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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演讲：当今中国缩小贫富差距更应该注重机会平等尊敬的评委和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为了讨论如何缩小当今中国的贫富差距。
我们团队坚信，当今中国缩小贫富差距更应该注重机会平等。
一、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先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当前的贫富分化状况。
据最新数据显示，在中国，千万富豪人数已经超过了百万，而另一方面，大量低收入或贫困人群正在日益增加，这种现象逐渐加剧，贫富差距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
贫富不均已经成为现代中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
二、注重机会平等可以更有效缩小贫富差距针对当今中国的贫富差距，我们应当注重机会平等。
机会平等不仅仅是当前中国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更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实现机会平等，可以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争取成功。
当前社会中，不少贫困人群，并不是因为自身能力不足，而是因为缺乏平等的机会。
如果政府能够为这些人提供了机会，让他们去拼搏，就可能不再是贫穷落后的代表，而是创业英才和社会奉献者。
其次，机会平等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解决贫富不均。
只有当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去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时，才能在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各行各业人才储备的快速增加，进而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再次，机会平等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当社会保证每个个体都有平等的机会去争取自己的成长和发展，就能让社会变得更加公正和平等，实现真正的民主社会。
三、贫富差距不能只依赖于“掌握资源”的少数人尽管资源和能力的差异不可避免，但仍应该平衡公正地分配。
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加大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同时也应该让社会达成共识，认识到贫富差距的危害，共同推动社会公平和正义，实现贫富平等。
四、总结发言贫富差距扩大不仅会导致经济困境，更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危机和不稳定。
因此，政府在缩小贫富差距过程中，需要注重机会平等。
每一个人在拥有平等机会的情况下，可以拥有自己的价值与能力，这样也能通过自己来增加社会和个人的价值、促进社会的发展。
用马克思积累理论分析当前社会贫富差距问题摘要在当今的社会，富有的人越来越富裕，贫穷的人越来越贫穷，现在我国的GDP已经突破了4000美元，但基尼系数居高不下，一直在0.4的警戒线以上，说明我国的贫富差距是很大的，这需要我们来找到导致贫富差距的源泉，为什么会导致这么大的贫富差距，这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必要解决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先富带动后富确实打破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但是之后的先富的人们并没有带动剩下的人一起富裕，所以今天的贫富差距就体现出来了。
用马克思的积累理论来说，富裕的人想赚取更多的钱就需要经过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之后会有技术的升级，这就导致了底层的人民失去了更多的劳动机会，也就更加贫穷。
关键词贫富差距、积累理论、问题、解决策略目录一、马克思资本积累的分析 (1)二、中国贫富现状 (1)1、收入差距大 (1)2、财产差距大 (1)3、就业差距大 (2)三、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 (2)解决目前贫富差距的一些策略 (3)1、扶持新兴企业的发展 (3)2、税收政策的改革 (3)3、最低工资的调整 (3)4、就业问题的改善 (4)参考文献 (4)一、马克思资本积累的分析资本积累就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也就是说资本积累的唯一源泉就是剩余价值。
而资本积累是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所以说，资本的积累会造成扩大再生产，进行扩大再生产就会有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技术的进步就会减少对劳动力的使用。
资本积累量的决定因素又包括了剩余价值率的高低，劳动生产力的高低，所用资本和所费资本的差额的大小，还有预付资本的多少。
资本积累的增长必然伴随着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促使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将会导致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资本家的手中，周而复始，就会导致贫富差距的越来越大。
资本的积累包括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是资产阶级用宝力德手段对生产者的剥夺，迫使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并且把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集中在自己手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掌握了初始的资本，在经过后期的资本积累，资本家手中的财富越来越多并且只有这些初始的资本家才有足够的资本去组织较大规模的生产，这样的后果就是资本家可以有足够的条件去创造出剩余价值来增加自己的资本积累。
一、中国贫富差距的现象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也也出现了贫富分化，这种贫富分化现象实质上是社会分层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为根本的变化，莫过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社会结构变迁的核心是社会分层的变迁，分层的本质是关于人们之间的利益或资源占有率之间的变化。
而中国现阶段改革的本质也是关于人们利益之间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非均衡发展的政策、强调效率优先的分配，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我国的贫富差距出现了明显扩大的趋势。
中国现阶段出现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已经向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是毋容置疑的。
但是同时也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和出现暴富阶层的现象，尤其是贫富差距问题不容忽视。
