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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是世界三⼤宗教之⼀，佛教⾃传⼊中国后，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是不⾔⽽喻的。
⼀⽅⾯，以佛教的虚幻学说，因果报应说，提倡⾏善积德，在⼀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盾。
另⼀⽅⾯，统治者利⽤它作为重要的精神统治⼯具，教化民众。
⽽作为佛教徒的修⾏地------寺院。
在当时不仅起到了为僧侣提供住宿的作⽤，⽽且寺院经济的发展对当时整个社会的发展也起到⼀定的作⽤。
⼊宋以后，佛教思想早已深⼊⼈⼼。
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兴建的寺院越来越多，僧侣的数量也逐渐上升。
然⽽，很多僧侣是为了躲避徭役和赋税⽽遁⼊空门的，他们⼀般素质低下。
僧尼冗滥现象⼗分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限制僧⼈、寺院的特权，在经济上控制寺院经济⼒量的⽆限膨胀。
但寺院仍千⽅百计地占有⼟地，壮⼤⾃⼰的实⼒。
这⼀时期的寺院经济在政府的控制下蓬勃发展。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作为⼀个宗教性的经济实体，在其⾏使功能时，必定会因此产⽣⼀些活动费⽤。
⽽这些费⽤是寺院必须承担的。
那么，佛家寺院需要⽀出哪些费⽤呢？⼀．修建和维护寺庙的费⽤。
由于两宋时期佛教思想的传播影响不断深⼊。
⼤到皇亲国戚、政府官员，⼩到商贾地主，都不惜拿钱财将寺庙修的⾦碧辉煌。
此时的寺院也如⾬后春笋般拔地⽽起，寺院林⽴。
⽽寺院兴建和维护所需经费的很⼤部分来⾃社会各阶层的捐助和施舍。
宋代修建和维护寺院需要巨⼤的资⾦，⽆论如何使⼤⼤加重了封建国家和百姓的经济负担，它对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负⾯影响是不⾔⽽喻的。
⼆．僧尼等的⾐⾷之费。
宋朝的寺庙众多，⽽寺院内的僧侣过着集体的⽣活，每个⼈的⾐⾷之费之和也是⼤的惊⼈。
这包括僧侣⾐⾷之资、⽣产⼯具的购买、法事活动、各种合法的及⾮法的赋税、宗教⽤品的置办等。
应该说，宋代僧尼⾐⾷之费不可计数，寺院要养活这些⼈需要付出巨⼤的代价，为了满⾜僧⼈的基本⽣活需求，僧⼈除了出去化缘，还必须跟凡⼈⼀样，从事其他经济活动。
正因如此，进⼀步深化了僧尼的世俗化的倾向，是宋代寺院、僧⼈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
一、概说宋以前寺院[1]的经济基础，以土地为主[2]，因为那时土地就是代表财富，财富的主要基础在土地而不在工商业。
到了宋代，寺院的经济基础可有些改变了。
因为这时工商业比较以前发达，财富的基础，除了土地以外，工商业也是其中的主要分子。
所以宋代的寺院，一方面固然依赖土地的收入[3]，他方面又经营工商业，以维持它本身的存在。
二、宋代寺院对于王业的经营寺院之经营工业，不限于中国，在中古的欧洲也是这样。
Sombart著《现代资本主义》（季子译）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七章第三节说：其中一部分修道士是亲自从事工业活动的。
每个修道院都有自设的缝工厂。
人们知道，修道院为工业活动的中心点：具有美术趣味的勤勉的修道士，真正是旧罗马工业技术的保持者和发展者。
他们是当时的建筑师；他们保护玻璃画业，涂珐琅质业，金属雕刻术，装宝石术，制造大风琴业，美术织物业，金箔业和金丝纺绩业。
例如Benedict派的戒律便规定：凡属该派的僧侣每日都要提出一部分时间从事他所擅长的手工业的活动（MunroandSontag，TheMiddleAges，P．63）。
宋代寺院经营的工业，就现有文献中所能考见的，约如下列：（一）纺织业朱或《萍洲可谈》卷二说抚州莲花寺织造莲花纱云：抚州莲花纱，都人以为暑衣，甚珍重。
莲花寺尼，凡四院造此纱。
捻织之妙，外人不可传。
一岁每院才织近百端。
市供尚局，并数当路计之，已不足用。
寺外人家织者甚多，往往取以充数。
都人买者，亦自能别寺外纱。
其价减寺内纱什二三。
（二）刺绣业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说汴梁相国寺瓦市出卖诸寺师姑刺绣物品云：（相国寺）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条钱之类。
又《宋会要·职官》二九说汴梁尼寺为政府刺绣种种服用物品云：崇宁三年三月八日，试殿中少监张康伯言：“今朝廷自乘舆服御，至于宾客祭祀用绣，皆有定式。
而有司独无纂绣之功。
每遇造作，皆委之间巷市井妇人之手，或付之尼寺，而使取直焉。
宋代货币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几个问题_历史论文无疑，楮币的创行使中国荣膺世界最早行用纸币的国家的美誉。
楮币的行用在当时确曾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便利，特别在促进商业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不容低估。
