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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知识点笔记：王实甫的《西厢记》王实甫的《西厢记》第一节《西厢记》的创新体制的创新：1.整个剧本有五本二十折，像是由几个杂剧连接起来的一个故事的连台本。
2.在每一本第四折的末尾，既有“题目正名”，标志着故事情节到了一个转折性的段落；又有很特别的〔络丝娘煞尾〕一曲，起着上联下启沟通前后两本的作用。
3.有些折段突破了元杂剧一人主唱的通例，由末与旦轮番主唱。
题旨的改造：王实甫强调，张生、莺莺一见钟情，“情”一发难收，受到封建家长的阻梗，他们便做出冲破礼教樊篱的举动。
对真挚的爱情，王实甫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它纯洁无邪，不必涂上“合礼”、“报恩”之类保护色。
第二节《西厢记》的戏剧冲突《西厢记》写了两组矛盾，形成一主一辅两条线索，相互制约，起伏交错，推动情节发展。
1.张生计退贼兵，而老夫人突然赖婚，封建势力与年青一代的矛盾激化。
2.“赖简”一折，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
3.“拷红”一场，老夫人发现莺莺“语言恍惚”“比往日不同”，气急败坏，审问红娘。
4.第五本，张生衣锦还乡，但老夫人果真要赖婚。
相互对立的力量当面折证，剑拔弩张。
5.最后，郑恒自讨没趣，一头撞死；老夫人也不能再赖，“有情人”这才“终成眷属”。
第三节《西厢记》的艺术成就《西厢记》以舞台艺术的完整性、高超的艺术成就，达到了元代戏曲创作的最高水平。
一、思想惊世骇俗，批判了陈旧的封建伦理，赞颂了追求爱情的反叛精神。
二、体制上进行创新，丰富了艺术表现力，为更细腻地塑造人物性格，更完美地安排戏剧冲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第一节）三、构思缜密，结构完整，两条情节线索相互制约，起伏交错。
剧中既写了以老夫人与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矛盾，即封建势力和礼教叛逆者的矛盾；也写了莺莺、张生、红娘之间性格的矛盾。
四、戏剧冲突环环相扣，有起有伏，扣人心弦，引人入胜。
（第二节）在每一次的戏剧冲突中，作者总是使人物性格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总是写年青一代节节胜利，封建势力节节败退，并处在被嘲弄的位置。
王实甫西厢记全文赏析《西厢记》是王实甫的一部经典戏剧作品，以张生和莺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通过描绘人物性格、情感冲突、社会背景等，展现了古代中国社会的风貌和人情世态。
以下是对《西厢记》的赏析，具体如下：一、故事背景与人物形象《西厢记》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唐朝，讲述了一个书生张生与相国千金莺莺的爱情故事。
张生赴京赶考，途中路过普救寺，偶遇美丽聪慧的莺莺，两人一见钟情。
然而，莺莺的母亲崔夫人却将她许配给郑恒，张生为了爱情，历经磨难，终于与莺莺结为夫妻。
故事中的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色。
张生是一个聪明才智、风度翩翩的书生，他对爱情执着追求，不畏艰难险阻。
莺莺则是一个美丽聪慧、温柔贤淑的女子，她对爱情充满了期待和向往。
崔夫人则是一个守旧、势利眼的女性，她为了家族利益，将女儿许配给郑恒。
郑恒则是一个无才无德、贪婪好色的男子，他为了得到莺莺，不择手段。
二、情节结构与戏剧冲突《西厢记》的情节结构紧凑，戏剧冲突激烈。
故事中穿插了许多误会、巧合、误会消除等情节，使得故事更加曲折有趣。
例如，张生误以为莺莺已经许配给郑恒，而郑恒则误以为莺莺已经和张生私奔，这些误会使得故事更加扣人心弦。
同时，《西厢记》的戏剧冲突也十分丰富。
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故事是主线，但其中还穿插了许多其他情节，如崔夫人与郑恒之间的矛盾、红娘与张生之间的误会等。
这些情节相互交织，使得故事更加丰富多彩。
三、艺术手法与语言特点《西厢记》的艺术手法独特，语言特点鲜明。
王实甫运用了丰富的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拟人等，使得故事更加生动有趣。
同时，《西厢记》的语言优美流畅，充满了诗意。
王实甫运用了大量的对偶句和排比句，使得语言更加工整、优美。
