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总体趋势及其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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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性的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流动性特征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社会呈现出了流动性的特征。
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人才流动、工作流动、居住流动和消费流动等方面。
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人们普遍具有了更强的流动性,这与中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首先,人才流动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进程,国内外之间的人才流动成为必然。
这种流动性使得一些优秀的人才往往会抛弃原来的生活工作环境,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
这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成了较大的影响。
例如,一些城市吸引了一批优秀的人才,这些人才有助于城市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建设。
其次,工作流动的增加也是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性的一个主要表现。
在过去的时期,人们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工作和稳定性,而现在,不少人愿意尝试不同的岗位和行业,以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能力。
这种流动性也增加了员工的福利待遇,推动了薪酬和福利的竞争。
第三,居住流动也是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性的一个重要特征。
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加速,大量的人口涌入了城市,这使得许多城市的居住压力越来越大。
此外,许多人为了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机会,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外地定居。
这种流动特征加剧了城市之间的竞争,也削弱了某些城市的经济和人口基础。
最后,消费流动也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流动性特征。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观念越来越开放,在不同的城市和地区之间,人们的消费习惯也会有所不同。
这种消费流动性对于不同产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例如,旅游和吃喝玩乐等产业,往往依赖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性的因素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性的表现和特征,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经济因素是产生流动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随着中国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对于更好的经济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这种需求导致了许多人的人才流动、工作流动和居住流动等行为的增加。
社会流动与社会调整社会流动是指人口在不同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职业等方面的变动和转移。
社会流动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调整的重要手段。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流动对于个体的生活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社会流动的意义社会流动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得到了提升,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
社会流动使得人才得以合理配置,优秀的人才有机会发挥才能,不断推动社会的创新和发展。
社会流动还可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人们的社会地位并非永久不变,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能力,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社会流动可以打破固定的等级秩序,减少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的平等和公正。
社会流动还有助于个体的人生发展。
社会流动使得每个个体都有机会获得更好的教育、工作和生活条件。
通过流动,个体可以不断学习和成长,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梦想。
二、社会流动的形式与原因社会流动可以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
垂直流动是指个体在同一社会地位等级内的变动,包括晋升和下降;水平流动是指个体在不同社会地位等级之间的变动,包括跨行业和跨地区的流动。
社会流动的原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个体因素。
经济发展为个体提供了更多的财富和资源,为社会流动创造了条件。
社会变革如科技进步、产业转型等,改变了社会的需求结构和经济组织形式,促使人们进行流动。
个体因素包括个人的能力、教育水平、人际关系等,这些因素决定了个体在社会流动中的竞争力和机会。
三、社会调整的意义与方法社会调整是指社会为适应或应对社会流动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
社会调整的目标是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平等与公正、提高整体生活质量。
社会调整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来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
提供优质的教育和培训机会,帮助个体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竞争力,从而更好地适应和参与社会流动。
社会调整还可以通过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来保障个体的基本权益。
包括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为个体提供社会保障,减少社会流动对个体生活的不确定性。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总体趋势及其政策含义---------------------------------------------------------------------------------------------------------------------- 编辑整理:www.sodu.so 编辑:王力来源:sodu小说排行榜新浪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五次社会大流动,形成了初具现代化雏形的社会阶层结构格局。
