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试析战后初期日本的民主改革关键词：战后日本；美国主导；民主改革一、相关历史背景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投降后，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单独占领。
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正式前往日本就任盟军统帅，9月7日，盟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部（简称盟总）在东京宣告成立，同时宣布“接管日本的一切最高权力，天皇和日本政府必须在最高统帅的指令下活动，日本8000万人的所有民政责任和绝对控制权皆由麦克阿瑟一人执掌。
”从1945年9月起，美国占领当局推行了大规模的民主改革。
二、民主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早期措施阶段麦克阿瑟认为，解散日本多达589万的军队和不计其数的准军事组织，是民主化政策能够实现的基本前提。
因此，从1945年9月起，美国就着手解散日本军队以实现其非武装化。
9月3日。
盟总颁布《关于在日本某些地区设置盟国占领军，以及具体指导日本解除武装和复原的命令》。
“解散命令执行的非常迅速，到10月15日，麦克阿瑟宣布，日本全国武装兵力解散问题业已告终，日本军队不复存在了。
1947年，日本在国外的300多万军队继续被遣返回国，作为军事强国的日本从此不复存在”。
另外，麦克阿瑟还在日本推行民主和自由、实现基本民主权利。
先后发布了《关于日本新闻规划的备忘录》、《关于废除对政治、公民、宗教自由限制的备忘录》、《废除对新闻、电影、通讯的一切限制的法令》等有关改革文件。
10月4日，麦克阿瑟颁布《撤销对于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的限制的法令》。
10月11日，盟总发出“五大改革”指令：（1）解放妇女；（2）保障工会组织及其交涉权；（3）学校教育自由主义化；（4）废除专制政治；（5）经济制度民主化。
“以此为开端，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初，盟总向日本政府连续发布了一系列民主化指令，解开了战后日本大规模民主改革的序幕”。
（二）大规模民主改革战后初期的大规模民主改革，是一系列早期措施的继续和深化。
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战后新宪法的制定和实施1946年2月，麦克阿瑟提出制宪三原则：（1）保留天皇制，但其权力必须受宪法的限制并从属于人民的最高意志；（2）日本永远放弃战争和战争准备；（3）废除日本国内现存的一切封建制度。
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崛起与民主转型二战结束后，日本经历了一段令人瞩目的经济崛起和民主转型。
这一时期，日本不仅迅速重建了战争所破坏的经济基础，还成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民主制度的建立。
本文将探讨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崛起与民主转型，并剖析其背后的原因和影响。
一、经济崛起二战结束后，日本的经济基础几乎被彻底摧毁，各项指标严重下滑。
然而，凭借着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全民的共同奋斗，日本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崛起。
首先，战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发展政策。
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是经济规划，即制定并执行长期的经济发展计划。
政府通过制定五年计划，引导资源配置，鼓励生产力提升和技术创新，使得日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大大加快。
其次，战后日本政府积极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
通过与美国签署《旧金山和约》，日本得到了重要的财政援助和技术支持，这对于日本的重建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日本还与其他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再次，日本充分利用了自身的劳动力和市场优势。
在战争结束后，大量的失业人口需要工作，而日本的庞大劳动力市场为企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许多企业发现了机会，纷纷涌入不同行业，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最后，日本重视教育和研发投入。
为了提高国家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日本政府加大了对教育事业和研发的投入。
这不仅培养了各类人才，还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二、民主转型除了经济崛起，日本还经历了一系列的民主转型。
在战后，日本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军国主义体制转变为民主国家。
首先，美国在战后占领期间，对日本进行了广泛的改革。
美国通过审判战犯、改革教育、重新组织军队等举措，摧毁了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为民主转型奠定了基础。