四、主题思想与社会意义《西厢记》的主题思想是爱情与婚姻的自由。
它通过张生和莺莺的爱情故事，表达了人们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和追求。
同时，《西厢记》也揭示了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弊端和不合理性。
它通过崔夫人将女儿许配给郑恒的情节，揭示了封建社会婚姻的束缚和无奈。
经典戏剧西厢记赏析杂剧的四大爱情剧包括拜月亭、西厢记、墙头马上、倩女离魂,但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西厢记了;西厢记原名莺莺传,又名会真记;是元代著名戏曲作家王实甫的杰作,也是元杂剧中最优美宏伟的大型喜剧;周德清称赞西厢记“诸公已矣,后学莫及”;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中国戏曲史上都占有很重要地位,是我国古代戏曲发展高峰之一;如果以单部作品而论,西厢记可以说是元杂剧中影响最大的;它以五本的宏大规模来敷演一对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的爱情与婚姻的故事,不仅题材引人喜爱,而且人物能刻画得更丰满细致,情节能够表现得更曲折动人,再配以与浪漫的内容相称的秀丽优雅而又活泼的语言,自然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魅力;西厢记主要讲的是书生张珙游学河中府,在古刹普救寺与已故崔相国之女莺莺小姐相遇;因一见倾心,借宿在崔氏眷属暂住的西厢院外僧房之中;夜间莺莺花园烧香,强生隔墙吟诗,莺莺亦酬诗一首；张生继而藉崔府超度老相国时,追荐自己的父母,在法会上与与莺莺再度相见;其间贼将孙飞虎为抢夺崔莺莺,兵围寺院,崔母求助于寺众,许诺能退贼兵者以莺莺相配；张生应下此诺并修书一封请惠明送至友人白马将军杜确处;杜确率兵打败孙飞虎,普救寺兵围虽解但崔母却违约赖婚,命两人兄妹相称,张生因此相思入病,侍女红娘遂教张生夜间在花园外弹琴,对莺莺诉说心曲;红娘为莺莺、张生传书递简,莺莺瞒过红娘而“待月西厢下”,是夜张生依约到来,但莺莺毕竟囿于礼教,又被红娘看见,竟翻脸不认;张生为此抑郁成疾,莺莺不禁内疚,以药方为名托红娘送去,当晚便由红娘送莺莺到张生房中;月馀后,两人情事被崔母发觉,崔母大怒拷问红娘,红据理以争,认为崔老夫人不应悔婚,若不允婚只怕还有玷辱家门和治家不严的罪名,崔母只得允婚,但张生必须应举得官方能迎娶莺莺,两人因此长亭送别;张生行至草桥,见莺莺追赶而来,醒后才知是梦境;张生得中后欲与莺莺完婚,被当年曾经与莺莺订亲的崔母内侄郑恒阻挠,恰好白马将军携旨到达,为张生与莺莺主婚,郑恒羞愧自尽,有情人终成眷属;剧中主要人物张生、崔莺莺、红娘,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彼此衬托,相映成辉；在这部多本的杂剧中,各本由不同的人物主唱,有时一本中有几个人的唱,这也为通过剧中人物的抒情塑造形象提供了便利;西厢记里的崔莺莺,带着青春的郁闷上场;当她遇到了风流俊雅的张生,四目交投,彼此就像磁石般互相吸引;她分明觉察到一个陌生男子注视着自己,但她的反应是“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剧本写红娘催促她回避,而她的反映是：回顾－－觑末－－下请注意这一舞台提示,它异常强烈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按照封建礼教的规定,为女子者,“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莺莺竟对张生一步一回头,把箴规抛之于脑后;通过一细微的却是引人注目的举动,作者让观众清晰地看到她性格发展的走向;莺莺遇见张生以后,作者写她相当主动地希望和张生接近;她知道那“傻角” 月下吟诗,便去酬和联吟；张生故意撞出来瞧她,她“陪着笑脸儿相迎”,可见她对张生是处处留情的;而她的态度,张生也看在眼里;他们心有灵犀,彼此都感受到相互的爱意;正是由于莺莺从一开始就对爱情炽热地追求,才使得她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违悖纲常反抗封建礼教的道路;王实甫写莺莺追求的只是爱情;她对张生的爱,纯洁透明,没有一丝杂质;长亭送别,她给张生把盏时的感触是：“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在她的心中,“情”始终是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至于