了来自其它考古学文化的影响。
远在距今4500年左右,在成都平原就已经产生了作为蜀文化源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时期的考古文化,宝墩遗址既是这一时期成都平原时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
简介宝墩遗址以在成都平原上相继发现的新津宝墩村、都江堰芒城村、崇州双河村和紫竹村、郫县古城村、温江鱼凫村等六座史前遗址群为代表。
当时,古人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也能制作陶器了,主要有绳纹花边陶、敞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宽沿平地尊为标志。
对上述6座古城的发掘与研究证明:它们与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期属于同期文化,它不仅大大丰富了三星堆一期的文化内涵,能够再细分为若干期,并且可与以三星堆古城为代表的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或古蜀文明相衔接。
于是按考古学文化命名规则被称为“宝墩文化”。
地位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的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宝墩文化可能是由营盘山文化发展而来的。
宝墩文化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陶器制作工艺有所创新,同时还可能接受了来自其它考古学文化的影响。
远在距今4500年左右,在成都平原就已经产生了作为蜀文化源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时期的考古文化,宝墩遗址既是这一时期成都平原时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
宝墩是我们能接触到的关于成都平原文明起源的最古老章节。
4500年前,一支部落迁徙到成都平原,并在这里留下了文明的痕迹。
在同纬度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古埃及,国家和青铜此刻已经出现;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也发现了铜。
宝墩人的文明历程远远落在了后面。
更令人吃惊的是,考古发掘显示,宝墩人在成都平原上的800年,并没有明显的进步,有的只是周而复始的迁徙。
“古蜀国起源”研究综述刘森垚【摘要】随着近年来宝墩文化和营盘山文化的相继发现,学者们加大了对三星堆文化的来源与古蜀文明起源的关注,在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的相互印证中,加快了古蜀文化“寻根”的步伐.本文的“古蜀国起源”是特指三星堆文化(除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产生以前、关于蜀地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重点在于“来源”或者是“继承关系”的探讨.【期刊名称】《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4(033)001【总页数】7页(P16-22)【关键词】古蜀国;继承关系;族属;宝墩文化;营盘山文化【作者】刘森垚【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南充 63700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1;K87一、概念界定19世纪,德国人海因里希·谢里曼坚信《荷马史诗》中的传说,经过艰辛考古,最后奇迹般地发现了特洛伊古城及其他古希腊文化遗址,印证了一段辉煌的古希腊历史。
因为久远时间的湮灭,曾经生活在四川盆地上的古蜀人所创造的灿烂文明并未一直流传至今,它们深埋在地下,只有零星的文献和传说不曾遗忘它们。
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疑古思潮盛行,学者对文献、传说中“古蜀五王”的存在表示了极大的怀疑。
但是,随着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逐步深入的文献研究,灿烂的古蜀文明慢慢露出了冰山一角。
针对疑古史家的否定,上个世纪50年代,蒙文通先生就已指出:《蜀国本纪》所称之蚕丛、柏灌、鱼凫、蒲郫、开明既是朝代之名,又是部族的名称[1]。
李学勤先生也认为我们应当走出疑古时代,“蜀、夏同出于颛顼的传说绝不是偶然的”[2]。
