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的对话

中外文学的相互影响与交流文学是人类思想和情感的艺术表达，是不同国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中外文学的相互影响与交流，既是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不同文化间相互学习与借鉴的重要途径。

本文将探讨中外文学的相互影响与交流，以及这种交流对文学创作的启示与影响。

首先，中外文学的相互影响与交流可以追溯到古代。

在古代中国，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与西方的交流逐渐增多。

这种交流不仅仅是商品和文化的交流，还包括文学作品的传播。

例如，古希腊的史诗《奥德赛》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人通过翻译和吸收西方文学作品，丰富了自己的文学创作。

同样，中国的文学作品也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对西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随着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中外文学的交流更加频繁和便捷。

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文学开始与西方文学接轨。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广泛阅读了许多西方文学作品，并将其中的人道主义思想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

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就受到了尼采的思想影响。

同时，西方文学也开始引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写实主义作品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除了文学作品的相互影响，中外文学的交流还表现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交流上。

20世纪中叶，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文学理论在西方兴起。

这些理论的引入对中国文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激发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创新和发展。

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文学理论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对西方文学批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种理论的交流和借鉴，促进了中外文学的相互发展。

中外文学的相互影响与交流不仅仅是单向的，也存在着相互借鉴和融合的现象。

例如，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中的一些情节和人物形象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同时，中国文学也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诗词和哲学思想被翻译成西方语言，对西方文学和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区别其一，原始文献方面，古代文论要求忠实于原意原貌，重注释轻翻译，为了不失原意，宁愿不合现代汉语习惯，牺牲流畅度；同时，校对、注释分歧很多，更加使得翻译疙疙瘩瘩。

有的专家明确表示，古代文论不能准确翻译概念，不能给出确定的翻译，只能是多角度展开论述，让读者把握多方面意义，获得多方面思想收获或启发。

学生看这样的译注和论述未必理得清楚，容易一头雾水，而且原有语感会被破坏，表述磕磕碰碰，乃至影响到思维顺畅。

解决的办法是，细读细读再细读，然后，“将欲解结，务在刚断”，一定要果断地写出来，果断地调顺。

做西方文论学位论文，主要是阅读译本，多数外文原著的译本只此一家，如若有误，可以视为有意义的误读，研究生足以为据。

有些名著会有更好的新译本，就更足以为据了。

研究生一般能读英文原著，英文论著讲章法，问题观点突出，结构简明，内在逻辑清楚，用词造句平易，表达自然流畅，这种阅读，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学生的表达。

当然，也要警惕有些译者不负责任或能力欠缺。

记得2003年人大读博时，一位同学在外兼课，一节一百元；一位同学是外语系副教授，有人请他翻译英文著作，千字60元，果断拒绝。

啥人会接呢？考虑到译本可能不好，务要注意核查英文原著。

如果研究对象非英语著作，仍然要坚持核查乃至借助字典阅读原始文献。

因此，不做学问、不从事相关工作的同学最好避开这类选题。

其二，意义价值方面。

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当然不能分高下优劣前沿落伍，但是西方文论直接关注事实与现象，注重实操性，方便运用于分析评论，似乎还重视听众，在意传播与接受，因此普及性要高一些。

文学理论普及程度一是与教育普及程度有关，二是与是否急功近利有关，如果是，就会疏远理论；如果笃信理论的长远作用，就能够静心掌握理论武器。

如果古代文论不注重现实意义与价值，不注重普及和可操作性，那不仅急功近利的人敬而远之，相信无用之用为大用的人也可能敬而远之。

西方文论建构了一个独立的知识系统，中国古代文论要么是在国学、传统文化系统中讨论，其意义价值显得宏大而高不可攀；要么是按照西方文论、马列文论、美学来建构，其意义价值显得是在攀附乃至牵强附会。

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以《中西比较诗学》为例庞莉芹【摘要】曹顺庆是中国中西比较诗学学科的开创者，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以“中西比较诗学”命名的学术专著，乃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

他从中国古典文论研究转向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将中西诗学的范畴、概念互证互释、双向阐发，分析了中西古典文论的异同之处，阐发了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世界意义。

曹顺庆希望通过对中国古典文论的重视来摆脱中国学界“失语症”的状态，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以及深入“跨文明”研究，从而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文论体系。

%He described the scope and mutual conceptual interprt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 anatyzeu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and expounded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in the world. Cao hoped to getrid of the Chinese acadmic aphesia by emphasizing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and set up a new uniuersal system of literary theoy through equal dialogue with western culture and in-depeth inter-civilization research.【期刊名称】《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2(022)003【总页数】4页(P47-49,61)【关键词】《中西比较诗学》;中国古典文论;“失语症”;“跨文明”【作者】庞莉芹【作者单位】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40071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221904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红楼梦评论》，标志着中国比较文学的开端。