功名利禄,是非荣辱,统统可以不管;然而,强烈追求爱情只是莺莺性格的一个方面;莺莺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加上对红娘有所顾忌,因此,她的性格显得热情而又冷静,聪明而涉狡狯;当观众看到莺莺“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看到她有时一本正经,有时黠谲多端,有时又扭捏尴尬时,都会哑然失笑;在作品中,王实甫让莺莺的形象具有两种不同的内心节奏,展示出她对爱情的追求,既是急急切切,又是忐忐忑忑;内心节奏的不协调,是导致她行为举止引人发笑的喜剧因素;张生的性格,是轻狂兼有诚实厚道,洒脱兼有迂腐可笑;他被去掉在功名利禄面前的庸俗,以及在封建家长面前的怯懦,被突出的则是对爱情执著诚挚的追求;他是一个“志诚种”;志诚,是作者赋予这一形象的内核;当然,张生是个才华出众风流潇洒的人物;他出场时唱的一曲,描述“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的黄河景色,充分表现出文采风流和豪逸气度;不过,王实甫在塑造张生的形象时,没有把表现他的才华作为重点,而是表明一旦坠入了情网,这才子竟成了“不酸不醋的风魔汉”;他痴的可爱,也迂得可爱;张生跳墙,是王实甫刻划这一性格最为精彩的关目;那天晚上,张生应莺莺诗简之约,到了后花园;他知道小姐已在隔墙,于是樊垣一跳,一把搂着莺莺;莺莺吓了一大跳,她没有想到张生会跳将过来,而且“角门儿”还开着,她惊呼：“是谁”这一下,约会便砸了锅;张生接到请柬,是红娘受了莺莺的气,拒绝再为他俩效劳的时候,是张生感到爱情已经无望的时候;可是,当他打开诗简一看,原来是小姐约他幽会;他大喜过望,红娘问他：“怎见得着你来你解我听咱;”他解释：“‘待月西厢下’,着我月上来；‘迎风户半开’,他开门待我；‘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着我跳过墙来;”据此,他便跳墙赴约了;莺莺约会张生,却没有让他跳过墙来,是张生把诗理解错了;本来,张生是个才子,当不至于不会解释,他之所以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是因在绝望之馀,突然受宠若惊,欣喜之情冲昏头脑,使他连诗也解错了;由于张生解错了诗,引发一场误会性的冲突,大大加强了全剧的喜剧性色彩;王实甫通过这样的艺术处理,把张生大胆追求爱情而又鲁莽痴迂的性格展现无遗;红娘在剧中只是一个婢女身份,却又是剧中最活跃、最令人喜爱的人物;她机智聪明,热情泼辣,又富于同情心,常在崔、张的爱情处在困境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她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气,并因此而充满自信;所以这个小小奴婢,却老是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无论张生的酸腐、莺莺的矫情,还是老夫人的固执蛮横,都逃不脱她的讽刺、挖苦乃至严辞驳斥;她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世上什么道理都能变成对她有利的道理;在西厢记里,王实甫把红娘放置在一个相当微妙的位置上;老夫人让她服侍莺莺,让她“行监坐守”,但她从心底里不满封建礼教对年青人的捆束,当觉察到崔、张彼此的情意后,一直有心玉成其事;她愿意为莺莺穿针引线,又知道莺莺有“撮盐入火”的性子,有“心肠儿转关”的狡狯,只好处处试探、揣度,照顾着小姐的自尊心,忍受着怀疑和指责;她要对付小姐,又要对付老夫人,担承着种种压力,却义无反顾地为别人合理的追求竭心尽力;而王实甫愈写红娘的“两下里做人难”,愈写这“缝了口的撮合山”在困境中巧妙周旋,就愈能生动地表现她机智倔强的个性;西厢记中的鲜明的人物性格,是这个剧能成为一部古代经典爱情剧的基础;当后弦把西厢记的歌曲推出,可以知道现在西厢记依然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西厢记是一部诗情画合一的作品,我们可以在诗和画的意境中尽情体味其中的爱情;。
《西厢记》的戏剧情节结构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是我国古典戏曲中一颗光芒熠熠的艺术明珠，是元代杂剧的优秀代表作之一，降临问世时，便以它深刻的戏剧冲突、鲜明的富于个性的人物形象、巧妙的艺术手法、优美的艺术语言及深遂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艺术魅力，博得了几百年来广大读者的赞扬，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长时间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一部生命力极强的传世作品。
