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新村住宅建筑平面及空间形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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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租赁居住简史作者:汪维来源:《中国房地产业·上旬》2020年第09期【摘要】從福利分配时代的“短缺”,到繁荣时期的“高价”,住房矛盾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现出不同的特点。
本文以中国租房历史为线索,观察租住形态的变迁,为租赁市场未来的发展贡献思考。
【关键词】租赁住房;70年历史;租购并举;REITs2015年以来,“房住不炒,租购并举”被屡次提及,成为房地产长效机制中着力点。
中国能否通过租赁市场的建设,形成“低端有保障、租赁有自由、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场”的国民住房长期制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1、1949-1979年“先生产,后生活”1.1 ;1949年开始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大改造1949年建国后,开始了对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房地产市场被城市公房体系所取代。
由政府“统一修理、统一租金标准、统一房屋使用、统一租赁”。
以上海为例,经改造,私有住房面积从1949年97.2%降低至1965的20.2%。
政府成为城市公房唯一供给方。
1.2 ;1952-1958年工人新村—社会主义的空间样本工业化是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目标。
但当时简陋的居住条件影响了生产和生活。
政府下决心建设新村缓解工人的住房压力。
新村承载了国家对居民生活进行集体主义改造的乌托邦实验。
建成于1952年的曹杨新村是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
规划上既参考了西方“邻里单元”又融入了苏联式等级化结构的设计原则。
曹杨一村的建设并不遵循“土地开发效益最大化”的经济逻辑,其设计营造出花园城市式的院落和组团,宽阔的公共空间希望培养集体主义生活。
相比地私人空间受到严格限制(人均面积低于4平方米)。
少量的工人新村样板并未根本解决居住矛盾。
1.3 ;1960-1976年福利供给不足带来居住条件下降分配公房的后续维护和修缮依赖职工缴纳的“租金”,但公房租金极低,根据1995年颁布的《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住用公家宿舍收租暂行办法》每平米月租金0.12元,每户月房租2.1元,在低工资制度下只占家庭收入的2.4%,租金只及维护成本的1/3-1/2左右,日常修缮都入不敷出,带来“租难养房”的问题。
曹杨新村调查报告曹杨新村始建于1951年,是解放以来为了贯彻生产为劳动服务的方针,为解决工人阶级住宅问题而建造的一个示范性的工人住宅。
曹杨新村是上海住宅建设的经典案例,在整个新中国的城市发展史上都占有特殊地位。
这种特殊性在于第一,曹杨新村是1949年新政权为“翻身做主人”的工人阶级大规模建造新居的第一次尝试(解放前的国民政府也有为工人建造“平民村”,但数量很少,没有形成规模);第二,作为试点和样板工程,曹杨新村在土地使用、住房分配与居民管理等诸多方面对后来的城市住宅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第三,经过60年的发展,新村从1952年的1002户,4703居民,发展为1990年的3.2万户,10万多居民的大型居住区,设计上的成功(优雅的环境和便捷的服务设施)使得新村在设施落后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准。
曹杨一村为第一批建成的工人住宅,因此我们这次调查的主要地点在曹杨一村。
曹杨一村于1952年完工,从开工时至今天已有60年的历史。
当时的住户主要为104位劳模、1002位先进生产者以及他们的家属,为纯粹的工人阶级社区。
1002户当年的“劳模村”,现在看仍然很漂亮,虽然很多房子已经老化,但由于最初的新村规划充分考虑了自然环境和公共设施的配套,经过60年,一村的居住环境是最被居民认可的。
60年来,曹杨一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在05年时被评为上海优秀历史建筑。
