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变文》研究

2020 年 21 期11New Generation王昭君出塞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公元前33年，首见于班固《汉书》，而后在葛洪的《西京杂记》、范晔的《后汉书》、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书中均有记载，昭君形象也逐步深入清晰。

《王昭君变文》是唐人根据正史、野史、文人诗及民间传说，对昭君故事进行加工再创造而形成的文学作品。

不同于其它作品中的“悲情”昭君形象，《变文》中的昭君，从被迫出塞，到出塞后的种种情思，乃至最后的思乡离世更多彰显的是她的爱国情怀。

一、王昭君的爱国情怀（一）昭君出塞原因关于王昭君出塞原因，历史上说法不一，正史和杂史均有记载，但总体上可分为“主动出塞”和“被迫出塞”。

《王昭君变文》中，由于上卷缺失，对于昭君出塞的确切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后半段的叙述中却对于昭君出塞的原因有所暗示：“良由画匠，把妾陵持”、“丹青写刑（形），远稼（嫁）使匈奴拜首”。

（[5]p102）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推断，昭君出塞的原因为画匠所误，并非“积悲愤”后的主动和亲。

基本承袭了杂史杂传的民间说法，与《西京杂记》《世说新语》中的出塞原因基本一致。

《变文》选择了昭君的“被迫出塞”而非“主动出塞”主要突出表现了昭君的爱国情怀，表现昭君对汉室的忠诚。

这里我们也可以从后文昭君在出塞途中唱的一首七言诗里可以窥见。

“如今以暮（已沐）单于德，昔日还承汉帝恩，□□定知难见也，日月无明照覆盆。

愁肠百结虚成着，□□千行没处论。

贱妾倘若蕃里死，远恨家人招取魂”（[5]p98）昭君一路上流露的都是对大汉的不舍和眷恋。

（二）昭君出塞匈奴与昭君在塞外紧密联系且最能反映昭君生活状况的“单于”在《王昭君变文》中成了浓墨重彩的人物。

然而，史书中对单于的记载只是寥寥数笔。

然而在《王昭君变文》中，单于被浓重的描写成了一个痴情汉子。

通过单于的痴情宠爱与昭君的冷淡愁思，更能体现昭君思汉，时刻不忘祖国的爱国情怀。

（三）昭君出塞结局昭君出塞后的结局在不同的版本中也有一些差异，昭君在塞外的生活究竟如何一直是人们比较关注的。

关于王昭君的史实记载————————————————————————————————作者: ————————————————————————————————日期：史实记载:（1)《汉书》班固元帝纪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乎韩邪单于来朝。

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乎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

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2）《汉书》班固匈奴转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

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

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

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3)《后汉书》范晔南匈奴列传初，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以次当为左贤王。

左贤王即是单于储副。

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

知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

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

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

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

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

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

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生二子。

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４）《资治通鉴》司马光卷二十九●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

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

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

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单于号王昭君为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

（５）《资治通鉴》司马光卷三十呼韩邪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

复株累若鞮单于以且麋胥为左贤王，且莫车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为右贤王。

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６）《资治通鉴》司马光卷三十五王莽欲悦太后以威德至盛,异于前,乃风单于令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赏赐之甚厚。

研究敦煌变文的重要参考书--------------------------------------------------------------------------------作者：佚名来源：本站搜集点击：389 更新：2005-4-26 2:03:13１９００年５月，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第十七窟的藏经洞被发现，总藏约五万卷珍贵写本中的精品近万卷即相继为英人斯坦因（ＡｕｒｅｌＳｔｅｉｎ）、法人伯希和（ＰａｕｌＰｅｌｌｉｏｔ）等盗运出国。

后来，由于清政府及一班官吏的昏愦腐败，剩余的写卷又流散甚多，致使这些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被分藏于北京、伦敦、巴黎、列宁格勒等处，还有少部分流落在国内外私人手中。

