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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频道追忆蔡澄清先生□程丽华一个人离开世界，如同他从未来过吗？以研究和创造为使命的人生，离开世界后，留下了一连串惊叹号。
著名的语文特级教师、中学语文点拨教学法的创始人蔡澄清先生于2022年1月11日凌晨溘然长逝，半年前他刚度过米寿生日，元旦前夕夫人周老师因病不幸离世，十多天后蔡老师便匆匆追随而去了，将他的养正斋藏书留给我们，更将点拨教学法这一毕生的作品留给我们。
蔡老师躬耕杏坛六十载，痴心从教，锐意教改，汲取传统教育思想之精华，凝聚母语教育之智慧，首创“中学语文点拨教学法”，面向未来，为语文教育改革和创新做出了新探索、新贡献。
一年前当他感到身体日衰，就把三千册藏书全部捐献给了芜湖一中。
随后不久又和周老师共同签名写下遗嘱：不发讣告，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一切身后事宜，均由子女家属妥善处理，不增添学校公务负担。
据说孔子去世前作《曳杖歌》，既歌而入，当户而坐，盖寝疾七日而没。
陶渊明去世前作歌自挽，没有恐惧、悲痛和遗憾。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面对死亡，蔡老师效法先贤，丧葬从简，不给单位和家人增加负担，真是一种难得的理性和豁达。
1999年，我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来到芜湖一中工作，当时蔡老师是分管教学的副校长。
在点拨教学法的引领下，那时芜湖一中语文组非常强大，名师辈出，很多老师都是课堂教学点拨的行家里手，他们将点拨教学法和自身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鲜明个性。
那时学校青年教师很少，蔡老师常给我们提供点拨教学法的书籍资料，勉励我们多学习多研究。
2000年，蔡老师66岁，正式退休，居于学校附近的洗布山集贤居。
但是他仍心系教育，长期订阅中学语文教学学术期刊，笔耕不辍，出版了《跨世纪回眸》《中学语文点拨教学法》等著作。
有时在校园里遇见，蔡老师总是亲切地问询我的工作情况；每有著作面世，总是赠予我阅读。
那时我刚工作不久，对语文教学尚处于照猫画虎的模仿阶段，至于教研则完全没有摸到门径，但蔡老师的关心一直激励着我，点拨思想也一直感召着我，使我渐渐萌发一窥堂奥的想法。
闻一多先生最后再一次讲演作文《追忆闻一多先生的最后一次讲演》
嘿，大家好呀！今天咱来说说闻一多先生那最后一次讲演。
我记得那时候啊，我还是个啥也不懂的小年轻呢。
闻一多先生站在那儿，就像一座坚定的山峰。
他的眼神里透着一股劲儿，那是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啊。
他在台上大声地讲着，每一句话都像是敲在人们心上的鼓点。
我就那么眼巴巴地看着他，看着他慷慨激昂的样子。
他的声音仿佛能穿透云霄，让整个世界都听见他的呼喊。
我记得当时周围的人啊，都被他感染了，大家的情绪都随着他的话语起伏。
我自己呢，心里也是一阵一阵地发热，就好像有一团火在燃烧。
闻一多先生就这样，用他的讲演，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他就像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
虽然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呢，就好像昨天才发生一样。
闻一多先生的那次讲演，真的是永远都不会被忘记呀！
哎呀，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让大家也能感受到闻一多先生那伟大的精神力量。
咱可不能忘了他为我们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呀！好了，就说到这儿吧，拜拜啦！。
追忆先贤传承钱学森精神发言稿800 今天，是钱学森先生诞辰108周年，他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元勋。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今天，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央视网等新闻网站纷纷发声向钱老致敬，不少网友也自主转发，向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们表示敬意。
1955年，钱学森放弃了自己在美国终身教授的优厚待遇和极高的学术地位，冲破美国反华势力的重重阻力，千辛万苦回到了阔别多年、百废待举的新中国，把自己的毕生所学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建设。
两弹一星，镇国利剑1964年10月16日，这一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核俱乐部的第五个成员，也为后世的强军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是个困难重重的年代。
两弹一星的研究成功使新中国拥有了可以震慑强敌的战略武器，跻身于真正的大国之列，使敌对势力再不敢轻言对华动武。
当毛主席问钱学森，为什么执意要回国时，他回答：“苟利国家，不求富贵。