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对比与交流引言你是否曾想过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有何不同与相通之处呢？这是一个广泛而深奥的话题，通过对比与交流，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这两大文学传统的特点和互相影响。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对比与交流，希望能够带你步入这个纷繁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

古代文学的起源与特点中国古代文学的起源与传统中国古代文学起源于先秦时代，几千年来逐渐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文学传统。

古代中国文学注重表达情感和道德思想，尊重道德伦理。

《诗经》可谓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这部诗集总结了古代中国人的伦理观念，表达了对自然和社会的思考，成为后来文学创作的重要参考。

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中国古代文学追求的是高雅的文学表达和深入的哲理探索。

其特点包括：1.抒发情感：中国古代文学通过诗歌、散文和小说等形式表达人们的情感，描绘内心世界，传达个人的心情和体验。

2.崇尚自然：中国古代文学重视自然意象的运用，通过描写山水、花鸟、季节变迁等来诠释人与自然的关系。

3.重视道德：中国古代文学崇尚道德伦理，强调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的品德修养。

4.借史反思：中国古代文学通常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为素材，通过对史实的整理和解读，反思社会问题和人生哲学。

西方文学的兴起与特点西方文学的兴起与传统西方文学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伴随着古希腊哲学的发展，西方文学也开始有了独立的地位。

西方文学经历了古典时期、中世纪时期和近代时期的演进和发展，形成了多样而丰富的文学传统。

西方文学的特点西方文学注重思想启迪和个体的表达，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和自由意志。

其特点包括：1.崇尚理性：西方文学强调理性思维，关注哲学和人类思想的探索，追求真理和智慧。

2.高度个性化：西方文学着重个体的表达，强调个体感受和情感体验的真实性，以及对世界的个人理解和阐释。

3.探索人性：西方文学深入探讨人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关注人的冲突、欲望和道德选择等问题。

古典与现代的对话——古代文言文在当代写作中的应用古代文言文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独特的韵律美和深邃的思想内涵为人们所喜爱。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现代汉语逐渐取代了古代文言文，成为主流的书面语言。

尽管如此，古代文言文在当代写作中的应用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古代文言文在当代写作中可以增添文化底蕴。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其中古代文言文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当代写作中适当运用古代文言文，可以借助其独特的语言结构和表达方式，传递更加深刻的文化内涵。

例如，我们可以在现代散文中引用古代名句，或者在小说中模仿古代文人的写作风格，这样可以使作品更具有历史感和文化韵味。

其次，古代文言文在当代写作中可以拓宽表达的方式。

现代汉语作为一种实用性较强的语言，注重简洁明了的表达方式。

而古代文言文则更加注重修辞手法和语言的华丽性。

在一些需要强调感情色彩或者表达复杂思想的场合，运用古代文言文可以使作品更加生动鲜活。

例如，在诗歌创作中，古代文言文的运用可以增加诗歌的韵律感和艺术美。

另外，古代文言文在当代写作中也可以提供一种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

现代写作中，大多数人都使用现代汉语进行表达，导致作品的风格相对单一。

而古代文言文的运用可以为作品注入一股古典气息，使其与众不同。

在当代小说创作中，一些作家尝试运用古代文言文进行叙述，使作品更加独特而引人入胜。

然而，古代文言文在当代写作中的应用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古代文言文的语法结构和表达方式与现代汉语有很大的差异，使用古代文言文进行写作需要较高的语言功底和阅读理解能力。

其次，古代文言文的运用需要避免过度矫情和刻意追求华丽，否则可能会造成作品的艺术效果不佳。

最后，古代文言文的运用也需要注意时机和场合，不同的写作题材和文体适合使用的语言风格也不尽相同。

综上所述，古代文言文在当代写作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它可以增添文化底蕴，拓宽表达方式，提供一种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

何去何从——当“文以载道”遇到西方文论作者：郝奕来源：《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4年第11期摘要：在当今中国，“文以载道”观仍能散发其经世致用、匡扶社会的光芒。

本文通过阐述“文以载道”观发展演变及其狭隘化倾向；分析“文以载道”屡遭批判以及“文以载道”何去何从的原因，同时提出政策建议，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发展。

这就首先要求作家具备高度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文以载道何去何从西方文论1 “文以载道”观发展演变及其狭隘化倾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论史上，“文以载道”观纵贯始终。

