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言人之不敢言

马寅初壮语录“一不做官，二不发财”1915年，怀着“强国富民”抱负的马寅初留学回国。

当他到北平后，袁世凯正上演称帝的丑剧。

这年秋天，马寅初的住所一时车水马龙，宾客纷至。

“你还是到我们大帅那里去吧！去后让你操办财政经济事务，保你可以发大财……”一位军阀的代表向马寅初提出邀请。

“我是做学问的人，不想做官发财……”马寅初义正词严地说。

一些军阀和政客轮番上门来游说，使马寅初十分反感。

经过几天的考虑，他公开宣称“一不做官，二不发财”，走治学救国的道路。

不久，马寅初就接受蔡元培的邀请，成了北京大学的经济系教授。

“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

”马寅初拒绝蒋介石请他去美国考察和对他委以重任的许诺后，于1938年应聘到重庆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和商学院院长。

目睹当时国民党四大家族强取豪夺，大发国难财的行径后，他极为愤怒，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奋起抨击。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下，人民根本就没有言论自由，广大群众敢怒不敢言。

但马寅初不怕，他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能言，就更难。

我就是要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提出对四大家族征收“临时财产税”，并在不同的场合发表演讲、文章，将矛头直接指向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

“你们（特务）不动手，我就要发表演讲了。

”1947年暑期，南京中央大学举行校庆活动，邀请马寅初到校作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罪行的报告。

国民党特务机关获悉后，威胁要杀死他。

行前，他作好了牺牲的准备，并将写好的遗书交给了家属。

演讲那一天，马寅初身穿蓝布长衫，大义凛然地登上了讲台。

他一开头就说：“站在下面的特务先生们，你们要开枪就开吧！我马寅初在此专门恭候。

”台下身上暗藏手枪的特务们顿时面面相觑，不敢动手，全场却掌声雷动。

“你们不动手，我就要发表演讲了。

”等掌声平息之后，马寅初平静地开始了他的演讲。

“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发表后，康生、陈伯达等人发动了对马寅初的大批判。

马寅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1916年，马寅初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哲学博士学位回国，时年34岁。

他先在北洋政府财政部任职，后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

1920年起，他一边创办新式商科学校，一边陆续在上海、北京的学校和金融机构发表演讲，普及经济常识、吁请整顿币制。

1927年，45岁的他辞教入仕，抱着“为国牺牲”、“为社会服务”的理想加入了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官越做越大，最初秉持的信仰却越来越虚空动摇，寄望税制改革、再造中国经济的他最终发现，政府“不能办富人税，只能在穷人身上着想”；“三民主义”是虚、权贵资本是实；“此种丧心病狂之事，在昔日满清政府及军阀所不敢为者，而今已现于青天白日之下，诚可谓每况愈下，令人为之痛哭也！”“今旧道德已渐失其势力，欲打破人民升官发财之思想，非用武力可能奏效。

应将新旧两教育互为表里，10年教育之后，或有希望。

”他重返文教阵地，先后在杭州财务学校、上海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

“很多人赞叹祖父在1958至1960年间的表现，其实这既不是他第一次因言获罪，也不是他第一次知难而进。

”马思泽指的是1939年。

那时，国民党的达官显贵们大发国难财，马寅初在《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上接连发表《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等檄文，并公开发表“我对于抗战的透视”、“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收回膨胀的纸币”等演讲，矛头直指“蒋委员长”。

“有人说他是‘民族英雄’，我看他只能算是个家族英雄，因为他庇护的只是他的亲戚家族。

他们用租税、公债和通货膨胀三种方法，刮尽了天下的民脂民膏，甚至连他们子子孙孙的棺材钱都捞足了，哪里还管老百姓的死活！”他把儿女带到演讲现场，对着人群中的特务说：“我马某人愿效谭嗣同先生，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我自横刀向天笑！为了抗战，英勇的数十万将士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文人在后方无所贡献，也应当不惜死于后方，把应该说的话大胆地说出来。

马寅初名言名句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1、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能言，就更难。

我就是要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

2、老夫年过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制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3、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

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4、要发展国外贸易，就要发展资本，尤其要注意人才。

否则，愚昧无知，只有处于被动，各种有利的事业，都要被别人操纵了。

5、从经济的原则上说，农业国家是不能达到“富裕”的，事实上比较富裕的国家大都是工业国家。

6、学习和钻研，要注意两个不连良，一个是“营养不良”，没有一定的文史基础，没有科学理论上的准备，没有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搞出来的东西，不是面黄肌瘦，就是畸形发展；二是“消化不良”，对于书本知识，无论古人今人或某个权威的学说，要深入钻研，过细咀嚼，独立思考，切忌囫囵吞枣，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粗枝大叶，浅尝辄止。