”钱学森引用了《礼记》中的短短八个字，也是这简短的八个字浓缩了一位爱国人士的情怀，让无数人为之动容。
为国奉献的科学家们如今，祖国充满生机、充满希望，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离不开无数的革命先烈、爱国科学家们的牺牲和奉献。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为了国家需要，几番变更研究方向，隐姓埋名30载，磨砺出“国之锋芒”。
他独立自主，用轰动世界的“于敏方案”为中国研制氢弹，打开了一扇大门。
从意气风发到白发苍苍，一个绝密了30年的名字，一个铸核卫盾一甲子的传奇。
孙家栋先生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担任月球探测工程一期总工程师。
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多年发射卫星，42年为中国造34颗卫星，从“东方红一号”到“嫦娥一号”，从“风云气象”到“北斗导航”，背后都有他筹谋、忙碌的身影；他将60多年的岁月奉献给了中国的航天事业；如今，为了中华民族的航天梦，他仍然在呕心沥血、奋斗不息。
有人问孙家栋：“航天精神里哪一条最重要？”“热爱！”“如果你不热爱，就谈不上奋斗、奉献、严谨、协作、负责、创新……”核潜艇，是集海底核电站、海底导弹发射场和海底城市于一体的尖端工程。
26 ┸ 大师剪影追忆梅葆玖先生文/丁惠增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4月25日逝世当天晚上，我先后接到老画家王根富，老领导陆光耀，老朋友、梅派名票、香港海上杂志社《生活信息》总编诸伟华先生等来电，一起追思梅葆玖先生。
梅葆玖先生逝世是中国京剧界一大损失。
他是梅派京剧艺术传承第一人，他最大的优点是平易近人，为人随和，没有大牌名角的架子，所以他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文革”前后，梅葆玖和梅葆玥曾多次来沪传授梅派京剧艺术。
我收藏一帧摄于1982年2月14日上海梅研组暨梅联欢迎梅葆玥、梅葆玖来沪演出的集体照。
参加这次雅集合影共33人，其中30多岁的年轻人仅5人。
当年诸伟华38岁，其余皆为老一辈著名京剧艺术家。
前排就座十人，从左至右：何慢，《上海戏曲》杂志主编；童芷苓，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1922—1995）；梅葆玥，梅兰芳女，著名余（叔岩）派女老生（1930—2000）；齐英才，原上海京剧院院长、著名演员；俞振飞，著名京昆剧艺术家（1902—1993）；魏莲芳，梅兰芳大弟子、著名京剧演员（1910—1998）；刘景毅，原北京京剧院院长；梅葆玖，梅兰芳子、梅兰芳京剧团团长（1934—2016）；苏平，京剧表演艺术家；钱英郁，著名戏剧评论家。
照片第二排左起第4人为梅维忠先生，系梅兰芳艺术传承人，梅派爱好者联谊会召集人。
梅兰芳艺术研究小组简称“梅研组”，由梅葆玖、卢文懃创办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卢文懃是梅兰芳先生琴师，家住上海四川路桥南堍虎丘大厦。
当年梅派爱好者联谊会召集人梅维忠三位女儿均参加活动，即照片中第三排左起为梅蓉芳、梅蓉兰、梅蓉蓉。
拍照地点在上海国际饭店2楼。
拍照后，当年梅葆玥、梅葆玖曾指导他们演唱梅派京剧。
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照片中大部分人已故世了。
这帧照片也成了珍贵的历史档案。
事隔多年，2004年6月6日，我陪同诸伟华到上海教育会堂宾馆拜访梅葆玖先生时，旧事重提，梅葆玖先生语重心长地对弟子诸伟华说：你的嗓音宏亮甜美，你还年轻，希望你为梅派京剧出力，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事后愉快合影留念。
追忆黄济先生二三事作者：张斌贤来源：《中国教师》2015年第02期早在1981-1982年间，我就曾有幸当面聆听黄济先生讲授教育哲学（据我所知，这是1949年后在高校第一次开设教育哲学课程），但作为晚辈，与先生的直接接触非常有限。
而就是这有限的接触，使我对黄先生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胸怀和人格有了切身的体悟。
1995年10月，我出任北师大教育系副主任，分管科研、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工作。
任职后不久，就得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九五”课题申报在即。
在当时，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对于科研管理一无所知。
为此，我专门拜访学校科研处（当时称作自然科学处）负责文科科研管理的副处长张勉老师，向他请教。
张老师告诉我，我的工作压力很大，原因是教育系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八五”课题评审中只争取到一项半课题;更为困难的是，教师们申报课题的积极性不高。
我至今仍然感谢张老师的提醒，这实际上为我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从科研处回来后，我就将上述情况向时任教育系主任的劳凯声教授进行汇报，并就如何组织申报“九五”课题进行了讨论。