中国行用楮币，对纸币在全世界的行用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对全世界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宋元行用楮币给后人提供的经验教训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但是，中国人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不能忘怀的。
由于楮币是由封建国家直接发行的，它与封建国家之间没有任何中介，所以，它的发行数量完全是由封建国家控制的。
封建国家能否有效地控制其发行数量呢？不能。
这是因为封建国家本身缺乏一种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
许多开明的君主、许多贤明的大臣都曾认识到楮币数量失控的危害，他们都想扭转局面，但他们最终都失败了。
这是因为，封建国家缺乏自我约束机制这一点，不是个人意志所能改变的。
我们看到，宋、金、元、明四代行用楮币，都不能有效控制其发行数量。
除了明朝主动废弃纸币外，宋、金、元三朝的楮币都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其灭亡都同楮币发行有着重要的联系。
纸币在明清时期中断发行，与此有直接联系。
三、宋代货币发行与中国古代特定国情以上我们对涉及宋代影响最大的二种货币＿＿铜钱、会子的二方面问题作了一些分析，显然，我们的分析不是全面的分析，而是只抓住了某几个侧面。
我们之所以要抓住这几个侧面进行分析，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有助于正确认识古代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性。
事实表明，中国与西方在历史上走过了二种不同的道路。
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我们不得不从西方引进一些先进的理论包括社会理论。
在运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历史轨迹的时候，人们往往忽视中、西之间历史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套用西方人根据西方情况作出的现成结论，这就难免得出与历史事实不符的结论。
笔者以为，近年学术界关于宋代经济的讨论中就存在类似的问题。
笔者以为，要正确认识有关宋代的货币问题，就必须首先认清宋代与同时期西方各国相比它的独特的国情。
浅析唐宋寺院经济[摘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佛教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其影响力扩展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经济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寺院经济。
在唐宋时期，寺院经济达到巅峰。
本文回顾了寺院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并分析了寺院经济兴起到没落的原因。
[关键字]唐宋寺院经济田产来源经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印度佛教依靠乞食为生的生活模式已被抛弃。
到唐代，“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并重”立寺制度提出，摆脱佛教经济依附地位，僧人自食其力。
这一制度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中国封建社会，具有强大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使寺院经济成为支持佛教发展一个重要基础。
其中寺田又为寺院经济的核心和一个主要财源。
隋唐以来，由于国力的日益强盛，人民富庶，社会稳定，以及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于是，与此相适应的，中国佛教在历经几百年的长途跋涉后，也终于登上了它辉煌的颠峰，与那个时代一起享受着无尚的崇拜。
即使在五代时经历了一定的限制和打击，可到宋代，它又重放光彩，只是那光彩不再如从前般灿烂夺目了。
它的辉煌与经济的繁荣是同时存在的，而经济的繁荣又得益其拥有土地。
在此，我们只简单的分析一下其在田产一方面的问题，其余方面还待进一步研究。
一、田产的来源从诸多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田产的来源是多样性的，下面我们就通过几种显而易见的方法来分析田产的来源。
（一）国家政权的赐予国家政权的赏赐几乎是各国的庙宇最初获得土地的基本手段，在中国，皇室对寺院赏赐土地的现象普遍出现在南北朝以后，这是佛教发展的结果。
无论唐朝还是宋代，几乎都有皇帝布施田地的记录。
由于皇室身份的高贵，因此，这种方式称为“赐田”。
唐初，李世民与王世充决战中原，少林寺僧俘虏了王世充的侄儿献给李世民，李世民遂“赐地四十顷，水碾一具”[1] “志德二年，玄宗避乱于益州，赐大圣慈寺田产一千亩。