7、粉身碎骨不必怕，只留清白在人间！8、内价与外价同时稳定不可兼得时，与其牺牲内价维持外价，反不如牺牲外价维持内价之为愈。

因内价稳定，利率无忽涨忽落之必要，企业家无所顾虑，可专心致志于国内事业之发展。

9、我今年六十六岁，六十岁是本钱，我已经有六年的利息了。

还怕什么？10、大炮无论如何要做，憨大是决计要做到底的。

11、一不做官，二不发财。

12、投资等于储蓄。

储蓄仅为一消极之观念，使储蓄能发挥作用，则有赖于积极之投资。

马寅初名言13、在人口问题上，我们要赶的是“质”，不是“量”。

10、教师工作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培养学生具有各种良好的习惯。

11、读书忌死读，死读钻牛角。

12、学校教育应当使受教育者一辈子受用。

13、品德教育重在实做，不在于能说会道。

14、一个学校的教师都能为人师表，有好的品德，就会影响学生，带动学生，使整个学校形成一个好校风，这样就有利于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学生的成长大有益处。

原文：。

抗战初期，蔡元培因病滞留香港，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从重庆寄来快信，自称是北大的毕业生，在重庆穷困潦倒，无以为生，请求蔡元培伸出援手，将他推荐给用人单位。

蔡元培当即致函某机关负责人，称那位青年学有所成，这封推荐信不久即发生效力。

然而那位青年到差时，所出示的毕业证书并非北大签发。

某机关负责人赶紧写信询问蔡元培，是否真的了解那位青年的底细。

蔡回复对方：不必在意那位青年是不是北大生，只要看他是不是人才。

如果他徒有北大毕业证书而不是人才，断不可用；如果他没有北大毕业证书而是人才，仍当录用。

笔记：2016-06-03原文：辜鸿铭一向狂傲，但他特别服膺蔡元培。

辜鸿铭曾在课堂上对学生宣讲：“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我。

因为蔡元培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笔记：2016-06-03原文：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

（蔡元培）笔记：2016-06-03原文：章太炎从来不正眼看钱。

没钱了，他就卖字。

到了晚年，他更不晓得如何用钱了。

让仆役买一包烟时，他掏出五块钱。

儿子要做大衣时，他也掏出五块钱。

有一次，要盖房子了，他掏出来的，还是五块钱。

2016-06-03原文：当王国维在北京招国学研究生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来到清华大学，都想看到日夜思慕的大导师王国维，因为王国维当时的名声太大了！大家都在教室里盼望着……进来的将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流倜傥的人物？铃声响了，踏进门来的王国维使大家很吃惊！很失望！只见一个五短身材，蓄八字须，戴缀有红帽结的瓜皮小帽，后面拖一根长辫子，着一件长袍，外套马褂的人缓步走入教室。

这就是我们的老师？这就是我们仰慕的伟大的国学大师？但是等到王国维一张口，一说话，一表述，一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就把这些学生领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新境界、新学问、新天地！这时候，同学们都会由衷地佩服他。

2016-06-03《人间词话》之所以不同于前朝词话，就在于它融贯中西，在容纳西方比较文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典型的中式“境界”说。

zz马寅初的一付对联马寅初的一付对联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展云舒背景资料：马寅初先生，50年代提出人口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6亿人口正好，不能太多，多了以后，森林不夠，土地不夠，水资源也不夠，粮食也不夠。

观点非常好，结果挨枇判。

教育部长撤职，北大校长撤职，人大、政协纷纷撤职。

这么大的打击谁能忍受！本来理论很科学，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

他顶住压力，坦然面对，并写下了上面的名句。

最后活到102岁，親眼看到为他平反。

主题：Re: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马寅初敢于“对权势说真话”的美国人文学者萨义德说：“如果你的眼睛盯着主子，就只是一个门徒或追随者，或者看门犬”。

有学者认为，马寅初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后世学人的精神风标，正是缘于他在万马齐喑的年代敢怒敢言敢坚守。

季羡林曾说，建国后的知识分子中他最佩服的一个是梁漱溟，另一个就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马寅初。

他的“新人口论”自1958年开始被批判，高压之下马寅初提笔应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有史料介绍，马寅初与周恩来私交颇深，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担忧他的处境，亲自约见他并作了深谈，给他做劝导工作。

经一夜深思之后，马寅初把自己的最终决定写进了《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的“附带声明”中：“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

