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导论1、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实际是对商业性社会中群体关系实质的揭示。
在西方契约性的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性大于亲和性，人与人相处，所注重的不是内在情感的融洽，而是外在关系的平衡。
如何在契约的限度内充分发挥个体的才能是每一个个体首要的生存条件。
2、中西传统精神与民族性格不同：一、西方人与自然是对立的（认为自然中存在着一种可怕的、神秘的力量在驾驭着自己、玩弄着自己），而东方人与自然是和谐。
他们较多地看到人和自然的融洽与亲和。
因为我国古代是农业性的社会，我们民族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对大自然有着一种亲近感。
农业生产相对稳定的特点，造成了我们古人对自己的力量和自然的信任的态度。
二、在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上，西方人较倾向于看到宇宙事物的差异性、矛盾性，东方人则较多看到它们的整体性、统一性；西方对事物的认识方法有较强的分析性、思辨性，东方看事物往往是直观性。
三、在发展观、历史观上，西方尚“变”，东方尚“通”。
对事物的发展，西方人较多注意到它的前后不同，看到其革变的一面；东方则注意事物发展的的前后承袭，看到它稳定的一面。
如古希腊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而我国惠施曾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
东西方历史观发展观产生区别的原因：传统上这种事物发展观的差异，究其原因，也是双方社会经济的不同特点造成的。
西方为商业型社会，而商业的特点是流动性、开拓性：商品在不断的流通中才能有利润，市场在不断地开拓中才有发展。
故西方人在传统精神上是进取多于守成。
中国古人对历史发展都一个固执的观点——历史循环论，“无平不颇，无往不复”。
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事物的流动运转，“万变不离其宗”。
思想发展的形式上，东西方的显著的区别：西方思想史的进程表现为“替变”，后者代替前者，新的否定旧的。
而中国古代，在思想认识上的发展多表现为“蜕变”。
小结：我们可以把东西方民族想象成两个性格不同的巨人：站在西方的，是一个活泼好动的、精明的、具有外向性格的巨人；而站在东方的，是一个沉静的、敦厚的、具有内向性格的巨人。
（一）、王夫之的文论一、科学地总结情理之争二、“情景”说三、“现量”说四、诗歌欣赏方面的见解王夫之不仅是一位哲学大师，也是一位美学大师。
他建立了一个以诗歌的审美意象为中心的美学体系。
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唯物主义美学体系，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种总结的形态。
一、科学地总结情理之争古代“言志”说和“缘情”说的不同宋元以来的情、理之争（宋诗受理学的影响，重理而不重情；严羽强调诗歌主情而反对说理。
）明代以来李贽、公安三袁强调文学应当表现“真情”而反对“假理”。
从文学批评史看，主张言志、载道的偏向主理一派，往往强调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而忽略诗歌的抒情本质和审美特征；主张缘情、抒写性灵的偏向主情一派，往往对诗歌情中有理的方面认识不足，并对情缺乏积极的引导。
王夫之既强调诗歌的本质是表达人的感情（诗以道情，道之为言路也。
诗之所至，情无不至。
情之所至，诗以之至），又不否定诗歌中也有理（王敬美谓：“诗有妙悟，非关理也”。
非理抑将何悟？）。
只是诗歌中的理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理而已（经生之理，不关诗理，犹浪子之情，无当诗情）。
这种对情理关系的认识，避免了片面性，更为科学也更加稳妥，从而对争论了数百年的情、理关系作了比较圆满的总结。
二、“情景”说王夫之的诗歌创作理论特别注重意境的创造。
他认为诗歌意境的构成莫不由情、景两大元素构成：在王夫之看来，诗歌中的情、景是彼此互相依傍，缺一不可的。
他更进一步深入考察，提出诗歌中情景结合的方式有三种：其一是“妙合无垠”，结合得天衣无缝，无法分别，这是最高境界，然而要达到这种境界是比较难的；其二是“景中情”，在写景当中蕴涵着情，如李白的《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其三是“情中景”，在抒情过程中能让人感到有景物形象在。
总之情景互相融合才能构成诗歌的意境美。
三、“现量”说在诗歌的创作上，王夫之强调主体创作过程的当下性与自发性，他借用佛学的范畴提出了“现量”说，根据教材的论述，简言之，诗歌创作中的“现量”说有现在义、现成义、显现真实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