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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问题休谟问题，是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年旧历4月26日（注：新历是1711年5月7日：18世纪旧历比新历早11天）－1776年8月25日）首先提出的，是个未成很好解决的哲学问题，主要是指因果问题和归纳问题。
1 认知论的休谟问题因果问题休谟主张大多数人都相信只要一件事物伴随着另一件事物而来，两件事物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关联，使得后者伴随前者出现，休谟在《人性论》以及后来的《人类理解论》一书中反驳了这个理论，他指出虽然我们能观察到一件事物随着另一件事物而来，我们并不能观察到任何两件事物之间的关联。
而依据他怀疑论的知识论，我们只能够相信那些依据我们观察所得到的知识。
休谟主张我们对于因果的概念只不过是我们期待一件事物伴随另一件事物而来的想法罢了。
“我们无从得知因果之间的关系，只能得知某些事物总是会连结在一起，而这些事物在过去的经验里又是从不曾分开过的。
我们并不能看透连结这些事物背后的理性为何，我们只能观察到这些事物的本身，并且发现这些事物总是透过一种经常的连结而被我们在想象中归类。
”也因此我们不能说一件事物造就了另一件事物，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一件事物跟另一件事物可能有所关连。
休谟在这里提出了“经常连结”（constant conjunction）这个词，经常连结代表当我们看到某件事物总是“造成”另一事物时，我们所看到的其实是一件事物总是与另一件事物“经常连结”。
因此，我们并没有理由相信一件事物的确造成另一件事物，两件事物在未来也不一定会一直“互相连结我们之所以相信因果关系并非因为因果关系是自然的本质，而是因为我们所养成的心理习惯和人性所造成的。
”归纳问题在《人类理解论》一书中[13]，休谟主张所有人类的思考活动都可以分为两种：追求“观念的连结”（Relation of Ideas）与“实际的真相”（Matters of Fact）。
前者牵涉到的是抽象的逻辑概念与数学，并且以直觉和逻辑演绎为主；后者则是以研究现实世界的情况为主。
从“是”推不出“应该”吗?(上)———休谟法则的哲学根据质疑程仲棠(暨南大学新闻系教授,广东 广州 510632)[摘 要]本文上下两篇分别对休谟法则即“不可能从‘是’推出‘应该’”的哲学根据和逻辑根据提出质疑。
上篇主要检讨休谟法则的哲学根据———事实与价值二元论。
这种理论在20世纪引起重大争议,它得到韦伯和摩尔的支持,被卡尔纳普、艾耶尔和黑尔等人发展为非认识主义伦理学,但受到石里克、普特南、。
,二元论者把事实命题和价值命题的区分加以绝对,。
与自然事实不同,社会事实具有内在价值,描述社会事实的命题本身就含有价值意义,所以,从事实命题推出价值命题,即从“是”推出“应该”,不是不可能的。
[关键词]休谟法则 事实与价值二元论 非认识主义伦理学 社会事实〔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10-0019-06 从“是”能否推出“应该”,是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的一个著名的问题,按照现代解释,它等同于从事实命题能否推出价值命题(包括规范命题和评价命题)的问题。
休谟写道:“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
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
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需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
不过作者们通常既然不是这样谨慎从事,所以我倒想向读者们建议要留神提防;而且我相信,这样一点点的注意就会推翻一切通俗的道德学体系,并使我们看到,恶和德的区别不是单单建立在对象的关系上,也不是被理性所察知的。
”①休谟在《人性论》及其后的著作中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始终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
后现代语境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三个维度作者：邢建昌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01期[摘要]后现代语境，既是一种看待问题方式的转变，又是与现代性语境的一种新的关系。
后现代语境下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有赖于三个维度的彰显：首先，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文学的事实是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知识得以建立和展开自身的前提和保障，而价值评判和价值追求，则体现文学理论的创造品格和人文气象。