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

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

如今还牢记在心。

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

读《北大之精神》有感读了马寅初先生的有关“北大精神”的讲话，颇有感慨，对马老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同时也被马老的牺牲精神感动在这篇讲话中马寅初先生把“北大精神”概括为牺牲主义精神。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北大牺牲主义精神显得尤为重要，以五四运动为重要代表的一系列打倒卖国贼，打倒帝国主义的一系列爱国行动，都将牺牲主义精神诠释的淋漓尽致。

果如马老所言“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紧接着，马老就国内各地的形势做了具体的分析。

他认为浙江省“现时之地位，较他省优良之点甚多。

”其中主要分析了以下原因：(1) 财政之统一；(2) 全省无滥发纸币，引起金融之扰乱；(3)军队之统一；(4)教育之优良完全；(5)此次革命军兴，全省所受之损失不大。

并认为，如果以浙江省的这些优势，政治上能上轨道，并且慢慢改革深入，再加上北大之精神能、在政府机关人员中能得到充分普及，那么浙江的前途则无可限量。

接着，马老就现在国家的实际情况指出，要求改革，必须要改变现状，即改变现时国内的社会环境，并分析出造成社会风气不佳的重要原因——“吏治之不良，道德之堕落”。

并以一些来马老处谋事之人的意图及思想觉悟，提出，中国人的“公”的思想极其薄弱，我们应该摒弃以个人享受、家庭观念为主各种不良思想，易之以团体思想，即一切以人民幸福为前提。

最后，马老先生提出，弘扬北大精神的目的，即——“欲使人民养成国家观念，牺牲个人而尽力于公，此北大之使命，亦即吾人之使命也。

”其实，马寅初先生的精神又何尝不是“牺牲主义精神”呢?用“牺牲主义”来评价马寅初先生再合适不过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推行专制独裁统治，面对一系列祸国殃民的政策，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

时任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马寅初却毫不畏惧，他对学生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能言，就更难。

我就是要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

” 1940年12月，蒋介石命令手下秘密关押马寅初。

北大学者马寅初北大学者马寅初立冬以后，江南一夜之间刮起西北风，早晚的气温降到10℃以下。

枫叶红得耀眼，银杏黄得浓郁，梧桐落叶萧萧，满城风雨。

这个季节虽然很有层次感，美丽如画，但它很短暂，往往诱发人的心绪，引起人的遐思。

傍晚，当喧闹与躁动还在这个城市上空飘荡的时候，当那些“明星学者”在大江南北满天飞的时候，我来到静静的湖畔散步，常常会仰望星空，想想那些已经过往的先哲。

这个时候，心灵仿佛被湖水洗过，浮躁的心绪就像湖水一样宁静起来。

于是，便开始叩问困扰自己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学者？学者的使命是什么？当我仰望星空、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个先哲凌空出现。

他仿佛从遥远的云端走来，目光严肃而深邃，脸色从容。

这个先哲就是德国哲学家费希特。

两百多年前，费希特就在《论学者的使命》里说：“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

”在这篇演讲的结尾，费希特说：“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

”这是一个学者或者说知识分子的使命，也是他们的价值所在。

2012年夏天，当我来到北京大学访问的时候，我忽然在北大的红楼里找到了这样一位真正的学者。

他就是马寅初。

北大有许多名胜古迹，比如高耸夕照的博雅塔，幽静包容的未名湖，书藏古今的图书馆，还有那些古色古香的红楼。

当年北大那些著名的教授学者曾经在那里追求思想之自由、人格之独立。

而蔡元培主政的北大兼容并蓄，包容了他们。

马寅初先在北大当教授，而后被蔡元培聘为第一任教务长。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校长办公室就在红楼。

1957年，马寅初因发表“新人口论”的学说而被打成右派，1979年得以改正。

1995年，北大为了纪念马寅初，在理科5号楼楼下竖立了一尊马寅初半身铜像。

理科5号楼也叫逸夫1楼，是一幢综合楼，楼门外没有门牌标志。

进门后，大厅里有一块指示牌，指示牌上有北大社会学系和人口研究所等十多个系所。

一个真正的学者——《大师马寅初》观后感纪录片的名字为《大师》，我想马寅初是无愧于这一称号的。

对于我们这代人，对马寅初的了解可能仅限于其《新人口论》的发表，拥有一个学者难得的睿智，高瞻远瞩。

但看完纪录片我发现，还有许多东西是我所不知道的。

纪录片的开头以倒叙手法，讲述其古稀高龄时的一件事情：学习俄文。

当时的马老既是北大校长，又是中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在他看来，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社会主义工业国家，必须向苏联学习。