其次，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宪法改革。
最重要的改革是1955年实施的《日本国宪法》，该宪法确立了日本的民主体制和法治原则。
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政府的组织结构和权力分配，为日本的民主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
珍珠港复仇美国对日本的反击珍珠港复仇：美国对日本的反击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然袭击了美国珍珠港，这一举动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伤害。
然而，美国并没有束手待毙，而是迅速做出了回应，并展开了对日本的复仇行动。
本文将从不同的方面来探讨珍珠港复仇战中的美国反击行动。
一、军事反击行动珍珠港被袭击后，美国立即采取了多种军事行动来反击日本。
首先，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海上封锁，削弱了日本的海上补给线，限制了他们的军事动作空间。
同时，美国加强了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展开了对日本占领区的军事打击。
在太平洋岛屿上，美国展开了一系列战役，如中途岛海战和关岛战役等，成功击退了日本的军事进攻。
二、经济封锁和制裁除了军事行动外，美国还采取了经济封锁和制裁措施对日本进行反击。
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并对日本的银行业进行了制裁。
此外，美国还停止向日本出口石油和其他重要战略物资，极大地削弱了日本的经济实力。
这些经济封锁和制裁措施对日本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加剧了日本的困境。
三、战略转移和同盟合作为了进一步打击日本，美国还进行了战略的转移和同盟合作。
美国将其主要军事力量从欧洲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全力支持对日本的打击。
此外，美国还积极寻求与其他盟友的合作，形成了强大的反日同盟，如中英美三国合作，有效地共同对抗了日本的侵略行为。
四、情报战斗和技术创新在珍珠港复仇的过程中，情报战斗起到了重要作用。
美国积极收集并利用情报，了解日本的行动计划和弱点，并加以利用。
此外，美国还进行了技术创新，如发展了冲锋舟、全新的军舰和飞机等，提升了打击日本的能力。
五、决心和士气珍珠港袭击激起了整个美国国民的愤怒和决心。
美国人民不屈不挠地迎战日本，表现出了无比的勇气和士气。
无论是在战争前线上还是在国内，美国人民团结一致，展现了强大的决心和团结力量，为战胜日本的复仇行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总而言之，珍珠港袭击给美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美国并没有坐以待毙。
通过军事行动，经济封锁和制裁，战略转移和同盟合作，情报战斗和技术创新以及决心和士气等方面的反击，美国成功地对日本进行了复仇。
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崛起与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日本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城市化为废墟，工业生产停滞，经济陷入了极度的困境。
然而，令人惊叹的是，在战后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日本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崛起，成为了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重要力量。
这一奇迹般的转变并非偶然，而是得益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和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战后初期，日本面临着物资短缺、通货膨胀、失业率居高不下等诸多问题。
为了恢复经济，日本政府首先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如实施价格管制、配给制度等，以稳定物价和保障基本的生活需求。
同时，在美国的援助下，日本获得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支持，这为其经济的初步恢复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
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日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
政府制定了明确的产业政策，重点扶持钢铁、汽车、电子等工业部门的发展。
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加以消化吸收和创新，日本的制造业迅速崛起，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了强大的竞争力。
例如，日本的汽车工业从模仿起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丰田、本田等汽车品牌如今已享誉全球。
教育在日本经济崛起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日本高度重视教育，大力普及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