”[2]国有土地的大量存在，是赏赐制度存在的基础。
唐中叶后，由于土地明显减少，这种赏赐现象也随之减少。
两宋时期最早的赐田记载大概是建隆元年，“诏于广陵站地造寺，额曰见隆，赐田四顷，拔荐战亡军士”[3]。
作者： 刘秋根[1];周国平[2]
作者机构： [1]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河北保定071002;[2]西安外事学院《民办教育》编辑部,陕西西安710077
出版物刊名： 中国史研究动态
页码： 30-32页
主题词： 社会经济史研究;寺院经济;宋代;博士;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整体状况;经济研究;学术价值;佛教
摘要：佛教寺院经济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有关成果多集中在隋唐及以前各代，对宋元及其以后佛教寺院经济的考察则相对薄弱。
近年来，随着以下两种著作的问世，这一局面有所改观，这两种著作一是黄敏枝教授《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学生书局1989年版），第二便是游彪博士的《宋代佛教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就宋代寺院经济研究的整体状况看，虽然黄敏枝教授大作出版在前，对宋代寺院经济许多层面确也做了深入、扎实的研究，但游彪博士的著作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寺院经济的发展》研究现状。
我国寺院经济的研究开始于1934年何兹全先生的《中国时代之中国寺院》，这篇文章开启了寺院研究的先河，给当时的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当时学者的关注，随后发表自己的意见有全汉昇先生的《中古寺院的慈善事业》，叶受祺先生的《唐代寺院经济之管窥》，何兹全先生的《中国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以及食货派代表人物陶希圣的《唐代寺院经济概说》等。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此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持续，寺院经济的研究一度处于空白状态，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寺院经济研究才再次进入学者的视野，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如法国著名学者谢和奈先生的《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和何兹全先生的《五十年来汉唐寺院经济研究》。
直到今天寺院经济的研究已经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背景。
是在西汉末年由西土印度传入中国的。
永平十年，奉命西行求法的蔡偣等人在大月氏国遇到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2人并邀请来到中国，同时有佛像、经卷用白马托归洛阳。
明帝在洛阳门外建立精美房舍供给僧尼居住，并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
用来翻译经书，弘扬佛法，使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
然而，作为一个外来的殖入者，要想在中国立地生根还是有着重重困难需要突破。
首先印度文化向来敬信沙门，他们相信通过布施可以得到善报，但中国自古是以农立国，重视农耕，对于那些游荡者，反而更容易招致不满。
其次，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儒道文化）的排挤，不管是与儒家还是道家都有着严重的冲突。
孔子在《论语》中说“食、色、性也。
”认为人的本能需要是正常的。
讲求的是父慈子孝，多子多福，更有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但佛家则要求信徒看破红尘，四大皆空，离开家庭，过苦行生活，心中唯有。
这与当时中国人们的思想观念显得格格不入。
那时候别说是弘扬佛法在中国开花结果，就连继续生存下去都成为一种困难。
要想继续在中国扎根下去就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来支持。
形成与发展。
早期的传播主要是以译经为主的学术活动，影响仅限于社会上层。
魏晋南北朝寺院经济状况及原因分析通常意义上，人们把东汉明帝遣使者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1]。
事实上，佛教传入年代应早于此，《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评注引《魏略·西戎传》：“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伊存口授《浮屠经》”[2]，说明西汉末年，佛教就已经传入内地。
