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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红色记忆篇累牍。
国民党《中央日报》和上海各大报纸如《申报》《时事新报》《新闻报》等也多予转载报道。
把中国共产党人“引为同志”的鲁迅拿起手中的笔，对国民党和何键的暴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
早在1928年3月郭亮被害并悬首示众时，鲁迅就写下两篇杂文《头》《铲共大观》，以他特有的反讽手法批判湖南当局，指出“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
“长沙事件”和柔石等死难时，鲁迅处境艰难，不仅信件遭邮局检查，作品出版困难，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
1930年3月，他因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受到国民党通缉，不得已在日本友人开设的内山书店避难近1个月。
1931年1月20日，柔石等被捕后，考虑到安全问题，鲁迅在上海地下党的建议下，携妻许广平和幼子海婴转移到花园庄旅馆避难，一家人住在紧靠浴室的逼仄的小房间，直到2月28日才返家。
长歌当哭，鲁迅在“吟罢低眉无写处”的困境中，以“悲愤”“寄怀”，作诗悼念柔石等和之前在湖南被杀的烈士们。
当时，上海的报刊都不敢登载悼念革命烈士的诗文，“左联五烈士”遇难的消息，还是时任“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通过“左联”外围刊物《文艺新闻》，以读者来信打探烈士下落的方式刊出的。
鲁迅的这三首“寄怀”诗，也由冯雪峰通过《文艺新闻》主编袁殊发表出来。
袁殊曾回忆道：“鲁迅的湘灵歌三首，诗稿是冯雪峰交来的。
诗前按语也是雪峰连同原稿一起交给我的，一则有辩诬之意，当时传说鲁迅与日本人关系不清不白，故按曰：鲁迅‘因情难却，多写现成诗句酬（日人）以了事’；二则托词三首诗为应酬之作，发表鲁迅的寄怀曲笔，故按曰：‘此系作于长沙事件后及闻柔石等死耗时。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历程，《湘灵歌》诗篇也已发表九十载。
从《湘灵歌》中，我们可以更具体地感知那凄风苦雨的年代，触摸革命志士们的初心使命，感悟中国共产党的苦难和辉煌。
档案故事：这是一份纸质档案，长43厘米，宽25厘米，藏于湖南省档案馆。
档案背后的故事：国家第一代领导人与官厅水库作者：周总印来源：《档案天地》2013年第01期1951年10月开工，1954年5月竣工，1955年蓄水的官厅水库位于河北怀来和北京延庆两县境内的永定河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央人民政府及水利部直接组织修建的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库。
当1953年水库主体工程竣工时，新华社曾作以下报道：“永定河官厅水库的拦河坝和溢洪道主体工程，在国庆前夕按照设计标准提前完工。
今后即使发生千年一遇的大洪水，也会驯服地接受水库的控制。
永定河上游洪水，千百年来对北京、天津和永定河下游人民的威胁将解除”。
官厅水库建成蓄水，变水害为水利，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极其显著。
中央对官厅水库这一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十分重视，在官厅水库工程修建过程中和竣工前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先后视察了这一重大工程建设。
彰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官厅水库及永定河下游人民的极大关怀。
在张家口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有一份文件详细记述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到官厅水库视察的情况。
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呢？笔者根据此份档案内容描述的情况进行了整理，试图把这些光辉的记忆展现在读者面前。
（一）毛泽东到官厅水库视察及题词1954年4月12日，这一天是官厅水库沸腾的日子，也是令水库工程建设者非常激动和难以忘怀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毛主席视察了官厅水库。
毛主席是从北京坐火车经过八达岭、沙城到官厅的。
上午十点，毛主席身穿灰制服，神采奕奕地走下火车，在工程局党委书记王森等负责同志的陪同下登上大坝，并环视了整个水库工程。
毛主席手拄一根青竹竿，从大坝的西头走到东头，然后又走下坝坡，详细地察看了输水涵洞等工程设施情况。
视察中，毛主席笑容满面，边走边和工人、干部亲切交谈，询问生产、生活情况。
毛主席走到正在施工的一部分操湖南口音的工人中间，无比亲切地询问工人同志“干了多少年了？一个月挣多少斤小米？家里有几口人？生活怎么样？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等等，沐浴在幸福时光的工人同志激动地一一作了回答。
档案背后的故事作者：王新燕来源：《北京档案》2016年第12期笔者翻看平谷区档案馆内的老照片时，无意中看到了一张当年红石坎村合作社旧址的照片，很难想象照片中这破旧的房屋就是当年享誉冀东解放区的红石坎村群众合作社。
笔者怀着好奇心，查找了很多关于当年红石坎村群众合作社的资料，并查阅了当年《冀东日报》刊发的关于平谷第一家农村合作组织的通讯报道，从而了解了它的发展历程。