在敦煌遗书中，有许多以说唱体为主的通俗文学作品的唐、五代写本，这就是“变文”。

变文的发现，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弥足珍贵的丰富资料，填补了空白。

本文即就有关敦煌变文研究的书籍，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最早辑收敦煌变文残卷的一些书籍在敦煌遗书发现后最初二十年间，由于其中的变文写卷大多被携至国外，国内学者极难看到原卷或照片，因而学术界对变文的认识是朦胧不清的。

如日本的汉学家狩野直喜博士于１９１２年游历欧洲，看到部分遗书原卷，首先介绍了《季布歌》、《孝子董永传》等，王国维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中认为它们“似后世七字唱本”，又认为《目连救母》、《李陵降虏》二种为“纯粹七字唱本”。

胡适在国外见到《维摩诘讲经变文》写卷，遂在《海外读书杂记》中最早介绍了变文名称，但并没有作进一步的研究。

１９２４年，罗振玉首先搜辑印行了《敦煌零拾》一书，其中的“佛曲三种”即是变文专辑，收录了《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有相夫人变文》三个国内所藏的敦煌残卷。

由于写卷首尾残缺，罗氏当时还不知道“变文”这一名称，也未能认识到“变文”这种特殊的文学体裁与其它民间文学样式及佛经的关系，因此将它们定名为“佛曲”。

１９２５年，刘复（半农）将他从巴黎抄录的１０４种敦煌遗书内容，按民间文学、社会情事、语言文字三类编成《敦煌掇琐》三辑，作为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专刊出版。

从“无”到“美”的完成——浅析《汉宫秋》中的昭君形象作为中国历史上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她的形象从古至今在人们心中都是艳丽绝色的落雁之姿，实际上，这只是人们根据浪漫唯美的典故、曲折感人的戏剧所做出的幻想。

从最初的史实，到《汉宫秋》里那样的戏剧角色，昭君形象经历了一个典型的从“无”到“美”的发展过程。

一、起于“无”的嬗变过程历史上真实的昭君，最早见载于东汉班固所撰《汉书·元帝纪》“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

诏曰：‘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

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墙)为阏氏。

’”又有《汉书·匈奴传》载：“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

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樯（墙）字昭君赐单于。

……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

”这其中既没有对昭君的姿容和事迹进行任何直接描写，也没有通过他人评价等方式来间接表明。

也就是说在最早、最具有可信度的史料中，昭君和亲原本只是一桩以单于觐见汉王、请旨和亲为起始，至昭君远嫁匈奴、生育子女而结束的普通政治联姻事件，昭君本人在其中只是一笔带过“掖庭待诏良家子”。

至晋代葛洪的《西京杂记》记载昭君故事时，增加了画工索贿绘丑图的情节，这一戏剧性改造为昭君补充了绝美容貌、高雅气质和圣洁品格，虽然脱离了历史真实性，却使昭君形象初具“美”的雏形并流传开来，以至于在《后汉书·南匈奴传》这样的史料中也出现了“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

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

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

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的记载。

而把元帝时代的民族矛盾的形势描绘为匈奴强大、汉朝虚弱，把昭君出塞看作是朝廷屈辱求和、巾帼女子牺牲自己的表现，则是源自唐代敦煌的《王昭君变文》。

至此，昭君形象的“美”不再停留于外貌而显现在精神意义方面，拥有了更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典型意义，成为了从“无”到“美”的重要分界线。

【课外阅读】马致远杂剧的思想倾向与艺术特色在元代杂剧作家中，马致远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他一生写了十五种杂剧，除了散佚的，现存《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江州司马青衫泪》、《半夜雷轰荐福碑》、《西华山陈抟高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六种。

另外，《开坛阐教黄粱梦》一种，是他与李时中、花李郎、红字李二集体编写的。

对马致远杂剧的评价历来都是很高的。

元代的周德清在《中原音韵·序》中“关、马、郑、白”并提，最早尊马致远为元曲四大家之一。

元末明初的贾仲明为《录鬼簿》补作的挽词，对马致远赞誉道：“战文场曲状元，姓名香贯满梨园。

”同样认为马致远在元代杂剧作家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明代的戏曲理论批评家对马致远的评价更高。