同时，注重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使得日本能够迅速掌握和应用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日本企业独特的经营管理模式也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企业注重团队合作和员工的忠诚度，实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营造了稳定的工作环境，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此外，日本企业强调质量管理和精益生产，不断追求卓越，以高质量的产品赢得了市场的认可。
在金融领域，日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为企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
政府通过低利率政策鼓励企业投资，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和产业的升级。
同时，日本的银行业也积极参与企业的发展，为其提供融资和风险管理服务。
国际贸易对于日本经济的崛起同样不可或缺。
历史背景分析：二战后的日本社会1. 引言二战结束后，日本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
作为战败国，日本迫切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形象并适应新的国际秩序。
这篇文档将探讨二战后的日本社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2. 出现了哪些主要问题？2.1 战后经济重建在二战期间，日本几乎所有主要城市都遭到了破坏。
作为重建工作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日本政府需要解决失业、供应短缺和食物不足等问题，以推动经济快速恢复。
2.2 军事占领与宪法改革根据波茨坦公告，盟军占领了日本，并推动了一系列改革。
其中最重要的是修改宪法，在其第9条中明确规定了放弃战争的权利。
这对于一个长期奉行军事扩张和侵略政策的国家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变革。
2.3 战争罪犯审判与历史认知战后日本还面临着处理战争罪行的问题，特别是在审判和国际法庭上对战争罪犯的追究。
这引发了日本社会内部关于历史解释和认知的辩论。
3. 日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3.1 经济重建与民生保障为了推动经济复苏，战后的日本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包括金融支持、重建基础设施、鼓励外国投资等。
此外，通过有效的土地改革和劳动力重组，日本成功地解决了失业问题，并增加了深层次的社会保护机制。
3.2 宪法改革与和平主义修改宪法成为一个重要目标，以确保日本永远摒弃军事扩张。
新宪法在禁止过多武力使用方面制定了明确规定，并设立了自卫队作为国家防卫的唯一军事机构。
这有助于推动日本向一个以和平与合作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转变。
3.3 历史犯罪审判与和解日本社会对于过去的战争罪行承担了一定的责任，包括对侵略战争的反思与道歉。
同时，国际法庭也处理了一些重要的战争罪犯审判案件。
这有助于促进日本社会对历史的认知和和解，并为建立正面的国际形象奠定基础。
4. 结论二战后的日本社会面临巨大挑战，但通过勇敢地面对问题和采取适当措施，日本成功实现了经济重建、宪法改革和历史认知等方面的转型。
这使得日本成为一个以和平、合作与发展为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
南京大屠杀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的制裁与援助南京大屠杀：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的制裁与援助在二战期间，南京大屠杀作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和残忍的事件之一，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作为日本侵略行为的一部分，这次屠杀造成了甚至超过20万无辜中国平民的死亡，也使日本在国际上受到了广泛的谴责和指责。
本文将重点讨论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制裁与援助。
一、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制裁措施为了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
首先，各国对日本进行了经济制裁。
许多国家停止了对日本的贸易，限制了对日本的传统商品的出口，并对日本实施了金融制裁，限制了日本的资金来源。
这些经济制裁对日本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迫使日本陷入困境。
其次，国际社会对日本进行了外交限制。
许多国家取消了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拒绝与日本进行正式的外交接触。
各国还在国际组织中对日本进行了谴责和制裁，使日本在国际舞台上陷入孤立。
此外，一些国家还对日本实施了军事制裁。
他们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包括武器装备、军事顾问和志愿军。