我们一致的认识是，鉴于教师们申请课题的积极性不高，仅仅依靠发通知或开会号召，可能起不到实际作用，还是应该做些细致的动员工作，特别是要动员学科带头人和知名教授带头申请，通过他们发挥示范作用，同时也提高课题申请的成功率。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先后拜访了本系的部分知名教授和教师，努力动员他们申请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九五”课题。
正如张勉老师所分析的那样，教师们确实不太愿意申请课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久闻黄济先生宽厚仁慈、顾全大局，我相信黄先生一定会支持系里的工作。
因此，便登门拜访黄先生，恳请黄先生出马。
第一次做工作时，黄先生并没有明确同意带头申请，但答应考虑。
此后，我请时任教育学教研室主任的高洪源教授帮着做黄先生的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黄先生同意牵头申请“九五”国家重点课题。
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莫大的鼓舞。
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追忆丁文江先生文/丁 亚作者简介 丁亚，江苏省泰兴市政协主席，从事文化研究等。
丁文江先生是近代中国科学史、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之一。
81年前，先生因公殉职。
英商《字林西报》发表社论称赞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这是对其一生最中肯的总结和诠释。
虽然先生从未标榜过“爱国”，但他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而勤勉努力的精神，“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爱国情怀，至今仍熠熠生辉。
科学救国的实干者文江先生少年负笈东瀛、辗转英伦，受“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选择了具有实用价值和应用前景的学科，以优异成绩取得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地质学双学士学位。
丁先生学成归国之时，中国地质教育、调查和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地质探矿为外国人垄断。
章鸿钊先生已经写出了《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但未能付诸实施。
丁文江与章鸿钊一拍即合，以“天生能办事”的行政才干和组织能力，加上后来的翁文灏，三人共同把处于草创阶段的中国地质科学不断向前推进。
其中文江先生出力之巨，实为先驱“第一人”。
他对地质事业的贡献至少有三点：第一，训练造就人才。
他筹建并兼任地质研究所所长，开我国地质教育先河，首期毕业的18名学员，后来大多成为我国地质科学各学科的领军人物；协助北京大学恢复地质学系，帮助延聘外籍教授，后来更是担任研究教授，参与领导地质教学工作；敦请中央大学开设地质系，并担任名誉教授，为培养我国地质专才作出了杰出贡献。
第二，开展地质调查。
他担任地质调查所首任所长，不畏艰险，登山涉水，坚持“登山必达峰顶，移动必须步行”，对我国地层、岩石、造山运动的考察和矿产调查做了大量奠基性、开拓性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调查成果，为地质调查树立了典范。
第三，加强学术交流。
他倡编《中国古生物志》，亲任总编辑，使之成为中外闻名的科技杂志；制作区域地质图，发表地质矿产调查报告及相关论文；筹建并担任地质图书馆、博物馆馆长，参与创建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古生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组织中外学术交流，赢得世界级声誉，被誉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开山大师、地学之父。
在盐城滨海县城城北有一条老街名为东坎，老街的小巷深处有一座四合院老宅，老宅里曾住着一位老先生，他就是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盐城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的李敦甫先生。
每每忆及与先生相处的往事，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谆谆教诲，言犹在耳。
一先生与我既有本家之源，也有父辈之情，还有师生之谊。
李老与我父亲是多年至交，儿时我经常随父登门拜访。
家父也爱好写写画画，便早早请李老教我习字。
从小学到中学，断断续续跟着老先生学了几年，他也一直将我看作晚辈后生，悉心教导。
在先生的潜移默化之下，临帖练字已成为我生活习惯，哪天不写毛笔字就自觉手“痒”，即使在乡下插队当知青的那几年，我也追忆李敦甫先生李驰李敦甫仍在种地之余坚持每日写写画画。