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列马致远于元曲家的187人之首，认为“马东篱之词”，“有振鬣长鸣，万马皆瘖之意。

又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

这位封建藩王已经把马致远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了。

他们的评价公允吗？符合戏曲历史的真实吗？这是值得今天的戏剧研究工作者重新来推敲的问题。

这些封建时代的评论家受到自己的世界观和美学观的局限，又往往着眼于剧作的曲词和音律的技巧，他们对马致远的赞誉之词，很难看作是对马致远杂剧思想与艺术的全面和正确的估价。

我们应该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和美学标准，对马致远的杂剧作出崭新的评价，让这位杂剧作家的作品能够获得它们应有的历史地位。

（一）贾仲明在《录鬼簿》中给马致远补作的挽词里提到：“《汉宫秋》、《青衫泪》、《戚夫人》、《孟浩然》，共瘐白关老齐眉。

”他认为这四种杂剧是马致远的成就较高的作品；有了这四种作品，马致远就可以同庾无锡、白仁甫、关汉卿并驾齐驱了。

《戚夫人》、《孟浩然》已佚；《汉宫秋》、《青衫泪》在马致远现存七种杂剧中，的确成就较高。

尤其是《汉宫秋》，思想上、艺术上光彩焕发，不愧为马致远的代表作，也确实可以列入元杂剧的佳作之林。

臧晋叔选为元曲第一，是有眼力的。

从《王昭君变文》创作时间看敦煌吐蕃时期庶民像作者：王继荣来源：《丝绸之路》2014年第06期[摘要]《王昭君变文》的创作年代虽然没有定论，但是通过史料可以推断其创作于敦煌被吐蕃占领时期，在这一特殊时期对昭君故事进行改编创作，并赋予昭君悲剧性女性像色彩。

作为一种庶民文学形式，变文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敦煌普通民众的生存形态和心理状态。

[关键词]《王昭君变文》；敦煌；吐蕃；庶民像[中图分类号]K2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06-0024-03敦煌写卷P.2553号为《王昭君变文》孤本，学者历来对其颇为关注，研究成果也颇丰，在此不再赘述。

王昭君作为历史人物最早记载于《汉书·元帝纪第九》和《汉书·匈奴传下》中，但这两者都只是单纯叙史，并未对昭君本身的情感有任何描述，更不用说提到单于对昭君之宠爱了。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昭君字樯，南郡人也。

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

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

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

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

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

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

”{1}始将昭君出塞略带故事感情色彩描绘出来。

随着时代变迁，王昭君已然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历代文人对其挥毫泼墨，以自己的理解对其形象进行描绘和改造。

而将昭君故事庶民化，则还是要数敦煌本《王昭君变文》。

对于昭君的命运，文人墨客多着以悲怆之色，我们比较熟悉的《西京杂记》、《昭君怨》、《昭君辞》等都是用悲剧眼光看待昭君出塞这一史实。

这些加了自己主观猜测的描绘究竟可否代替昭君本身，也要见仁见智了。

在《汉书·匈奴列传》和《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对昭君出塞后的生活有比较清楚的介绍，昭君于竟宁元年（前33）嫁于呼韩邪单于，但呼韩邪在建始二年（前31）死去，于是昭君又嫁给了呼韩邪单于的继承人，成为新单于的阏氏，新单于又于鸿嘉元年（前20年）死去。

作者： 谭小华 何艳华 吴明林
作者机构： 重庆大学中文系,重庆401331
出版物刊名： 前沿
页码： 194-197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15期
主题词：�王昭君变文》 故事原型 主题 探析
摘要：�王昭君变文》是敦煌变文中的典型代表,反映了唐代艺人对昭君故事的加工与再创造,也是历代昭君故事演变完善的一个突出成就.本文通过对文本进行解读,分析其主要内容和主题,特别是对昭君故事的原型、流传和演变进行了比较深入全面的阐述,旨在探析《王昭君变文》的深刻内涵以及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