两者的结合是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的基本规定；其次，实证与思辨的统一。
实证与思辨的统一根源于作为研究方法的实证与思辨应用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过程中各自的优长与局限，实践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第三，揭示本质，慎谈规律。
关键是要对本质采取一种科学的符合对象自性的方式，而不是将本质凝固化、主义化。
文学理论还要破除对发现规律的执迷，还文学研究以地方性的、语境化了的知识叙述。
[关键词]后现代语境；事实；价值；实证；思辨；本质；规律可以从多个层面进入后现代语境。
在笔者看来，后现代语境与其说是对我们所置身的时代状况的描述，不如说是一种看待问题方式的转变。
后现代语境提供了我们进入问题的新的参照、新的框架、新的知识型。
然而，后现代语境与现代性语境又不是彼此对立、水火不容，而是呈现既彼此解构，又相互依赖的关系。
讨论后现代语境下的种种问题，不能无视它与现代性语境的张力关系。
本文提出的后现代语境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三个维度，正是在吸纳了现代性知识叙述的有效成分，又保持了对后现代知识叙述的自觉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
一、事实与价值的统一西方哲学对事实与价值关系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
然而休谟的“惊讶”却建立了一个关于事实与价值分离观念的最初的思想前提。
休谟在《人性论》里曾经谈到：“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
人文精神的光芒——品读李德顺先生《价值论》一书李德顺先生的《价值论》写作于1986年，初版于1987年。
第2版20年后重新修订，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
而当我品读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2014年。
从1987年至2014年的27年间，价值问题受到了持续的关注，学界成果日益丰富，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问题不断深入。
在党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之后，价值论更是引发了热议。
李德顺先生的《价值论》一书在国内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讨论了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问题，体现了清醒的学科自觉意识，初步解决了价值论的前提性问题，可谓是中国价值论领域的奠基之作。
李德顺先生的导师肖前先生在序言中说：“是‘文化大革命’那个荒唐的年代，触发了李德顺同志探索价值论问题的动机。
”也许正是作者对那段历史的深刻记忆和反思，通读《价值论》你会发现作者虽用着哲学家冷峻的理性的批判的语言建构起价值论的理论王国，却传达了温情的对于人的关怀和照顾。
李德顺先生是一个具有人文精神的学者，他关注人，发掘和阐释人的价值，他在书中明确提出“价值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主体、人的问题”，在全书的结尾，他也不厌其烦饱含深情地总结：“一切都必须从承认和尊重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出发，把人的权利和责任还给人自身。
”由此可见，李德顺先生是用自己的作品对一个时代进行了反思，是用作品表达了一个学者的良知操守，是用作品唤醒人回归“人”。
《价值论》一书在正文之前设有导论。
导论题为“价值问题与哲学”。
作者试图从“学科”和“学说”两个层面带领读者理解价值研究的性质和意义。
在学科层面上，作者把价值论提升到与本体论、认识论等同的高度上来进行研究，他认为价值论是与存在论、意识论相并列的三大基础理论分支之一。
这“给予价值论以新的学科定位，将价值哲学从认识论中区别开来，确立其与知识、真理问题不同的研究向度，有利于确立价值论研究的基本框架、理论体系、研究范围、研究立场、研究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学科合法性地位的确立、研究的自觉与成熟。
元伦理学简介一、道德规范四处存在，但是其中很多的基本概念都缺乏厘清，此时的伦理学家们只能去寻找道德的确切基础，并以此作为源头来将道德理论系统给整个规范化，同时解决现实中伦理争端和相对盛行的问题。