《西厢记》五本二十一折共319曲，这五本的结构恰好是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五个部分。
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崔张相逢，因“路途有阻”莺莺母女孤孀困居普救寺。
除老夫人、莺莺在楔子中各唱一曲外，全部由张生主唱，老夫人在楔子中伤叹“子母孤孀路途穷”而“盼不到博陵旧冢”。
莺莺则因只有寡母弱弟，而世途多险，岁月流逝，终身大事未有着落，所以有“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之叹，这个楔子，一开始定下了悲剧的基调，后面的喜剧，正是在这种窘困深沉的浓重气氛中逐渐展开的。
两个人物都有一种急切感，老夫人急切地要求完成崔莺莺的婚事，以便终身有靠，这是“路途穷”所迫。
莺莺则因“路途有阻”而难免不生美人迟暮之想，想得到一个意中人。
张生在主唱曲子中唱出了男主角内心深处的幽怨：“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及游寺见到莺莺后的一系列心理变化。
第一折［油葫芦］、［天下乐］唱出山川的雄奇险峻，暗寓胸中丘壑，怀抱以及仕途多风波，行路之难，难于上青天。
因而当张生见到莺莺之后便陡然生出“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转而追求美人莺莺。
才子的落魄与佳人的“闺怨”有共通之处，都是前途未卜，青春虚度的闲愁万种。
一个为功名所误，一个为“穷途”所限，这种共通性，明确了本剧的一个基本矛盾——佳人欲婚姻而不能，才子欲功名而不就，而佳人才子都以功名为轻，婚姻为重，从而相互沟通，共同结合，这种共通性是建立在“同是天涯沦落人”之上的，这个意义就高于婚姻问题本身，全剧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展开的，这一本从整个结构意义上说它只是全剧的序幕，因为这只是两个青年人一个因功名未遂，一个为穷途所限，而产生的异性相吸。
诗的语言曲的意趣――王实甫《西厢记》的语言特色王实甫的元杂剧《西厢记》，是一部蜚声艺苑文坛的古典名著。
自从它问世以来的七百年间，一直传诵不绝，上演不衰，它的强烈的反封建主题固然赢得了人们的共鸣；它独树一帜的艺术成就，特别是语言艺术，同样令人叹佩，一直为古人、令人所称赞。
明人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说：“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
”郭沫若也曾说过：“不但是‘杂剧中的杰作’，也是一部‘好诗’。
”一语道破了《西厢记》的语言真谛。
可以说它既是诗的语言，又是剧的语言，是文学性与戏剧性的高度统一。
就诗的语言而论，辞藻优美，典雅凝炼，含蓄蕴藉，多用比兴、象征手法；就诗的语言而言，富有动作性、形象性、性格化，通俗明快，自由灵活，淋漓酣畅，多为直接描写或直抒胸臆。
它既保持了元曲的本色特征，又融汇了诗词的凝炼风格，在境界风格的本质特征上把诗曲统一起来。
王实甫的戏剧语言，既有前期作家诙谐通俗的本色特征，又有后期作家讲究清丽的文彩倾向，溶前后期作家语言特色于一身。
元人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提“作词十法”对于“造语”(即写曲子选择语言方面有如下要求：“未造其说，先立其意，语、意俱高为上”，“造句必俊，用字必熟；太文则迂，不文则俗；文而不文，俗而不俗，既耸听，又耸观。
”王实甫《西厢记》的语言可以说达到了这一标准，讲“文”，不至于文到使观众听不懂；讲“俗”，不至于俗到观众不要听。
这大概就是老百姓喜闻乐见奥妙之所在。
它能达到这种境界，在于他一方面吸收中国古典文学优秀作品中有生命的语言，一方面又善长提炼城市平民、主要是以勾栏为中心的各种人物的口语，古今并取，雅俗共储，使华美与通俗和谐统一起来，形成自己独特的，既典雅秀丽、含蓄悠长，又质朴自然、活泼晓畅的雅俗共赏的语言新风格。
其“雅”是更多的接受了诗词的熏染；其“俗”则更多受了民歌的影响。
下面仅就王实甫善于化用前人名句，也善长提炼现实生活中的白描隽语，作些探讨。
我们知道，在文学作品中运用前人成句，在宋代词中就已出现，但数量不多。
西厢记—曲中奇葩中国古代戏曲源远流长，种类繁多。
因其以“戏”和“曲”为主要因素，故称“戏曲”。