那时条件很是清苦，仅在床边临窗处码上几块砖头，放上一块硬纸骨板，再铺上旧报纸，就算是一张写字台了。
彼时多临帖颜、柳，往往一坐就是半天，即使到了中午肚子咕咕在叫，但不写满几张旧报纸，是不会放下手中之笔的。
此间，先生也时时指点迷津，令我获益匪浅。
记得我成家为父后，先生还专门为小孩写下“自强不息”“求索”“奋斗”等墨宝，并为其赠书励志，令我十分感动，也体现了他对青少年后生的爱心和希冀。
二敦甫先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正是他严谨的治艺精神和独特的书写风格。
先生出生书香世家，幼承庭训，5岁习字，数十年如一日，临池不辍。
先生活了一世、练了一世、写了一世，始终秉持虔诚、务实、求真的精神，持之以恒地行走于书法艺术之途。
由于长期握笔，先生的大拇指肚平平的、瘪瘪的，皮几乎贴在指骨上。
他经常竖着大拇指捏着那被磨瘪的指头对大家讲，“这些都是功夫噢，练习书法不‘用其心、费其力’可不成啊”。
据敦甫老先生相关编年事记介绍，他从甲骨钟鼎到秦汉石刻，从六朝墓志、唐宋碑帖到明清书家古迹，都刻苦研习，探索出一条熔古铸今的艺术之路。
先生的大作尊古而不泥古，既苍劲粗放，又圆润细腻，静中有动，刚柔并济，凡落笔结字，犹如青石落子，相依相融，顺势而为，恰到好处。
追忆恩师苏少泉先生陈 良 尊敬的恩师苏少泉先生走了，于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１日凌晨在家中安详辞世，享年９７岁。
近些年老师年事已高，每次出差路过哈尔滨都要争取去看看，身体愈发不如从前，但突然听到老师离去的消息，悲从中来、泪眼婆娑、难以平静、夜不能寐，往日点点滴滴浮现在脑海，写下点文字，作为纪念。
苏少泉先生是我国化学除草事业先驱、著名杂草科学家、教育家，１９２８年１１月生，河南南召人。
我和曲恩革是１９９６年考入东北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求学苏先生门下，有幸成为关门弟子，那时苏先生已６８岁了，带的学生不多，同时期在实验室的有王春林、张雅凤、王萍等几位师兄师姐，大家在一起学习、做实验，相处非常融洽。
先生中等身材、衣着朴素，话不多，开始感觉有点严肃，但时间久了发现先生非常随和，简单而纯粹。
除了他钟爱一生的事业，任何俗事琐事好像都不能困扰他。
先生走路总是低着头，好像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什么。
那时实验室条件有限，先生也只有一张老旧的、堆满各种文献资料的写字台，记忆中先生总是专注地伏在桌前，查阅资料，撰写文章，无论冬夏，从不间断，即使是大年初一，先生也会坚持到实验室去看书写文章。
后来先生虽不能常常去实验室看书写文章，但在家里依然保持着每日看书写文章的习惯。
师母郭老师曾讲过一则趣闻，有一次郭老师回老家一段时间，回来后看到家里通往书房的地板上被先生走出一条清晰的印记，桌上留下手臂伏案写字的压痕。
普通老人在那个年纪基本是含饴弄孙、享受生活了，先生却依然勤耕不辍，事事亲历亲为，认真地备课、教授专业课、去田间调查试验。
实验基地在距离学校有段距离的香坊农场，苏先生常常骑自行车和我们一起去调查，记得一起去看水稻田试验，只见先生鞋一脱裤腿一挽，第一个就下到稻田里了。
读书那几年，我家里出了点变故，生计维艰。
苏老师介绍我去美国凯斯公司做兼职，翻译英文资料，有时陪同澳大利亚专家到农场出差，做兼职翻译。
兼职收入除了供研究生３年学习生活开销，还可补贴家用。
追忆先生作者：强胜来源：《杂草科学》2014年第01期（南京农业大学杂草研究室，江苏南京 210095）摘要：本文通过作者与李扬汉教授学习和工作过程中的点滴事件，再现了李扬汉教授为我国杂草科学事业和植物学教育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阶段性历史过程以及他的科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I26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935X(2014)01-0001-03In Retrospect：Commemorating Prof. Li Yanghan 100th AnniversaryQIANG Sheng(Weed Research Laboratory，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Abstract:Professor Li Yanghan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weed science and teaching of botany in China.Here I provide an account of my perceptions about Prof. Li with whom I had the honor to work.In addition to his scientific legacy，Professor Li Yanghan is recognized as a devoted teacher with a great spirit of collaboration and an encouraging attitude.2014年是著名植物学家、杂草学家、农业教育家李扬汉先生诞辰100周年。
他是我教学科研工作的恩师，作为学生和助手，我与他合作共事长达20年，直到2004年李先生溘然长逝于兰州。