那么,这样的格局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呢?其演化的影响因素和机制是什么?如何解读这样的因素和机制?它们对今后的社会流动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的社会流动趋势呢?这些问题不能不令我们关注和重视。
一、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趋势的总体判断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是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得以实现的,而前者反过来又影响着后者。
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50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流动表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一些特殊性。
发达国家的社会流动基本上是在社会阶层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框架中进行的,而中国却经历了两次大的社会转型,这两次大转型不仅仅表现为社会发生大流动,而且表现为社会地位体系、社会阶层架构的大变迁,从而增大了社会流动的复杂性。
虽然这两次转型很特殊,但是并没有脱离现代化发展进程,因此,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表现出两方面的趋势:既呈现出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共同趋势,也反映了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我们的研究表明,这样的趋势具体地反映在以下凡方面。
1、在短短的50多年历史中,我国社会流动模式先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不像发达国家那样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不过,自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流动模式在趋于普遍化,其社会独特性在弱化。
改革前与改革后,我国经历了两个社会流动模式:政治主宰型社会流动模式和经济诱致型模式。
政治主宰型社会流动模式表现为:不论是在流动的具体表现形式还是在流动机制上,政治标准、政治价值、政治身份、政治手段、政治改造、政治运动等所有与政治有关的因素起决定性的影响。
30新视点·专家视点不能忽视社会流动的距离现在大家普遍感觉到,社会流动更难了,尤其是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更难了。
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因为学历普遍提高了,学历的信号功能和筛选功能就弱化了;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越成熟,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社会流动的速率会逐步下降。
但对于底层群体而言,读书仍然是相对有效的一种社会流动策略。
此外,我认为需要区分两种社会流动,一种为长程社会流动,另一种为中短期社会流动。
在讨论社会流动的时候,人们经常忽视社会流动的距离。
从一个农家子弟变成一个技术工人或个体户,这是短程社会流动;变成一个公务员或教师,这是中程社会流动;变成一个高级官员或著名企业家,这是长程社会流动。
也就是说,同为向上的社会流动,流动的距离也存在差异。
长程社会流动更多地具有象征性意义,因为足够轰动,同时又较为罕见。
新闻媒体通常喜欢对长程社会流动大书特书,民众也喜闻乐见,因为这样的故事太励志、太感人了。
中短程社会流动虽然不那么引人入胜,却频频发生,对于社会结构和阶层结构的重塑作用更大。
历史学家何炳棣通过对明清时期48份进士登科录的12226名进士的家境进行分析,发现明代有一半进士来自平民家庭,清代也有接近4成的进士出身平民。
可见,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代中国社会的长程社会流动。
现代社会的结构高度分化,分工体系和社会分层更为精细,这使得长程社会流动变得更为困难。
在古代,进士可以迅速出任官员,进入社会精英阶层;在现代,大学乃至博士毕业都只能担任普通公务员。
当前中国的社会阶层固化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社会学家李中清的一项大样本研究发现,1953年~1993年,超过40%的教育精英来自工人和农民家庭;而1994年~2014年,超过50%的教育精英来自富裕家庭。
如何认识当下中国社会流动熊易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如果仅仅考察长程社会流动,那么,教育的确很难促进农家子弟的社会流动;但如果我们考察中短程社会流动,那么,或许会有不同的发现。
中国社会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分析作者:褚清华来源:《商业经济研究》2015年第20期内容摘要:利用新世纪以来两次全国典型调查数据,本文从职业地位的社会声望分层视角,考查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分析发现,中间阶层快速萎缩,社会向下的流动性远远超过向上的流动性,导致底层社会群体比重提高与向上的社会流动性受阻,中国的社会声望结构由菱形社会结构演化为准金字塔结构特征,全社会流动性趋于固化。
教育机会不平等加剧以及市场化改革引起的收入分配可以对此给出解释。
关键词:社会流动性固化比较分析引言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中国迈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收入门槛,有关中国经济社会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一直不休。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发展经历表明,社会结构固化带来的财富分配不均、社会矛盾长期濒临激化状态是最重要的外在表现形式。
从民生关注的焦点看,近年来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使得是否购房成为家庭财富产生差距的最重要因素,中下层群众对房价高企尤为不满;官二代、富二代等所演绎的一系列社会事件极大冲击了国人的神经,底层群众渴望拥有更加公平的发展环境;作为底层群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农民工在城市长期不能获得国民待遇,已经出现的两轮民工荒反映了社会底层群体用脚投票的重要影响(李波平、田艳平,2011)。
针对底层群体的发展需求,国家陆续出台了多项改革政策,如面向农民工,2002年中共中央《关于做好2002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中首次提出了“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农民工十六字工作方针,2006年国务院颁发《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了涉及农民工工资、就业、技能培训、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和服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土地承包权益等方面的政策措施,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指出要把推进人口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作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要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那么近年来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是否趋于固化呢?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使用2001年和2008年两次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从职业地位的社会分层视角出发考察社会结构变迁及背后的动因。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流动性和社会阶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在过去,社会阶层的分化比较明显,人们的社会地位主要取决于家庭出身和受教育水平。