在考古实物和文献资料都不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应当记住谢里曼的故事,坚持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乃至于冯广宏先生所提的“三重证据法探知古蜀史事”[3],这对古蜀国起源问题的研究是很有裨益的。
这里有必要对“古蜀国起源”这个概念作一说明。
首先,“古蜀国”指的是“古蜀”文化在演进过程中建立的国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段渝先生在总结三星堆遗址发现50年以来的研究成果时强调:“这些重大考古新发现立即突破了以前的认识,使学术界最终充分认识到,三星堆文化(不包括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是一个拥有青铜器、城市、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的灿烂的古代文明。
1996年十大考古发现(以时代为序)1、重庆丰都烟墩堡遗址时代:旧石器时代发掘地点:重庆市丰都县发掘单位:中国科学院三峡考古队简介: 烟墩堡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于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区的重庆市丰都县,出土标本 1万余件,其中石制品 1341件,以砾石为原料,主要采用锤击法打制而成,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这在中国南方旧石器一直中尚属首次发现。
该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在认识南北工业传统间的关系方面具有桥梁作用,对中国南方乃至东南亚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发展的研究也提供了可供对比的研究资料,具有一定科学价值和科学意义。
2、河南孟津妯娌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时代:新石器时代发掘地点: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煤窑乡妯娌村发掘单位: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郑州大学考古系、孟津县文管会简介: 妯娌遗址位于河南省孟津黄河岸边,自仰韶晚期延续到龙山早期,居住区居北,墓葬区居南,窖穴区和制石工场居西。
墓葬多有生土二层台,发现有迄今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墓葬,出土文物丰富多样,有黄河中游最大的石壁及三件形制相同、大小依序的陶铙形器等。
妯娌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挖掘和研究对王湾二期文化石器的聚落形态及社会组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
3、四川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时代:新石器时代发掘地点:新津宝墩遗址(四川省成都新津县龙马乡宝墩村)、温江鱼袅村遗址(四川成都温江县万春镇鱼袅村、直隶村和报恩村)、郫县古城遗址(四川省成都市郫县古城乡古城村和梓路村)、都江堰芒城遗址(四川省都江堰市青城乡芒城村)、崇州双河遗址(四川省崇州市上元乡芒城村)、紫竹遗址(四川省崇州市燎原乡紫竹村)发掘单位: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简介: 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指分布于成都市的新津宝墩遗址、温江鱼凫村遗址、郫县古城遗址、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以及紫竹等6 处古城,面积在 11 - 60 万平方米不等。
其中郫县古城城址中部发现被若干中小环绕的面积达 550 平方米的大型房址, 其内筑有 5 个长方形卵石台。
【史学理论】Historical Theory050Vol.195早期人类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和其他生物的威胁,他们一般都居住在山洞中,星罗散布于各处。
当人类利用改造环境的能力逐渐增强,其活动范围大幅扩大,人类已经有了逐水草而居的能力与觉悟。
但富饶之地毕竟是少数,再多的土地也会面临僧多粥少的局面。
当越来越多的人集聚到水草丰沛之地时,要使一群人在这一区域有序地进行生产生活,必然需要一种新的组织方式和组织工具,这时候聚落应运而生。
当聚落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我们现在所谓的城址。