早在1943年毛泽东同志就发表了《论合作社》和《组织起来》两篇文章，提出用合作社方式把公、私劳动力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走集体化道路。
当年平谷县的第一个农民合作社，创建于靠山集公社红石坎村，红石坎村地处燕山南麓的沟壑之中，北倚长城，东邻蓟县，南望盘峰，这里交通闭塞，土地贫瘠，群众生活艰苦。
1944年，在冀热辽根据地开展的军民大生产运动中，红石坎村的群众在共产党和村抗日政权领导下，最先组织了生产互助组，在残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中开展生产自救。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区逐渐开始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1945年冬天，冀东十四地委和专署举办了合作社训练班，积极倡导发展合作经济，培养合作社骨干。
红石坎村的村长马福斌参加了这个培训班。
1946年旧历七月初，马福斌组织召开村民大会。
会上他向大伙儿宣布：“红石坎村决定成立合作社，参照专署大众合作社的办法，群众可自愿入股，每股上交小米5千克。
”当即就有七十多户报名入股，共集股金540千克小米。
会上，马福斌还被推选为合作社主任，秦文林被选为副主任，刘鸣久为会计，秦宗山为采买员，并把合作社命名为“红石坎村群众合作社”。
红石坎村群众合作社一成立，就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
当时驻在平谷的十四专署领导专门指示大众合作社，要积极扶植基层的群众合作社，要派人员对其进行指导。
红石坎村群众合作社也主动派人到大众合作社学习取经，与之建立联系。
由于红石坎村群众合作社是初办，资金不足，不善经营，经与大众合作社协商，由大众合作社首先贷给红石坎村群众合作社相当于1000多千克小米价值的食盐、纸张、火柴等货物作为底垫，并派专人指导业务。
档案故事：这是一份实物档案，该档案尺寸为厘米，是帅孟奇出席中共七大时的证件。
证件封面呈深紫色，内页左边写着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证第684号”，右边写着排4号姓名帅孟奇”“注意”事项，“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秘书处”红色印章盖在中间，辨。
该档案原件馆藏于帅孟奇生平陈列馆。
红色档案背后的故事回望初心帅孟奇：历经磨难忠诚不渝1945年4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此时，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命运的斗争。
为了团结全党全国人民，争取光明的前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张代表证就是帅孟奇出席中共七大的证件。
帅孟奇，1897年1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汉寿县东乡（现坡头镇）陈家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父亲帅荫东是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志士。
1917年，她与后来成为早期共产党人的许之桢结婚。
在父亲和丈夫的影响下，帅孟奇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1年，帅孟奇任教于汉寿县城一所女子小学，踏上了寻求妇女解放的征途。
1924年，她发起成立汉寿县女界联合会、创办民益女子职业学校。
1926年5月，由詹乐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月，中共汉寿县委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在这个根本大局问题上，在这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明辨是非，旗帜鲜明宣示政治立场、表明政治态度，在政治立场上不能遮遮掩掩，在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上不能羞羞答答，要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只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我们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国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集聚起守正创新、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形成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档案背后的故事抉择时刻观后感
标题：档案背后的故事——抉择时刻的深度观后感
在近期观看的一档以“档案背后的故事——抉择时刻”为主题的纪录片中，我深受触动，感慨万分。
这部纪录片以独特的视角深入挖掘历史档案背后的点滴故事，重现了那些影响国家命运与个人生活的重大抉择瞬间，使我对于历史、责任和选择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首先，该纪录片以其真实而细腻的历史叙事深深打动了我。