虽然“文以载道”的观点是在南宋才首次明确提出，但是“文”和“道”的关系自古以来就多有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提出，文与道的关系也就是客体与主体的关系，文学的实质是主客体的统一，客体在服从于主体的同时，又不丧失其本身的自然本性。

唐代的韩愈、柳宗元等人把“文以明道”正式提上了日程。

韩愈在其《题欧阳生哀辞后》一文中说过：“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

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也。

”其所谓“道”的具体内容涵盖的非常广泛。

到了宋代，文学家们对于“文以载道”的强调达到了顶峰，他们大多是要求以“道”作为“文”的内容，但是他们各自对“道”的内涵的理解以及对“文”“道”关系的处理上又各有不同。

在苏轼、欧阳修等人的文论中，“道”虽然是“文”的内容，但却并没有被紧紧束缚在儒家思想的传统领域里；而且他们“文”“道”兼重，提倡自然的文风，对于“文”的要求仍然很高。

“文以明道”的说法被周敦颐发展为“文以载道”——他的《周子通书·文辞》中所说的“道”，是指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写作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和伦理纲常，为封建统治的政治教化服务；评价文章好坏的首要标准是其内容的贤与不贤，如果仅仅是文辞漂亮，却没有道德内容，这样的文章是不会广为流传的。

在他看来，“道”专指道德，“文”专指文辞，实际就是要求文辞为道德服务，而且他所言之“道”也限定于“圣人之道”。

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对话与碰撞文学是人类智慧与情感的结晶，是一种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探索与表达。

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作为两个不同时期的产物，承载了不同的历史背景与价值观念，它们在对话与碰撞中相互启迪，共同推动着人类文学的发展。

古代文学源远流长，包括从先秦诸子百家到唐宋诗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

古代文学注重情感表达与道德教化，以叙事、警示、咏史等方式展现着人类的生活与历史。

其作品往往以规范化的文体与古典的艺术手法为主，如五言绝句、四书五经等。

这些文学作品以高度凝练的语言和形式深刻表达了作者的思想与感情，同时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风貌与价值观。

然而，现代文学对古代文学的对话与碰撞激活了文学的新能量。

现代文学随着时代的进步，呈现出对自由与个体意识的追求。

现代文学作品不再受限于传统的文体与主题，更加关注个体的表达与思想的解放。

以诗人顾城的《静夜思》为例，他在表现对自然的感受时，运用了现代诗歌特有的意象和叙述方式，与古代诗人李白的《静夜思》形成了一种碰撞，既延续了古代文学的表述方式，又展示了现代诗歌的新意。

除了对话与碰撞，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也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古代文学作为前人的智慧结晶，为现代文学提供了沉淀与启迪。

现代文学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常常借鉴古代文学的表达技巧与思维模式。

例如，现代小说《红楼梦》即受到了古代小说《聊斋志异》的影响，它们都追求以细腻而富有哲理的方式展示人与世界的关系。

这种借鉴与延续使得古代文学的精华在现代文学中焕发新的光芒。

然而，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对话与碰撞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有人认为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相比，过于追求个体意识与情感表达，轻视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批判。

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古代文学太过古板与陈旧，无法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由此可见，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的确面临着理解与接纳的过程，而这正是对话与碰撞的重要价值所在。

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对话与碰撞是一种时代的交流与探索，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与西方文学：对话与探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与西方文学：对话与探讨――巴金与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摘要：巴金是我国二十世纪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现当代文坛的巨匠。

他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之一。

随着五四运动把西方的思想文化传入中国以及巴金留学法国的经历，巴金的文学创作受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法国兴起的自然主义潮流的影响。

他继承了法国自然主义文学中以客观的态度表现人物的命运，在描写个人命运的同时体现较深刻的社会意义的手法。

但是相比之下，巴金在吸收的基础上又做了些改动，他摒弃了法国自然主义中机械照搬自然科学的理论到文学创作中，尤其是遗传学，反映纯生理的人这一特征。

关键词：巴金法国自然主义左拉一、引言作家在创作历程中，往往会受到某一特定时期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焕然一新的时代。

在革命先驱的领导下，西方各种文艺和哲学思潮纷纷涌入中国，给闭关自守已久的传统社会道德观念以极大的冲击，外国文学的影响也渗入中国。

尤其是西方现实主义带来了一股崭新的文学风尚。

那是我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空前的中西文化交流时代，是中国封建文学传统逐渐没落的时代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自然主义，由于时间最接近，又是现实主义的延伸和发展，因此二十世纪的许多中国作家受之影响深刻。