戏曲，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综合性艺术，它融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等为一体，呈现出极高的审美价值，自出现于世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青睐。
人们常说“人生恰如一出戏”，不同的人演绎不同的戏，一个个角色粉墨登场，在历史舞台上挥洒风流，可见戏的内涵，外延之大、之广、之深。
每一出戏都是一方小天地，它是社会这一大天地的缩影、写照，认识了戏曲，也就认识了这纷繁世界的一部分，戏曲教学不容忽视。
元代文学,杂剧之花盛开，在平民为爱情为题材的杂剧中，《西厢记》便是其中艳丽的一朵。
如果以单部作品而论，《西厢记》可以说是元杂剧中影响最大的。
作品里描述的崔莺莺与张生之间的爱情故事家喻户晓，甚至在较后一段时间鼓舞了许多年轻男女去勇敢的追求自己的幸福。
可以说《西厢记》是元杂剧的奋压卷之作,它不仅深刻地表现了反封建的主题思想,而且,其艺术手法钓巧妙,也达到了我国古典戏剧艺术的一个高峰。
《西厢记》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王实甫从人物性格和突出反封建婚姻制的主题出发，精心组织戏剧冲突，使并不复杂的情节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磁力。
作者王实甫也因此享誉文学史和戏曲史一、关于《西厢记》结构和冲突研究在结构安排、戏剧冲突等方面，《西厢记》也表现出作者的独到之处。
作为元杂剧的《西厢记》，在形式体例还保持着元杂剧一个人主唱的特点，但是它的结构规模在中国戏剧史上是空前的，它突破了元杂剧的一般惯例，用长篇巨制来表现张生和崔莺莺之间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
它一五本二十一折的鸿篇巨制打破了元杂剧一本四折的限制，使故事有充分的展开余地。
《西厢记》的戏剧冲突有两条线：一是老妇人（包括郑恒）为一方同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冲突；二是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矛盾冲突。
前者是维护封建礼教及家族利益同冲破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婚姻之间的矛盾冲突。
这个基本矛盾冲突,贯穿全剧,决定了以老夫人为一方同以崔莺莺、张生、红娘为另一方的双方的关系的同时,也制约着崔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关系。
如何分析《西厢记》的戏剧性？
《西厢记》是中国元代戏剧作家王实甫创作的杂剧，以其浪漫唯美的风格和独特的戏剧性而著称。
下面是对《西厢记》戏剧性的分析：
1.精巧的剧情结构：《西厢记》的剧情结构精巧，情节紧密
连续。
它以李娘子和张生的爱情故事为核心，描绘了两位主人公经历阻碍和磨难、最终取得幸福的过程。
剧中设置了许多曲折离奇的情节转折和反转，如张生假冒僧人、李娘子绕墙而出等，增加了戏剧的悬念和吸引力。
2.鲜明的人物形象：《西厢记》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
象，各具特色和个性。
李娘子美丽纯洁，有着坚定的爱情观；张生聪明机智，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宋青书机智过人、李娘子的侍女玉环等等。
这些人物的性格以及之间的互动和矛盾，使剧情更具张力和戏剧性。
3.夸张的舞台表演：《西厢记》的舞台表演常常采用夸张、
华丽的手法，增加了剧情的戏剧性。
丰富的舞台设置、奇装异服以及精彩的歌舞场景，使表演更加生动活泼，吸引观众的目光和注意力。
4.浓厚的情感表达：《西厢记》以浓郁的情感表达闻名。
剧
中展现了李娘子和张生之间纯真、坚贞的爱情，以及他们面对外界的压力和阻碍时的心理挣扎和情感抉择。
这些情感的真实展现，使观众能够深切感受到爱情的力量和情感
的荡漾，增强了戏剧的感染力和共鸣力。
总而言之，《西厢记》在剧情结构、人物形象、舞台表演以及情感表达等方面体现了强烈的戏剧性。
它通过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塑造，展现了爱情与命运的冲突、个体追求幸福的艰辛和抉择，引起了观众对人生和爱情问题的思考。
这些特点使得《西厢记》成为中国戏曲中的经典之作，对后世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