但在佛教内传后的几百年间，佛教并未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它只是在人们的社会和精神生活中，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
“虽然在东汉末已有人信仰佛教，但开始还只准西域人奉祀，汉人要出家为僧，政府是明令禁止的。
”[3]佛教作为一种“夷狄之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汉族正统思想观念的偏见与排斥。
如当时人言：“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祀奉，汉代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
魏承汉制，亦循前规。
”[4]又“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
”[5]“佛陀乃千年前一外夷，……佛教经典亦彼外夷之糟粕。
”[6]然而，在魏晋南北朝短短三百余年之际，佛教取得了爆破性的发展，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外来小教成为中国当时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并且由此确立其在思想界的支柱地位，影响了中国文化几千年！单从一系列的数字中，我们就可以窥见当时佛教迅猛发展之大势：“据公元477年的人口统计，北魏帝国估计有6478座寺院，僧尼共67258人。
公元512-515年之间，寺院增长一倍多，到了北魏王朝末年，寺院达30000座之多，僧尼总数200万人。
”[7]“东、西魏分裂，周、齐对峙时，两国僧尼总数几达三百万左右，占当时北方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
”[8]与此同时的南方，“寺院数字约在1768-2846座之间，僧尼数目约在24000-82700人之间。
”[9]同样，佛经也大量的被翻译和传播开来，“据开元释教录，三国下至隋前，……译经一千六百二十一部，四千一百八十六卷，……若据隋志，乃有二千三百二十九部，七千四百一十四卷。
宋朝经济发展浅议宋朝，这个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闪耀着独特光芒的朝代，其经济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当时，宋朝的经济繁荣不仅在国内呈现出一片昌盛景象，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农业作为经济的基础，在宋朝经历了显著的变革和进步。
宋代的农业生产技术得到了极大的改进，新式农具的出现如秧马，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水利工程的大规模兴修，使得更多的农田得到了有效的灌溉，保障了农作物的稳定生长。
占城稻的引进和推广，让粮食产量大幅增加，为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而且，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商品化趋势逐渐显现，一些地区开始专门种植经济作物，如茶叶、棉花、桑蚕等，通过市场交易获取经济利益。
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是宋朝经济的一大亮点。
纺织业方面，丝织技术精湛，花色品种繁多，官营和民营的丝织作坊遍布各地。
棉纺织业也开始兴起，逐渐成为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
制瓷业更是达到了巅峰，宋代的瓷器工艺精美，闻名遐迩，如钧窑、汝窑、官窑、哥窑、定窑等五大名窑，其产品不仅在国内广受欢迎，还远销海外。
矿冶业的发展也十分显著，煤炭的广泛使用提高了冶铁的效率，推动了金属制品的生产。
造船业更是领先世界，船只规模宏大，结构坚固，航海技术先进，为海外贸易的繁荣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商业在宋朝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城市突破了以往的坊市制度限制，商业活动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区域和时间，形成了繁华的街市和夜市。
城市的功能逐渐多样化，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是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商业行会组织的出现，规范了行业秩序，促进了商业的有序发展。
货币流通方面，纸币“交子”的出现，是货币史上的重大创新，方便了商业交易，促进了资金的流转。