城墙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一座城市的外部屏障,也是衡量一个城市体量的重要标准。
成都平原以其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孕育出迥异于中原、北方、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古聚落,对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早期城址的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而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墙,也有其独特的价值。
1 成都平原以外早期城址的城墙关于我国城市的起源,《事物纪原》引《轩辕本纪》说:“皇帝筑邑造五城。
”《黄帝内传》又说:“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
”一些零星的材料将城市的起源归于炎黄等传说神话人物。
现有的考古材料证明,它的出现不是突然的,而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①赵辉先生将现已发现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分为三群,分别是内蒙古中南部、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流域。
②其分类的依据便是城墙构筑方式的差异,内蒙古中南部以石砌城墙为主,黄河中下游地区以黄土版筑城墙为主,而长江流域则以黏土堆筑城墙为主。
③这意味着在相同区域内早期城市的城墙建造形态、技术都会趋同,这可能与新石器时期人类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并不是很发达有关。
成都平原对早期城址的考古工作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但对史前城址的性质有明确认识是从1995、1996年开始的。
④截至目前,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有八座,分别为新津宝墩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崇州双河古城遗址、崇州紫竹古城遗址、郫县古城遗址、温江鱼凫村遗址、盐店古城遗址和高山古城遗址。
宝墩遗址:蜀地城市之源作者:暂无来源:《艺术品鉴》 2019年第7期成都平原放射出文明曙光的标志,是从广汉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开始。
然而,三星堆的起源到底在哪里?如同“天外来客”一般的三星堆文化吸引了无数考古人苦苦探索。
终于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寻觅,在成都平原发现的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宝墩文化”和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为寻找三星堆文明的源头提供了诸多的蛛丝马迹。
如果说三星堆文明对应的是中原的夏商时期,那么宝墩文化则对应着更古老的中原龙山文化。
因此,宝墩文化也是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关于成都平原文明起源最古老的章节。
编辑张敏图片曹鸿禹新石器晚期四大古城之一4500年前,一支部落由西部迁徙到成都平原,并在这里留下了文明的痕迹。
此时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发现了铜,而宝墩文化则稍稍落后,正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上古时期,成都平原不算太大,几个大聚落形成的古城挤在一起,但又不具备古黄河流域聚落的“瓯脱”隙地,因此形成了串珠状分布的大小聚落。
这些部落在独立中又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坝子文化”。
据蒙文通先生研究:古巴蜀境内曾有数百十个小部落小诸侯称之为“戎伯”,战国时期的司马错言道“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蜀就是这些戎伯的首领。
古蜀文化区就是这种“坝子文化”与“戎伯文化”的集合体。
文化区域内以宝墩文化为核心或代表,带动那些中小坝子上发展不平衡的氏族部落,最终在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古蜀文化区”。
此后古蜀文化区也慢慢的受到了中原文化、良渚文化的影响。