据我们实地勘察以及采访了当地居民和居委会工作人员了解到:曹杨一村目前总面积为16.7公顷,绿化面积为12800平方米,居民总数为7763人,共计1883户,其中本地居民6123人,外来人口1640人。
当年104位劳模现在仅剩8位,还有4位劳模为77、78年搬入曹杨一村。
目前曹杨一村的居民多为中老年人,平均年龄偏大,而在年轻人中,有158名失业,352名无业,因此曹杨一村的经济状况并不十分良好。
曹杨村的公共活动空间较大,有利于公共活动的开展以及邻里之间的交流。
消失的天津工人新村摄影师:昊摄影天津工人新村三代人的记忆在解放之前,中国人的住房条件一直很差。
古代,能在城中建造房屋的也都是官宦和有钱人家。
穷人要想住得舒服,只能自己烧砖盖房,或者在乡间用泥土、木板和茅草搭建屋子。
到了近代,天津先是受到八国联军的入侵,被迫开埠,九国租界林立侵占了不少平民的居住空间。
后来,天津又被日军占领,更是民不聊生。
民国政府只是在大型公共建筑上做表面文章,对劳动人民的住房问题从不上心。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振兴工业,加强经济建设是当务之急。
随着城市职工数量的快速增长,职工和家属的住房困难便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01“工人新村”之前的住房条件解放后,全国百废待兴,工人们干劲儿十足,现有职工住房条件却十分恶劣。
新中国面对内忧外患,短期内很难拿出巨额资金盖房子,所以各地区人民只能暂时自己想办法改善无房可住的困境。
(图片来自绵广1033)于是,在天津刚刚解放之时,空下来的房子都经过了再调配。
比如,老城里的一户四合院可以住进去20来户人家,瞬间变身“大杂院”。
还有,日军遗留下来的房屋,租界的洋房,无论是梁启超的旧居,还是溥仪的静园,甚至就连天津劝业场里面都有不少人居住。
王串场曾经有一处日本铁路宿舍,一共有30多间房子,后来那里也住进了天津铁路职工。
他们自己打上隔断,挤进去100多户家属,用麻袋片呼在破破烂烂的窗户和门上勉强挡风。
那一片,前面是高粱地,后面是坟地,要是谁落了单儿,都不敢一个人往里走。
再后来,有些国营工厂开始“自己建房”。
但是,咱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这建房风格好像是直接奔着“要和租界小洋房一较高下”去的。
不仅花了不少钱,还住不进去多少人,没有从工人的实际需求出发。
(图片来自7788商城.com)比如,天津钢厂就在1950年盖了50栋“洋房”,每一栋房子里面都有客厅、卧室、厕所、厨房、走廊等。
也就是说,它是按照每栋一户设计的独栋别墅。
但是,由于需要房子的职工太多,最后三家合住一栋,也还是不够用。
遗产保护视角下沈阳“工人村”比较研究——以沈阳、上海“工人村”和德国鲁尔旧工业区“工人村”为例发布时间:2023-02-20T05:46:41.147Z 来源:《建筑实践》2022年10月19期作者:齐泽霏[导读] 工人村作为工业大生产时期的时代产物与物质载体齐泽霏沈阳建筑大学/单位辽宁省沈阳市学校/单位所在地邮编110000 【摘要】工人村作为工业大生产时期的时代产物与物质载体,集中反映了一段时期人民的生活状态与社会意识形态,具有保护与更新意义。
与西方国家十八世纪逐步进入工业化时代类似,我国在建国初期也由于经济体制的改变经历了类似的变革。
本文对沈阳几处现有工人村建筑进行实地调研与分析,结合上海市及德国工人村现有案例进行对比分析,分别从建设背景、建设意义与建筑风格及布局特点几方面对工人村建筑进行基础研究,分析其异同,发现现有工人村建筑普遍存在设施老化、功能与居民需求不匹配、居住群体差异大等造成建筑的保护与更新困境的问题,基于上海曹杨新村及德国埃森海姆工人村改造更新的案例,试图对沈阳工人村建筑的保护与更新提出参考建议。
【关键词】工人村;工业遗产;工人住宅;保护;空间更新0.引言一、研究背景建国初期,伴随着一五计划等政策的实施,为解决我国大量工人居住问题,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国家兴建了大批分布于工厂周边的工人住宅群,形成聚集的工人村。
我国工人村住宅的建设在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沈阳、上海、北京、天津等工业基地均有其缩影。
工人住宅成为当时住宅建筑的主要发展类型。
然而随着经济体制的改变和时代的不断发展,老红楼昔日的光辉不再,“拥挤”、“窘迫”、“落后”等成为了工人村新的关键词,人们不再已居住在这里为荣,期周边盼搬迁到更好的住宅内生活。
二、工人村建设背景与风格特点1.沈阳工人村住宅作者介绍:齐泽霏(1996-),女,辽宁西丰县人,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邮箱:**************** 1)建设背景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援助我国的“156项工程”在东北顺利开展。