宋朝的海外贸易十分繁荣，政府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等地都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出口商品以丝绸、瓷器、茶叶等为主，进口则有香料、珠宝等，海外贸易的税收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宋朝经济的发展还得益于政府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
《宋代寺院经济史稿》质疑作者：芮诗茗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0年第02期【摘要】游彪博士所著《宋代寺院经济史稿》弥补了宋以后的佛教寺院经济研究中的空白,对于许多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但对有关佛教的史料或运用不当,或分析理解多有疏误。
其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佛教文化了解不够深入,在引用史料时产生了一些误解。
【关键词】宋代寺院经济史稿佛教文化史料分析游彪教授撰写的《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简称《史稿》)弥补了宋以后的佛教寺院经济研究中的空白,对于许多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关于该书的成就,吴晓亮《佛国里的世俗生活——〈宋代寺院经济史稿〉评析》(《光明日报》2003年)和刘秋根、周国平《读游彪博士著〈宋代寺院经济史稿〉》(《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2期)二文中已作了较为充分的评述。
然而,《史稿》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
佛教首先是一种文化,研究寺院经济,必然涉及佛教文化。
《史稿》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佛教文化了解不够深入,在引用史料时产生了一些误解。
笔者不揣浅陋,兹举数例如下:《史稿》第29页:有些寺院的住持虽然要廉洁些,但庸庸碌碌,对寺院的发展没有多少贡献可言,如圆通法师曾自我解嘲道:“来时无物去时空,南北东西事一同,六处住持无所补,……”圆通法师,天衣义怀禅师法嗣,在佛教禅宗史上以教人闭目坐禅而著称。
据《释氏稽古略》卷四载:“(圆通法师)至栖贤蒋山长芦,常有千众。
至是元丰七年,诏住京城法云寺为第一祖。
开堂日,帝遣中使降香,赐磨衲僧衣,传圣旨表朕亲至。
皇弟荆王致敬座下。
……”偈,又称偈颂,通常表达的是作者对佛理的感悟,是不大可能用来“自我解嘲”的。
佛教强调四大皆空,不执一物。
因此,所谓“来时无物去时空”云云,要表现的正是一种“空”性的思想。
从圆通法师在长芦寺“常有千众”及皇室给予的名誉及待遇来看,《史稿》说他“庸庸碌碌”,恐怕是主观了一些。
《史稿》第244页:僧齐遇担任横山寺住持时,“偶一僧失规。
责之曰:汝无知,乃畜生耳。
已而悔曰:彼虽不肖,骂为畜生,有玷三宝。
自是三年对佛悔过”。
此僧违反规定,恐怕并非大错,便被斥责为畜生。
连宋代高僧晓莹也承认,“唯佛与祖以心传心,其利生接物而不得已者,遂有棒喝拳指,扬眉瞬目。
”上层僧侣对下层僧侣动不动就“棒喝拳指”,而此和尚却以“不得已”来为其辩解,足见寺院内部压迫和奴役关系是相当严重的。
关于这一段,笔者谈三点意见。
首先,“齐遇”实为“齐玉”之误。
齐玉(1071-1127),法号慧觉,北宋净土宗僧人。
其二,“唯佛与祖以心传心……”并非出自晓莹之口。
《史稿》注明,这几句出自《罗湖野录》。
《罗湖野录》是宋僧晓莹编辑的命世高僧与贤士大夫的言行录。
细读此书,便不难发现,所谓晓莹的“承认”,实则出自“赵清献公”(赵抃)致“富郑公”(富弼)的书信:“抃伏思西方圣人教外别传之法,不为中下根机之所设也。
上智则顿悟而入,一得永得;愚者则迷而不复,千差万别。
唯佛与祖以心传心,其利生摄物而不得已者,遂有棒喝拳指,扬眉瞬目,拈椎竖拂,语言文字,种种方便。
……”其三,所谓棒喝,是禅宗祖师启发开导弟子的特殊方式。
禅门认为佛法不可思议,开口即错,唯凭心悟。
其宗匠接引学人时,常使用一些特殊手段,如用棒打,或大喝一声,或棒喝并用,以考验或启悟对方。
《史稿》将“棒喝”理解为惩罚,并错误地引用齐玉之事作为例证,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棒喝一般仅发生于师徒之间,并非普遍存在于上层僧侣和下层僧侣之间;更非“动不动”,而是临机而发,对为师者有着很高的要求。
佛教注重传统意义上的师承,寺院中纯洁的师徒关系也是很常见的。
在《罗湖野录》这则材料中,赵抃所言“棒喝”等法为“不得已”,是在“以心传心”之法无效的前提下才施用的,并非想为谁辩解,因为这本属于“种种方便”。
况且,这则史料与僧人齐玉毫无关系,因为赵抃去世(1084)时,齐玉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是不太可能任住持之职的。
《史稿》第243～244页:下层僧侣在寺院中的地位是相当低的,他们时时受到上层僧侣的斥责和威胁,其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法远禅师出家后,“复参叶县省公,与天衣怀同往叶县,住持枯淡严密,诸方畏之。
师至,值雪寒,县喝骂驱逐,至将水泼,众僧衣履皆湿,怒而散去,唯师与怀自若,整衣敷具,复坐如故”。