它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历史事件的客观陈述上，而是通过剖析一个个关键档案，生动展现了在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体抉择，让我深切体会到每个决定背后所承载的勇气、智慧与坚韧。
这些抉择时刻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性的光辉与复杂，同时也揭示出历史演进的曲折与必然。
其次，每一个档案都是一部微观历史，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价值观念和人生哲理。
在面对生死存亡、国家兴衰的重大抉择时，那些历史人物的取舍，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审视自我、反思生活的重要契机。
他们的果敢决策和无私奉献，提醒我们在面临困难和挑战时，要有敢于担当、勇于突破的决心，以及始终坚守正义、追求真理的信念。
最后，通过对“档案背后的故事——抉择时刻”的解读，我对档案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
每一卷档案都是历史的记忆，是民族的精神瑰宝，它们无声地诉说着过去，警示着现在，启迪着未来。
我们应该珍视并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从中汲取力量，为未来的道路指明方向。
综上所述，这部纪录片不仅带给我一次视觉与心灵的历史之旅，更激发了我对历史的敬畏、对现实的关注以及对未来思考的热情。
在人生的每一个抉择时刻，我们都能从档案背后的故事中找到启示，坚定信念，勇往直前。
《档案》获奖背后的故事作者：韩飞来源：《北京档案》2016年第06期北京卫视的《档案》栏目创立至今已经第七个年头了。
从创立伊始，策划者就希望做一个和同类栏目都不一样的栏目。
怀着这个想法，2009年，一群有激情的年轻人在制片人吕军的带领下，为《档案》创立了独有的制作模式。
一、栏目的初创《档案》是北京卫视原创的一档历史纪录片栏目，在北京卫视每周一至周三22：35播出，这一播出时段是全国省级卫视频道中唯一一档原创自制的讲述类纪录片栏目带。
《档案》栏目通过对历史档案的发掘、呈现、分析、解读，讲述历史事件，揭秘历史谜团，还原历史真相，引导观众建立正确的历史观，并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呼应，启发人们对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思考，从而实现对“真善美”主流价值观的传递。
节目播出后，有人说《档案》让观众第一次知道原来历史事件可以这样讲述，也有人说它的出现使得“档案”一词一度成为特指北京卫视讲述类纪实节目的专有名词。
那么，《档案》栏目究竟因何而生？栏目中出现的珍贵档案又是如何获得的？幕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趣事？这些都要从栏目的初创说起。
《档案》最初的策划方案源于一次有创意的征集活动——“请问，谁看过自己的档案，谁又看过别人的档案或是国家的档案？现在，这些档案都会在我们的栏目中看到！”这句话是在2007年北京台向全社会征集栏目创意和意见的大型电视行动“爱上电视”的最后答辩现场，制片人吕军所说的第一句话。
而他当天所提交的答辩材料也十分特别，是一个手工制作的档案盒，里面装的是样片《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之谜》的相关介绍、照片相关资料以及泛黄的纸质节目创意讨论记录。
更为引人注意的是，这些资料的边角还留有熏烤的痕迹，拿起它们仿佛在触摸历史。
显然，这是一个夺人眼球的创意提案，其策划者吕军也拿到了全场的最高分和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之谜》样片的预算为25万元，这样的预算是不能做成常态栏目的。
而身兼策划、撰稿、导演、编导等数职的吕军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依据电影式的拍摄手法，完成了这部有着250多个镜头、时长60分钟的样片。
档案背后的故事抉择时刻观后感篇一档案背后的故事抉择时刻观后感最近看了一个特别有深度的节目，叫《档案背后的故事抉择时刻》，哎呀妈呀，真给我整得心里五味杂陈的！说真的，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就是那种平平无奇的纪录片，讲讲历史啥的。
可看着看着，我发现我大错特错了！这里面的每一个抉择时刻，那可都是惊心动魄啊！就比如说，有个主人公面临着是坚守自己的原则，还是为了眼前的利益妥协。
我就在想，要是我，我可能早就蒙圈了。
也许我会为了那点蝇头小利，把自己的原则抛到九霄云外了。
但人家没有，人家那坚定的眼神，仿佛在说：“这原则，就是我的底线，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好使！”看到这，我心里就像有个小鼓在不停地敲，我问自己：“我能有这样的勇气吗？”可能，在一些小事上我还行，但真遇到这种关乎人生走向的大事，我真不敢保证。
节目里的那些场景，仿佛把我也拉进了那个艰难的抉择时刻。
我感觉自己就站在主人公身边，看着他纠结、痛苦、最后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
这让我不禁想到自己生活中的那些小选择，比如是多玩会儿游戏还是去写作业？是吃垃圾食品还是健康饮食？和节目里的抉择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这节目看完，我就在那琢磨，人生啊，不就是由一个个抉择组成的吗？有时候一个小小的抉择，就能改变整个人生的轨迹。
