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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全集》《民族的杰作—悼念鲁迅先生》文章
摘要：
一、引言：悼念鲁迅先生的背景和意义
二、鲁迅先生的成就和贡献
三、鲁迅先生的文学地位和影响
四、对鲁迅先生的缅怀和敬意
五、结论：继承和发扬鲁迅先生的精神
正文：
【悼念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离世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损失。
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的日子里，我们深感悲痛，同时也对他的伟大成就和贡献表示无尽的敬意。
鲁迅先生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为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的作品，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
鲁迅先生的文学作品，以锐利的笔触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对我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关注民生，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勇敢地抨击时弊，为时代的变革呼唤呐喊。
他坚定的立场和崇高的品质，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位民族英雄。
今天，我们悼念鲁迅先生，不仅要怀念他的一生，更要学习他的精神。
我
们要以他为榜样，立志为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贡献力量。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发扬鲁迅先生的开拓创新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拼搏。
鲁迅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的精神将永存。
让我们缅怀这位民族的杰作，为他的丰功伟绩致敬。
同时，让我们以他为榜样，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总之，鲁迅先生的一生和他所取得的成就，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郭沫若为什么与鲁迅失之交臂郭沫若为什么与鲁迅失之交臂鲁迅逝世后，郭沫若曾多次作文，表达自己未能与鲁迅谋面而追悔莫及的心情。
他说:“自己实在有点后悔，不该增上傲慢，和这样一位值得请教的大师，在生前竟失掉了见面的机会。
”1920年10月，郭沫若在《学灯》增刊上，第一次读到鲁迅的小说，那就是《头发的故事》。
他认为鲁迅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又“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调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
正因如此，当郁达夫劝他读《故乡》和《阿Q正传》时，他没有再去读。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成立创造社。
成仿吾等年轻气盛，撰文批评鲁迅的《呐喊》。
鲁迅对此极不高兴，说:“他的‘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
”成仿吾不是赞许《不周山》吗，那么，《呐喊》二版时，鲁迅就偏偏删去《不周山》。
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间，鲁迅和郭沫若同在上海，都是日本书店老板內山完造的朋友，内山书店经常可见他们的身影。
可是，他们竟然一次也未谋面。
看来，两人都在回避、躲闪，以避免哪怕是邂逅时的尴尬和不安。
创造社责难鲁迅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
郭沫若以杜荃的笔名在《创造月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说，鲁迅“像这样尊重籍贯，尊重家族，尊重年纪，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信念！”为称快一时，他甚至对鲁迅作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余孽”，“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鲁迅心中虽然也不免凄婉，但还是采取了冷静的态度，所进行的反击也仅是只言片语。
1936年8月上旬，鲁迅写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口号之争发表了系统的意见。
鲁迅信中的一段话说:“我和郭沫若、茅盾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象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
20年代对鲁迅的批驳1919年陈铁生：“鲁迅君何许人……脑海里似乎有点不清楚，竟然把拳匪同技击术混在一起。
(《驳随感录第三十七条》，原载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6卷2号)1924年成仿吾：“前期作品中，《狂人日记》很平凡；《阿Q正传》的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孔乙己》‘《药》，《明天》皆未免庸俗；《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随笔；《头发的故事》亦是随笔体；惟《风波》与《故乡》实不可多得作品。
……《白光》一篇使我联想到达夫的《银灰色的死》，可惜表现实在不足，薄弱的很。
《兔和猫》与《社戏》都是作者幼时的回忆，饶有诗趣，只是《鸭的喜剧》实不能说是小说，倒是一篇优美的随笔。
《不周山》又是全集中极可注意的一篇作品。
”“我们中国人有一种通病，小说流行的时候，便什么文字都叫小说，这是很容易使人误会的事情。
作者是万人崇仰的，他对于一般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样鱼目混珠，我是对于他特别不满意的。