这些援助使中国得以组织抵抗，有效地削弱了日本的侵略力量。
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助国际社会不仅对日本实施了制裁，还对中国进行了援助，帮助中国应对日本的侵略行为。
首先，国际社会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
这些援助资金被用于重建由于战争而受损的城市和基础设施，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
此外，国际社会还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
这些援助包括武器装备、军事培训和战略指导。
国际社会的军事援助帮助中国恢复了军事实力，提高了中国对日本的抵抗能力。
除了经济和军事援助，国际社会还为中国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许多国家派遣红十字会和其他救援组织到中国，为中国平民提供医疗和人道主义援助。
这些援助帮助中国人民度过了难关，减轻了他们的痛苦。
三、国际社会的援助对日本侵略的影响国际社会的制裁和援助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制裁措施使日本陷入了经济困境，迫使其陷入内外交困境，为抵御侵略提供了有利条件。
日本经济发展历程日本经济发展历程可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1. 重建与发展初期（1945-1960年代）：二战后，日本经济遭受严重的战争摧毁，然而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下，日本迅速进行了重建与恢复。
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轻工业和加工制造业，例如造船、纺织等领域的企业得到迅猛发展。
2. 高度经济增长期（1960-1970年代）：通过有效的政府规划和私人企业的努力，日本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重点发展的产业包括汽车、电子、钢铁、化工等，日本的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得到了广泛认可。
同时，日本政府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限制了进口并鼓励出口，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
3. 经济转型期（1980-1990年代）：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国内市场的饱和，日本开始面临一系列挑战。
这一时期，日本政府推动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包括金融自由化、企业并购与重组等。
同时，日本企业开始积极拓展海外市场，通过直接投资和出口扩大经济规模。
4. 泡沫经济崩溃与失去势头（1990-2000年代）：1990年代初，日本的泡沫经济破裂，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崩溃，导致经济陷入长期停滞。
这一阶段，日本面临诸多问题，包括高失业率、恶性通缩等。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措施和结构性改革，然而经济的恢复进程缓慢，日本逐渐失去了过去的经济优势。
5. 超低利率和经济调整（21世纪）：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日本实施了超低利率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的量化宽松措施。
虽然这些措施一度提振了股市和出口，但日本仍面临着长期经济调整的挑战，主要包括人口老龄化、人口减少、政府债务高企等。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日本政府也开始注重创新、技术升级以及推动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从战败国到经济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作为一个失败国家面临了诸多挑战和困境。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日本成功地经历了从战败国到经济大国的蜕变。
本文将探讨日本如何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努力，从战败国迅速崛起为经济强国。
一、战后重建与美国的协助二战结束时，日本的经济几乎彻底崩溃。
其工业基础被摧毁，国内的资源供应短缺，人民生活水平低下。
然而，通过美国的援助和支持，日本得以开始战后重建进程。
1945年，美国推出了“麦克阿瑟宪法”作为临时性政府，帮助日本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
同时，美国还提供了大量的财务援助和技术转让，使得日本能够迅速恢复生产力。
二、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的实施为了重建经济，日本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战略。
其中最重要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
日本利用其廉价劳动力和先进技术，大量出口制造产品。
通过出口，日本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用于购买进口原材料和技术，同时也促进了国内产业的发展。