巴金因其特殊的经历，在早期文学创作上有很明显的法国自然主义色彩。

二、巴金对法国自然主义的接受背景说到巴金对法国自然主义的接受，就不得不从巴金的生活背景和经历讲起。

20世纪初，正值大批中国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之际。

据1921年12月18日和15日的《时报》报道，到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已达1600余人。

后来，留学生中便有人开始了法国文学的翻译工作。

莫泊桑、左拉等人的作品陆续被引入中国，这种译介以中国早期读者大有益处。

在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了解的基础上，一些留法人员开始系统地介绍法兰西文学发展史，这些著作里包含了法国各种文学思潮、各种文学流派的理论，对“五四”新文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许多作家从法国文学理论中吸取了有益的教训，并创造出了辉煌的文学实绩。

中西“古今之争”思潮比较作者：林芳周红芬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08年第04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的文论中，如何处理文学传统与革新的关系一直是各个历史朝代所争论的问题。

“厚古”与“崇今”两种不同的评判标准造成了两种对立的立场，在激烈的论战中，各形成了两次大的思潮。

通过对中西方运动思潮的梳理和分析，我们也能看到其背后中西方文化的异同。

一、中西古代文论上的“古今论争”中国的文论史上，因对古今文学评判标准问题引起的论争，主要发生在唐中期的“古文运动”和明清时期的“师古复雅”。

先秦两汉时期散文简易畅达、声情并茂、体物浏亮。

魏晋南北后逐渐骈偶化，讲究声律、辞采，过分追求形式美，内容空洞苍白。

唐初，陈子昂、萧颖士、柳冕等人提出“追建安风骨”、重兴儒家思想和注重文章的教化功能等主张，从理论和实践上初步奠定了古文运动的基础。

到了唐中期，出于复兴儒学和政治改革的需求，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思想家掀起了古文革新的热潮，倡导“古道”和“古文”，力图从提倡优良的文学传统入手来拯救这一颓风。

韩、柳发起的古文运动主要革新理论：（1）主张“文以载道”，强调文章的政治功用，以文章来传达儒家的政治教化；（2）语言要流畅易达、词必己出、务去陈言，反对藻饰雕琢；（3）认为“文如其人”，要求作家提高道德修养。

在古今文的取舍上，主张以人的心性品质（即道德修养）为标准，充分肯定秦汉古文对于为人为文的积极意义。

韩愈和柳宗元在提倡学古的同时也反对因循守旧，主张对文学传统进行变革创新同时要求从自我出发来熔今铸古，主张还是十分的融通。

明永乐至成化年间，“台阁体”和“茶陵体”先后占据文坛。

台阁体追求平正典丽，内容上多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酬唱应答，而茶陵体虽另辟蹊径，作诗主张“宗唐法杜”，强调声调，注重抑扬顿挫之美，但仍未能脱尽“台阁”习气。

“在师古复雅的文学观念引导下，元明时期的文学接受往往流溢着浓烈的复古情调。

”[1]针对此现象“前后七子”诗文复古的创作和理论。

中西文论对话的原则与路径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一、基本原则?进行异质文化的对话首先应该掌握两条基本的研究原则。

首先是“话语”原则。

异质文化或异质诗学的对话不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一个“话语”问题。

所谓“话语”，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或谈话，而是借用当代的话语分析理论的概念，专指文化意义建构的法则。

“这些法则是指在一定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思维、表达、沟通与解读等方面的基本规则，是意义的建构方式和交流与创立知识的方式。

”曹顺庆：《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时期》，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页。

说得更简洁一点，话语就是指一定文化思维和言说的基本范畴和规则。

?话语是一种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是其所有言说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

因此，异质文化对话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实现其话语之间的相互对话。

忽略话语层面，忽略文化最基本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言说规则，任何异质文化的对话只会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千奇百怪的表层文化现象比较，要么就依旧是强势文化的一家独白。

异质文化的对话首先要明确对话各方的话语。

有了各自不同的话语，然后再寻找相互之间的能够达成共识和理解的基本规则。

当然，构成这种相互之间都能理解的话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对自身文学体系的整理、术语的翻译介绍、不同文化社会背景的探讨等等。

但是，不管是确立各对话主体自已的话语还是对话方形成共同话语，对话理论首先要遵循的是这一条“话语原则”。

将话语原则放在首位，就是要求我们在对话前确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对话中时刻关注自己的话语立场。

只有坚持这条基本原则，异质文化的对话才能真正有效地进行。

?异质文化对话的第二条基本原则是“平等原则”。

要做到东西方异质话语真正平等对话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比较文学的异质对话如果抛弃或忽略这项平等原则就只会导致一种强势文化的霸权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