回顾与先生的点点滴滴，先生勤奋刻苦、对事业执着追求的精神，对科学研究工作的远见卓识和敏锐洞察力，重视教学活动的强烈责任感、高超娴熟的教学技能和感召力，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理论与农业实践相结合等思想，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学习的榜样，对我的人生观和事业目标产生了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也对南京农业大学杂草研究室教学和科研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是1985年考入南京农业大学并投入李扬汉先生门下的，当年招收4名硕士研究生和一个8人的研究生班，4位学位研究生中我是唯一的一名外校背景，记得当时李先生亲自面试，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报考南农，我的回答是“我本科是学生物学，后留校从事植物学的教学工作，参加植物分类学研究，一直是基础理论性的，希望能将学习的理论知识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南农的农业科学正好是植物学的应用性学科，应该更有发展前途”。
在进入南农学习及以后的工作中，使我意识到我的回答，正好与先生一直践行的理念相符，也许不仅是由于我的考试成绩(因为那时本校背景考生成绩也很优秀，学位研究生更是优中选优)，而正是我的面试回答打动了先生，我才荣幸在十分激烈的考试竞争中被录取。
研究生期间正好遇上先生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中国杂草种类区系分布和综合防除理论的研究》，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安徽沿江圩丘农区农田杂草调查研究》，在江苏、浙江和山东也有先生的研究生薛达元、韩永忠和郭水良先后开展相应的调查研究的论文。
一年级学习还没有结束我就被派往甘肃进行为期1个多月的野外杂草调查。
与此同时，他还分别派遣其他研究生前往青海、西藏和四川进行调查。
他也亲自带队前往四川进行野外调查，近1个月。
在此过程中，那时已经77岁高龄的他还计划经过川藏线，亲自前往西藏进行调查采集，但是，由于周围人考虑到高原反应以及旅途遥远辛劳的因素对其进行劝说，虽在四川历经几次努力，最后他自己也担心有什么问题，也怕麻烦到别人，而最终放弃了计划。
农业院校应以植物学为基础，研究杂草生物、生态学，探寻防治的技术。
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前者是应用基础，后者是应用技术，实现了将植物学基础研究应用到农业生产实际的目标。
因此，也找到了一条农业院校传统植物学科发展之路。
那时的杂草科学在国内还刚起步，国际上以化学除草剂为主导的杂草防除技术才开始在国内推广，正是李扬汉教授发起领导了国内开展大规模系统的农田杂草调查研究及标本采集，建立了第一个中国杂草标本室，至今仍然是中国收藏杂草标本最多的专门标本室，加上当时一批其他学者的杂草调查研究工作，揭示了中国农田杂草发生分布规律，为我国杂草科学20世纪90年代及之后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4］。
先生虽身在农业院校，时时考虑的却是将植物学基础如何与农业科学实践相结合，他最擅长的是植物解剖学，他坚持数十年开展禾本科、蔬菜植物的解剖学研究，因为重要的粮食作物均是禾本科的，而蔬菜则是另一类重要的农作物。
这对作物育种、栽培等领域的学者很有学术参考价值［5-6］。
这些理念几乎也贯穿到之后杂草研究室发展的历程。
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杂草调查研究，他的目的是为了摸清中国农田杂草发生与分布状况，积累第一手资料，为编写鸿篇巨著《中国杂草志》打基础。
3年研究生学习毕业后，我留在了李先生的身边，后来才听说留下工作还经历了一番周折。
由于当时是计划经济时期，学校进人指标卡得很紧，当年李先生并没有留人的指标，学校是农业部直属的，进人指标要农业部批。
因此，他不顾近80岁高龄亲自去北京争取到一个特别的进人指标，因为要编写出版《中国杂草志》这样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我留校后前面整整5年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先生编写《中国杂草志》，从整理鉴定标本，查阅文献，校正名录等，到联络其他参与者，收集整理文稿，统一格式，规范名称等，也负责一些内容编写，直至1993年。
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幸得到先生多方面的教导，他严谨的科学态度、勤奋刻苦的敬业精神、敏锐的科学洞察力，令我终生受益。
让我感受最为深刻的是，先生对科研的目标明确，深谋远虑，且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
建立“中国杂草标本室”是一项基础性工作，花费又是项目中最多的，采集与制作、标本柜定制等并不能立刻带来效益；但是，他一直着力推进，直至建成。