特别是在汽车、电子和钢铁等行业，日本的出口额大幅增加，逐渐走向世界的舞台。
三、教育体制的改革和高素质劳动力的培养为了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日本政府进行了教育体制的改革和高素质劳动力的培养。
日本重视教育的普及和素质的提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义务教育制度，并提供免费高等教育。
通过培养出大批的高素质人才，日本不仅提高了自身产业的技术含量，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
四、企业管理体制的变革和科技创新的推动在日本的经济转型中，企业管理体制的变革和科技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引入了西方的管理理念，如质量管理和精益生产，提高了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
同时，日本政府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并提供了相关的支持和资源。
这些措施使得日本企业不断推出新产品和技术，保持了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五、战后和平与亚洲经济合作战争给日本带来了深重的创伤，所以战后和平成为了日本发展的重要基石。
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和平外交，主动深化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原因分析美国对日政策的目标及其实现方式是随着各种形势的发展及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
影响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国际形势的发展是美国调整对日政策的最直接和重要的原因，美、日的国内因素也是促使美国转变对日政策的重要原因。
1、冷战与美国对日政策主导思想的变化。
战后初期，美国在远东试图利用中国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在占领日本最初的2年中，基本上采取了严厉的改造政策，其目的是把日本改造成一个民主国家，使之不再成为美国和世界和平的威胁。
冷战的发展却促成了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和转变。
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拉开了冷战序幕，“杜鲁门主义”的诞生则标志着冷战的全面展开。
国际形势的发展使美国更加关注和重视苏联影响的扩张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这种重视甚至达到恐惧的程度，“到1948年，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几乎已经牵涉到国际上的每一个问题”。
中国、朝鲜、菲律宾、马来亚、越南等亚洲国家的革命形势对美国的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美国不得不对其远东战略进行调整了！随着中国内战的蔓延，特别是1947年后半期以后国民政府的败退，美国已不再看重这个即将被内战摧垮的国家的战略价值，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价值才凸显出来。
对日政策的调整涉及到对日媾和、美国占领军的撤离、美国在远东和日本的地位等许多问题。
早在1946年2月，美国国务院就已正式开始考虑对日媾和及缔结和约问题，他们当时虽并不看好中国的形势，但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还是充满期望的，蒋也在非常卖力地打内战。
这样，美国对日政策重点还是彻底改造日本，国务院远东司在1946年底1947年初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博顿草案”）对日本的非军事化、战争赔偿以及战争清算问题仍做出了比较严格的规定。
到1947年以后，国际形势促使美国政府考虑加快调整对日政策，国务院、陆军部和占领当局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争论。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各方辩论的深入而逐步完成的。
[导读]战后日本最终形成了依存于美国的结构。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种美国实施的课业，可以说成功地规训了日本。
民主主义、经济的繁荣、军事力量的抑制，这些成为美日两国异口同声赞叹的成就。
1945年8月30日，美国军用飞机抵达东京近郊的厚木机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踏上日本土地，“仿佛是二十世纪的拿破仑皇帝一般”。
美日关系的故事情节从这一刻起发生转折：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开始上演一出包含着温情、理解与敬意的交流剧目。
美国精英对日本国民的柔顺感觉讶异，而日本人对美国的宽宏大量则感恩戴德。
此后，双方结成“美日同盟”。
这是否皆大欢喜？由于美日同盟的性质已然超乎人们的一般理解，人们对其本质及意义缺乏准确的把捉。
这本《战后日本的美国软实力》（《戦後日本におけるアメリカのソフト?パワー》）就给读者这样的印象；不过，它为我们洞察这种同盟关系的本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素材。
这是一部讨论二战后美国如何实施对日文化政策的著作。