”(《〈呐喊〉的评论》，原载1924年1月《创造季刊》2卷2期)1925年不署名：“什么东西！你的小说我做的出！要不是胡适之改革文学，你哪里拿得出，还不是在教育部钻狗洞！”(选自1925年12月3日不署名至鲁迅信，原信现存鲁迅博物馆)1926年陈源：鲁迅是“一位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
”“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
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
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
”“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
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的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
”“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
”“鲁迅先生(在书中)就没有那样的声明。
”(《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原载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高长虹：“我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然他所给我的印象……实为一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
郭沫若的性格侧面魏建郭沫若离开人世30年了，但对郭沫若的评价非但未能盖棺论定，反而是分歧越来越大。
近年来，互联网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民间声音的渠道。
从网上看，对郭沫若的议论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
这些帖子有时候像是辩论赛：“正方”称郭沫若是“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反方”说他是“卑鄙无耻的小人”；“正方”说他“学识渊博”，“反方”说他“不学无术”；“正方”说他“名副其实”，“反方”说他“徒有虚名”；“正方”说他是“盖世奇才”，“反方”说他是“投机分子”；拥护者骂对方无知、愚蠢，根本没资格对郭沫若说三道四，反对者则骂对方“为无耻之徒辩护”。
对一个人的评价，反差如此之大，是比较少见的。
但是，在郭沫若身上出现这种情况却是不奇怪的。
首先是由于郭沫若作为“球形天才”的丰富性。
郭沫若是具有多种身份、多重角色、多种价值构成的多侧面人物。
在网络的争辩中，不同意见的对立往往看到的是郭沫若的不同侧面，而每个人心目中的郭沫若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认为郭沫若是诗人，有的恰恰认为他的诗作不成功，认为历史研究是郭沫若的本行；有的认为他主要是政治家，有的认为他主要是书法家，还有的认为郭沫若主要是科学家，等等。
此外，在不同的话语系统中，对郭沫若也存在着不同的解读。
在大陆官方话语系统里，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在民间话语系统里，郭沫若则是“流氓+才子”的形象。
在精英话语系统里，由于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大陆学者偏于肯定，台湾学者偏于否定。
表面来看，只要不带偏见，这只是不同的人对郭沫若见仁见智的分歧。
仔细考察，则是因为对具有多种身份、多重角色、几多变化的郭沫若形象，人们只能看到其有限的某个或某几个侧面。
其次是由于郭沫若“时而是巨人、时而是庸人”的矛盾性。
狄德罗说：“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体，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
”贤如世界级大文豪歌德，也不能避免“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
郭沫若一生从未与鲁迅谋面，鲁迅却曾痛骂他是「流氓」！（图）鲁迅pk郭沫若鲁迅与郭沫若是文坛上的两个宿敌，一生不见面，还互相缠斗。
我有这两位的全集，基本上认真看完过，我发现鲁迅郭沫若二人在文坛上的斗法真是有趣得很。
鲁迅在小说和散文方面的才华，郭沫若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但郭沫若在诗歌与戏剧方面的才华，鲁迅又是望尘莫及的。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与《彷徨》，是开现代小说风气之先，无论今天可以指出它这样那样的缺陷，它毕竟是新文化启蒙文学的开山之作。
鲁迅的散文集《野草》与《朝花夕拾》，是现代美文的典范，至今还很难有哪个文化人的散文集能与其媲美。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与《星空》，前者是现代诗歌最早的诗集之一，后者是现代诗歌最成熟的经典作品。
无论郭的晚年写了多少臭不可闻的口号诗，他早年诗集的狂飙文学意义绝对不能抹煞。
郭沫若的戏剧《三个叛逆之女性》与春秋战国四大悲剧，是现代戏剧的杰作，后来很少有包含诗剧与悲剧美学成份的戏剧作品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力。
诚然，鲁迅的后期是令人扼腕叹息的，郭沫若的后期更是悲哀可笑。
不过这也是中国文化特色造成的结果。
鲁迅成为左的牺牲品，杂文几乎全是骂人的文字。
郭沫若更成为左的炮灰，诗歌变成专制文化的招魂幡。
当然，今天来谈这两位的得失，如果不纠缠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恶意成见，那么对于二人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所作出的贡献，还是应该一分为二进行中肯的评价。
但鲁迅郭沫若二人在早期的文学创作中却互相不服气，于是开始了一系列的恶斗。
鲁迅写了一篇关于老子的《出关》短篇小说，郭沫若也就写一篇有关老子的《柱下史入关》短篇小说，跟鲁迅对着干。
你写老子出关，我偏偏写他入关。
鲁迅写了一篇关于庄子的《起死》，郭沫若也写一篇关于庄子的《漆园吏游梁》。
你写庄子戏人生，我写庄子戏权力。
当然，也有人说是郭沫若先写，鲁迅与其对着干。
考据著作年表，似乎都各有先后追着斗法的例子。
郭沫若写了女娲创世纪的《女神之再生》，鲁迅就写女娲造人类的《补天》。
同是文豪，郭沫若和鲁迅的才华谁更胜一筹？严循东 2021年3月16日鲁迅与郭沫若都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大咖，备受世人的推崇与赞誉。
然而，两人的关系始终处于尴尬甚至敌对的状态，他们之间从未缺少过唇枪舌剑与短兵相接。
鲁迅先生为人精明、富有主见，以笔为矛，以纸为盾，用犀利的文字揭露当时社会的现实。