在世纪之交，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标本信息化为大势所趋，我们也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将其作为我的硕士研究生魏守辉的论文主题，在2001年建立了中国杂草信息服务系统(http：///)，使中国杂草标本室的标本信息网络化，至今点击超过130余万次，成为了解中国杂草信息的最主要的窗口，相关信息也纳入了全国标本馆信息系统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工程的科学价值体现得越来越明显，更能体现出先生作为杂草科学大家的远见卓识。
另一件小事，那时的文字基本上是手稿，为了整理杂草名录建立数据库提高效率，我向他建议添置一台电脑，在当时一台电脑需要花费大约3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经费，尽管经过几年的花费，原基金的经费花得差不多了，但先生在经费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就同意购买了，这大大方便了资料整理、名录制订和信息收集完善，对顺利完成《中国杂草志》创造了必要的工作条件。
此前，我是接手李先生先前的助手章毓英老师，她已经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此后也一直参与到该工作中。
1993年的暑假期间(当我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将赴北京参加英语培训之前)，我将除了绪论和附录外的描述各种杂草的文字手稿交到了先生的手后，“研究生”样的状况才算基本结束了。
之后，出国，回国，一晃就3年过去了。
其间，先生除了亲笔写作外，还负责全稿的进一步审订和统稿，最后交出版社，再校对，前后历时近15年200余万字的《中国杂草志》巨著终于在1998年正式出版。
那天，他亲自将《中国杂草志》成书交到我手上，并说道：“由于你最年轻，所以副主编只能是摆在最后。
”先生将我作为副主编之一是我意料之外的，因为编委中只有我年纪很轻，其他均属于前辈，这已让我很感动了，他还如此解释，足见先生对年轻人的鼓励、提携和培养［1］。
回忆这段学习和工作经历，我感到庆幸的是能够参与到迄今最宏大的中国杂草科学研究工程中来，这使我有更多的学习和锻炼机会。
杂草研究室原来的主要工作是科学研究，因此，一段时间内，李先生已经不上植物学课程，而主讲植保系和农学系的杂草学，我有幸一直作为他的助教重复聆听他富有激情的演讲，目睹了一代教育大师的风采。
他上课的主要特点是幽默风趣，举重若轻，总是能紧紧抓住学生的注意力。
他即使是80多岁高龄，讲课时仍然声音洪亮。
因此，上过他课的学生总会印象深刻，依据多年后返校的校友回忆，差不多忘记了大多数老师的姓名，唯独能够记得李扬汉教授上课的场景。
先生之所以上课如此精彩，是因为他上课前必备课，哪怕是讲了很多次的课程；他也时常告诫我们要这样做。
先生对教育学生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只要是与教育学生有关的活动，如新生入学、团活动等，他是有求必应。
直至晚年时，很长一段时间，他还要求能够讲第一次课。
我记得，他是直至近90岁高龄时，由于身体的原因，才完全没有再走上讲台。
至此，我作为他的助教的工作才真正结束。
他一生注重教材建设，为使我国植物学教材跟上时代步伐，不仅参考了国内外有关文献，还结合我国实际，重编了《普通植物学》。
该书被列为大学丛书，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 1972 年在中国台湾已发行了7版。
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农业部委托，主编和修订了历届全国农业院校统编的《植物学》教材，该教材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发行量达30余万册，至今仍然有学校选用，农业院校的本科生几乎都读过本书，甚至包括部分综合性和师范院校的师生［7］。
他编写并再版《植物学》(上、中、下册)，这是一部内容全面系统的教学参考书［8］。
李教授还率先在农业院校农学和植保专业开设杂草科学课程，并早在1981年就编写出版了《田园杂草和草害——识别、防除与检疫》以作为杂草学课程的教材，为我国杂草科学的教育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9-11］。
他在教学中善于利用直观教学形式，总是将先进的技术引入到教学活动中，如幻灯、投影等，这些设备他均是最早使用的。
李先生还十分重视实践教学，教研组的植物学实验材料齐备，就是挂图也有好几套。
这些为我们之后开展植物学教学手段现代化改革和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他重视教学以及直观教学、实践教学等理念，引导我们在全国率先开展基于网络的植物学自主学习教学模式的改革和研究，并取得成功［11］。
我们在植物学课程建设上的许多“第一”，除了上述的基础外，或多或少也是先生在业界声誉积淀的效应。
南京农业大学植物学课程为首批国家级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相关教学成果还获得江苏省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等数十项［11，13］。
建立的植物学网络课程是首个正式应用与网络教学的，加上随后建设的植物学数字课程均是国内首批正式出版的［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