作者京都大学教授、日美外交史专家松田武基于新近解密的档案资料，详细描述了占领军司令部、美国国务院、民间财团、日本学术研究机构之间的互动过程。
这些互动均指向一个冠冕堂皇的目标：促进美日文化交流。
在作者历史学的解剖刀下，（美国与日本）政府-财团-大学三个组织的“共生关系”得到了展现；标题中的“美国软实力”正是对这种关系的另一种表达。
一般而言，在硬实力的背景下，软实力要发挥作用，还需依赖两个条件：一是学术界对对象国进行过长期研究，有大量的知识储备；二是政策制定者对这些知识的运用。
二战后，美国对日政策制定者最大限度地使用了美国的日本研究成果，从而卓有成效地发挥了其软实力。
作者于是得出结论说，日本已经完全陷入了美国软实力的控制中，“在精神上与心理上形成了对美国永久性的半依存结构”。
这句话并非耸人听闻，因为“在精神上与心理上”这个限定性描述性命攸关。
这个结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对美国对日政策成功的赞歌，还是对日本国民的命运与生存状况敲响的警钟？思考如果驻足在“民族国家”层面上，我们将无法获得关于“美日同盟”的本质认识。
我们必须进一步拓宽视野：这里所言的战后美日关系，对于世界史、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具有怎样的意义？最近十数年来出现的“帝国”（注意不是“帝国主义”）观念，而非人们当下熟悉的“民族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在新兴的观念当中，“帝国”这一人类对自身、对区域的统治秩序被认为更符合历史的常态，因而更具有解释现实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松田乃至为本书撰写绪言的美国日本史专家约翰·W. 道尔（参见中译本《拥抱战败》，胡博译，三联出版社，2008年）都没有意识到的是，战后美国的日本政策正是美国的帝国课业，即规训日本的一部分。
松田对美日文化交流，尤其是学术交流史的重新考证，仅仅停留在这一教程的实施细节上。
由于没有将帝国课业这一真正具有政治意义的视角表述清楚，他陷入了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比如“文化帝国主义”的辩驳当中，尽管这种做法与世人的心态与世界认识符合。
松田在本书前言中引用的一段话，表露了他的盲点。
2002年2月10日，美国著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为《纽约时报》撰文。
在提到美国国民的观念时，弗里德曼指出：“如果国民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他人的阴谋，试图回避自己的责任，那么他们就免除了自己以及领导者对自身所面临的困境的责任，而且也不会自我反省。
迄今为止，凡持此看法的国家，没有一个兴旺繁荣起来。
只有在一个能够进行自我批判的社会当中，人们才能究明事实的真相，才能通过政治过程致力于解决真正的问题。
”对有健全判断力的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国民来说，这段话只是常识。
松田特意引用，源于他的“苦衷”：他认为自己正在处理一个战后美日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有可能会触及当事者的自尊心，因而事先要求大家保持理智的清明。
其实，松田的主题自身在史学领域中可谓中规中矩。
但如果引入“文化帝国主义”这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说法，问题的性质就陡然改变：这个词意味着，制定美日关系政策的美国官员与学者自诩在道德、文化、知性上优越于日本人，因而所谓的“文化交流”，并非对等的交流，仅仅是从优势的美国一方源源流向日本而已。
在这种观念中，美国成为日本政治的监护者、民主化的教师、国民精神的导师。
事实的真相若何？松田将焦点对准了美国的洛克菲勒财团与日本的美国研究学界。
在一些日本历史学家看来，美国主导的日本民主化改革，乃是日本的政治活动家与美国占领当局合作的结果。
问题在于，这里所说的“合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战后日本被规训为自由主义的民主化国家的过程中，当事者实际存在的观念与美国的世界认识具有怎样的关联？真相倒不令美日两国富有正义感的人士尴尬。
在本书资料详实的叙述中，美国在对日政策中显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宽大与善意，尽管有时强制要求日本的对外政策符合美国的战略，也尽管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个别当事者对日本抱有轻蔑的态度。
洛克菲勒财团在这一过程中居功至伟。
为了防止被贴上“文化帝国主义”这一后来才被学者大肆讨论的标签，参与对日和谈的洛克菲勒三世在构想美日文化交流时，有意提出了“双向车道”（two-way street）的说法；他期待这种交流将是相互主义的，是平等的。
他说，“如果一方被过度强调，那么就要面对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而“从长期来看，文化帝国主义不仅对日本，对美国而言也是不幸”。
这句话不久就得到了表面上的验证。
1951年5月5日，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麦克阿瑟说出了一段有名的话：“如果说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科学、艺术、宗教、文化上处于四十五岁的发展阶段，那么德意志人是相当成熟的。
然而，日本人尽管有着很长的历史，却还处于需要指导的阶段。
从近代文明的基准来看，与美国的四十五岁相对，日本还是十二岁的少年。
”这段话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此前麦克阿瑟在日本被视为国家重建的恩人，被视为英雄，备受敬重。