此寺住持在下雪天将冷水泼到僧人身上,如此折磨僧人,而大部分僧人只有四散逃去,不敢有任何反抗。
省公,即叶县归省禅师,宋初高僧。
所谓“枯淡严密”,说明他过着朴素淡泊的生活,并严格执掌教门。
大乘佛教信徒的六种修行手段之一,就是忍辱,即对加诸身心之苦,皆堪忍之,目的是使心安住。
泼水一事,显系考验众僧的手段。
既然众僧作鸟兽散,而法远与天衣怀泰然自若,显示出他们与众不同的境界。
结果“县笑,因而遂留。
相依数年,万方挫折。
师始终一如。
所谓真金烈火,愈锻而愈明。
县始以衣法付之”(《补续高僧传》)。
浮山法远与天衣义怀后来都成为一代高僧。
《史稿》第243～244页:(庆诸禅师)“闻湘中有南宗法道,往造大沩,时祐禅师席下万指,诸愿籍名役作,勤劳杵臼间甚久。
祐见之簸处曰:檀信物不可抛撒。
曰:不敢。
祐俯拾一粒。
”从这条史料中可以看出,庆诸和尚(属于下层僧侣)是在寺院统治者的监督下劳作的,连簸出一粒米也被主僧发现并加以叱问。
《史稿》注明此则材料出自《禅林僧宝传》卷《潭州石霜禅师》(卷后缺号,原注如此)。
《禅林僧宝传》的作者慧洪虽是宋代僧人,然而,这却是一则唐代的史料。
《禅林僧宝传》记载的是唐、宋两代禅僧传记,其第五卷首篇即为《潭州石霜诸禅师》:禅师名庆诸,庐陵新淦陈氏子也。
……闻湘中有南宗法道,往造大沩。
时祐禅师,席下万指。
诸愿籍名役作,勤劳杵臼间甚久。
祐见之簸处,曰:“檀信物不可抛撒。
”曰:“不敢。
”祐俯拾得一粒,曰:“此非抛撒者耶?”诸拟对之。
祐曰:“勿轻此一粒,百千粒从此粒生。
”曰:“即如是,此粒从何生乎?”祐为大笑。
在中国佛教史上,被称为“潭州石霜禅师”的有二人:石霜庆诸(807-888)和石霜楚圆(986-1039)。
庆诸为唐代高僧,曾投师沩山灵祐门下,并领米头(负责舂米);会昌法难后住于石霜山。
楚圆为宋代高僧,景祐年间驻锡石霜山崇胜禅院,世称“石霜楚圆”。
宋代的石霜较之唐代的石霜尤为著名。
《史稿》引文中明确提到了“祐禅师”,“潭州石霜禅师”便不可能指北宋的楚圆。
《史稿》不知为何将“潭州石霜诸禅师”误为“潭州石霜禅师”,一字之差,唐宋遂不明。
此外,《史稿》对这则材料的分析也有不妥之处。
佛教倡导简朴、节俭的生活方式,极力反对浪费并成为戒律。
如果祐禅师对庆诸和尚簸出米粒的行为视而不见,则有违常理。
灵祐没有斥责庆诸,始终是语重心长地教导他,并亲自俯拾起那粒米,真正做到了言教兼身教。
况且当庆诸反问“此粒从何生”时,灵祐禅师面对学生的“顶嘴”,非但没生气,反而因学生的智慧而大笑,哪有一点“统治者”的样子?现代教育中的师生关系,也莫过于此。
关于《史稿》所关注的寺僧的劳作问题,恐怕也要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
需要指出的是,禅宗提倡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以任何形式去体悟禅境,僧众的劳动不但是达到自给自足的手段,也是一种修行的方式。
因此,僧侣们参与劳动是普遍现象,并不是所谓“下层僧侣”的专利。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随举两例:一、《百丈清规》的制定者怀海“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请息之。
师曰:‘吾无德,争合劳于人?’既徧求作具不获,而亦忘飡”(《五灯会元》)。
一代高僧,劳动时身先士卒,甚至以绝食来应对他人的关怀,令人动容。
二、沩仰宗初祖灵祐“与仰山摘茶次。
沩云:‘终日只闻子声,不见子形。
’仰遂撼茶树。
沩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体。
’仰云:‘和尚只得其体,不得其用。
’沩云:‘放子三十棒,摘茶更莫别思量,处处分明是道场’”(《汾阳无德禅师语录》)。
师徒二人边劳动边参禅,相得益彰。
诚然,佛教寺院内部的负面现象并不罕见。
相对而言,恐怕下层僧侣的违法犯戒行为要较为普遍和严重些。
僧人著作(尤其是僧传)中记载的高僧,一般都是深通佛理、道德高迈之人。
《史稿》要从这些史籍中择取负面的材料,无疑需要慎之又慎。
学术研究,最忌先立知见,然后罗列论据,以求“言之成理”。
在探讨佛教寺院内部人物关系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全部用阶级的观点来看待。
佛教(尤其是禅宗)内的师徒与世俗的阶级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史籍中与《史稿》论点相反的例证。
如牛头宗开山祖师法融,因“徒众乏粮”,亲自“往丹阳缘化。
去山八十里,躬负米一石八斗,朝往暮还,供僧三百,二时不阙”(《五灯会元》)。
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所以,正确评价寺院内部人物的关系,还历史以真实,既是为了维护古贤的尊严,也是为了维护学术的尊严。
以上仅就《史稿》中对史料分析的主要失误之处作一简要总结。
即使如此,作者对散见于各处的繁杂史料进行了仔细梳理甄别,对前人未涉及或浅尝辄止的领域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体现出严谨的学风和扎实的学术功底。
因此,《史稿》尽管存在着一些不足,但在佛教史研究的百花园中仍不失为一部佳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