(Jean-Nicolas-Louis Durand)最早以类型学方法分析建筑作品及改革建筑设计方法时,通过相同比例或相同模式平面图并置来进行平面“布局”分析,这可以看作是建筑空间类型研究的先导[1]。
我国1949年以来的城市住宅研究非常重视空间,尤其是平面因素,这固然与建筑学的核心任务有关。
我国1949年后就直接引入苏联的住宅制度及住宅类型,单位居住模式的集居型住宅成为我国住宅发展的原型。
在高度统一的公有制影响下,住宅类型的社会性相对同化。
计划经济又进一步使与人均面积、单方造价等经济指标密切相关的平面设计成为住宅类型分析的主要视角。
外廊式、内廊式、单元式,以及其变体等各住宅类型在K 值(住宅平面系数)上的不同表现、与城市街道的关系是研究的主要着眼点。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推进住宅设计标准化,住宅平面类型得到更加细致的分析,单元拼接组合类型和尺寸都进一步得到推敲,以促成住宅平面类型定型化和标准化①。
1978年后,我国住宅制度改革推动住宅建设蓬勃发展,然而住宅类型的研究延续了此前的空间—效率—功能分析模式,在具体的住宅空间理念上提出了“适应性”“以人为本”等新概念。
究其原因,一是单纯从空间表象而言,改革开放前后的住宅并没有明显的类型上的差异;在规划层面,商品开发的(封闭)小区模式与单位大院有明显的渊源;在建筑层面,标准单元式住宅成为主流类型;在家户空间内部,房中厅、厨卫完备,但组合模式本身具有类似性②。
二是住宅商品化导致的对住宅平面的要求——经济性、标准化与适应性——与改革开放前没有本质的不同。
住宅类型的研究主要还是为经济建设、住宅建设服务,所以空间因素仍旧是住宅类型分析的主要视角。
1.2风格风格是一定时期、一定地域中住宅呈现的较为稳定的外在样式特征的总和。
前现代时期,风格与时间和地域直接相关,是社会文化、技术发展等因素的自然结果。
但随着住宅“设计”专业化,住宅风格逐步脱离制约它的时间、地域、技术等条件。
建筑空间课题研究论文(五篇)内容提要:1、建筑空间格局等级特征层次化分析2、适老化理念的建筑空间设计探析3、建筑空间构成元素在建筑设计的应用4、高层建筑静压预应力管桩施工技术浅谈5、吊脚楼建筑空间与地域文化生态研究全文总字数:16243 字篇一:建筑空间格局等级特征层次化分析建筑空间格局等级特征层次化分析摘要:为了提高居住建筑室内空间格局的使用效率,本文提出居住建筑空间格局等级特征层次化分析,通过分析居住建筑空间格局的功能特征和室内空间格局的灵活性,实现居住建筑空间格局一级特征分析;通过对居住建筑室内空间布置的细节特征和居住建筑室内空间格局的环境特征进行分析,实现居住建筑空间格局二级特征分析;对居住建筑整体配套措施之间的协调特征分析,实现居住建筑空间格局三级特征分析。
关键词:居住建筑;空间格局;利用效率;设计1居住建筑空间格局一级特征分析居住建筑空间格局按照等级特征进行层次化分析,能够清晰地向住户反映出每一等级空间格局的具体特征。
1.1居住建筑空间格局的功能特征分析保证居住建筑空间格局设计成功的前提条件是功能分区层次化设计。
在居住建筑空间格局设计中,要正确处理好室内外区域、格局的动静区域以及建筑的洁污区域等每一个区域的功能关系,同时要满足每一个功能分区的层次化设计要求。
居住建筑功能分区的层次化设计是居民选择建筑户型的重要观测点。
在保证居住建筑功能分区层次化的同时,还要保证顺畅的室内流线,减少对其他区域的干扰,在设计居住建筑的空间格局时,要随机应变、懂得变通,空间格局不同功能之间是可以相互融合以及交换的,保证每一个区域的综合利用,来提高居住建筑室内空间格局的使用率。
居民的室内活动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在配置室内不同性质的空间之前,要考虑空间格局之间的层次关系,还要通过动线组织把每一个居室空间格局结合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根据居住建筑空间格局的功能特征进行空间格局的面积分配,主要是由居民的活动空间及家具设备空间需求来确定的。
2019年第3期第32卷(总第189期)No.32019General No.189Vol.32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工人新村经验与居住空间透视——从插图看《繁花》贾海涛(一桥大学言语社会研究科,日本东京都国立市中2-1〒186-8601)摘要:金宇澄小说《繁花》中,除了投射童年怀旧气息的资产阶级空间小洋房之外,工人新村与弄堂是两种重要的住宅形式。
文章旨在对小说插图进行简要分类的基础上,结合与上述住宅形式相关的插图,探讨《繁花》的空间经验是如何作用于个体生活境遇与人伦关系变化中的。