从日本归国不久的洛克菲勒三世立刻展开了灭火行动，反复强调美日要“相互尊敬”。
同年4月，洛克菲勒三世向当时的国务卿辅佐官约翰·F. 杜勒斯提交了长达八十余页的《美日文化关系报告书》，书中具体列出了五种计划，包括在东京设立文化中心、分别为东京和京都的学生设立国际交流会馆、进行以国家指导者与学生为核心的人员交流活动、实施彻底的英语教育等。
杜勒斯与洛克菲勒家族关系密切，从1950年开始担任洛克菲勒财团理事长，两年后出任美国国务卿。
接到报告书后，他立刻以“机密”的方式将其呈交给了美国国务院。
洛克菲勒三世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的说法与构想越真挚，他就越以一种高度凝练的方式将“文化帝国主义”的部分本质表达了出来——以对方同意的方式，帝国获得了文化上的领导权。
借助意大利理论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松田试图将美国的对日文化政策进行漂白处理。
然而，从帝国秩序生成的角度来看，松田的担忧及工作并无意义。
他低估了——如果不是说无视了——二战后美国政治家对政治、对一般人类事务可能达到的认识与成熟。
什么是美国的世界认识与政治成熟？这只能留给读者思考了。
从权力的角度来看，我们需将目光暂时转向日本这一主体。
让日本学者多少汗颜的，或许是事关他们自身的部分。
为了获得来自美国的研究资金——有人美其名曰“学术资源”——的支持，当事者显露出了以利益为中心的算计、小气，以及争夺“资源”时的霸气；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己本应有的矜持。
日本一东一西久负盛名的两个学府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卷入了漩涡。
从1945年进驻开始，占领军当局对日本知识分子发动起“精神攻势”。
目的非常明确：用民主主义精神取代基于神权秩序的天皇统治与天皇制意识形态。
其实，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正处于“精神的真空状态”。
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的杜勒斯发现，“日本国民有着自由自在变来变去的特质”，觉察到他们可能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宣传。
杜勒斯虽然不理解，此前还是军国主义者的这些人，为何如此简单地变成了民主主义者，但他的政策却异常坚定：强化日本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观念与立场。
另一方面，当时日本知识分子也普遍认为，他们“现在所面临的不幸，很大原因在于缺乏对美国的正确理解”。
这样，日本的美国研究就得到了双方的共同重视。
随着冷战的升级，这一领域被视为加深对美理解、强化美日友好关系的最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
为此，美国政府与民间财团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日本的美国研究学者从事研究与交流活动。
1950年4月，东京大学与斯坦福大学在东京联合举行美国研究研讨班，成为这种活动的典范。
此后这一活动连续举行了七年，每年均招聘第一流的美国教授讲解美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
据统计，近六百名日本的美国研究学者参加了上述活动。
东京研讨班活动的成功，刺激了位于日本西部的美国研究学者。
1952年，京都大学与同志社大学准备在京都举行类似的美国研究研讨班。
在他们看来，争取到美国政府与民间财团的同等资助待遇，意味着他们的学问得到了承认。
时任东京大学校长、战后民主派代表人物南原繁，对京都大学教授们的行为勃然大怒。
美国当局不得不从中进行调停。
京都研讨班最终成功举行后，京都大学与其合作者同志社大学又发生龃龉，数年后走向决裂。
美国当事者很快明白了其中的缘由：这是著名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冲突，名誉与利益夹杂在其中。
不过，这些学界纠纷仍是表面的。
这种依赖美国的学术生产机制，正孕育着深层的负面结果——作为政治与社会批评家的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功能。
日本在1980年代成为经济大国后，美日经济摩擦日甚一日，两国关系成为日本政治生活的主要议题。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此时，为了寻找稳妥的事态解决办法，日本政要与国民将目光转向了日本的美国研究学者，希望获得有深度的专门知识。
尽管日本朝野上下内外强烈希望获得关于美国的正确信息与政策建议，大多数的美国研究学者却三缄其口。
据此松田认为，美国政府与财团的活动成功地培育出了“亲美派”。
如同洛克菲勒财团注意到的一样，来自“美国政府温情主义的援助，可能侵蚀了人们刚毅不屈的精神，造成人们意志的脆弱”。
这些解释都不错。
但，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的结果吗？是美国的“阴谋”吗？其实，“文化帝国主义”仅仅是支持帝国统治秩序的一种意识形态，而非帝国本身。
潜在于这种意识形态中的具有人类普遍性的机制，并不能因其意识形态自身的拙劣而遭到无视乃至抛弃。
战后日本最终形成了依存于美国的结构。
这种依存对美国与日本而言，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种美国实施的课业，可以说成功地规训了日本。
民主主义、经济的繁荣、军事力量的抑制，这些成为美日两国异口同声赞叹的成就。
然而，美国在其中获得的经验，反过来已然影响了美国自身，尤其是影响了美国的世界认识与对外政策。
战后美国课业的全球意义开始显现出来。
稍微拉长我们的历史视野，可以说，战后美日关系正是帝国课业的一次实践。