在测量贫富差距问题上有几个标准，从基尼系数来看，中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前为0.160，在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而现今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60以上，超出了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从五等分法来看，中国20%的最富有家庭占全部个人收入的50%以上，20%最贫穷家庭占5%以下，而美国20%最富有家庭收入不足全部收入的一半；从恩格尔系数来看，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都低于15%，是极富裕国家，而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则在53%以上，恩格尔系数偏高，说明中国的贫困阶层的比例较大。
按这三种社会分层的指标来划分，中国的总体社会分层结果都是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中间阶层太小。
我国的高收入阶层人口主要是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并且这个阶层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按劳分配的结果，而是凭借权力、非法手段和其他不正当手段造就的。
我国的中间阶层从其目前情况看来仍处于一种代际更替的过程中。
而低收入阶层则是人数众多，在收入上徘徊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在阶层分化进程中被甩入社会的底层，在社会结构上与其他阶层之间开始出现“断裂”。
评中国贫富分化现象摘要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贫富分化现象已经产生，并且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什么会产生贫富分化？我们该如何看待贫富分化这一现象？本文试着就上述问题逐一做出探讨。
关键词市场经济税收支付转移界定一、贫富分化现象的产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我国自1992年提出要建立市场经济至今，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效率经济，它通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使得原材料、劳动力、人力资本、货币资本等社会资源源源不断的流向效益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从而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促进优胜劣汰，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生产水平的不断发展。
然而社会总资源是相对一定的，它过多的流向效益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必然使更多的效益不大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得不到其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社会资源，由于得不到其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社会资源，使其效益更加相对不大好，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增强环路，如图一所表示，必然导致地区、行业和个人之间的贫富分化，而且贫富差距又逐步拉大之势。
所以说，贫富分化的产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出现的副产品，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贫富的相对差距会越拉越大。
这恰好验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句话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市场经济当然也不例外。
二、贫富分化的拉大并不意味着穷人越来越穷我们已经知道贫富分化的产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他表示贫富两个阶层拥有的财富的差距会越拉越大，但它并不意味着穷人会越来越穷。
可以想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制造出来的财富也会越来越多，可供人们使用的资源也会相对增多，水涨船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会越来越高。
我国改革开放前后，贫富分化的程度与人民生活水平关系的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
二、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成因为消解贫富两极分化．首先要找到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
促成贫富两极分化的因素很多，市场经济的引入是其产生的外部环境，社会管理则是其产生的内在因素。
从制度的角度来说．收入分配制度是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直接诱因。
新制度主义者们认为，形塑人的行为的是制度制度影响人的动机、目的和行为策略，因而在不同个体的行为交互作用下构筑了一定的政治结果。
贫富两极分化正是在拉大收入差距的分配制度的激励下促成的结果。
而这一分配制度是由国人赶超发达国家的心态促成的。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距甚远。
国人正是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才产生赶超发达国家的急切心理。
改革开放的实质是以新的激励制度激发国人劳动的热情，以此推进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
备受社会诟病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自然成为改革的首选目标。
平均主义被指是促使个人懒惰的分配制度，它不利于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当然更不利于中国赶超发达国家。
既然收入差距太小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那么，把收入差距拉大必将激励劳动者为获取更多收入而奋力。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之所以得以正式确立并固化。
是因为拉大收人差距的分配制度实质上是凸显精英功能的制度．强调精英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是过度照顾普通民众利益的制度，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是利益向精英倾斜的制度。
既然这一制度维护的是精英阶层的利益，精英阶层自然而然会反过来维持这一制度，并通过国家政策使之固化。
固化后的分配制度若要实现变迁，将遭遇路径依赖的陷阱。
合理拉开收入差距确实能激励有能力和勤奋的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致富．而对能力较差和懒惰的个人形成压力。
迫使其提高能力且改变懒惰的习性。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功。
当政府认识到收入差距拉大与国家经济发展成正相关关系时，政府将这一激励制度固化并逐步形成路径依赖。