鲁迅骂人无数，也爱好骂人，凡是看不惯的人或事，他都忍不住写段子与文章来批评嘲讽。
例如，鲁迅曾发文直白地表明自己不喜欢徐志摩的诗歌，认为徐志摩的作品毫无意义，完全在无病呻吟。
再如，鲁迅曾与梁秋实开启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因为其在文章中攻击了鲁迅最敬重的国际大思想家卢梭。
总之，鲁迅骂人不问交情，不讲情面，凡是与他观点相左的人，鲁迅都会冷嘲热讽一番。
其中，文学巨匠郭沫若与鲁迅的恩怨纠葛最根深蒂固。
鲁、郭两人似乎从未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交流过思想，虽未曾谋面，却成了一辈子的冤家。
鲁迅与郭沫若的恩怨始于文字之争，郭沫若曾发文怒批鲁迅是“封建余孽”，而鲁迅则回击郭沫若为“流氓加才子”，暗喻郭沫若的生活作风与行为举止不端。
由于两人的争锋相对过于激烈，令不少读者沉浸于两人的是非恩怨中，全然忘记了他们皆是才华斐然的大文豪。
鲁迅与郭沫若都曾写过同一题材的七律，那么能否从他们的诗作中窥探出二人的文学水平究竟谁更胜一筹呢？1、鲁迅的《无题》《无题》是一首七言律诗，创作于1931年2月份。
鲁迅生活于风雨飘摇的清末、民国，对自己与家国的命运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他的文字是激愤与孤独的，披露出现实的无奈。
然而，鲁迅却还是将唯一的光明与亮色给了那些为国为民、义无反顾的青年。
《无题》正是为了悼念“左联”五烈士所作，也是鲁迅倾注了真情实意创作的优秀诗篇。
193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逮捕了一批革命志士与青年革命作家，其中包括鲁迅的挚友柔石。
由于鲁迅与多名作家交往密切，他也时刻面临被牵连的危险。
为了避难，鲁迅一家人逃至花园庄公寓居住长达40天。
而后，鲁迅通过报纸得知国民党早已秘密枪决处置革命烈士，积愤已久的鲁迅瞬间崩溃。
郭沫若是怎么肉麻和恶心鲁迅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为了加强创造社的实力，很想和鲁迅联合起来在同一阵营中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政府的一党专制和法西斯大屠杀，深刻地刺激了中国所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鲁迅当然也不例外。
由此，郭沫若联合鲁迅的工作，得到了鲁迅的相应。
但是，创造社里以成仿吾等为首的留日文学青年，却坚决反对同鲁迅合作，并联合太阳社，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旗帜，对鲁迅大张挞伐，郭沫若转而站在自己原来的阵营里，对鲁迅恶毒攻击，说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
”直到1929年秋，中共组织经过细致的工作，把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和鲁迅等人联合起来，停止论争，并于 1930年3月2日成立左联。
在此之前，郭沫若和鲁迅的关系，除了年龄和资历，看来仅仅属于作家之间的政治观点交锋，所以，骂就骂了，和就和了。
郭沫若对鲁迅的肉麻吹捧，是他自己政治倾向日益明朗化，和鲁迅在中国共产党里的地位升高发展起来的。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急剧上升，鲁迅在文学上的主张，如民主的、大众的、国防的文学等观点，基本成为以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中国的文化发展方向。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势力日益强大和对鲁迅的肯定程度加强，郭沫若对鲁迅的肉麻程度也在日益增长。
他说：“鲁迅生前骂了我一辈子，但可惜他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样深切的关坏了；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但可惜我已经有年纪了，不能恭维的尽致。
”文革时期他在纪念鲁迅时竟然说：“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的前头行例，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
”在他笔下，鲁迅就跟红卫兵造反派一样了。
国学网上罗列了许多国学大师，郭沫若亦在其中。
●郭沫若学刊2001年第4期(总第58期)比较研究 收稿日期:20011119作者简介:廖久明(1966),男,四川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2000级研究生。
鲁迅《故事新编》与郭沫若的历史小说比较——对历史的不同态度廖久明(四川大学中文系,四川成都610064)摘 要:鲁迅的《故事新编》和郭沫若的历史小说具有如下区别:(一)鲁迅不但到史书中去寻找题材,而且到神话中去寻找题材,郭沫若则主要从史书中寻找题材;(二)鲁迅让古人说今人话,郭沫若则基本上坚持古今之别;(三)郭沫若的历史小说可以叫“历史讽喻小说”,鲁迅的《故事新编》则具有后现代主义文本特征;(四)郭沫若重视对自己作品真实性的解释,鲁迅则对此不置一词。
这表面上的不同,实际上隐含着他们对历史的不同态度:鲁迅虽不相信史籍(尤其是正史)却尊重史实;郭沫若虽相信史籍却常常为了现实的需要,对史实进行大胆的“失事求似”的改编。
关键词:鲁迅 郭沫若 《故事新编》 历史小说 历史观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25(2001)04005306 茅盾在《玄武门之变・序》中说:鲁迅创作《故事新编》是为了“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之所应憎恨与应爱”;[1]郭沫若在为自己的历史小说集《豕蹄》写的序中说:“这儿所收的几篇说不上典型的创作,只是被火迫出来的‘速写’。
目的注重在史料的解释和对于现世的讽喻,努力是很不够的。
”[2]由此可以看出,“古为今用”是其创作的共同原则。
但在创作过程中,他们的创作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表现在:语言、选材、创作方法及对作品真实性的态度。
一、选材鲁迅的《故事新编》共有8篇作品,其中有4篇属于神话或带有神话因素,分别是:《补天》、《奔月》、《铸剑》、《理水》。
郭沫若的十篇作品中,没有一篇带有神话因素。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是偶然的。
在鲁迅看来,神话同史书一样都是中国历史的记载,所以选材时可以在神话与史书中任意出入,不受限制;而在郭沫若心目中,史书就是史书,神话就是神话,它们分属两个系统:一个属历史,一个属文学,二者不可僭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