目前最重要的宝墩文化遗址俗称“宝墩古城”,它位于成都市新津县城西北五千米处的龙马乡宝墩村。
据当地传说此处曾是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孟获城”。
1996年,国家进一步对宝墩古城遗址进行发掘,经考古发现,宝墩古城遗址距今约4500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四大古城之一。
这个4000多年前的古城遗址面积达276 万平方米。
城墙中下部为堆筑,城内发现方形木骨泥墙建筑。
关于宝墩文化的来源问题,近年学术界进行了比较集中的讨论,主要有东来说、说、[2]东西交汇说运用了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从器物特征的比较研究入手,讲述了宝墩文化与周围文化的关系。
虽然各自的侧重点和结论有所不同,其中也有些图一 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分布图□重要遗址■无正式剖面城址○大溪始建的城址屈家岭始建的城址●石家河始建的城址1.阴湘城2.马家院3.城河4.屈家岭5.石家河6.龙嘴7.笑城8.陶家湖9.门板湾 10.叶家庙11.张西湾 12.鸡鸣城 13.青河 14.走马岭 15.鸡叫城 16.城头山(采自《四川文物》2017年第4期)图二 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城墙剖面比较图坛和水稻田,还有一个筑城奠基时的人祭坑(图三∶1)。
[13]荆州阴湘城古城,圆形,面积20万平方米,使用年代经过了屈家岭文化早中期,石家河文化和商周时期。
城墙墙心横断面为梯形,高7米,用堆筑方法筑成斜坡状,顶宽6.5米,底宽约30米。
图四 宝墩文化古城址群分布图业发展史上的‘核心’位置”,“早在1988年,湖南澧县彭头山在我国第一次发现9000年以前的稻作遗存,长江中游地区在我国稻作农业起源和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首次得到学术界的肯定”,长江中游地区早期稻作农业的分布,南到道县玉蟾岩,北到河南贾湖,中心在两湖和江西,这是一定的道理,反映了当前考古学新成果对中国古史的一种新的诠释,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于“九州”中“梁州”的地界,《禹贡》云:“华阳、黑水唯梁州”。
顾颉刚在《禹贡新解》中说:“梁州北以秦岭为界,东至华山,西界无可考,南限于长江,即今四川盆地地区”。
图八 “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分布图及进入成都平原路线图等多种因素看,它的主人很有可能是传说中的另一代蜀王——“柏灌氏蜀王”。
它们曾与“蚕丛氏蜀王”并存过一段时间,后期则被逐步融入。
宝墩遗址简介作文《宝墩遗址:穿越时空的古老家园》宝墩遗址啊,可真是个超级有趣又神秘的地方呢。
宝墩遗址位于四川,这就是它故事开始的地方。
我还记得第一次去宝墩遗址那时候的情形,那天天有点阴阴的,就像要把这个古老的地方蒙上一层纱幕似的。
走进宝墩遗址的那一片区域,首先看到的是一片非常开阔的空间,到处是一些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土堆。
可别小看这些土堆,这里面隐藏着巨大的秘密啊。
这些土堆其实是宝墩古城的城墙遗址哦。
想当年,那可都是高大又坚固的城墙,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古城的规模可不小呢,当时我沿着城墙遗址走了好久,就想着古人建造这么个大家伙得费多大力气。
这城墙就那么稳稳地扎根在土地上,经过了多少年风吹雨打啊。
宝墩遗址是公元前2550 - 1750年的古蜀文明遗址。
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是啥样子呢?当我在遗址里走动的时候就在琢磨这个事儿。
从挖掘出来的一些遗物看,他们肯定是很勤劳聪慧的。
有些陶器碎片,那都是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啊。
可以想象到,有个古人正坐在简陋的屋子里,用这些陶器做饭、盛东西,那画面好像就在眼前。
这里还有一些房屋遗址的痕迹。
看那格局,当时的房子虽说不如咱现在的高楼大厦那么豪华,但住着肯定也很温馨。
我站在那里就在想,住这个房子的一家人,是不是每天早上起来也要操心吃喝拉撒这些事儿呢。
说不定哪家孩子还因为贪玩被家长大声喊着回家吃饭呢。
宝墩遗址就像一个大的时光宝藏盒。
每一处土堆、每一片陶器碎片、每一个房屋痕迹,都是打开古蜀人生活大门的钥匙。
虽然这些东西看起来旧旧的、破破的,但却有着鲜活的生命力,好像在静静地讲述着千百年前的故事。
这次宝墩遗址之行,就像是跟古人来了一场遥隔时空的对话,真的太有意思啦。
《再探宝墩遗址:那些被遗忘的小角落》宝墩遗址这个地方啊,去了一次就想去第二次。
这不,我又去溜达了一圈。