这可真是让人又紧张又兴奋，谁知道下一个抉择会把自己带到哪儿去呢？篇二档案背后的故事抉择时刻观后感《档案背后的故事抉择时刻》，这节目可太牛啦！看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沉浸在那种紧张的氛围里。
你说那些人咋就那么勇敢呢？面临那么艰难的抉择，还能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我记得有个情节，主人公站在十字路口，一边是功成名就，但是要违背自己的良心；另一边是默默无闻，却能问心无愧。
这可咋选？我当时就想，要是我，可能得纠结个三天三夜。
也许我会想，功成名就多好啊，谁不想出人头地呢？但反过来一想，违背良心的事儿，能做吗？做了能睡得着觉吗？这节目里的抉择时刻，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生活中的种种。
征文选登在北京市档案馆珍藏着一份光绪三十三年(1907)礼部尚书溥良为皇后千秋令礼仪事的奏折。
奏折为汉文书写，长121厘米，宽25.5厘米。
内容为皇后诞辰日祝寿的礼仪和程序。
从年份上看，光绪三十三年，为公元1907年。
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晚清时期。
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因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年轻的光绪皇帝眼见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耻辱，不甘作亡国之君，一心想有所作为。
他接受康有为、梁启超提出的变法，准备进行资本主义改革。
但变法遭到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的阻挠。
最终，维新变法宣告失败。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享有万园之园盛名的圆明园也被八国联军焚毁。
光绪三十四年即公元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相继去世。
在清政府政权岌岌可危、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这份皇后生日档案背后又上演着怎样的故事呢？从时间上看，这份档案颁布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
那么光绪时期的皇后是谁?大多数人提起光绪，首先会想起他与珍妃那段曲折哀怨，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
极少人会想起皇后隆裕，而这份档案的主人公正是——隆裕。
隆裕，全名是叶赫那拉氏·静芬，小名喜子。
同治七年（1868）正月初女中尧舜——皇后生日档案背后的故事光绪三十三年（1907）礼部尚书溥良为皇后千秋令礼仪事的奏折隆裕年轻照征文选登57十出生在朝阳门内的芳嘉园，父亲是副都统桂祥，是慈禧太后的亲弟弟。
还在隆裕很小的时候，慈禧就郑重其事地对弟弟桂祥说：喜子不要嫁给别人。
光绪十五年(1889)，在慈禧太后的操纵下，19岁的光绪帝与21岁的表姐叶赫那拉氏·静芬举行了大婚典礼。
这份档案是时任礼部尚书的溥良为筹办隆裕皇后生日写的一份奏折。
溥良是雍正皇帝的第六世孙，也是已故著名书法家启功的曾祖父。
溥良先后任过理藩院左侍郎、右都御史、礼部尚书等职。
这份奏折正是他任礼部尚书时期形成的档案。
以下为奏折内容:奏为礼仪事恭查定例（关于礼仪事，请求查一下往年的定例）。
机电兵船档案2019.2一、伟人的决策旧中国没有汽车工业,各种汽车均依赖进口，马路上跑的都是进口汽车，被戏称为“万国汽车博览会”。
1950年1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莫斯科同苏方领导人商定，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座现代化的载货汽车制造厂。
这个决策表现了国家对建设汽车工业的决心和魄力。
同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敲定了一批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重点工业项目。
1950年为第一批，共50项，其中包括建设汽车厂项目。
苏联给中国3亿美元和5亿卢布的长期低息贷款。
随后，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成为156项重点工业建设项目之一。
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成立了汽车工业筹备组，任命曾就学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时任重工业部专家办公室主任的郭力为筹备组主任，任命曾留学美国、时任清华大学汽车系教授的孟少农与胡云方为筹备组副主任。
筹备组成立后，开始酝酿汽车厂建设方案。
派工作组进行选择厂址的初步工作，北到哈尔滨，南到昆明，西到重庆，东到上海，进行基础情况调查。
考察了日伪和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汽车修配行业，找到了国民政府时期资源委员会委托美国礼欧汽车公司做的汽车厂设计书和购买的汽车图纸。
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首次汽车工业会议，讨论了汽车工业建设的方针与步骤，明确优先生产载货汽车，按照先进的苏联标准建立中国现代化的汽车工业基地。
由于中国缺乏汽车工业专门人才，会议决定聘请苏联专家承担汽车工厂设计。
1950年12月2日，苏联汽车拖拉机工业部委派的工厂设计专家小组总设计师沃洛涅茨基、设计师基涅谢夫到达北京。