新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激励效应使为数不少的决策者逐渐产生“收入差距越大，激励效应越强”的观点。
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现象日益突出。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从一个赤贫的国家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许多人口红利转变为资本红利。
另一方面，社会的生活成本逐年攀升，财富积累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在这种情况下，贫富差距不断加剧，这使得贫困人口逐渐增加，而财富阶层总体上逐渐增加。
中国社会的贫困人口之多是一个值得深思熟虑的现象，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不仅对许多人的生活构成重大障碍，也危及着社会的稳定与安全。
虽然中国不断努力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但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所遇到的重大挑战之一。
在贫富差距持续加剧的同时，中国富裕阶层人数也在快速增长。
2019年，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继续保持着高位，尽管国内经济的增速放缓。
但是，这些富人的总财富占全国个人财富的比例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4％，这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
这些富人不仅活跃在宴会和派对中，还对全国的社会资源和经济压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贫富差距的扩大引起社会上分裂和矛盾，可能会对社会和政治稳定造成不利的影响。
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和社会制度变革有缺陷，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合理，企业和公司间的竞争激化，不同区域间的发展极不平衡，农村和城市的分化也在扩大等等。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中国贫富差距的快速扩大。
这种贫富分化不仅是中国独有的问题，现代社会的大部分地区都有贫富分化的趋势。
然而，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趋势不仅超过了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甚至有超过美国的趋势，同时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难题。
贫富差距的问题不仅仅是社会问题，也可能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影响。
那些富人和企业家可能会更加关注和追求他们的利益，而不是社会和公众的利益。
如果两者之间的需求发生冲突，贫困和不平等的问题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产生不利影响。
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一旦受到阻碍，贫困和不平等的问题仍将加剧。
为什么会有贫富分化？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贫富分化也在不断加剧。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呢？让我们一同探讨一下。
一、经济结构的变化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它的发展方向。
在中国，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人们的收入水平也出现了贫富分化。
一方面，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不断兴起。
但由于传统产业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形成的壁垒使得新兴产业进入难度加大。
因此，城市人群中富人的收入水平逐渐增长。
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农村地区的技术水平、设施设备等方面相对滞后，农民的收入增长较为缓慢，这也导致了农村贫富分化的加剧。
二、教育资源的分配教育是人才的摇篮，是人们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
然而，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了贫富分化的扩大。
在一些发达城市，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中，高端人才聚集在了一起，形成所谓的“精英外围”。
而在一些偏远地区，由于教育资源严重匮乏，学生出路被限制，这也加剧了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
三、社会制度的不完善社会制度对于贫富分化的影响不言而喻。
当前，我国的社会制度尚未完善，法律法规的履行也存在许多问题。
一些富人通过特权、侵占等手段获得了不当的利益，而一些农民和城市贫困家庭则因某些原因无法享受应有的权益和保障。
这也导致了贫富分化的加剧。
四、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也使得贫富分化加剧。
在一些行业，垄断企业通过控制市场价格，获取更多的利润。
而一些职业则因行业低门槛、竞争激烈等原因，导致了收入水平低下。
另外，一些无任所属的个体工商户，由于市场竞争残酷，经营难度加大，也容易成为贫富分化的受害者。
综上所述，贫富分化的原因有很多。
我们需要尊重市场规律，改变经济结构，完善教育、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让贫富差距不再扩大，为民众创造一个更加和谐、公正的社会。
评中国贫富分化现象
生命科学院
根据北京“两会”之前的媒体调查，在中国民众最关心的十大问题中，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现象居于首位。
假若中国的贫富差距只是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那倒无需过于担心。
因为只要机会均等，竞争公平，无论是优胜还是劣汰，人们都必须接受现实，不会怨天尤人，更不会去制造社会动乱。
换言之，只要不是贪污腐败和不公平政策所造成的，那么，贫富差距现象就只是福利范畴内的问题，而不会对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构成威胁。
从外界予以粗浅地观察，我认为在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中有一点很突出，那就是它与社会不公平和官员腐败总能牵上关系。
毫无疑问，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与经济的快速增长有直接关系，一部分人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其他人却无缘分享经济增长的机会与成果，有些方面是合理的，而有些方面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方面主要是获取利益的竞争过程不公平。
例如，在沿海和内陆省份之间，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在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之间，前者受到政策优待，而后者却受到政策性歧视。
再聚焦到社会的个体，在有权有势和无权无势者之间，他们的竞争起点是不同的，竞争过程中显然有优待和歧视之分。