首先,小说中作为彼时“模范社区”的曹杨新村之登场源于文革抄家后的强制发配,社区主体认同的缺失使其显现出截然不同的地方感。
其次,个体、家庭与邻里间的交往互动因内部居住空间结构缺乏私密性而长期处于被监视察听的桎梏之中。
金宇澄的空间叙述与插图描绘之于上海书写的重要价值即在于,将都市空间视为充满变化、危机与紧张关系的有机体,将各种社会关系的纠葛与历史发展置于都市空间的变迁来加以再思考。
关键词:《繁花》;金宇澄;插图;工人新村;弄堂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310(2019)03-0032-09—、弓I言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①单行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13年3月首版。
2017年8月,金宇澄插图展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从而使插图完成了从依附于小说的副文本,到向公众独立展示的艺术表现形式的转换与进阶。
可以说,从《繁花》到之后的非虚构作品《回望》与短篇三部曲《方岛》《轻寒》《碗》,手绘插图已然成为金宇澄作品序列中重要且瞩目的延续性之所在。
《繁花》里的20幅插图均以无页码、淡黄怀旧底色插页的形式穿插在书页中,这种略显疏离的“介入”方式使得插图与文本之关系成为耐人寻味的课题。
这20幅插图题材的择取颇有讲究,其中10幅与上海都市空间有关,包括通过手绘地图所抽象化的俯瞰空间、以及写实性具象插图所绘制的街道空间与居住空间。
毛泽东的新村主义理想在新中国城市空间的实践作者:朱斌来源:《党史文苑》2014年第14期[摘要] 五四时期,新村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引起了毛泽东、蔡和森等早期共产党人的关注,而且还被共产党人运用于中国实际。
但是,新村主义实践活动并没有在当时的中国得以实现。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人民政权开始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以工人新村为代表的城市住宅在50年代逐步发展形成,毛泽东早年的新村主义理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重新浮出历史水面。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初期居住空间意识形态工人新村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共产党领导权威和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新政权开始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以工人新村为代表的城市住宅在20世纪50年代逐步发展形成。
大量建造的工人新村伴随着新中国各项社会制度的逐步建立、调整和完善,深深地扎根于城市生活空间,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也蕴含着意识形态的意蕴。
一、新村主义溯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新村”一词属舶来品,始于法国和日本。
法国无政府党人亨利·孚岱于1903年曾在法国与比利时接壤处试办“鹰山共产村”。
1910年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在《白桦》杂志上开始宣传新村主义,他将“新村”描述为:“我们想造一个社会在这中间,同伴的益,便是我的益;同伴的损,便是我的损;同伴的喜,便是我的喜;同伴的悲,也便是我的悲”;“各人應该互相帮助,实行人的生活”;“只有各人各尽了劳动的义务,无代价的能得健康生活上必要的衣食住这一法才能像幸福的人的生活。
”[1]五四时期,周作人曾经与武者小路实笃通信,较早接触了新村主义思想,并对新村主义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
他指出:“创始者的热心毅力是相当可以佩服的,而且那种期待革命而又怀忧虑的心情于此得到多少的安慰,所以对于新村的理论在过去时期我也曾加以宣扬。
”[2]P370周作人于1919年7月参观日本九州的新村后,在其《访日本新村记》中写道:“我自从进了日本新村已经很兴奋,此时更觉感动欣喜,不知道怎么说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