但是随着教育普及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性也不断增加,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再完全取决于出身,而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努力。
社会流动性指的是人们在社会中不断变换的地位,包括从低级到高级,从贫穷到富裕,或从一种职业到另一种职业的变化等。
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学习机会,有利于个人的自我实现和社会的发展。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流动性也在不断增加,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再被固定在出身上,而更多地取决于个人自身的能力和努力。
社会阶层是指在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不同的等级和层次,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自己的地位和角色。
社会阶层通常是按照人们的收入、教育程度、职业、社会地位、社交关系等因素进行分类的。
社会阶层的形成是由个人的社会地位、就业和经济地位等因素所影响。
在过去,社会阶层是非常固定的,家庭出身和教育程度是影响个人社会地位的最大因素。
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社会阶层也在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和能力,突破了固定的社会阶层。
社会阶层的变化和社会流动性是密切相关的。
随着社会流动性的不断增加,社会阶层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
人们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可以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
这种流动性有助于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使更多的人享受到现代化带来的好处。
然而,社会流动性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一方面,虽然社会流动性增加了,但有些人的社会地位仍然受到出身和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难以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
另一方面,一些社会资源和机会还是被少数人所垄断,使得他们的优势被进一步强化,从而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因此,要实现社会流动性的真正提高,需要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和改革。
政府应该加强教育投入,提高全民受教育水平。
企业应该注重员工的人才梯队建设,为员工提供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总体趋势及其政策含义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五次社会大流动,形成了初具现代化雏形的社会阶层结构格局。
那么,这样的格局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呢?其演化的影响因素和机制是什么?如何解读这样的因素和机制?它们对今后的社会流动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的社会流动趋势呢?这些问题不能不令我们关注和重视。
一、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趋势的总体判断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是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得以实现的,而前者反过来又影响着后者。
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50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流动表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一些特殊性。
发达国家的社会流动基本上是在社会阶层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框架中进行的,而中国却经历了两次大的社会转型,这两次大转型不仅仅表现为社会发生大流动,而且表现为社会地位体系、社会阶层架构的大变迁,从而增大了社会流动的复杂性。
虽然这两次转型很特殊,但是并没有脱离现代化发展进程,因此,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表现出两方面的趋势:既呈现出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共同趋势,也反映了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我们的研究表明,这样的趋势具体地反映在以下凡方面。
1、在短短的50多年历史中,我国社会流动模式先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不像发达国家那样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不过,自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流动模式在趋于普遍化,其社会独特性在弱化。
改革前与改革后,我国经历了两个社会流动模式:政治主宰型社会流动模式和经济诱致型模式。
政治主宰型社会流动模式表现为:不论是在流动的具体表现形式还是在流动机制上,政治标准、政治价值、政治身份、政治手段、政治改造、政治运动等所有与政治有关的因素起决定性的影响。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化运动、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是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改造运动,不但依据的是政治标准(如政治忠诚、出身的政治身份等),而且采取的也是政治手段。
中国社会变迁的趋势是什么
中国社会变迁的趋势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经济转型和城市化:中国经济从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工业化和服务业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
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
2. 社会结构变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城市中新兴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壮大,农村中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3. 教育水平提高:随着中国教育的普及和优质教育资源的增加,教育水平逐渐提高。
更多的人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知识水平普遍提高。
4. 社会价值观念变化: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开放程度的提高,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转变。
个人追求自由、平等、多样性的观念逐渐被认可,传统观念受到挑战。
5. 科技进步和信息化:科技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中国社会越来越依赖于科技和信息化。