这一回啊,我专门去找那些之前没怎么注意的小角落。
刚进去的时候,我就瞅见了一些考古工作人员在那边小心翼翼地挖掘着什么。
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宝墩文化一、宝墩文化的地位和范围宝墩文化,距今4500-3700年左右,分布在成都平原地区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目前被中国考古界认为是成都平原迄今为止被发现的最早的考古学文化。
宝墩文化可能是由营盘山文化发展而来的并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陶器制作工艺有所创新,同时还可能接受了来自其它考古学文化的影响。
“宝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时期的考古文化,宝墩遗址既是这一时期成都平原时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建筑特色。
宝墩遗址以在成都平原上相继发现的新津宝墩村、都江堰芒城村、崇州双河村和紫竹村、郫县古城村、温江鱼凫村等六座史前遗址群为代表。
当时,古人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也能制作陶器了,主要有绳纹花边陶、敞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宽沿平地尊为标志。
对上述6座古城的发掘与研究证明:它们与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期属于同期文化,它不仅大大丰富了三星堆一期的文化内涵,能够再细分为若干期,并且可与以三星堆古城为代表的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或古蜀文明相衔接。
于是按考古学文化命名规则被称为“宝墩文化”。
二、发掘文物与文化特点本地区自龙山时代开始到古蜀文化(即三星堆文化)时期的聚落形态是“坝子文化”三五成群、若即若离地沿着河谷,成线状分布,大小配搭,形成聚落群,逐步形成后来的村落或乡镇。
成都平原地势较开阔,环境条件优厚,自然形成中心聚落——古城。
在成都平原西南部和中部建造了高山古城、新津宝墩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古城、紫竹古城、盐店古城、双河古城、芒城古城8座古城址。
其中宝墩古城,是目前发现面积最大的,具有内外双重城墙的城址之一,不仅对早期国家发展轨迹的研究、探索长江上游地区文明起源和古蜀文明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宝墩文化”的古城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城址均建在成都平原上河流间的台地上,城墙的长边往往与河流及台地的走向一致,城址均呈长方形或近方形,既有利于防洪也便于设防。
摘要:周宏伟先生认为古蜀历史只有13王两百多年,“成都”是得名于成都附近有700平方千米的“滇池”。
学术研究不能想当然,必须有严谨态度和史料证明。
“巴蜀文化和楚文化”乃中华文明起源六大板块之一块。
从古地理学、考古学角度考察,成都平原不可能有达700平方千米的“滇池”。
“成都”与“郫”“临邛”,是秦征服古蜀国后最早建立的三个城三个县,它们的得名都没有古蜀文化的因素而只有中原文化的因素。
关键词:成都得名;学术研究;古蜀文化;中原文化14李殿元笔者曾写过六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证“成都”得名是在秦统一古蜀后,指出这个名称体现了秦统一天下的军事战略。
[1]前不久,偶然得知周宏伟先生发表有《从湖泊名称到聚落名称——“成都”的由来与含义探索》[2]。
文中既有对所有“成都”得名研究者的批评,更有关于“成都”得名于成都附近的“滇池”的论证。
其认为“成都”之得名是由于附近有“滇池”,“成都”与“滇池”二名的上古读音近同,作为聚落名称的“成都”是作为湖泊名称的“滇池”的转化。
细读周先生此文,对其论证过程不甚惶恐。
学术研究不能想当然,必须有严谨态度和史料证明。
这里有必要与周先生进行一番探讨。
一、古蜀国才13王两百多年?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在考古发掘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不仅发现了距今不少于三千年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其中三星堆遗址大古城为同时代南方最大城池),而且,还先后发现和确认了以温江鱼凫城、新津宝墩古城为代表的八座距今四五千年的史前时期城址群。
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证明了《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蜀志》关于古蜀国的记载是可信的。