他们是根据毛泽东和斯大林签订的条约来中国援建汽车厂的，并带来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汽车厂的协议。
苏联汽车拖拉机工业部的建设目标是年产3万辆吉斯-150型载货汽车的完整汽车厂。
苏联专家计划在三个月内了解中国汽车工业情况，选定厂址，收集设计资料，拟定任务书，完成厂址初步测量与工程地质勘探。
根据苏联专家提出的大纲，筹备组组织力量，调查勘测和收集进行工厂设计所需要的全部技术资料。
其中包括：当地的气候、地形、地质、水文、交通运输、资源、动力、城市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工业和农业基础、生产及基建材料来源等。
中央对厂址的选择十分重视，重工业部派工作组赴北京、石家庄、太原、太谷、平遥、祁县、西安、宝鸡、湘潭、株洲等地区，进行了大量的选址工作。
1950年12月28日，政务院财委计划局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重工业部工作组的汇报，认为在北京、沈阳、武汉、包头四地区选择厂址较为适合。
经过综合考虑，1951年1月3日，周恩来总理批档案背后的故事(一)厂址原始地貌之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细菌工厂废墟厂址原始地貌之一：石虎村1950年2月14日，在前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中苏双方议定由苏联援建包括一座汽车厂在内的一批重点工程项目示：“吉斯制造厂(指一汽)设于东北长春附近。
”1月18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由陈云主任主持，听取重工业部关于建设汽车厂的汇报。
根据当时的战略考虑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陈云决定：厂址定在东北，在四平至长春之间选择。
会后，重工业部派胡亮等三人到四平至长春选择厂址。
经过对四平、公主岭、长春三个城市的人口、城市规模、供电能力、交通条件及地理环境等方面的调查分析，最后将长春市孟家屯车站铁路以北作为第一个厂址选择对象。
该地区的优点是接近城市,地形开阔，大部分土地公有，尚有可利用的铁路、车站和敌伪遗留下的房屋。
用水、用电及交通运输方便，对建厂较为便利、节省。
长春地处东北三省中心。
东北地区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较为雄厚的工业基础，而且京哈铁路紧临厂区。
将汽车制造厂设于长春，既便于建厂时大量苏联设备的输入，也便于投产后就近利用东北的钢铁、煤炭、木材、水电资源，这些都为工厂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51年3月19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下文批准，汽车制造厂在长春孟家屯车站对面、铁路以北地区兴建。
汽车制造厂的工厂设计是由苏联汽车拖拉机设计院总承包的，该院组织数百人投入工厂初步设计。
1952年1月23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在陈云主持下审批了初步设计，并同意重工业部的意见，技术设计不再送北京审批，而由重工业部派代表去莫斯科，在驻苏大使馆领导下办理审批手续。
以斯大林汽车厂为主，有苏联26个设计单位参加，完成汽车厂的工艺施工设计。
在此项工作中，斯大林汽车厂组成专门机构，有效地组织实施工艺施工设计和繁重的技术物资准备工作。
1951年至1955年间，我国派出孟少农、李刚、陈祖涛等为驻莫斯科代表，就有关设计、成套设备供应等问题与苏方进行联系和交涉。
为配合苏方的工厂设计，筹备组下设的设计室与汽车实验室组织、翻译汽车厂的初步设计、技术设计，进行车型结构分析，培训制造工艺及设计试验技术人员。
建设汽车工业需要大量技术人才。
筹备组把当时为数不多、分散在各地的汽车界知名人士召集至京，参加中国汽车工业的筹备工作。
自1950年至1952年，先后有张德庆、陈继善、吴敬业、杨南生、孙顺理、刘炳南、史汝楫、冯辅晋、陆孝宽等50多位从海外归来和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筹备组的工作，这些人是筹建中国汽车工业的首批骨干，其中大多数人调入汽车厂。
1950年至1951年，筹备组在京津多次举办大学高年级学生实习培训班，其中大部分后来分配到一汽工作。
1952年4月，重工业部任命郭力为汽车工业筹备组六五二厂(一汽代号)厂长。
1952年12月，第一机械工业部任命原东北局计委副秘书长饶斌为六五二厂厂长，郭力、孟少农、宋敏之为副厂长，进行大规模建厂施工的准备工作。
二、三年建厂的号令建国之初，我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
1952年现代工业占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35.5%。
毛泽东主席当时说过富于幽默且又意味深长的话：“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尽快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极端落后状况尤为紧迫。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汽车厂的建设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极大重视。
第一汽车制造厂是由苏联全面援助建设的，关于建厂进度，在苏联汽车拖拉机工业部全苏汽车拖拉机设计院编制的汽车厂初步设计中，没有提出具体的意见。