人们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体验到科技的影响,包括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娱乐方式等。
6. 社会福利水平提高:中国政府致力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包括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改进。
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社会福利制度更加完善。
总的来说,中国社会变迁的趋势是经济发展、城市化、教育提高、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科技进步、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等方面的综合结果。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总体趋势及其政策含义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五次社会大流动,形成了初具现代化雏形的社会阶层结构格局。
那么,这样的格局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呢?其演化的影响因素和机制是什么?如何解读这样的因素和机制?它们对今后的社会流动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的社会流动趋势呢?这些问题不能不令我们关注和重视。
一、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趋势的总体判断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是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得以实现的,而前者反过来又影响着后者。
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50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流动表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一些特殊性。
发达国家的社会流动基本上是在社会阶层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框架中进行的,而中国却经历了两次大的社会转型,这两次大转型不仅仅表现为社会发生大流动,而且表现为社会地位体系、社会阶层架构的大变迁,从而增大了社会流动的复杂性。
虽然这两次转型很特殊,但是并没有脱离现代化发展进程,因此,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表现出两方面的趋势:既呈现出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共同趋势,也反映了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我们的研究表明,这样的趋势具体地反映在以下凡方而。
1、在短短的50多年历史中,我国社会流动模式先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不像发达国家那样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不过,自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流动模式在趋于普遍化,其社会独特性在弱化。
改革前与改革后,我国经历了两个社会流动模式:政治主宰型社会流动模式和经济诱致型模式。
政治主宰型社会流动模式表现为:不论是在流动的具体表现形式还是在流动机制上,政治标准、政治价值、政治身份、政治手段、政治改造、政治运动等所有与政治有关的因素起决定性的影响。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化运动、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是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改造运动,不但依据的是政治标准(如政治忠诚、出身的政治身份等),而且采取的也是政治手段。
在这样的运动中,既有整个阶层因不符合政治要求而被取缔,出现整个阶层的全体成员成建制地改变社会经济地位,也有成千上万的人因所谓的政治立场问题而经历了在瞬息之间成为人民的敌对分子和异己分子,当然也有人因站对了政治立场而在一夜之间青云直上,实现了长距离的社会流动。
改革开放后,执政党放弃了政治改造运动,清理了过去的极"左"思想和做法,将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去,采取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乃至到20世纪90年代,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建设目标,从而使经济发展重新获得了对社会结构的自主性的重大影响,产业的快速壮大、产业结构的调整、产权制度的改革等等都为人们的社会流动提供了比以前多得多的机会,新的社会阶层由此而生,社会分化就由此而来,我国社会流动也就摆脱了政治主宰而更多地取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活动,所以这是一种经济诱致型社会流动。
这一模式的特点是:职业地位取代了政治地位而成为一种最为重要的社会经济地位;能力主义在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制度和政策对社会流动仍然具有相当大的作用,所以,迄今为止,我国社会流动还只是表现出经济诱致的特点。
2、正像所有经历过或正在经历过现代化的国家一样,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显示,中国越来越趋于开放。
与改革前相比,改革后我国社会流动率有了显著的提高:从代际流动率看,改革后比改革前上升了近13个百分点;而从代内流动率上看,向上流动率增长了8个百分点,而向下流动率增长了4个百分点;9001年与198£年相比,代内向上流动率(从前职到现职)从18.7@2增加到30.5%.在走向市场化过程中,人们越来越重视能力主义,对个人能力的重视和相应的业绩回报,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教育作为量重要的社会流动机制,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竞争选拔能人的做法得到普遍推广。
而像单位制、阶级出身、城乡二元体制等社会区隔体制和政策在不断地被削弱,有的己经退出历史舞台。
所有这些"有助于创建更富流动性和能人制的秩序".(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携385页)3、我国职业结构正在发生工业化国家普遍存在的高级化变迁趋势,带动了我国社会等级位序的整体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
职业高级化是所有搞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必然会发生的一种普遍现象。
利普塞特和本迪克斯分析了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士、意大利、瑞典、丹麦、日本和美国等9个国家的数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工业化国家在白领职业拓展方面的变革是一样的,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向上流动的潮流".其中英国,早在上世纪初,职业位置就开始越来越多地向服务业中的白领职位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职业结构也正经历着符合工业化国家发展趋势的高级化过程,表现为高层次的职业位置数量大幅增加。
职业构成比例增减的结果,便是底层的职业的从业人数(包括生产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下降了8.1个百分点,而中上层的职业增加了7.2个百分点,整个社会职业的位序因此得以向上提升。
其中商业人员和办事人员职业岗位数量增加最快,2000年分别是1982年的 3.1倍和2倍, 而农业劳动者和工人职业岗位数量增加速度却低于平均水平。