古蜀国有“五王”,分别是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
据考古研究,蚕丛氏的年代相当于中原的夏代,因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城墙是鱼凫王统一古蜀国后才修建的,城墙筑于早商时期。
四川的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了苏秉琦先生关于“区系类型学说”的正确性。
自先秦以来,传统的史学观就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地区。
中国第四大史前古城——宝墩古城
游埂子西段探沟
大型建筑基址航拍图
狗儿墩城墙剖面。
在成都平原上,宝墩文化时期的8座古城中,最具代表性的,可以说就是新津宝墩古城,宝墩古城和其他七座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古城、崇州紫竹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和大邑高山古城相比,面积最大。
考古学者们也以宝墩的地名,为这批距今 4500 年~3700 年的遗迹所代表的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
宝墩古城测算占地276万平方米,是中国第四大史前古城。
人口
宝墩古城有两圈城墙,学者认为是因为生活的人群数量变多,城市规模扩大而修建的
游埂子、狗儿墩、猪儿墩、茶埂子、李埂子……这些是宝墩村子里的地名,也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对这些平地上冒起的土堆堆的称呼。
这些土堆堆经过考古学者们的解剖发掘,确认为是宝墩古城的城墙遗迹。
学者们发现,这些城墙遗迹在地图上标出来,并连起来画一个圈的话,这些城墙遗迹分属两层:一圈小一点,在这个圈的外面,是一圈更大一点的城墙。
并将较里面的城墙称为第一期城墙,靠外的城墙称为第二期城墙。
学者们通过仪器对城墙、壕沟的分布和走势进行了精准的测量,他们发现,从空间上,两期城墙在东北方向上重合,时间上,两期城墙曾同时存在过。
确认外城墙存在后,考古学者们兴奋地沿着外城墙走了一圈又一圈,测量确认这是当时中国第三大史前古城遗迹。
内外城墙曾同时使用过,但是总的来说,外城墙的修筑时间略晚于内城墙的修筑时间。
也就是说,宝墩古城里生活的古蜀先民是先修建了内城墙,再修建了外城墙。
如果说有些城市里有两层城墙的话,可能更多人会好奇内城墙内的居民是否有特殊的身份,比如内城是否是当时社会的上层阶级居住的场所。
就像二里头文化里面,确认为宫殿的遗迹,就是一个大一点的院落外面有一圈围墙一样的屏障设施,围墙上还有一些防御设施。
但是宝墩古城的内城墙不大像是宫城的城墙,何锟宇更倾向于这是由于宝墩古城内生活的人群数量变多,城市规模扩大而修建的。
其实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何锟宇说宝墩古城的城墙外面并非是一片荒芜,而是也有一些小聚落零散分布。
城墙
沿河修筑,因河废弃,宝墩古城可能遭遇了大洪水,三条较大的古河道从西北方向冲毁了城墙在今天的宝墩古城附近,有两条河,一条在现在宝墩古城遗址的东北,另一条,从碾墩子、大埂子、高地之间的空地流过,宝墩古城西北城墙的组成部分:大埂子、高地、胡墩子和狗儿墩被河流分割在了另一侧。
而根据古环境考古的结果显示,在宝墩古城城墙的东北和西南,有两个地势低洼的条带状,推测在距今4200年以前,是两条河流的所在地。
从古今河道的对比图上看,现在的两条河在以前的位置上平移了差不多的距离。
也就是说,宝墩古城基本就是修筑在被两条河流夹着的位置上。
后来河流改道,河水不管面前是不是有城墙围挡,只管冲过去了再说。
何锟宇怀疑,现在古城的城墙遗迹间的缺口,就是河水改道,从城墙上冲刷过后的痕迹。
考古学者们在2009年底发现宝墩遗址外城墙后,在近200万平方米的古城遗迹范围内进行了钻探,发现城内有不少古河道、湖相沉积。
一方面可能是宝墩先民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城内也是河道纵横,湖泽密布,另一方面,是宝墩古城后来被河水冲毁,这些留下了河道和湖相沉积。
考古学者更倾向于宝墩古城是因河改道而废弃的观念。
在宝墩目前出土的文物中,基本年代都在距今4200年以前,宝墩文化三四期的文化遗存明显大量减少,只有零星分布。
此外,考古学者们在洪积层还发现有宝墩文化三四期的陶器。
结合种种证据,考古学者推测,在宝墩文化的二期后、四期前,宝墩古城遭遇了大洪水,三条较大的古河道从西北方向冲毁了城墙。
洪水也影响了古城里先民们的生活,他们选择了离开这座城市,迁往其他的地方,但是在古城里高出水面的台地上,还有人留在这里继续生活。
家庭
宝墩文化时期的聚落,是以家庭为单位构成,平均一家5口人
今天的宝墩古城遗址西北高东南低,遗址范围内生活着数千村民,宝墩遗址上,是他们的农田,基本种植着水稻。