这种不公平竞争与获取财富的多寡是有直接关系的。
许多人都认为贫富分化越来越悬殊的"拉美化"现象，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其实人们的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
问题并不在于市场经济，而在于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同时，政治上却仍然施行独裁政治，从而使无法受到监督的官僚们利用市场机制来谋取私利。
同时，许多原本不是官僚的人，也与官僚大搞勾结，共同圈占社会资财，时间不长，就形成贫富分化非常明显的"拉美化"现象，从而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
中国目前正处于这样的情况中。
一方面，市场经济正在续步深化，另一方面，权力却仍然是陈旧体制，这就使无法监督得到的权力有巨大的机会利用市场经济的机制，大量垄断社会财富。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要回到极权主义时代，而是要打破这种仍然存在的极权主义状态，切实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制度。
这样，才能防止中国陷于拉美化的深渊。
几年前，中国政府就曾提出要照顾“弱势群体”，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提法，
但其内涵过于狭窄。
事实上，与其他社会不同的是，中国的弱势群体并非是不能自食其力的一小部分人，而是构成这个社会主体的农村居民。
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到后来的市场竞争等等，这个庞大的群体一直受到政策的歧视。
中共几代领导人都曾誓言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但实际上，这一大部分人的利益一直被漠视。
改良当前的社会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政府与民间都应负起责任。
首先，转换政府职能。
缩小资源占有不平衡是化解危机的必经之路。
在市场社会，这主要是政府的责任。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远未达到富裕水平，但贫富分化已接近甚至超过某些西方发达国家。
这种不平衡导致一些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持续得不到显著改善，其背后反映的是政府行为的缺位。
在优胜劣汰的游戏规则下，市场不可能顾及弱势群体的利益，政府应该通过税收集中一部分社会财富，用于改善弱势群体、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调节贫富悬殊。
现实情况却是：政府集中了数目不菲的财富资源，但除维持自我运转外，只有少数用于公共服务目标，其他大多数资源主要用于经济建设。
由于对此过程缺乏有效监督，许多官员通过权钱交易牟取不正当利益，政府行为从总体而言不仅没有缩小贫富差距，反而在扩大这一差距。
这是当前官民关系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之一的重要根源。
在原来主要靠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中国政府将自己的主要职能定位于“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毕竟，保持经济増长是实现其他目标的物质基础。
此时即使有人提出政府职能应该由“经济建设”向“公共服务”转型，也不具备客观可能性，因此在当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顺理成章成为全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
但现在情况已大不相同。
无论是贫富分化对国内稳定的震荡，还是国外对中国经济低成本扩张的抵制，都昭示着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接近极限，难以为继。
配合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推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型，中国政府本身的转型已既有可能性，也有必要性。
同时，社会价值评判标准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公平与效率并重”的转型也已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
此时，政府应该主动转型，将自己的主要目标定位于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
在现阶段，首先要做的是扶助弱势群体，改善贫困人群的生存状况。
政府的公共服务应该为弱势群体提供基本权益保障，一方面尽可能缩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在贫富分化仍然存在的现状下，尽可能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使其在感受“不平衡”的同时，仍然能持有“活下去”的意愿与期待。
为此，除运用转移支付手段外，政府还应提供包括司法公正、司法救济与行政协调等项公共服务。
如果政府不能尽到职责，自觉受到不公正对待且无望摆脱困境的弱势者就会产生仇恨心理，甚至有可能因绝望而走向极端，社会情绪的极端化亦将无从化解。
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推动”向“消费拉动”转型、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向“公共服务”转型，以及社会主流价值评判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公平与效率并重”转型，此三者相辅相成，缺一即行之不远。
从这个意义上说，决定不同价值轻重排序的关键因素其实在抽象的价值关系之外，而扎根于实际的经济社会需要之中。
强化体制内权力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在市场社会，人们在主观运用资源为自己创造利益的同时，也会客观上造福于社会，只有政府官员几乎是惟一例外。
由于官员对不属于他本人的资源拥有极大支配权，市场机制所创造的利己与利他的同一性不能覆盖此一公权领域，权力制衡需要市场之外的手段，否则，就必须要求政府官员能够主动承担为公众服务的义务。
这种高于一般行业的道德要求，使官员这一职业充满了道德风险，因此现代政治理论特别强调要对政府行为保持警惕。
无论是在“经济建设型政府”还是在“公共服务型政府”，官员都有可能假公济私。
如果对权力监督不到位，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就有可能强化官民力量对比的不平衡。
在耗费大量资源缩小某一种贫富分化的同时，又可能导致另一种贫富分化的扩大，而且是更恶性、更不公正的贫富分化。
为消除不公平而设的手段，却可能导致不公平扩大的恶果。
在现行体制下，对权力的监督除执政党强化自我监督外，只能寄希望于社会舆论的监督。
在信息时代，舆论监督是不可能被彻底封杀的，关键在于执政者能否主动将舆论监督这一工具与自我监督这一目标联接起来，统筹兼顾舆论监督与维持稳定两项目标。
另一方面，虽然资源占有的不平衡必然导致社会心态的不平衡，但由此及彼还有一个过程。
在此过程中，许多因素可作用其中，强化或弱化、加
速或缓和这一过程及其结果。
在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固然难以完全消弭社会心态的不平衡，但可极大缓和、缩小这种不平衡，使其不致走向极端、酿成灾祸。
需要说明的是，任何政策的出台都不是单方面的。
以上几点建议并不是刻意为了缩小贫富差距而缩小贫富差距，更不是为了劫富济贫。
作为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的手段，它应该减少不合理的拉大贫富差距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