为了保证资料书籍的准确无误，马老决定读俄文原著，这意味着他必须学习俄文。

七十多岁的老人像孩子一样把一门语言从头学起，他甚至为自己定了个十年计划。

从此无论政务如何繁忙，他每天早晚都要留出时间跟着苏联女教师学习俄语，就这样两年后，马老就能阅读俄文著作，深入地研究苏联经济了。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操在五十三岁征伐乌桓途中写下这两句话，以千里马自喻，表现人老志未衰的精神。

但他不会想到，一千多年后，这两句话作为另一人的写照更为贴切，不是范进，不是左宗棠，而是马寅初。

我一直在想，作为一个老人，已至古稀高龄，功成名就，为什么他不像其他老人那样含饴弄孙，颐养天年，而是继续学习，哪怕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我想马老虽没有曹操那般的政治野心，但他有着更可贵的精神：为祖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因为心中有了目标，有了牵挂，所以他不能老，他必须把自己变成一个没有保质期的机器，一直运作下去。

是对祖国的爱，是内心无法撼动的责任感，是熊熊燃烧的奉献之火，让他老而弥坚。

我也曾有过许多计划，但大多数却终未实现。

我想那是因为我的目标不够明确。

所以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经常思考一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么就能经常性地提醒自己应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那么做起事来也会更加的从容不迫，坚定不移。

其实马寅初的爱国热情是早早就有的。

他早年到美国学习，目睹了西方社会的先进与中国的衰败的反差，他认识到，改变中国现状必须从经济入手，从此踏上了学习经济的漫漫长路。

马寅初：言人之不敢言作者：佚名来源：《高中生·快乐阅读》2009年第09期季羡林说，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

他最佩服的有两个，一个是马寅初，一个是梁漱溟，马寅初，浙江嵊县人，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早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19年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1951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他在著名的《新人口论》中，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并分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论述。

其后，他因人口问题的论述而受到严厉批判，并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举办60周年校庆，陈伯达出席并作纪念讲话，他对马寅初厉声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出检讨!”马寅初听了此言，微微扬着脸，望着陈伯达的头顶，一言不发，视若无物。

1959年，马寅初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呼吁控制人口增长和提高人口素质，并附有一篇言辞铿锵的声明：“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但也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北大开大会批判马寅初，会议开始了很久，他不来；派人去“请”来了，他搬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

台下有人喊口号，他却很镇静地说：“我这人每天洗冷水澡，不管天气多冷都不怕，现在天气并不冷，却给我洗热水澡，我就更不在乎了。

”当年，北大所有的刊物和全国各地的报纸都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检讨，照常笑眯眯地出入北大燕园住所。

这种“硬朗”，自在北大学生的回忆中：“马校长这块硬骨头实在难啃，让他屈服，没门：逼他自杀，妄想!”马寅初的硬朗由来已久。

1927年北大校庆时，他发表《北大之精神》演讲：“……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

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

“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推行专制独裁统治，面对一系列祸国殃民的政策，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

时任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马寅初却毫不畏惧，他对学生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能言，就更难。

我就是要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

”当时为了抗日，前方将士流血，后方百姓流汗，而“四大家族”却大发国难财。

马寅初在一次立法院的会上向四大家族发难。

“大量的事实和材料证明：中国的几户“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汉奸之上。

吾人以数百万同胞之死伤，数百万财产之损失，希冀获得胜利以求民族之快复兴，决不愿以如是巨大牺牲来交换几个大财神，一个握财政之枢纽，一个执金融之牛耳，将吾人之经济命脉，操在手中。

”马寅初故意模仿蒋介石腔调，重复了蒋常说的一句：“此岂抗战之用意？”虽然马寅初自始至终没提蒋的名字，但对蒋的不满和讥讽已“尽在不言中”。

在国民党陆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马寅初以更为犀利的言辞抨击了国民党高官见利忘义，大发国难财的丑恶嘴脸，并且指明道姓痛斥孔祥熙、宋子文等人。

“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他们是‘上等人’的后台。

他们有的靠滥发纸币赚钱，有的靠克扣军饷赚钱，有的则依靠权势，利用国家机密，从事外汇投机。

一手成云，覆手成雨……”说到这里，马寅初索性一“骂”为快：“发国难财的‘上上等人’猪狗不如！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诸位，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人！”马寅初的矛头直刺国民党最高当局，让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非常害怕，他问马寅初：“委员长对您是很尊重的，您的演讲是不利于蒋委员长的，他并没有得罪你啊？”马寅初答：“不错，他没得罪我，但他得罪了全国人民！”此后，马寅初态度更为坚决，言辞更为激烈。

一次，应黄炎培的要求在重庆市实验剧院演讲，他直接向蒋介石“开火”。

“有人说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称民族英雄，但我认为他根本不够资格。

因为他不能法办孔祥熙、宋子文，因为他包庇亲戚和家族，危害国家和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