中方重工业部的意见是四年建成：1953年1月至1956年12月进行修建和设备安装；1956年7月至1957年3月进行试车及运转，而后投入正式生产。
主要设备与主要辅助设备由苏方提供；施工、安装及运输由苏方派专家协助指导；人员培训采取苏方派专家来中国进行培训与中方派实习生赴苏实习的方法进行。
1952年10月，孟少农在莫斯科与苏联汽车拖拉机工业部对外联络司司长古谢夫会谈，协商一个共同的建厂进度。
古谢夫表示，苏联最高领导人十分重视援建中国汽车厂之事，重大问题都亲自过问。
苏方的工作是按三年完成的进度安排的，希望中方的时间安排能与苏方保持一致，集中力量建设这个1952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任命郭力为长春汽车厂厂长2019.2机电兵船档案机电兵船档案2019.2厂。
1953年初，孟少农回到北京，向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局(1952年8月重工业部撤销，汽车工业划归新设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局长张逢时汇报了苏方对汽车厂建设的重大修改意见：把生产能力不足3万辆的补齐至3万辆，并预留发展一倍的条件，增加投资；建厂时间由四年提前到三年，还带回了经苏联汽车拖拉机设计院审查同意的三年建厂进度表。
张逢时局长、江泽民副局长(在汽车工业和一汽的创建发展中，共有三个“江泽民”，本文的江泽民非原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研究认为，虽然增加了一些投资，能保证年产三万辆也值得，将来再发展也有了基础。
而且，能提前一年建成出车，意义重大。
但是，提前一年建成汽车厂有没有可能？他们一边研究一边向黄敬部长和段君毅副部长汇报情况。
黄敬部长与段君毅副部长对苏方的建议极为重视，经过讨论后决定请示国家计委。
国家计委领导认为这一改动涉及国民经济的许多方面，关系重大，要第一机械工业部考虑直接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
1953年5月27日，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组向毛主席、党中央提交报告，详细介绍了苏方的建议和汽车厂的筹备情况。
报告中指出：“按我部现有力量，四年完成犹有困难，三年完成更无把握；但不按苏方三年进度进行，亦有若干需要考虑之处。
”报告具体说明了如不按苏方建议进行，将会带来进口设备积压和专家延聘等一系列问题。
报告最后说，“我们如能够提前半年或一年完成此项工程，可以培养力量，取得经验，以便迎接1955、1956年开始的更多基本建设工程。
”毛主席和党中央十分重视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组的报告，把这份报告提交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并请段君毅副部长列席了会议。
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同志都发了言，一致支持汽车厂三年建成出车。
政治局会议之后，1953年6月9日，毛主席亲自签发了著名的《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
《指示》完全赞成三年建成长春汽车厂的建议，肯定了缩短建设时间对国防建设、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
实事求是地指出我国技术落后，又没有经验，要在三年内建成这样大规模的工程，无论施工力量的组织、施工技术，都将会有很大的困难，“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通报全国，责成有关部门，对长春汽车厂的建设予以最大的支持，力争三年内建成。
”并具体规定：“目前所需的技术干部和行政管理干部，中央组织部应迅速尽量予以调配；将来该厂需要国内制造的设备，各企业应尽量予以优先制造，并切实保证质量；在材料和物资供应上，国家物资分配应优先予以调拨，交通部门应保证及时运输。
”对党的工作、政治工作也作了重要的指示，要求“东北局和长春市委对长春汽车厂的建设，应经常进行严格的检查和监督，加强该厂的政治工作，在全体职工中进行关于建厂任务、建厂意义的教育，发挥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学习先进经验，掌握技术，切实保证工程质量与按时完成工程计划。
并指出：“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组每月应将长春汽车厂的建设情况向中央作报告，重大问题应随时报告中央。
”党中央专为一个工厂的建设发出文件，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充分表明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建设汽车厂，发展我国汽车工业的关怀与支持。
全国支援汽车厂的建设，是这一文件的中心思想，“三年建成”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战斗号令。
中央指示下达后，第一机械工业部立即着手拟订三年建厂的进度计划，以便协调、统一国内外、部内外、厂内外的行动，完成三年建厂的任务。
1953年6月17日，援建一汽的苏联专家组组长希格乔夫抵京，中苏双方对三年建厂的进度计划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与研究，做了必要的补充和修改，商定了一个共同的建厂进度计划，于6月22日上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