元伦理学主要分成两派，一派是直觉主义，另一派是新实证主义——主要就是想找到道德的确切根据，利用语言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梳理清楚整个道德体系，加强其规范性：1、直觉主义认为道德的根据是确定的，但该根据的内容又是模糊的，即一种难以说明却人人都有的直觉，正是这些直觉形成了最基本而又不可定义的道德概念，只有从它们出发才能进一步对其它概念进行分析和重整；2、新实证主义则认为这个根据一定要明确拿出来：①如果无可避免地模糊，那它或许就正是建立在模糊的基础（情感）之上，故可以放弃对其确切根据的寻求，仅仅作为一门非科学来施加一些词语的厘清工作；②如果它并非本然地模糊，只是缺乏澄清和说明，那就通过概念分析，来将其变为具有确定性和普遍性的规范命令。
二、直觉主义认为，道德知识建立在对道德价值或道德境遇的直觉性认识之上。
这种直觉性认识集中呈现于最基本的道德概念当中，而这就导致了这些概念的不可分析性与真理性同时并存。
直觉主义包括目的论直觉主义和义务论直觉主义两种分派。
1、价值（目的论）直觉主义的代表是摩尔。
他认为伦理的最根本概念是“善”，它直接从直觉处得来，因此并非属于复合概念，而是一个简单概念，不具备进一步被分析和定义的空间，只能用于给其它概念下定义。
而历史上大多数的伦理学家都犯了一种名为“自然主义的谬误”：他们都习惯于用自然性或者超自然性的实在来定义善。
在摩尔看来，善具有两种层面上的价值，一是作为内在价值（内在善），即作为目的，二是作为外在价值（外在善），即作为手段或工具。
摩尔虽不认同用快乐来定义善，但在评价道德的问题上，他依旧持有和功利主义者相近的观点，即从行为带来的结果（价值大小）出发来判断。
2、义务论直觉主义的代表是罗斯，罗斯也用语言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对日常的道德意见进行了净化，并将其区分为服从型和追求型两种。
理解为主应用伦理学（伦理理论的应用方法）1、应用伦理学的产生与发展，体现了伦理学反思从单纯的理论构造、规范构造论证过渡到关注实践这一历史性转变2、种类：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科技伦理、性伦理、媒体伦理、职业伦理等3、伦理理论在应用中的“道德冲突”（道德冲突：道德冲突是指行为主体处于一种两难的情形，他本应满足两种义务或两种规范的要求，但他不得不面对抉择，他的这种抉择势必使她违背其中的一种义务或规范）1）道德悖论：为了维护同一个伦理原则，有可能会出现抉择上的顾此失彼，自相矛盾。
为了这个人的生命而使得另一个人失去了生命，这显然不符合“维护人的生命权”这一伦理原则。
这就是道德悖论（萨尔迈尔）2）伦理差异：是指不同的伦理理论，基于自身理论上的差异性，就相同的事情做出截然不同的判断（萨尔迈尔）——我们不能完全规避道德冲突注意：只有出现两难的情形的时候，才是应用伦理学3、伦理学是各流派的集合（理解）1）伦理学有众多的流派，如德性论、功利主义、义务论、契约主义等等。
伦理学是这些理论的集合体。
在平时，伦理学的理论分支（各流派的思想）并不会受到太多的关注。
简单的问题仅仅凭着道德常识、道德直觉即可做出性质（善恶、是非、对错）上的判断，无需借助理论的判断。
另外，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如不伤害、公正、仁爱，是可以得到所有的道德流派的一致支持。
但是，在人们遇到道德冲突、价值难题之时，其理论兴趣就会激发。
于是人们希望追根寻源，审视和分析不同伦理理论各自的特点与优势，考察它们的竞争力。
阿奎那注意到：“对于总体规范的论证与推导有别于这些总体规范在日常具体生活中的实际应用。
实践中总体规范应用的严格度肯定比理论中的要低，因为在实践中交织着许多原则，许多层面与势力都必须得到相互的权衡”。
2）在现实的实践中，人们往往不是那么完全地坚持某一种流派的主张（如既不是纯粹的原则主义，也不是纯粹的功利主义），而是兼而有之。
这样，人们对任何一种流派规则（如原则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遵守都不会那么严格了4、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不同态度1）在应用中失当的理论（有三种理论应用的态度）——这三种态度为伦理理论提供了自信，但错误的夸大了这种自信①回避应用：只专注于理论构造而回避具体的应用②情境法：它拒绝在实践中应用伦理理论或原则，而是着眼于具体的情境（由于对原则的放弃，由于把道德判断电力在得不到变故的个体或集体的偏见之上，情境法使人陷入盲目主义的迷雾之中，类型包括决疑术、境遇伦理、决断论等）③伦理原教旨主义（基本要义）：道德理论原则或规范直接应用到具体的事例和问题上去（他对理论在应用中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过高自信）——道德理论和原则只能提供一种导向的作用2）给予“启示”的学说①亚里士多德的“明智”学说：“善”取决于每种独特的情境善的理念+具体情境=明智明智就是把善的理念与具体的情境结合起来（不再求助于某一种理论，而是要援引各种不同的理论）②融贯主义1.“融贯主义”主张，在将道德理论、规范与原则应用到具体实际的过程中，我们不要依凭单一的规范、原则或理论，而是依凭一个由诸多道德理论、规范与原则构成的有序的、有内在关联性的网状整体（各种道德原则和道德信念构架起的一个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