每年五月到9月的水稻生长期,考古队员们不能进行考古发掘。
从目前的发掘情况看,学者们基本摸清楚了宝墩外城的聚落分布情况。
外城主要有9个聚落点,这9个聚落点呈向心式分布在内城的外围。
从面积上看,内城的中心聚落面积更大,外城这些聚落点面积较小,说明当时的聚落已经有了等级的差异。
由于目前尚未发现集中的大型墓地,当时的社会复杂化程度究竟如何,还没有定论。
但是当时的宝墩城内,宝墩人居住在怎样的房子里,还是有考古证据支持的。
考古人员在内城田角林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基本完整揭露出了一个聚落区,有房屋、墓葬。
通过房屋,可以大致推测宝墩古城里的古蜀先民是怎样聚集生活的。
在宝墩古城里,发现有普通百姓的生活区的房子,从房屋基址来看,很有特点。
它们是一字排开的排房,长约几十米。
有的大约二三十米,再隔成一间一间的。
而这和宝墩文化三四期的古城有明显区别。
这种形式的建筑在更晚一些的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里很少见到。
郫县古城里的生活区里房子就是单间单间的。
宝墩文化时期的聚落是以家庭为单位构成,平均一家5口人,这个依据就是考古发掘的房屋结构。
比如单间单间的建筑可能说明当时的人是以家庭为单位,三五个人住在一起;那排房里,可能是一个家族的人按一定的社会规则住在里面。
议事
大型建筑或许是当时的“议事厅”,土墩子也可能是观象台
在普通房屋之外,学者们还在内城内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
而这些大型建筑是以“组”的方式存在的。
在内城,鼓墩子有3组,田角林有2组,蒋林也有三组。
这三组的建筑分布也很有特点。
鼓墩子的三组大型建筑基址分布在一条线上,一字排开;田角林的两组大型建筑基址虽然不在一条线上,但是方向相同;蒋林的三组建筑呈品字形分布。
这些特征,都显示这些建筑群是有统一规划的。
和排房不一样的是,这些大型建筑面积不小,单体面积都在200平方米以上,筑坑规矩,筑网清晰。
在考古现场留下的照片上,能清晰看到放置房屋柱子的方形深坑。
以鼓墩子的三座建筑为例,1米见方的方形柱坑共有42个,主体建筑东西两侧各8个,南北侧各5个,房屋内部还有2个,推测当时的建筑长20米,宽10.5米,房屋内部的两个坑基说明房屋内部还有两根柱子帮着承重。
两侧是厢房,北厢房长10米,宽7.5米,南厢房长9米,宽8米。
根据一些早期的报道资料,在这些大型建筑的周围并未出土一些生活用的陶器,而是一些做工精细、纹饰精美的陶器,这些建筑是当时宝墩人举行大型公共礼仪活动的场所。
他们还推测,在每一个聚落点,都有这样一组大型建筑。
聚落内部甚至城池内部有什么大事,居民就到这个建筑里商议或是庆祝。
在外城的西南,考古学者们还发现了一样很奇特的建筑遗迹:土夯基。
古人在空地上挖了一个平的大坑,大坑中间堆起了一个土台子,也被河水破坏,残存的台子长20余米,宽约6米,高约1米。
这个台子特别之处在于它的方向:北偏东21度。
这个角度和当时成都平原地区,冬至日太阳光的方向一致。
无礼器少随葬品宝墩的社会结构是个谜
和几乎同时期的良渚、龙山文化相比,宝墩古城最困扰考古学者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至今没有出现礼器,也没有出土发掘大型的墓葬群。
何锟宇介绍,宝墩古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其中有些石器的材质就是玉料,石器的颜色、质地看上去颇为温润。
而检查石头的成分,就是玉石。
只是和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中出土的大量玉器不相同的是,这时期的巴蜀先民并没觉得自己从河滩上捡到的这块石头和其他石头有什么不同,还是加工成了普通的生产工具,和其他石器在形状上没有任何区别:一头磨成尖尖,另一头相对较平。
何锟宇讲,学界一直认为,在宝墩古城这么大的遗迹内,应该有体现当时社会复杂度、阶层分化的礼器、大型墓葬群,然而目前的考古资料并没有为此提供直接的证据。
从目前考古发掘的墓葬中,大多数没有随葬品,有随葬品也是一些生活用品,比如陶罐。
学者们猜测,随葬品少可能意味着当时的宝墩生产力比较落后,也有可能跟当时人对死亡的观念有关。
高山古城的发掘现场,考古学者们从出土的遗骸的情形推测当时人死后,会被织物裹起来再下葬,这个过程中应该有相应的仪式。
这种仪式体现的是当时人对死亡的看法,也体现了逝者的社会关系。
宝墩古城也是一样,可能古蜀先民并不看重人死后的随葬品的多寡,对财富的占有观念也不强烈。
从身份上来说,一般墓穴的规模、出土随葬品的性质是后人推测逝者身份的重要线索。
在宝墩古城,
这个线索目前是缺乏的,这或许是当时社会的阶级分层不明显,也或许在古蜀先民的心中,更重要的物品是要给重要的祭祀,在宗庙或者大型建筑里献给祖先或者神灵,而不是交给已经逝去的人,埋入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