职业趋向高级化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社会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现象,说明我国绝大多数人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还是受益于经济发展,只是受益多少和快慢不同而已。
4、当前中国社会流动仍然受制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带有明显的转型特点,还没有形成一个合理、公平、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
发达国家在其发展历史过程中只经历着社会转型,而不存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问题,其社会流动也只体现了社会转型的特点和规律,如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乃至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这样的转型。
但是,体制转轨是中国改革后发生并还在继续进行之中的一次重要转变,与社会转型一样,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研究表明,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打上明显的体制转轨烙印:制度和政策安排对社会流动的作用相当显著,在有的阶段甚至左右着社会流动,到现在其作用还是相当大的;社会流动的常态性不时地受到体制和政策的干预而发生变化。
一个政策的出台就有可能影响一个阶层的地位。
对关键行业的计划垄断、城乡二元体制、体制内外分割等计划体制仍在影响着社会的合理、公正流动。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仍然是采用新的政策、构建新的体制来促进体制转轨,因此,制定合理的、有效的社会政策,对于促进体制转轨时期社会流动的有序、合理进行,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5、与两大转变密切相关的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不论在内涵上还是作用方式上远比发达国家复杂和多样,表现为制度一政策和结构等宏观因素与先赋一后致性因素交织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流动。
在过去的50多年中,与发达国家一样,先赋性机制和后致性机制是中国社会流动的两大重要机制,但是,它们的内涵和表现方式却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从先赋性机制上看,除了家庭背景外,制度和政策安排成了影响中国社会流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先赋性机制,这是发达国家所未曾遇到的。
通过对制度和政策安排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我们发现这一机制不仅独立地影响到我国社会流动,而且渗透到家庭背景,表现出很强的传递性和继承性。
从后致性机制上看,除了教育、工作业绩之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治忠诚成了一个很重耍的后致性机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教育,而对个人的社会流动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是在发达国家的社会流动中不曾存在的现象。
改革开放后,政治忠诚的作用在减弱,但是,并没有绝对地退出社会流动过程,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党员资格依然对于获得政治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说,社会流动机制中政策、制度这些宏观因素占有重要的地位。
6、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在没有摆脱体制转轨痕迹的同时,开始表露出一些不利于社会开放、公正的消极趋向。
在中国社会趋向更加开放、社会等级位序整体提升的同时,另外三种消极的社会流动趋向正在出现,将不利于中国现代化发展。
一种倾向是,阶层流动的代际继承性在增强,将会减少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降低社会的开放性。
另一种倾向是,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等主要资源出现向上层集聚的趋势。
还有一种倾向是,一些阻碍公平、合理的社会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如城乡二元体制、教育资源的配置制度等仍没有被革除,反而在继续影响着社会流动。
二、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趋势的政策含义从中国社会流动趋势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现代化建设时期。
一方面,中国社会变得比以前开放,社会流动加快,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向上的流动机会,体现现代化进程的后致性社会流动机制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还没有完成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与此同时,一些消极的流动倾向正在出现,一些不利于社会合理和公平流动的先赋性机制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还很顽强,特别是政策性和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还相当大。
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未来蕴含着多种可能的变项,如何通过促进社会流动,遏制最坏的变项,争取最好的变项,对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显得非常重要和关键。
在这里,国家政策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社会流动来看,最理想的发展趋势是,农业劳动者和工人阶层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向比其地位更高的阶层流动,从而不断壮大中间阶层,顺利地实现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我国也就由此成为一个开放、公正的社会,一个现代化强国得以确立。
但是我们看到,与改革初期不同,当前中国己经进入了改革攻坚阶段,其中的一个最大挑战是,我国己经形成一个既定的利益结构格局,特别是强势利益群体和阶层己经形成,新的改革举措有可能会遇到他们的抵制,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消解改革政策的作用,而且他们己经具备了这样的抵制和消解的能力和条件,有许多优势使他们的作为遭遇不到其他阶层和群体的制衡。
他们的抵制和消解无形中会增大决策者的政治压力和风险。
这一切都极大地考验着决策者的价值取向、意志力、社会责任心、认识水平和领导管理国家的能力。
因此,从这样的社会惯性、阶层利益关系格局以及过去50多年的社会流动过程上,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的社会流动趋向:跨阶层的长距离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社会流动的代际传承性在不断提高,中间层发展不起来,大量农业劳动者不能实现彻底的非农化,长期存在着大量的兼业者。
这样的流动趋向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是非常不利的,容易造成两极分化的长期化:要么会出现〃拉美化〃,一群人享受着世界上最豪华的生活方式,大量农村人口涌人城市但不能实现城市化和市民化,于是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得不到根本的改善,生活在城市贫展窟之中,不但缺乏参与发展的动力和能力,而且在精神道德上有可能受到极大损害,变得没有道德、没有廉耻,盗窃、妓女、吸毒、抢劫盛行;要么会出现"非洲化",战乱频发,难民潮起;要么会出现〃西西里化",即黑社会猖獗,政客与黑社会勾结合谋,腐败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